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初进北京

一、任教北大

1916年5月，钢和泰与叶理绥等人离开圣彼得堡，准备途径西伯利亚到中国北京。可是他们最先到的是日本东京。钢和泰来到中国的时间是1917年，当时叶理绥是否与之同行也到了北京，则尚未可知。关于钢和泰为什么要来到北京这个问题，则有一段特殊学术因缘。我们知道，钢和泰是研究梵文佛教文献的。据说他在有关迦腻色迦的研究方面，渴望来到中国查找有关资料，用他后来对梁启超先生说的话，则戏称是“专为捉拿迦腻色迦”而来到中国的。

据说在1922年，有一次梁启超（任公）先生应邀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讲演，涉及大月氏迦腻色迦王事，钢氏听说后马上拜托丁在君（文江）引介会晤，自称专为“捉拿”迦腻色迦而来东方。以后钢、梁两人屡次会面，钢和泰用自己的研究向梁启超展示，以说明中译佛经与梵本对照之区别，使梁启超感到专凭译本研究学问之危险，并对钢的研究精神十分佩服，说：“他到中国不过两年，他对于全部藏经的研究，比我们精深多了。”钢和泰编成《大宝积经迦叶品梵藏汉六种合刊》时，还托梁启超介绍给商务印书馆。梁表示“很盼望他的精神能间接从这部书影响到我们学界”。

可见，当初钢和泰来到北京的初衷可能真是为了查找资料，以求证或者解释满腹的学术问题。可是，他为什么来了就再也没有回去呢？恐怕其隐衷只有钢氏心中最为清楚。我们今天只能推测。仔细想来，当时阻止他回去或者说让他不敢贸然回去的主要原因应该是俄国的十月革命。那是一场无产阶级的革命，革的自然是那些资本家和贵族豪门的命。他要在那个时候回去显然不合时宜。

于是，他不得不滞留北京。开始时也许怀有等等看的心理，但随着形势的改变，等等看转瞬间肯定变成了绝望。轰轰烈烈的俄国革命，使俄罗斯所有的地主、资本家、贵族失去了自己拥有的财富。同样，钢和泰男爵在爱沙尼亚领地的所有财产，被通通没收。远在异国他乡的他即刻变成了一个空有“男爵”头衔的真正的无产阶级！于是乎，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他由滞留北京变成了只好长期旅居北京了。这一年，他41岁，尚未结婚，孑然一身！

既然只能留在北京，而又没有了贵族的生活来源，就必须自己挣面包养活自己了。好在钢和泰在学术界享誉甚广，在许多国家结交过很多学术上的朋友，可以随时寻求帮助；好在他是孑然一身，一人饱全家饱，不用为一大家子的生计奔忙。一句话，钢氏这时真的需要一份工作，一份相对稳定的工作了。

而正是这个时候，也就是1918年，国立北京大学正在寻觅一位梵文教授。钢氏的老友，时任香港大学校长的查尔斯·艾略特爵士援之以手，郑重其事地向北京大学大力举荐了42岁的钢和泰。有艾略特这样的大人物举荐，当然不会一点用也没有的。正如我们所知，钢和泰后来确实如愿当上了国立北京大学的梵文教授。不过，这里我们要谈谈这位艾略特爵士及其与钢氏的亲密关系。

查尔斯·艾略特（Charles Eliot,1862—1931）是英国著名学者、语言学家和佛教学者。多次出任驻外使节，担任过香港大学校长。其代表作《印度教与佛教史纲》（Hinduism and Buddhism）影响巨大，可惜汉译仅见第一卷（李荣熙译，商务印书馆，1982）。此书第三卷对于西洋与印度之文化交通，曾有很详细的叙述。作者认为，假如印度文化可以影响巴比伦，则自然亦可以影响犹太人。而且当波斯王薛西斯一世（XerxesI）与希腊战争的时候，其军队中即有印度人，印度与基督教诞生地的直接间接的文化交通是必然的。

艾略特与钢和泰交往已久，可以肯定当年钢氏游学英国时就与之交情甚笃。而此后一直联络不断。事实上，钢氏来到北京以后，他们一直有书信往来。1917年12月1日，香港大学校长艾略特爵士从香港致信钢和泰问候。而这时他尚未向胡适推荐钢和泰。正式向胡适和北大举荐钢氏，一定是在钢氏经过长期而慎重的考虑并决定留下之后的事情。那是在1918年了。

1918年，经过艾略特正式向国立北京大学推荐钢和泰男爵任教之后，鼎鼎大名的胡适请钢氏到北京大学讲梵、藏文和古印度宗教史等课程。这一教职一直到钢和泰1929年正式受聘为哈佛大学中亚语文学教授为止。钢氏执教北大，在学术界的影响可以想见。胡适把这件事情称为香港大学对中国学术的最大贡献。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假若没有香港大学校长的举荐，就有可能没有北大的这位梵文洋教授。单从胡适这句话，就可以看出当时钢氏在北京学术界的影响以及北大对钢氏的重视！

钢氏的学问当然不容置疑，这从他以往的治学经历和成就业绩可以看出。这一点，在查尔斯·艾略特致北京大学的推荐书（手稿，4页），更是说得明明白白，信中对钢和泰男爵可谓赞赏有加：

据钢和泰男爵告知，他在争取北京大学即将设立的梵文教授讲席，我非常高兴能够推荐他谋求这一职位。尽管我说不出他是否有过什么教师经历，但我可以作证，他具有深厚的梵文修养，并热爱梵文语言文学。我绝不怀疑他是一位胸有成竹的梵文教师。

此外，他的资格条件说明了这一切。他是哈勒大学的博士学位获得者，自1909年以来任彼得格勒大学的助理梵文教授。

彼得格勒大学选择他出任这一新的教职是有特殊原因的。长期以来，他一直从事印度史诸阶段的历史文献研究和佛教历史研究，而佛教则与印、藏、汉三地早已存在的关系密切相联。而他研究这些有趣而困难的问题的论文（发表在《佛教文库》[Bibliotheca Buddhica]等刊物）则证明了他在历史诠释学方面天才般的学问根底。他来到北京，就是为了从事这些研究，为了更加彻底地熟悉从梵文翻译过来的汉、藏、蒙文史料。如果选择他担任这一教职，北京大学得到的不仅是一位能力非凡的梵文学者，而且他会全身心投入到与中国密切相关的印度文学和历史研究，极有可能因为发表备受东方学家欢迎的、具有重要影响的著述而为北大增光添彩。

从上述文字看来，钢氏任教北大教梵文，确实始于1918年，而不是谢礼士（1938）所说的1922年。这在胡适1937年3月16日的日记中说得相当清楚：“民国七年，我因Sir Charles Eliot的介绍，请他到北大来教梵文，并教印度宗教史。他的古宗教史是我替他口译的，我们合作两年，我得益不少。”不过，这里所说的口译宗教史课程，并不是始于1918年，而是1921年的事情了。对此下文将另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