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组织传播学的研究视角

组织传播的研究分为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面，相当于个体分析、组织分析和社会环境分析三大层次。本书三个层面都有所涉及，但无疑侧重于组织分析层面。我们的目的是以组织传播管理者的视角，探索对组织及组织中传播行为的理解，解释诸如结构与关系如何通过象征性互动过程对传播产生影响，并进而影响到组织领导和管理的有效实施等问题。本书不研究个人在组织中的沟通技巧，也很少描述组织在社会系统中的特征，因为我们并不打算创造出一种有关组织传播的过于复杂的理论。这样的设计可能也符合社会科学研究的潮流。至少自罗伯特·默顿(Robert K.Merton）呼吁建立中层理论以来，在社会科学领域中试图建立一个宏大的理论，以便在一个松散的因果关联系统中，把那些定义模糊的概念联系起来的兴趣正在日趋减弱。没有人能够同时研究所有问题；毫无疑问，这也是本书的观点。

一、组织传播的结构

什么是结构？对于这个问题，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观点。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认为：“在社会研究中，结构指的是使社会系统中的时空‘束集’在一起的那些结构化特性。正是这种特性，使得千差万别的时空跨度中存在着相当类似的社会实践，并赋予它们以‘系统性’的形式。”这种使组织系统中的时空“束集”在一起的结构化特性，从传播学角度来理解，指的是正式组织中固有的传播模式，它包括组织的层级结构、环境结构、文化结构、权威结构、话语结构等等。不同的组织传播结构代表着组织特定的政策企图与组织发展倾向，并创造一个严谨的、标准化的传播环境，使该组织的雇员明确其与谁传播、传播什么以及如何传播，从而有助于强化组织传播行为的稳定性与可预测性。

结构是一种具有目的性和目标取向的人为体系，是深藏于组织内部的各要素的组合形式。在组织结构化的过程中，组织的权力、话语和组织意识形态沿着组织传播结构网络的边缘扩散，以对组织传播特征的控制，暗示着管理者的价值与信念，并在想象性的合法关系中显示其价值与信念。因此，结构这一基本假设，反映了一种理性的信仰或理念：组织中的许多传播问题并不仅仅是人的问题，而是源于结构的错误，恰当的正式安排可以使问题最少并使业绩最好。因此，结构假设特别注重组织结构与传播行为之间关系的研究，认为一方面组织结构决定传播行为，另一方面，传播也决定了组织结构的变革。或者说，组织结构与传播系统之间的关系是复杂且互相作用的，一个组织结构的确立标志着传播将循着特定的路径进行。

二、组织传播的关系

组织，无论人们如何定义，从来不会仅仅是一种表达理性的工具，从来不会仅仅是指对于工具的驾驭。作为一种适应性的社会结构，它是由关系构成的系统。吉登斯对结构进行了更加深入的探讨。他说：“结构化理论的‘结构’，指的是社会再生产过程里反复涉及的规则与资源；我们说社会系统的制度化特性具有结构性特征，就是指各种关系已经在时空向度上稳定下来。”在吉登斯突破性的结构概念的基础上，我们可以进一步理解，“结构”既是关于组织传播分析对象总体性的关键概念，又可以指组织中人们先赋具有的，或在互动活动和其他组织传播行为中积累的，具有一定规范性或至少获得了一定数量的行为者认同的，具体的人与人之间的关联模式。这种关联模式形成的各种关系，为传播情境增添了新的元素。比如，一辆公交车上的乘客不构成一个组织，因为没有特定的内在的关联将个体统一成一个一般的组织结构。但周末乘车外出春游的一车学生却是一个组织，因为其内部的关系网络将学生连接成了一个结构性组织，而且这个组织要大于构成它的个体之和。

组织传播中的关系，既包括组织内部的上、下关系和横向的平行关系，涵盖了动机、态度以及组织设计、组织绩效、组织文化、资源配置等方面，还包括建构在组织层次上的对外关系，但主要还是人与组织的关系。这种关系的本质是建立在组织内部的关系互动基础上的。组织与人的关系是根据以下关键假设构建起来的：组织的存在是为了满足人的需求，而人的存在并非仅仅是为了满足组织的需求。人与组织相互依存，组织需要思想、活力和技能，而人则需要事业、薪水和机会。当人与组织之间不能很好地相互适应时，其中一方或者双方就会遭受损失。因此，组织的各种关系，既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系统，又是一个浑然一体、相互蕴涵的合作系统。正如塞缪尔·p．亨廷顿(Samuel phillips Huntington）在书中所说：“在统治人类社会的法则中，有一条最明确清晰的法则：如果人们想保持其文明或希望变得文明的话，那么，他们必须提高并改善处理相互关系的艺术。”因此，关系视角是对渗透在组织传播中的复杂多样的事与事之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进行多维度整合的重要视角。

三、象征性互动过程

组织中人们对结构与关系的运作，是通过话语直接指向人们先赋具有的，或在其他社会行为中沉积的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模式。但是，过去的事件如果没有实物标识，结构与关系的互动就会显得异常软弱，所以人们往往倾向于运作那些有明显象征性意义的互动模式。因此，结构与关系的象征性作为组织传播活动的目标取向，伴随着人们的互动而出现。组织中的任何事物和现象，都离不开人的活动，更离不开象征性符号的影响。在组织传播过程中，组织结构的设计、组织中的相互关系、组织文化以及组织发展愿景所带来的象征性内涵，让人们领略到组织意象所暗示的背后隐藏的那些普遍性的意义。正如符号学中的一切事物都是符号一样，组织中的一切事物都是结构与关系的象征性互动过程，或者说，组织是浸泡在象征性互动的浓汁之中的。

象征是把外界存在的某种具体事物，当做标记或符号，去表现抽象程度不同的思想内容。人们只要看到组织中的有关线索，无须掌握象征的全部内容，就能分析出它的内涵，并在互动中创造意义。比如人们常说的“新官上任三把火”，就是一种象征。人们通过新官上任以后的所作所为，就能判断出这位新官的能力有多强，魄力有多大。所以，美国每一新任总统在正式就职仪式前，都要商量讨论一揽子具有象征意义的“第一天”所要签署的指令。许多商业组织为了体现公司在公众场合的形象，往往规定：反对穿运动夹克(太休闲）；反对穿棕色的衣服(棕色是阴暗、失败者的颜色；成功人士选择蓝色）；反对穿化纤衣服(化纤是社会底层的人穿的，毛料衣服要好些）；选择红领带(红色象征权力和权威）等等。在公共组织，下属必须在每一个场合象征性地强调他的下属地位，以及他愿意为上级效忠的决心。作为回报，他的上级将会给予其额外的补贴或者意外的礼物以象征领导的关心。组织中的结构与关系，作为一种象征性实践，正是如此这般通过组织中人们的交流和互动，错综复杂地在时间之中展开，处于不断的建构与解构过程之中，表现出不同的性质和节奏：特定的组织结构规定着人们之间相互作用的运动，增强了人们具体的交往关系，促成人们的合作；而组织中的关系则是引发真正的交流手段的因素。

结构与关系的象征性互动是在一个历时性的过程框架中发展的。这个过程描述了促进组织及其成员共同生存的协作冲突、资源调度和行动协调的微妙改变，决定了组织参与者的目标和对组织的忠诚。通过理解和揭示决策、冲突、社会化在每一种具体的情境中的诸种过程机制，我们可以揭示组织成员的共同协作，形成并维系必要限度上的组织传播行为规则，并使有效的组织传播行为成为可能。马奇曾经说过：“快乐经常来自过程而不是结果。”因此，象征性互动既是“组织结构”和“组织关系”之间互动产生和存在的基础，又是它们两者获得不断重建和更新，并进行同步同质双向互动和复杂运作的动力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