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篇 钢和泰与中国近现代学术

第六章 钢和泰之梦

一、东方寻梦

正如前文所述，钢和泰与叶理绥等人于1916年5月离开圣彼得堡，准备途径西伯利亚来到中国北京，开始了他的寻梦之旅。可是他们最先到的是日本东京。钢和泰来到中国的时间是1917年，当时叶理绥是否与之同行，也到了北京则尚未可知。这不是我们的讨论范围。然而，钢和泰为什么要来到北京这个问题，则有一段特殊的学术因缘。要知道，钢和泰是研究梵文佛教文献的。据说他在有关迦腻色迦的研究方面，有满腹的疑惑和问题，渴望来到中国查找有关资料，用他后来给梁启超（任公）先生说的话，则戏称是“专为捉拿迦腻色迦”而来到中国的，这在梁启超先生为钢和泰的《大宝积经迦叶品梵藏汉六种合刊》所作的序言中说得十分清楚：

钢先生是俄国一位大学者，专研究印度和亚细亚中部的语言和历史，两年前（1922），我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讲演历史，有涉及大月氏迦腻色迦王事。钢先生听见，便找我的朋友丁文江先生介绍见我，说他自己之到东方，专为“捉拿迦腻色迦”来的。——因为迦腻色迦历史聚讼纷纭，所以钢先生作此趣语。——后来我们还会面好几次。有一次，我在钢先生家里晚饭，他拿出一部北齐时期所译的经，用梵本对照，译得一塌糊涂，几乎令我们笑倒了。我因此感觉：专凭译本去研究学问，真是危险。我又觉得：钢先生这种研究精神真可佩服。我初见他时，他到中国不过两年，他对于全部藏经的研究，比我们深刻多了。我很盼望他的精神能间接从这部书影响到我们学界。

梁启超的序言作于1924年（民国十三年）3月9日，梁启超先生应邀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讲演，应该在1922年了。这是明确说明钢和泰为什么当初到中国的直接原因或者说主要原因之一较早的文献资料。他当初来中国的目的其实很简单，就是为了查找有关大月氏迦腻色迦王方面的文献资料。

这个时候，他已经受聘国立北京大学教授梵文和印度宗教史好几个年头了。他在中国学术界已经有了相当的影响和名气。他的研究对当时的中国学术界及其名流都无不产生积极的影响，这我们从任公先生对他的高度评价中可以看出。据任公先生所言，在他二人相识后的多次会面中，钢和泰用自己的研究向他展示，以说明中译佛经与梵本对照之区别，使梁启超感到专凭汉译本佛经研究学问之危险，并对钢的研究精神十分佩服，说“他到中国不过两年，他对于全部藏经的研究，比我们精深多了。”还表示，希望钢和泰的《大宝积经迦叶品梵藏汉六种合刊》出版，能够使“他的精神能间接从这部书影响到我们学界”。

当初来到中国的目的其实很简单，就是查找资料，以求证或者解释满腹的学术问题；说得远一点，也就是到古老的东方之都北京体验一下东方文化和生活。那个时候，可以说并没有我们这里所谓的“钢和泰之梦”存在。但是，由于始料未及的原因，即俄国的十月革命使他滞留北京，滞留中国。他要在那个时候回去显然不合时宜。这在叶理绥的文章中也有记载：

1917年，布尔什维克革命剥夺了他的个人收入和薪水。《凡尔赛公约》签订之后，1918年新成立的爱沙尼亚共和国新政府只给他留下来他本人及其家庭世世代代拥有的庞大家产的一小部分。于是，他接受了爱沙尼亚公民身份，但是继续留在北京，并试图找到一份教职。

滞留中国之后，在当时的香港大学校长查尔斯·艾略特爵士的推荐下，由胡适聘请他到了国立北京大学，教授梵文和印度宗教史等课程。他在中国的生活和研究工作使他产生了一个美妙的梦想，或者说使幻想。这大概是所谓的“每个男爵都有他的幻想”（Jeder Baron hat seine Phantasie）这句古老的日耳曼格言在钢和泰男爵身上的一次具体体现吧，他坚信中国的学术发展，尤其是佛教和梵文研究需要他培养后人：

北京大学聘他为教授，他开始给一小组认真的学生讲授梵文。但是薪水不能正常领取，时日艰难；以列维和伏舍为首的法国梵文学家们试图援之以手而未能成功。可是，在那些艰苦的岁月里，他始终过着平静而富有尊严的生活，因为他要[在此]继续自己的佛教和梵文研究。他坚信中国需要他，以便培养训练有素的梵文学者。

这是多么无私的想法，这是多么美妙的学术之梦！为了中国的学术发展，竟然放弃了欧洲朋友的援助和支持，把培养学术继承者视为自己一生的追求。然而，他并不是中国人，而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洋人，这一点难道不令我们汗颜吗？君不见当今某些学者为了某些蝇头小利就背离故土、远赴重洋？相比之下，两者的境界是何等的不同。

钢和泰刚到中国之初，经常慨叹，作为东方研究的故乡——中国在现代学术研究方面远远不如西方学术界，跟近邻日本也有相当的差距。为此他心里耿耿于怀、难以平静，他企图通过自己的努力在一定程度上改变这种现状。于是，他继续义无反顾地沿着自己的梦想追寻下去。

也就是秉承着帮助发展中国学术的崇高精神，他孜孜不倦地在中国经营自己的中印研究所，企图以研究所作为平台培养中国青年学子。在钢和泰男爵1929年正式受聘为哈佛大学中亚语文学教授之后，他创建于1927年的中印研究所从此隶属哈佛燕京学社，其活动和研究经费有了基本保障。钢和泰更是利用这里培养了大量的中外青年学者。用他自己的话说，他要培养一大批中印研究方面的人才，进而创立这一领域的“中国学派”：

整个学年我都在坚持举办我的中印研究家庭研读班（每星期3—4小时），只有去年夏天我中断了一个月。该研讨班的准备工作花去了我相当一部分时间，他们需要我提供对某些佛教文献梵本、汉藏译本的详细分析。梵文初学者那个班（每周2—3小时）不需要多少准备。我再也不在国立北京大学讲课了，但我要教中印研究所的学生。其中之一（Chu先生）是燕京大学博晨光教授推荐来的，另一位（Ku先生）是国立（北京）图书馆馆长袁（同礼）先生推荐来的。Chu先生和Ku先生两人都已经大学毕业，在中国佛教文献学方面具有良好的知识基础，今后一定能成为优秀的中印语文学家。对我在国立北京大学教的那些梵文初学者，我不能说很成熟。他们都是本科生，每周要上很多课（30多个小时），没有足够的时间准备在我家里上的梵文课。另一方面，我的一些“私授”学生却进步很快。其中有两人（于先生和林先生）目前正在巴黎跟伯希和、巴考、戴密微等人学习，田先生在（意大利）佛罗伦萨跟帕沃里尼（Pavolini）教授学习。多年来我一直有在中国创立中印研究学派的雄心壮志，感谢哈佛燕京学社的慷慨大度，我的希望正在实现。

这就是男爵的梦想：为中国培养梵语和佛教人才，建立中国的中印研究学派！

男爵的梦想是何等的纯粹而毫无私心杂念，他滞留中国，热爱北京，除了便于进行自己的研究之外，就是为了改变中国现代学术的落后面貌，就是为了培养大批的中国青年学子，以创立中国的中印研究学派！男爵的梦想是何等的天真而浪漫，同时有些迂腐和不切实际，我们知道，在旧中国兵荒马乱的年代，时局不稳，社会动荡，根本不可能有一个完全自由——精神自由和物质自由兼具的环境，让他实现这个美妙的梦想。不过，他努力了，他终生奉献给了中国学术的近现代化历史过程，他为我们树立了一个不朽的学者楷模形象。这个形象，在当今物质条件相对丰富而学术氛围相对缺乏的时代，一定会给予我们无限的追思和无限的启迪。我们今天，虽然大多数人不能像钢和泰男爵那样在一个特定时代在学术领域独领风骚，但是，我们可以以其为榜样，以其精神追求的历程为借鉴，对今天的人文学术、道德规范等的重建和繁荣就有一定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