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游学之路

说起来，出身名门的钢和泰男爵，根本不需要为衣食担忧，根本不需要为工作发愁。他完全可以过一种衣食无忧、自由自在的典型贵族贤达的安逸舒适的生活。可是他好像根本没有想过这样去度过一生。他天生闲不下来，天生对学问情有独钟，即是一个做学问的天才。

于是，就在1901年，刚刚获得博士学位、年仅25岁的他，并没有回到爱沙尼亚的领地过体面的贵族生活，而是意气风发，踌躇满志，急不可耐地去接受人生中的一次次挑战，准备自己闯出一番事业，过自己喜欢的生活。这样的话，他就必须有自己的活动平台，有自己的活动空间，而这种平台或空间的获得是有条件的，即必须通过种种资格考试，获得某种职位。

在获得博士学位不久，他就到俄国，在圣彼得堡轻松通过了称之为“Russian M.Litt.Examination”的专门考试。据说这是圣彼得堡帝国大学的教师资格考试，一般人很难通过这一考试。他之所以参加这次考试，是因为博士论文的成功加上优秀的古典学问基础及天赋，使得他在导师们的眼中成为一个天生注定的学者。为此，他到俄国后，鼎鼎大名的彻尔巴斯基和奥登堡就鼓励他考试，以便今后在帝国大学任教。

在当时的俄国，彻尔巴斯基和奥登堡无疑是重量级的学者。彻尔巴斯基（Fedor Ippolitovich Stcherbatsky,1866—1942），俄国著名东方佛教学者，专攻梵语佛教，在藏文方面也有极其深厚的造诣，校订过大乘佛典《现观庄严论》八千颂及藏文本《俱舍论》（单品）。在因明研究方面尤有成绩，撰成两册《佛教逻辑》（Buddhist Logic）。这一不朽之著现已译成汉文出版。1923年著有《佛教中心概念以及达摩（法）一词之意义》，汉译本、日译本名《小乘佛学》。1927年著《佛教涅槃之中心概念》，汉译本、日译本名《大乘佛学》或《佛家涅槃论》等书。彻尔巴斯基的研究方法是“于语言分析和概念分析”，认为“法”的观念是佛教教义的中心点，依照这一观念，可以知道佛教是一个从基本原理发展出来的形而上学的理论。佛教的特征又可以认为是极端多元论的，只有构成元素才是实在者，它们的所有结合不过是涉及多元分离元素的名称而已。

而奥登堡（全名Sergei Fedorovich Oldenburg，即谢尔盖·奥多诺维奇·奥登堡，1863—1934）则资格更老，在学术界地位显赫，培养了不少后学。奥登堡是名著Buddha的作者，俄国探险家。1863年生于后贝加尔州。1884年，以校勘《贤劫譬喻》（梵：Bhadrakalpavadana，佛教的说话因缘集）而知名。1885年彼得堡大学东方语言系梵文波斯文专业毕业，获副博士学位，留校任教。1894年通过博士论文答辩。1897年以后，从事出版《佛教文库》（Biblioteca Buddhica）。1900年，为俄国科学院研究员。1903年被选为科学院通讯院士，同年亲自复制出版三百图像集（即章嘉呼图克图所编之喇嘛教图像集），作为《佛教文库》第五编出版。同年，俄国科学院组建中亚研究委员会，以后又组织了几次考察队。1908年被选为科学院院士。1909—1910年，组织第一次俄国东突厥斯坦考察队，考察发掘吐鲁番等地，并于1914年刊行其考察报告《1909—1910年俄国土耳其斯坦探险》（Russkaja Turkestanskaja Ékspedicija 1909—1910）。1914—1915年，组织第二次俄国东突厥斯坦考察队，考察敦煌等地。两次考察均收集到大批写本和文物资料。1916—1930年，为亚洲博物馆馆长。1930—1934年，任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所长。有关敦煌学的文章有《千佛洞》（1922）、《沙漠中的艺术》（1925）、《杜丁收集的古物研究》（1930）等。

有奥登堡和彻尔巴斯基这样的学术大师力挺，加上钢和泰本人坚实的学问基础和勃勃的雄心壮志，钢和泰果然不负众望，顺利通过考试。不过，他虽然顺利通过圣彼得堡帝国大学的教师资格考试，并没有急于就任，而是继续他漫长而紧锣密鼓的欧亚游学兼工作之旅。从1902年起到1907年间，他几乎一年换一个地方。有时是一年当中去好几个地方。

钢和泰游学的首站之选，当然是德国。1902年，钢和泰男爵来到梵文学术传统久负盛名的德国哥廷根大学，师从凯尔洪恩（Kielhorn）和吕德尔斯（Lüders）研习梵文，时间是两个学期，整整一年时间。

哥廷根大学，梵文研究传统享誉世界，季羡林先生说哥廷根“是学习梵文最理想的地方”，显然不无道理。

早在19世纪末，凯尔洪恩就在这里担任梵文教授。凯尔洪恩，全名弗朗兹·凯尔洪恩（Franz Kielhorn），著名梵文学者，其代表作《梵文文法》（A Grammar of the Sanskrit Language）是欧洲梵文研究的奠基作品之一。与凯尔洪恩同时在哥廷根教梵文的吕德尔斯，全名海恩里希·吕德尔斯（Heinrich Lüders,1869—1943），也是德国著名东方学家，著述丰硕，治学风格彻底、缜密，后来任教于德国柏林大学。陈寅恪（1890—1969）先生留学德国期间，曾经在柏林大学受业于吕德尔斯等诸大师学习梵文及其他古代语言文字。凯尔洪恩之后，哥廷根梵文教授职位继任者是海尔曼·奥登堡（Hermann Oldenberg）。奥登堡的继任者是通读吐火罗残卷的学术大师西克教授。1935年，西克教授退休后，继任者才是季羡林先生的导师瓦尔德施米特（Waldschmidt）教授，后者正是吕德尔斯在柏林大学的高足。

由此看来，东西方的梵文学术传统薪火相传，从未间断。吕德尔斯曾经先后教过钢和泰（哥廷根）、陈寅恪（柏林）和瓦尔德施米特（柏林），而后者又是当代梵文大家季羡林的导师。难怪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学术史上，钢和泰和陈寅恪这两位学术大师走得如此之近，关系如此亲密。原来他们不但旨趣相同，而且是师出同门，都是吕德尔斯的高足。据我们所掌握的资料，陈寅恪参加钢和泰的家庭研读班长达约十年之久！而钢氏也不时会对友人感叹，有陈寅恪这样的中国学术大师与他一起研讨梵文佛典，他实在是荣幸之至，而且受益匪浅！

钢和泰游学德国哥廷根一年之后，紧接着又在第二年（1903）来到了英国牛津大学，这一年他27岁。身份是牛津大学伍斯特学院（Worcester College）普通自费学者，跟从麦唐奈教授研习梵文。《字林西报》（1937）认为他在这里做博士后，并把他在取得博士学位的学校误认为是柏林（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后游学的哥廷根误认为是波恩（大学），认为钢和泰是从波恩来到牛津，其实不然，应该是从德国的哥廷根来到英国的牛津。钢和泰男爵到波恩大学是在后来的1905年，而不是这时候。总而言之，在牛津时，不管他是普通自费学者还是博士后，由于他才华横溢，知识渊博，学术造诣深厚，在牛津他更多地被人们当作教授、而不是学生对待。

同一年的冬天，钢和泰利用在牛津游学的寒假，来到英属印度贝拿勒斯（Benares，印度东北部城市）过冬，并于1903—1904冬春之交在那里的国家梵文研究院（State Academy of Sanskrit Studies）跟从著名梵文大师Gangādhara Çāstrin以及其他许多著名的婆罗门教士（Brahmins）研习梵文，这些婆罗门教士对任何欧洲语言都不熟悉。他之所以选择在根本不懂欧洲语言的婆罗门教士圈里研习梵文，就是要避开与他们用熟悉的语言交流，这样他与教士之间只能以梵文为媒介，以便研习真正意义的梵文。

游学之旅基本结束，这位男爵一刻也没有消停，马上开始了他的工作兼学习之旅。

1904年，28岁的钢和泰男爵从牛津回到了俄罗斯，进入俄罗斯帝国外交部（Imperial Russian Foreign Office）任大使随员（attache）。同年，在俄日战争期间，调任俄国驻孟买副领使，在克来姆（V.O. Klemm）先生的领导下工作，后者是一位富有魅力、幽默诙谐的人物。钢和泰性格低调、为人谦逊，除了他自己所专长的东方学领域以及至交好友圈之外，公众很少知道他实际上是一位伟大的学者。同年，钢和泰将他在印度的旅行见闻整理发表，题为“印度旅行札记”。此文以真实的见闻、风趣的叙述、隽永的文笔，着实让那些对印度几乎一无所知的俄罗斯读者大开眼界。

翌年，29岁的钢和泰升任驻孟买的俄罗斯总领事数月，同时继续跟从当地婆罗门教士研习梵文。

同年，他来到德国波恩大学，跟从雅各比（Jacobi）教授学习印度哲学。大概《字林西报》（1937）所描写的波恩格斗的故事就是这个时候发生的：“在波恩的后一时期，他卷入了某种角斗的事件，结果他被困于要塞里，有关这次角斗，他有许多趣闻轶事可告诉你。”遗憾的是，当年聆听钢和泰男爵将格斗故事娓娓道来的先贤们都已作古，我们无从得知这个格斗故事的精彩绝妙之处，只能任由我们在对男爵的缅怀中去发挥自己的想象力了。

1906年，而立之年的钢和泰男爵来到俄罗斯，任圣彼得堡帝国科学院亚洲博物馆（the Asiatic Museum of the Imperial Academy of Sciences）助理。

尔后数年中，他曾游历过巴尔干半岛诸国（希腊、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埃及、西班牙以及其他国家。他还专门在法国和意大利学习半年的艺术。

从上述文字可以看出，钢和泰男爵在1909年受聘为圣彼得堡帝国大学梵文助理教授之前，他几乎是一直在利用游学和工作的机会在欧亚各国旅行、访学。一方面了解各国风土人情、人文史地，一方面加强学习：除主要研习梵文、佛教典籍等外，还专门学习了半年的艺术。其游历之广，学习之广且深，一般来说，我们今天是难以望其项背的。

钢和泰男爵的教书生涯始于1909年，33岁的他受聘为圣彼得堡帝国大学的梵文助理教授，不久成为中亚及远东科学考察委员会（the Academic Committee for the exploration of Central Asia and the Far East）成员。这两个职务他一直担任到1917年他来到北京之前。

从此以后，他开始了自己终生未辍的传道授业解惑的教书生涯，开始了他在学术上更加辉煌的一页页篇章。

这几年，他不但发表了大量精雕细刻的“小文章”，而且发表了影响深远的佛学文献研究专著《犍椎梵赞》（Kien-ch‘ui-fan-tsan）（1913）。这些备受当时学术界重视、引起巨大反响并对今天的研究富有启示的“小文章”，包括用德文写的“Tocharisch and die Sprache I”（1909）、“Bemerkungen zu den Brāhmīglossen des TišastvustikManuscripts（Mus.As.Kr.VII）”（1910）、“Das anlautende o des südostturkestanischen Brāhmī-Alphabets”（1910）、“Bemerkungen zum Trikāyastava”（1911）；用俄文写的“玄奘与当代考古学研究成果”（1910）；还有用英文写的“KObANO and Yueh-shih”（1914）、《有过贵霜种吗？》（1914）、《俱舍草名称小考》等等。而且，这些文章都是发表在当时欧洲和俄罗斯顶级的学术刊物上。

上述提到的俄文专著《犍椎梵赞》，是《佛教文库》（BB）第15种，主要研究《犍椎梵赞》的梵、藏、汉文本的版本源流并将三种文本进行对照比勘。汉文本采用的是宋朝散大夫试鸿胪卿明教大师法天奉诏译本。全书218页，其中导言等29页，正文部分189页。这是同一佛经多种文本对勘研究划时代的作品，在研究方法上确属国际学术前沿，并一直影响至今。

除了撰述丰硕的科研成果之外，钢和泰男爵一定不会忘记利用一切机会四处游历。这几年间，他一定没有少跑。其中最重要的两次旅行是1912年的美国之行和1916年的亚洲之行。

1912年，钢和泰36岁。他以圣彼得堡帝国大学梵文助理教授、中亚及远东科学考察委员会成员的身份，访问了美利坚合众国。在美国期间，他曾在哈佛大学梵文教授查尔斯·兰曼（Charles R.Lanman,1850—1941，又译蓝曼）博士家里住过一段，与之共同探讨梵文。哈佛梵文研究虽然始于格林纳夫（James B.Greenough,1833—1900），但系统的梵文研究世系则主要包括三位伟大的梵文学家：兰曼、克拉克、英高思（Daniel H.Ingalls,1916—1999）。三位中的前两位均与钢和泰男爵有交情，如果说，兰曼算是老师辈的话，那么克拉克确实是名副其实的同辈，而后来的英高思则毫无疑问是钢氏的晚辈了。这里，我们得说说与钢氏有交情的前面两位：

查尔斯·兰曼，出生于康涅狄格州的诺维奇（Norwich）,1871年毕业于耶鲁学院，后继续在耶鲁学习希腊文，并追随当时著名的梵文学者惠特尼学习梵文，于1873年以研究梨俱吠陀（Rig Veda）中的梵文名词形式为主题获得博士学位。而后游学德国，先后求学于柏林、图宾根、莱比锡等大学。1876年任教于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1880年起任教于哈佛，1903年晋升为威尔斯讲座教授，直至1926年退休。兰曼在学术界十分活跃，1899—1890年担任美国哲学学会会长，长期主编哲学学会会刊。1884—1894年十年间任美国东方学会通信秘书，1897—1907年及1923—1924年任副会长，1907和1919年两度任会长。数十年的学术生涯给他带来巨大的荣誉，他是英国皇家亚洲学会、孟加拉亚洲学会、法国亚洲学会荣誉会员，还获选为哥廷根科学院、法国金石与美文科学院、俄罗斯帝国科学院院士。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学术机构也授予他各种荣誉称号。他是他那个时代美国东方学界名副其实的领头人，在1908年以美国代表的身份出席了在哥本哈根举行的第十五届国际东方学家大会。1884年出版的《梵文读本》（Sanskrit Reader）是和其业师惠特尼的《梵文语法》一书配套使用的梵文初级教材，影响和培养了一代代北美的梵文学者，至今还在使用。兰曼的学生很多。其中除了继承他衣钵在哈佛任教的克拉克外，还有诸如文学家爱略特（T.S.Eliot）、白璧德（Irving Babbitt，吴宓的老师）、陈寅恪和汤用彤等。

克拉克，全名瓦尔特·克拉克（Walter E.Clark,1881—1960），生于加拿大的狄格拜（Digby）。两岁时随父母移居美国。先后于1903、1904和1906年获哈佛大学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随后两年游学德国柏林、波恩等地。1908任教于芝加哥大学任教，1923年升教授。1920—1921年间曾经到南亚东亚各地旅行。1927年起，接替老师兰曼出任哈佛大学梵文研究威尔斯讲座教授，1950年退休。其间还担任哈佛东方学系列丛书的编辑工作。任1950—1951年度美国东方学会会长。他还是英国皇家亚洲学会、法国亚洲学会荣誉会员、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克拉克更多的兴趣在于佛教梵文研究，教授吠陀梵文、佛教梵文、梵文俗语（Prakrit）、巴利文、印地语和藏文，能阅读汉文佛经，特别强调超出比较语言之外的历史文化研究。培养了一些知名的学生，除继承其教职的英高思之外，还有周一良等。其贡献之一是整理出版《两座喇嘛教神殿》（Two Lamaistic Pantheons）卷I、卷II，此书的材料——数百佛像都是钢和泰男爵在北京故宫喇嘛庙里发现后一一拍摄下来的，钢氏1929年赴美讲学时带上它们，以便寻求出版。此书后来是以“哈佛燕京学社丛书”（Harvard Yenching Institute Monograph Series）之卷3和卷4出版的，1937年哈佛大学出版时钢氏刚去世不久，导言和索引署名为“哈佛大学梵文研究威尔斯讲座教授Walter Eugene Clark”，作者署名之后注明“根据已故钢和泰男爵搜集的材料”。实际上这部作品的基础工作是钢氏，严格说来，应该合署为“钢和泰、克拉克著”。

尽管在钢和泰、叶理绥等欧洲教育系统培育出来的学者看来，当时的美国高等教育无法与欧洲相提并论，但是，无论如何，钢和泰这次访问美国，与哈佛大学结下了不解之缘。在一定程度上，这次旅行使他更加了解了美国，了解了哈佛并结交了美国朋友，为他今后再返哈佛，并最终成为哈佛大学的中亚语文学教授铺了路。

除了美国之行，钢和泰还有一次重要的旅行。那就是1916年的亚洲之行。这一年，作为圣彼得堡帝国大学梵文助理教授和中亚及远东科学考察委员会成员，他被圣彼得堡派到亚洲，随同科学考察团访问日本和中国。与他同行到日本的还有后来的哈佛燕京学社首任主任叶理绥（S.Elisseeff,1889—1975）。是年5月，他离开彼得格勒（Petrograd），准备经西伯利亚（Siberia）到中国北京。但他万万没有想到北京会成为他后半生的永久居住地，并且深深爱上了北京这个古老的东方文明之都。那将是一个漫长、凄凉而又美丽的人生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