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再回北京
大约在1929年5月下旬，已被正式聘任为哈佛大学中亚语文学教授的钢和泰男爵又回到了他魂牵梦萦的东方古都北京。在这里，他能找到他研究所需的文献史料，离开北京，他觉得无法进行自己的研究。此外，钢和泰热爱老北京城，还因为他热爱她的古老与纯朴、静谧与安详，厌恶现代城市的热闹与喧嚣。自从他来到北京之后，除了1928—1929学年度短暂的离开赴哈佛大学访问一年之外，他很少离开北京，哪怕是在城外度假也极少见。对此有文章这样描述他的老北京情结：
他在北平的新家一住就是二十多年，因为在此他能密切接触到与其专门的研究领域所需的史料和材料。不过，除了工作的缘故之外，还有其他许多因素使钢和泰深深地喜爱上了这个古老的城市，我应该确切地说，喜爱上了他所居住的前奥地利公使馆（the former Austrian Legation）所在的使馆区（Legation Quarter）。他认为，这个“外交区域”（Quarter Diplomatique）——他习惯于这么称呼这里，是全世界最后的堡垒，在这里人们依然能够找到藉以区分文明与蒙昧的那些礼仪规矩和相互礼遇之痕迹的地方。他很少离开这里，即便是不得已而为之的短暂旅行，也不是心甘情愿之举，回来时总是如释重负地长叹一声。当谈到暑假的问题时，他总是哀伤地说：“如今这个世界上还能去哪儿呢？去任何地方都是生活水准的堕落。”
这次回京后，他再也没有离开过北京，他在这里结婚成家，享受天伦之乐；在这里从事自己喜欢的中印研究，在这里培养大量的中外青年学者，这些学者后来大多成名成家；在这里为哈佛燕京学社工作，兢兢业业、任劳任怨、一丝不苟！
总而言之，哈佛一年，是他人生旅途重要的一站。这一站把他送到了更加辉煌的旅程，从此他将不再为铜版发愁，从此他将更加自由地从事自己喜欢的研究，从此他将获得更多的荣誉和头衔，从此他将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回京后直至他1937年不幸去世之前，他只在1933年9月2日至26日在北戴河度过一次假，其他时间都是在他情有独钟、恋恋不舍的北京城度过的，其正式职务为哈佛燕京学社所属中印研究所（北京）所长，哈佛大学中亚语文学教授。此后他人生中的几件大事可以简述如下。
1929年9月，对于刚回到北京的钢和泰来说是人生中最重要的、最难忘的、不同寻常的日子。他与已故格雷夫（W.W.Grave）先生的妹妹沃尔珈·冯·格雷夫（Olga von Grave）小姐结婚，格雷夫先生生前曾任帝俄驻北京公使馆库朋明齐（B.N.Kroupemsky）公使在任（1912—1916）和库达摄夫（Prince N.A.Koudacheff）公使在任（1916—1920）时的一等秘书。从此以后，作为哈佛大学的教授，钢和泰在北京不但衣食无忧，而且跟常人一样，开始了正常的家庭生活，享受着无比幸福的天伦之乐。
自从他正式受聘为哈佛大学教授以后，更是走红大洋两岸，更多的祝贺信、聘请函从四面八方雪片似的向他飞来：
5月30日，中国教育部编审处译名委员会聘请钢和泰主编哲学科古代印度哲学之译名。
6月4日，中国故宫博物院聘请钢和泰担任专门委员，时任院长易培基，聘书号码聘字第36号。
6月9日，美国著名数学家、哈佛大学乔治·大卫·伯克霍夫教授致函钢和泰（使用私人专用信签，2页），代表本人及夫人为他正式受聘为哈佛大学中亚语文学教授表示祝贺，称之所以向他表示祝贺，不但是因为他们之间的“私交”之情谊，而且是因为钢和泰教授的受聘“将给哈佛增光添彩”，由此足见钢和泰在哈佛学界享有的地位之高！
1932年，钢和泰教授被聘为《佛学学会杂志》（Society of Buddhist Lore [GESELLSCHAFT FUR BUDDHISMUS-KUNDE]）的编委。该刊系俄国著名梵文专家奥登堡（S.Oldenburg）教授主编，日本学者高楠顺次郎任副主编。与钢和泰教授一道受聘为编委的还有著名佛学与印藏学家巴塔查雅教授、彻尔巴斯基教授、雅各比（H.Ja-cobi）教授、图齐教授、戴维斯夫人、渡边海旭教授、拉德尔教授、温特尼兹（M.Winternitz）教授和荻原云来教授。
由于钢和泰教授已经正式受聘哈佛，他在北京就不能在高校正式任职了。不过北京的高等院校何科研院所一如既往地聘任他为讲师、导师、名誉教授等等：
1929年9月24日，国立北京大学聘请钢和泰教授为讲师，时任校长蔡元培、代理校长陈大齐。聘书号码第19号，除了蔡元培和陈大齐印章外，还加盖了国立北京大学文学院的长方形印章。
同年10月9日，国立北京大学聘请钢和泰教授为研究所国学门导师，时任校长蔡元培、代理校长陈大齐。除了蔡元培和陈大齐印章外，还加盖了国立北京大学文学院的长方形印章。
1930年，被聘为《燕京学报》（从第7期起）编委，直到去世为止。
1931年7月17日，国立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聘钢和泰为文学院名誉教授，聘书号第79号。
1932年1月13日，国立北平图书馆聘钢和泰男爵为顾问，聘书为英文。
同年1月28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年会，一致同意聘任钢和泰男爵为历史语言研究所特约研究员，同时荣膺此职的外国学者还有高本汉和伯希和。3月23日（星期三），中央研究院正式聘请钢和泰担任历史语言研究所特约研究员，聘书号第71号，盖有院长蔡元培印章，中央研究院方形印章，聘书校对李奇林、监印周文治。此事在当时的国内外学术界，自然引起了较大的反响，这并不让人觉得奇怪，能够与高本汉和伯希和比肩者当然不是等闲之辈！
对于钢和泰当选为特约研究员一事，当时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当时研究所位于北平北海公园）所长傅斯年还专门于3月31日（星期四）致函通报并表示祝贺，不过，信函中傅斯年依然把他称为“北京大学梵文教授钢和泰男爵”：
致国立北京大学梵文教授钢和泰男爵
亲爱的男爵：
我很愉快地通知阁下，在1932年1月28日历史语言研究所年会上，您被一致推选为——
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特约研究员
或（相当于英文）Honorary Fellow of the National Research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c Sinica。我谨此将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签署的聘任书给阁下寄去。
我斗胆向阁下表示我个人的祝贺，并代表我的同事们和我本人对阁下表示，这一聘任是我们最大的愿望。我们（坚信）阁下与（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合作将大大推进我们共同感兴趣的学术研究。
您最诚挚的朋友，
傅斯年
1933年6月23日，国立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聘请钢和泰教授为历史语言研究所通信研究员（即原来所聘“特约研究员”更名为“通信研究员”），聘书号第20号，聘书加盖国立中央研究院方形印章，聘书校对：陈秩为；监印：周文治。
大概是担心这位大学者对于更名之事不甚了解，同月28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还专门来函，就“特约研究员”一律更名为“通信研究员”一事作出说明，有“敬启者 二十二年三月五日本院务会议第七项 第二条 议决 凡本院特约研究员外国通信员 自二十二年度起一律改称通信研究员”云云。此外，这也说明，当时的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工作程序和作风之严谨。
1934年国立中央研究院续聘钢和泰教授为历史语言研究所通信研究员（一年一聘），聘书号：历字第二十五号。
1935年，北京辅仁大学东方学学报《华裔学志》创刊，钢和泰任副主编，直到去世为止。该刊主编是鲍润生。创刊时副主编共有8人，其中负责中国方面的副主编是以中国和西方文化交流史的开拓性著作著称于学术界的陈垣（1880—1971）、张星烺（1888—1951）、沈兼士（1887—1947），以及英千里（1901—1948）。负责欧洲方面的副主编除钢和泰外，还有比利时的蒙古学家田清波、古斯塔夫·埃克以及谢礼士。
同年5月29日，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继续聘请钢和泰为本校文学院名誉教授。除聘书外，另附信说明从1934年起，聘书改为一年一送云云。（敬启者：查本校教职员聘书，自上年度起概改为每年致送一次。兹送上聘请台端为名誉教授聘书一件，至希察收为荷……）
同年6月6日，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继续聘请钢和泰为历史语言研究所通信研究员。（聘书号：历字第廿八号。校对：章味三。监印：周文治。）
1936年，5月31日，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续聘钢和泰教授为本校文学院名誉教授。
由于钢和泰教授常年工作积劳成疾，健康状况欠佳，同年10月5日，钢和泰申请休假。哈佛大学职务聘任委员会开会投票决定，给予钢和泰教授一年时间的带薪学术休假（1936—1937学年）。正本由哈佛大学文理学院院长蔡斯教授签字生效。
此后钢和泰教授健康每况愈下，再未好转。1937年3月16日（星期二）于北京去世，享年60岁。身后留下妻子、7岁的儿子和5岁的女儿。一位成就卓著的世界级学者从此陨落，这不但是中国学术界的重大损失，而且是东方学领域国际学术界的重大损失！
关于钢和泰1929年从哈佛回京到1937年去世这段不平凡的人生经历，我们将在下文各章节中详述，这里不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