四、社会心理因素

虽然许多研究者坚持认为精神分裂症是一种内源性的疾病，它的发生是由于目前尚属未知的器质性病变，但流行病学、个人史、心理动力学以及对精神分裂症病程的研究仍表明，精神分裂症的发病、病程和预后是受社会心理因素影响的。

（一）早期的心理创伤、心理诱因和生活事件

各种形式的儿童期虐待引起的儿童的退缩性行为被认为与精神分裂症的发生有关。同正常人相比，精神分裂症病人患病前负担过重的生活境遇更为常见。有研究表明，精神分裂症病人在发病前的3周内，各种严重程度的应激事件发生率显著高于一般人群。有60%～65%的急性发作病人报告发病前的2～3周内有应激生活事件。由于精神分裂症病人往往存在有人际关系方面的问题，在他们遇到严重的生活事件时，所受到的压力更大。他们既害怕与人过于接近，同时又很需要他人的关心与爱，这是具有特征性的精神分裂症病人的矛盾冲突。如与病患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表达了更多的负性态度或情感，则病患的复发率更高（Butzlaff & Hooley,1998）。因此，针对减少应激的治疗（Norman, et al,2002），会有益于病人的康复和病情的稳定。目前认为，应激性生活事件是精神分裂症发病的一个因素，但它既非必要条件，也非充分条件（Girolawo, 1997）。

（二）心理学对精神分裂症病因的研究

1．心理动力学的观点

对于精神分裂症的病因，心理动力学早已有自己的解释和治疗方法。在氯丙嗪发明之前，这一治疗方法曾是精神分裂症主要治疗方法，直到现在仍不失为一种有益的思想。心理动力学认为，在神经症病人中，自我受到防御机制的保护，而在精神分裂症病人中自我则被挫败。弗洛伊德认为，在对自我的把握不足时，高度发展的自我就无法守住他的全部界线，潜意识就会在自我失控之处入侵。倒退至早期的（幼年的）自我状态之后，他的进一步变化如受到限制，这种状态则保持下去，并由此引出了精神分裂症的三个最重要特征：

（1）非现实性侵袭，即表现出受压抑的潜意识内容的泛滥，或表现为与潜意识相关的妄想体验。

（2）这种侵袭可使自我逃脱，退行至早期（幼年）发育阶段。表现为说话口齿不清，不讲卫生等。

（3）对自我界线的把握不足可进一步导致现实性与非现实性的混淆，由此引起概念、抽象及整合性思维障碍（Tŏlle,1997）。

新心理分析学派不完全同意Frued的关于精神分裂症退化的观点，而强调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及焦虑的作用。他们认为精神分裂症是起源于人的焦虑并以混乱的方式对待他人的一种病态的状态。所谓的精神分裂症，似乎是为了逃避正常的生活，逃避焦虑，对付恐惧而发展起来的一种行为方式（Tŏlle,1997）。对精神分裂症病人的防御机制的研究表明，精神分裂症病人较正常人更多的应用不成熟的防御机制（路敦跃、张丽杰，1992）。

2．家庭研究的观点

家庭治疗可以说就是起源于对精神分裂症病人家庭的研究和治疗。对精神分裂症病人的生活史和家庭史的研究，发现许多病人在童年时期起就有不良遭遇，如缺少家庭照料、父母亲患有精神或神经机能方面的疾病、父母酗酒、父母离婚、家庭关系破裂等，更为重要的因素是父母关系异常、孩子得不到爱、父母教育上的不一致、兄弟姐妹之间的较强的竞争对抗。

1956年Bateson和他的同事发表了著名的“指向精神分裂症理论”，提出了双重束缚的概念，认为病人是疯狂家庭环境的延伸。想象一下，一个人处于如此的人际关系中，他无法逃离这一环境，不得不做出必要的反应。当他们获得两个不同水平上自相矛盾的信息，而他们又很难发现并评价矛盾时，这个人就处于双重束缚状态（Nichols, 2005）。Lidz, Fleck和Cornelison（见Davison & Neale,1998）的研究认为病人幼年期与母亲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可通过母亲缺乏理解同时又过分溺爱、约束而产生障碍，母亲的担忧或焦虑导致了对孩子既严厉又迁就的前后矛盾性态度，并可使家庭的整体性行为态度受到干扰。而Wynne与Singer（见Nichols,2005）的研究则发现，病人家庭中存在着交谈与思维方式混乱的情况。病人幼年在这种不确定、不协调的环境中成长，促使了以后的精神分裂性的交往障碍的形成。

精神分裂症患者家属的情感表达（expressed emotion, EE）也被认为对疾病的复发和预后有重要的作用。当精神分裂症病人的家属属于高情感表达者时，精神分裂症病人的疾病复发率也较高。这类研究在英语国家进行得较多。我国也曾在1998年做过这方面的研究，结果表明精神分裂症患者家属的高情感表达者占28.2%，类似于同一次研究中印度的比例（23%），显著低于英国的比例（54%）；敌视的比例为15.5%，也较低（冉茂盛等，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