哦，浮士德之叶

在万里之外

我早已

仰慕你的名字

却不曾来朝拜

不是不想

全怪中国的国门

久久紧闭不开放

——在从埃尔福特到魏玛的公路上

魏玛地处埃尔福特和莱比锡之间，德国主人最后决定我们在魏玛作短暂的逗留对于我实在是一个意外的收获，令我兴奋。因为从大学一年级下学期我就从德语课本上知道了魏玛，对那里迸发出来的德意志精神我一直是心向往之的。魏玛对我的精神世界的魅力，就好比清泉白石、皓月疏风的幽静对想屏绝一切尘俗杂虑的出世者具有特殊的诱惑力。

从某个侧面、某种程度上来说，魏玛这座小城的历史也是德国历史的一个缩影。它的命运，仿佛是一个象征，象征德意志民族的命运。它的起落兴衰或善良邪恶，也是德意志的善与恶。

纳粹德国著名的集中营布痕瓦尔德就在公路的另一侧，同魏玛相对，相隔仅十几公里，我好像一下子看到了一个人的两副面孔：善的德国，恶的德国。坐在面包车上，我就有了探讨德意志民族性格的冲动。

快到魏玛的时候，正逢壮丽的落日；天边有一颗很大很亮的星星蓦然出现。一切的一切，都是那么安宁、太和、平静。这安宁、太和、平静，正是一百多年前歌德在魏玛发出的一声呐喊：

甘美的宁静，

来吧，

哦来到我的心怀！

透过正在行驶中的面包车的玻璃窗子，久久望着这人才荟萃之地的郊外落日，这魏玛的寒日无言西下，我好像真正懂得了歌德的内心世界。也许，这里的暮色苍茫和这里的郁郁淡看风月的高大树木，同德国的浪漫气质和禀赋都有一层神秘的内在关系。

1824年5月的一天，歌德就在魏玛郊外的黄昏落日沉思、感叹过。那天傍晚，歌德邀请爱克曼乘马车去溜达。车子穿过魏玛的山冈，夕阳的光辉照着白桦树林。看到落日，歌德沉思了一阵子，然后向爱克曼朗诵了公元五世纪古希腊诗人侬努斯的一句诗：

西沉的永远是同一个太阳。

接着就很高兴地说：“到了75岁，人总不免偶尔想到死，不过我对此处之泰然，因为我深信人类精神是不朽的，它就像太阳，用肉眼看，它像是落下去了，而实际上它永远不落，永远不停地在照耀着。”

当我望着魏玛郊外绿色的丘陵景色、田野和白桦林上空那最后几束玫瑰色的晚霞，企图捕捉几处冷落、凄凉的秋景来充实我的遐想的时候，我失败了。因为歌德的思想和行动充满了生机，好像歌德和席勒曾经住过、创作过的魏玛并不懂得登孤垒荒凉，也不懂得愁肠已断不必醉，酒未到，先成泪。

歌德的精神，即他笔下浮士德的精神。在浮士德身上有一种永久不灭的活力在那里激溢、冲动：

他在不倦地奋斗，

于是他才能得救。

4点半钟，当我们站在歌德故居门前摄影留念的时候，我满脑子就是想着浮士德的精神。我想，只有把浮士德的精神深深印在脑海里（摄影留念仅仅是外表的东西），把它带回到上海，才算没有白来魏玛一趟。因时间关系，我们不能去里面看看歌德的卧室、书房和图书馆。席勒的故居也无法进去。

在歌德故居门前的路旁有几株高大、挺拔的杨树，秋风吹来，叶子沙沙作响，我突然感觉到有一种天地之气，蓬蓬然起于暮色之中。我知道，那是一种不可磨灭的天地、浩然之气。

正是这浩然之气，造就了普遍的世界感触、思维和觉悟，它同言不出惟薄，事不离井巷的地域狭小性是格格不入的。——想到此处，我连忙弯下腰，拾起了一片落叶，将它夹在日记本里。如今，这片“浮士德之叶”也钉在我的书房墙壁上，作为一种晨钟暮鼓，教我竭尽终生之力，将志高、志大、志远溢于笔墨之外。

魏玛的街灯亮了，但没有一丝灯红酒绿的市侩气。商店的典雅、高洁格调，真是令我陶醉。一个现代人一旦走到这种环境，原先在物欲横流的社会里精神感到无限的空虚，好像终日被一种漠漫的寂寥感所包围，不知何处是边际，何处是归程，看不透，冲不破，也走不出去的困惑和迷惘，顿时便会烟消云散。至少，我是这样。

我们去一家地下咖啡馆参观，据说当年歌德和席勒也常来这里坐坐，或谈论诗，或讨论戏剧。记得晚年的歌德曾对爱克曼说过这样一段话：“像度勒和我这样两个朋友，多年结合在一起，兴趣相同，朝夕晤谈，互相切磋，互相影响，两人如同一人，所以关于某些个别思想，很难说其中哪些是他的，哪些是我的。”这是一段很著名的自白，当我站在魏玛歌剧院的大门前，徘徊在歌德同席勒并肩站在一起、手执一卷诗稿的雕像下面的时候，在我的耳边就回响着歌德这段出自肺腑的自白。

紧靠歌剧院的旁边有一座很精致的大厅，里面摆着鲜花，好像要开什么庆祝大会。经打听，才知道“席勒国家博物馆”今晚在这里开幕，西德有好些文化界的名人也来参加。这件事使我意识到歌德、席勒原是属于两个德国的。但是我为分袭的歌德感深遗憾：他的诞生地法兰克福在西德，而魏玛却在东德。两个德国何时能统一呢？21世纪可以吗？——国际政治事务的格局变化并不是气象，预言它是种妄想，因为变数、参数太多，太复杂，列出它的函数方程几乎是不可能的。

在往回走的路上，经过一幢高雅的19世纪风格的建筑，墙上钉有一块铜牌，上面刻有“魏玛 F·李斯特音乐学院”的字样，我又情不自禁地“哦”了一声。因为我喜欢这位19世纪匈牙利作曲家、钢琴家的作品。1848—1861年，李斯特迁居魏玛，担任魏玛歌剧院指挥，上演格鲁克、莫扎特和贝多芬的歌剧，以及他的同时代人瓦格纳的作品，从而使小小的魏玛成了当时德国的音乐中心之一。

说实话，我喜欢李斯特的诗人哲学家气质。当我站立在那块铜牌的下面，仿佛听到了他的《第一钢琴协奏曲》从远处飘到我的心耳里来，萦绕在我的灵魂深处。我以为他的最高艺术成就在于他将管弦乐翻译成了钢琴的语言。用一架钢琴述说整整一个管弦乐队才能述说的时代渴望、矛盾和病态，陈述普遍的世界苦闷和追求，的确是他的功绩。

最后一个项目是仅从外表看一座宾馆，那样子很像上海外滩附近友谊商店对面的圆明园饭店。据说，30年代希特勒曾在这里住过，并且站在阳台上声嘶力竭地发表演说。

但这毕竟是历史的一页，上面落满了尘土，就像歌德故居的隔壁白天鹅旅馆落满了历史的厚厚尘埃，因为19世纪初拿破仑曾在那里用过饭，如今成了联合国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上车前的一分钟，我还在四处张望，我知道，我是在寻找巴赫的足迹，因为1703年他在魏玛宫廷乐队担任过小提琴手，他的大量管风琴乐曲便是在魏玛期间写成的。许多年，我从他的管风琴曲子中得到过多少“灵魂的平静”啊！我也知道，我四处张望，是在寻找尼采的审美人生，那原是生命热情奔放的状态。（一个是灵的平静，一个是魂的奔放，合在一起才叫完美，才叫人的自我最高实现。）在尼采生命的最后三年，他来到了魏玛，1900年就死在这里。

我不知道他的坟墓是否在魏玛，但不管怎样，在我的意识流中，却蓦然冒出了对他的一种深深的敬意。当面包车启动的时候，我想起了陶渊明歌颂荆轲侠义的诗句：

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

让尼采的审美陶醉来拯救无意义的我个人的世界和广大普遍的世界吧！

再见，永恒的魏玛，善良德国的魏玛，德国理想性的魏玛；两个德国，只有一个魏玛，只有一个浮士德啊！

人怎能没有理想性呢？有了物质，那只是生存；有了理想性，才是生活。猪圈里的猪是生存，而人则渴望生活，渴望当代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所说的高级需要；被别人尊重的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

寻找生理需要的人，请不要去魏玛，而去香港；

懂得寻找尊重需要和自我实现需要的人，魏玛则能教给你做人的价值。

选择吧——在魏玛的文化和香港的夜总会之间。

至于我，当然选择歌德和席勒，选择浮士德，选择意志的沉醉，选择尼采所说的“只有在创造中才有自由”，选择歌德一生的追求：

多少个岁月，都是这么快乐，

精神热切追求，

去体验，去探索

创造中的自然如何生活。

世界是永恒的一个，

却又显示为许多：

小变大，大变小，

万物各按其本性。

近移远，远移近，

坚持不渝，变动不停，

这样在创造，这样在革新——

我对此惊异莫名。

正是魏玛鼓励我做出这种选择，抗击“香港式”的诱惑。我想，这正是我路经魏玛，逗留一个小时的最大收获。我年五十，难道还要在这个时候背叛我自己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