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分析哲学与心灵哲学

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语言哲学逐渐失去了在分析哲学中的“决定性起点的地位”, “人们的兴趣开始转向了心灵哲学的问题”。导致这种转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包括了在意义理论中重新引入意向性问题，以及语言哲学讨论中面临许多自身无法解决的困难。例如，克里普克和普特南等人提出的历史因果的指称理论无法说明弗雷格提出的“晨星”和“暮星”的区别问题；指示词的认识价值问题；有关命题态度句子的真值条件和逻辑形式问题；以及关于对象的信念（de re belief）的地位问题等。当然，更为重要的原因在于，语言哲学被看做是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虽然语言哲学的最初愿望，即通过澄清语言问题确立哲学的坚实基础，事实上并没有真正实现，但西方哲学在“语言的转向”之后的根本性变化，的确为分析哲学家们深入研究人类心灵问题打开了新的进路，开启了非常有价值的角度。正如在20世纪60年代语言哲学被称作“第一哲学”一样，到了90年代，心灵哲学同样被看做是“第一哲学”，在分析哲学中占据着核心地位。这是因为，在分析哲学家看来，处理语言、知识、伦理学、社会、自由意志、合理性等问题以及许多其他问题，都要通过对心灵现象的理解，通过对心灵的分析方法进行。

当然，分析哲学家对心灵哲学的关注并不是从20世纪70年代之后才开始，事实上，早在20世纪初，逻辑实证主义在讨论关于心灵的概念时就提出了一种被称做“逻辑行为主义”的观点；而且随着对语言表达中的命题态度、心灵与大脑的关系以及心灵与意识活动的关系等问题的逐渐关注，分析哲学家们先后提出了各种不同的心灵哲学理论。但在70年代之前，这些理论主要是围绕语言的意义和用法展开的，没有涉及或有意回避了语言表达中的意向问题，特别是对心灵与身体的关系问题没有从认知的角度进行深入研究。另外，分析哲学家对心灵哲学兴趣的逐渐升温，也受到了实验心理学、语言学和计算机科学等具体科学领域中取得的最新成果的启发。特别是在20世纪50—60年代，科学家们在大脑信息处理过程、行为与思维结构的关系、对人类记忆的深入研究等方面取得了比较显著的成就，这些都促使哲学家们重新考虑大脑活动过程与人类行为之间的密切关系，试图从意向性入手解决传统的身心问题。

在当代西方心灵哲学中，先后出现的最有影响力的理论主要是行为主义、物理主义、功能主义、唯物主义和反个体主义等。行为主义最早产生于20世纪初，是一种关于心理学的本质和方法的理论，主要以华生（J.B.Watson）的激进行为主义和斯金纳（B.F.Skinner）的典型行为主义为代表，由于其主要以方法论见长，因而又被称作“方法论的行为主义”。它强调心理学中的一种研究策略，反对冯特（W.M.Wundt）、詹姆斯和蒂奇纳（E.B.Titchener）的内省心理学的“主观性和非科学性”观点。但这种行为主义只关心心理学，而不关心心灵的状态。这就导致了哲学的行为主义的出现，其中的主要代表是逻辑行为主义或分析的行为主义，以石里克、卡尔纳普、费格尔以及亨普尔等人的思想为代表。但逻辑行为主义也并不关心心灵的本质问题，而是讨论如何分析和理解用来表达心灵状态的语词。根据维也纳学派的观点，当我们谈论情绪、感觉、信念或欲望的时候，我们不是在谈论某种内部的心灵状态，而是在谈论实际的或潜在的行为模式。哲学家们对这些心灵语词的分析表明，逻辑行为主义是把心灵的本质理解为某种特定的物理行为。这就是逻辑实证主义处理心灵语词的方式。

然而，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这种行为主义就遭到了不少哲学家的批评，主要来自英国的盖奇（P.Geach）、美国的马尔康姆（N.Malcolm）和普特南等人。他们的主要反对意见是认为，行为主义者无法明确定义行为的倾向性，忽略了心灵状态与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心灵语词并不是与之对应的物理行为语词的总和，对心灵活动的描述应当具有超出行为描述的内容；否认行为之外的任何内部的心灵状态，是与我们的日常经验完全不相容的。为了回应这些批评，一些哲学家又提出了一种“新行为主义”，试图用更多的方法弥补逻辑行为主义的缺陷，虽然逻辑行为主义很快就不再有真正的追随者了。这种“新行为主义”的主要代表是蒯因、戴维森、丹奈特（D.Dennett）和达米特等人，另外也出现了一些坚决的反行为主义者，如塞尔、福德尔（J.Fodor）和德莱斯基（F.Dretske）等人。还有一些哲学家则是以功能主义来重新解释行为与心灵的关系，如阿姆斯特朗（D.M.Armstrong）和刘易斯（D.Lewis）等人。

物理主义和功能主义是继行为主义之后出现的重要的理论，在20世纪60—70年代的心灵哲学中占据主要地位。物理主义也被称作“自然主义”，其主要观点是认为，不存在位于普通的物理实在之上的心灵状态、特性、事件或对象和感觉，一切关于心灵的对话都要还原为或解释为关于物理实在的对话。这种理论的主要表现形式有“类型—类型同一论”（type-type identity theory）、“殊型同一论”（token identity theory）、“因果作用同一论”（causal-role identity theory）、“伴随理论”（supervenience thesis）和“构成理论”（constitution theory）等。

功能主义是当代西方心灵哲学中影响最大的理论，被看做是对心灵本质的最具权威的说明。顾名思义，“功能主义”就是用心灵的功能来定义心灵的状态，这种功能就表现为外在的因果作用。这种作用由三个部分构成，即心灵状态和环境输入之间的因果作用、心灵状态与行为输出之间的因果作用、某一个心灵状态与其他的心灵状态之间的因果作用。功能主义具有两个极为不同的理论形式，一个是阿姆斯特朗的“分析的功能主义”（analytical functionalism），另一个是福德尔和普特南的“机器的功能主义”（machine functionalism）。两者的不同主要表现在对待物理主义的态度上：前者认为功能主义可以证明物理主义为真，而后者则认为未必只有物理的东西才具有心的特征或功能。

无论是物理主义还是功能主义，都被西方哲学家看做是属于“唯物主义”，因为它们都承认心灵状态不能脱离物理实在而存在，一切心理状态和事件最终都可以被翻译或还原为物理状态和事件。伯奇甚至把这种唯物主义看做是20世纪60年代“美国哲学中少有的几个正统观点之一”。出现这种情况的关键，还在于自然科学研究的成就为唯物主义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如生物化学、动物神经生理学等领域的工作极大地鼓舞了分析哲学家们根据自然科学的进步来解决传统的身心问题，由此认为可以用物理谓词表达心理事件，或者说，心理事件本身就是物理的。同时，这种对心理事件的唯物主义说明，与我们的经验常识在直觉上也是一致的。

在以上各种唯物主义的说明中，最为极端的一种是所谓“取消论的唯物主义”。这种理论认为，我们关于心灵的常识信念是由一种低级的“常识心理学”（folk psychology）构成的，但成熟的认知科学或大脑神经科学很可能表明，常识心理学中的大部分内容是错误的，这样，我们就不再有理由相信，我们在常识心理学中所假定的信念、欲望等心灵状态是存在的。所以，应当取消我们曾经信以为真的那些信念、欲望等心灵状态。这种理论的主要代表是丘奇兰德（P.M.Churchland）和斯蒂奇（S.Stich），前者认为可以用神经科学取而代之，后者倾向的替代物则是认知心理学。但是这种理论很快也遭到哲学家们的怀疑和批评，因为它明显地违反了我们关于常识心理学的通常理解。对此，塞尔指出，“常识理论在整体上一定是真的，否则我们就不可能存活下来了”。还有哲学家认为，放弃我们关于信念和欲望的常识理论，并不是说我们由此就不能谈论信念和欲望了，因为我们的信念和欲望是每个人自身体验到的东西，而不是某个理论假设的产物，所以，我们不但不应当而且无法取消这些信念和欲望。

在传统哲学家看来，相信我们的信念和欲望等心灵状态的存在，是因为这些状态都属于个体，无论是表现为个体的思维活动和心灵特征还是个体的物理状态和外部行为。但在当代心灵哲学家看来，并不是所有属于个体的心灵状态和事件都能够独立于环境中的实体本质而存在，而且，个体的心灵状态与该个体的物理环境或社会环境之间存在着深刻的联系。这就是出现在心灵哲学中的“反个体主义”观点。这个观点被看做是受到普特南意义理论的启发，因为他曾提出这样一个著名的论点：自然语词的意义取决于在科学上可确定的外在事实，这就是关于自然语词意义的外在论观点。根据这种观点，心灵的状态不可能是内在于个体的，或者说是“在头脑中的”，而应当是由个体与外在环境或历史因果链条之间的关系确定的。反个体主义的主要代表是伯奇。他从20世纪70年代末就开始发表文章，论证心灵的状态是非个体的，强调社会环境对正确理解个体的心灵状态的重要作用。他认为，一个人的思想不仅依赖于他与物理环境的关系，而且依赖于他与社会环境的关系。他说：“对于几乎所有的经验语词或概念来说，我们都可以证明这种环境依赖性。”反个体主义的独到之处是把心灵状态与社会环境联系起来，这样就可以说明意向活动的实在性问题，即心灵与世界的关联就成为自然的结果。由于这种理论的核心在于认为心灵状态不是个体的内在特性，而是以外部环境作为它的逻辑要素，这样，它就彻底摆脱了自笛卡儿以来的身心二元论，把心灵看做是外部环境的组成部分。但它所面临的最大困难就是，它并没有真正说明我们在实际生活中是如何推知他人的心灵状态的。这就引发了当代心灵哲学和认知科学对所谓的“意会的”（tacit，或译“缄（静）默的”或“不可言说的”）知识的极大关注。

当然，在目前的心灵哲学中，仍然存在着各种形式的功能主义、同一论，甚至还有各种形式的唯物主义主张，但没有一种理论观点可以说服其他观点，更不用说占据主导地位了。这样，在当前的心灵哲学中，出现了各种理论主张并存且相互批评的局面。从长远的发展角度看，这种情况恰好说明了分析哲学和心灵哲学正处于一个剧烈转变时期，不同的理论观点通过相互批评和对话，将会逐渐形成一个或几个相对成型的理论观点，或不同理论之间会在某些问题上达成某些共识性意见。

进一步阅读书目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哲学家们对分析哲学本身的历史研究产生了浓厚兴趣。这主要是由于分析哲学强调的革命性变革如今已经成为一种哲学传统而被看做进入了历史的进程。这方面的代表作有达米特于1993年出版的《分析哲学的起源》（王路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 A.Biletzki和A.Matar编辑的The Story of Analytic Philosophy, Plot and Heroes（Routledge,1998）, H-J.Glock编辑的The Rise of Analytic Philosophy（Blackwell,1997）等。

国内学者出版的主要代表作有陈波主编的《分析哲学：回顾与反省》（四川教育出版社，2001），收入了西方哲学家和中国哲学家论述分析哲学的重要论文，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另外，王路的《走进分析哲学》（三联书店，1999）和《逻辑的观念》（商务印书馆，2000）也从逻辑重要性的视角介绍阐述了分析哲学的价值。

思考题

1．现代逻辑在分析哲学中究竟有什么作用？

2．分析哲学家为什么强调对语言的分析？

3．语言与心灵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

4.“语言的转向”与分析哲学的产生究竟是什么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