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家庭养老与社会联盟

如果我们可以把“家庭”找回来，就可以重新来思考阶级分化与代际分裂的理论之争。具体来说，在收入再分配方面，现收现付制的公共养老金主要有两个作用机制：一是代际转移，二是代内转移。代际转移指将正在工作的人的部分工资转移为退休老人的养老金，体现为贡献率与替代率的关系；代内转移是指将高收入个体的收入转移为低收入个体的福利（累进税的存在）。由于有以上两个再分配机制，养老金的缩减一方面对不同代际的人影响不一样（老人受损失，年轻人受益）；另一方面，对不同收入阶层的人影响也不一样（收入高的人受益，收入低的人受损失）。

第一个方面正是“以阶级为基础的权利资源理论”强调的内容。公共养老金是政府强制实行的转移再分配，主要是挪用高收入者的钱来补贴低收入者养老来源的缺口。由于累进税率的存在以及公共养老金其他代内转移再分配的特点，养老金的缩减降低了高收入者的缴费，使得他们的实际福利提高；而同时降低了低收入者的养老保障，使得他们的实际福利降低。因此，收入的阶层直接决定了政治联盟，并预测养老金政治领域会出现不同收入阶层之间，甚至劳动力与资本所有者之间的阶级冲突。这一结论的潜在假设是，除了国家的福利转移以外，不同代际的人可以通过家庭发生福利联系，同样收入阶层的人不存在代际之间的矛盾，养老金改革只能激起不同收入阶层以及阶级的对立。

第二个方面正是“代际逻辑”，强调养老金改革对个体的影响与个体所处的代际紧密相关。现收现付制的养老金缩减，会使得改革无关年龄以上特定代际的福利下降，而使得该年龄以下的人福利上升，免去双重给付负担。在这种情况下，养老金缩减会对同样收入阶层在不同代际的个体产生迥然不同的影响，因此同样收入阶层的个体会根据其所处代际的不同来划分不同的政策偏好。这就意味着政治联盟是根据代际来划分阵营的。这种理论必然假定除了国家的公共福利转移以外，家庭关系下的代际转移是不存在的，因此养老金改革的影响就只能体现为不同代际之间的分裂。

在本文看来，不论是阶级理论还是代际逻辑，讨论的都是极端情形：不同代际通过家庭的福利转移要么是完全的，要么是不存在的，从而推导出养老金缩减的反对者要么是“穷人”要么是“老人”。其实更合理的假设是把家庭内部的福利分配作为一个连续变量——家庭养老强度，而这个变量是由更广阔的社会经济背景所决定。一般来讲，本文提及的“家庭养老”主要讨论与代际关系相关的家庭内部福利转移，如无特殊说明，“家庭养老”都狭义地限定为“家庭关系内子代对父代提供的福利支持”。家庭养老强度高的情况下，就容易出现阶级理论预测的政治联盟；家庭养老强度低的情况下，就更容易出现代际逻辑预测的联盟。换句话说，来自家庭内部的福利转移影响了个体在代际与阶级上的利益判断，不同的家庭养老状况决定了社会在养老金改革问题上的不同分化情况。

下面用一个简单的模型来总结上面的分析结果。这个模式是一个演绎的静态模型，需要设立如下几个假定：

第一，为了理论讨论的方便，需要假设社会的代际纵向流动性相对较小，代际间的社会封闭程度较高，也就是，假设收入具有较高的代际相关性，这样才能把家庭内的代际关系相对限定在稳定的阶层之内。

第二，将雇主的角色作为一个常量。因为构成养老金的工资税大多是由雇主直接缴纳的，即使是由雇员自己缴纳其实也是间接来自雇主的劳动力成本，所以以往的分析大都假定作为资本代表的雇主支持养老金缩减，但近年来也有研究推翻了这种假定，而认为维持一定规模的公共养老金可能是雇主的次优选择。虽然养老金缩减中雇主的反应尚未确定，但该模型的分析对象仅仅是受养老金项目直接影响的群体，这些群体是养老金项目直接管理的对象，而雇主的反应并不影响本模型要分析的内容，所以可以把雇主的角色作为一个常量。

在理论上，一个养老金项目的具体参数与该项目管理下的人口结构可以共同决定两个关键参数：改革无关年龄（Indifference age）与改革无关收入（Indifference income）。前者表示该年龄之上的个体不受养老金缩减造成的代际转移变化的影响；后者表示该收入水平之上的个体不受养老金缩减造成的代内转移变化的影响。通过这两个参数把相关的社会人口划分为潜在的四个群体：低收入老年人、低收入年轻人、高收入老年人、高收入年轻人（参见图1-4）。现收现付制的公共养老金缩减对他们的福利影响是不相同的：减少代际转移对低收入及高收入的年轻人有利（+），对低收入及高收入的老年人不利（-）。减少代内转移对高收入的年轻人与老年人有利（+），对低收入的年轻人与老年人不利（-）。因此，阶级与年龄两种对立造成的交叉压力（cross pressure），对不同特征人口的影响是不同的：综合两种福利影响，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养老金缩减对低收入老人完全不利（-, -），对高收入年轻人完全有利（+, +）；而对低收入年轻人与高收入老年人的影响是不确定的（-, +）。相应的，不管是以阶级为基础，还是以代际为基础，在这种情况下的社会联盟都是不稳定的。

图1-4 潜在的利益群体

以上分析排除了来自家庭的重要影响，仅仅分析了国家正式的公共福利制度对不同人口的影响，所以难以解释现实中何以会出现不同的社会联盟。然而，如果我们把家庭内福利转移的影响加到这个模型里，就可以更好地预测社会联盟的具体分裂线。图1-5表示了代际逻辑与阶级理论所预测的两种极端情形。图1-5上部是代际分裂的极端情况，家庭内部不存在福利转移，低收入年轻人与低收入老年人在改革问题上的代际分歧是明确存在的，所以低收入老年人更容易与高收入老年人形成潜在的集团，反对改革，养老金改革造成了代际之间的完全分裂；图1-5下部是阶级分化的极端情况，家庭养老强度较高，低收入老年人与低收入年轻人可以通过家庭分享福利，所以他们之间更容易形成统一行动的集团，反对改革，养老金改革造成了阶级之间的分化与对立。总之，家庭内的福利转移改变了处于公共养老金改革交叉压力下的个体的利益平衡。随着家庭养老强度的变化，不同特征群体的利益关系也随之发生变化。“利益相似，联盟形成；利益变化，联盟瓦解，新的联盟形成”。这样，家庭养老强度的变化影响了养老金政治中推动或反对改革政策的社会联盟。

图1-5 两种形式的社会联盟

关于理论模型还有如下几点讨论和补充。

第一是关于改革无关年龄与改革无关收入。在这里提出中心假设的过程中，为了方便推导，本书先假定一个养老金体系中改革无关年龄与改革无关收入都是唯一的。在以后的案例分析中，我们还可以逐步放宽这个假定，这增加了理论的复杂程度，但不仅没有改变理论的基本逻辑，而且有时还可以借此增进理论对经验的解释能力。例如，在一个统一的养老金体系中，尽管受益计算公式完全相同，但白领工人与蓝领工人具有不同的就业生命周期、工资水平、工资上升速度，二者仍然会具有不同的改革无关年龄、改革无关收入。具体而言，在瑞典20世纪90年代的改革方案中，根据具体方案的参数，白领工人的改革无关收入大致与蓝领工人相同，但其改革无关年龄就显著低于蓝领工人的改革无关年龄，这造成白领工人群体中反对改革的“老年人”显著多于蓝领工人群体的“老年人”。因此，在最后瑞典社会民主党（SAP）推行改革的过程中，“老年人”居多的白领工人的代表工会瑞典雇员中央组织（TCO）倾向于反对改革，而“年轻人”居多的蓝领工人的代表工会瑞典工会联合会（LO）则倾向于支持改革。换句话说，两个工会微妙的态度差异，表面上看似是收入的差异，其实是收入模式复合决定的“年龄”差异。

第二，关于其他政治变量对主逻辑的干扰，有两个可能的机会缝隙（参见图1-3）。一是从家庭养老强度决定的利益结构到社会联盟的形成过程中，政治制度一定会打上自己的烙印；二是从社会联盟到改革结果，政府的政治运作一定会产生极大的影响。要确保本书理论核心逻辑的因果机制得以成立，必须有效地隔离与控制这两个干扰变量，下一章将对这两个干扰变量分别予以专门讨论。

图1-3 从“家庭—国家”出发的理论综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