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苏州与徽州的联系与互动

苏州与徽州在历史上长期同属一个行政区。上古九州传说中，苏州与徽州就同属扬州之域。阖闾元年（前514）大臣伍子胥受命建城，为苏州建城之始。当时，徽州尚为山越居住的蛮荒之地，归属于吴。徽州正式有建置是在秦。此后，苏州、徽州的统属时有分合，如三国时同属吴国；南朝时，曾同辖于扬州；唐初同归浙西节度；宋朝同隶江南道、两浙路；元朝同属江南行省，明朝同归南直隶，清初同为江南省。直至康熙六年，安徽建省，徽州分属安徽。由于地缘的原因，徽州人认同为江南人，有时也认同为吴人。

1．苏州文人与徽州商人

精于鉴赏的徽人詹景凤，长期活动于吴地，对于文徵明作品（图18）非常喜爱。他在《题文太史渔乐图卷》中指出：

要以太史短幅小长条，实为本朝第一。然太史初下世时，吴人不能知也。而予独自酷好，所过遇有太史画无不购者。见者掩口胡卢，谓购此乌用。是时价平平，一幅多未逾一金，少但三四五钱耳。余好十余年后吴人乃好，又后三年而吾新安人好，又三年而越人好，价酹悬黎矣。

根据詹景凤的观察，若论各地鉴赏能力，以吴人为高，徽人次之，越人更次之。然詹景凤本人亦为徽人，这事便有些微妙。如詹景凤记载了他与吴人王世贞之间的一次会面：

万历戊子夏，王司马弇山公、方司徒采山公邀共饭于瓦官寺。寺僧拓一石刻《昇元阁图》来观，图中有七指顶许小字及诸佛像。曰：此凿池地下所得，吴中诸名公皆以为唐时石刻。予曰：“不然，画法比北宋似过之，说唐却又不是；字法非北宋能比，唐却又不及，殆五代人笔也。”已而弇山公记忆曰：“昇元是五代李主年号，会阁成，僧来请名，后主遂以昇元名之。”采山公大喜，曰：“曩者但称吴人具眼，今具眼非吾新安人也？”弇山公默然。

在这一事件中，官至南京户部右侍郎的徽人方弘静（号采山）因詹景凤鉴赏眼力过人而大喜说：“曩者但称吴人具眼，今具眼非吾新安人也？”吴人具眼（即善于鉴赏）天下尽知，方采山以詹景凤之孤例欲推翻之，恰恰反映出徽人鉴赏不甘居于吴人之下的微妙心态。这个故事似乎还有下文，据周晖《二续金陵琐事》记载：

凤州公同詹东图在瓦官寺中。凤州公偶云：新安贾人见苏州文人，如蝇聚一膻。东图曰：苏州文人见新安贾人，亦如蝇聚一膻。凤州公笑而不语。

上面这个故事同样发生于南京瓦官寺，当与詹景凤所述故事同时。想是王世贞不甘失败，重新挑起争端，詹景凤针锋相对。结果是王世贞“笑而不语”，显然觉得双方打成平手，所言也均为事实。我们今日仍可从明清史料中勾稽出许多此类苏州文人与徽州商人交往的资料来：

歙县黄仕政，号问政山人。以雄资懋迁，有声吴越齐鲁间。其子黄明芳“能辟基拓产，栋宇鳞次，光前之业，盛冠乡里”。黄明芳并“好接斯文士，一时人望如沈石田、王太宰、唐子畏、文征明、祝允明辈皆纳交无间。问政公六旬，子畏辈皆亲洒翰为贺”。

嘉靖年间，新都人黄铨“折节商游吴门，始而作力，既而毕智，终于观时，遂大致富饶。然好行其德，时时与士大夫相往还……”

婺源李贤，“乐与贤士夫亲，故随所在，吴士大夫咸愿与之游”。

新安程君少而客于吴，吴之士大夫皆喜与之游。

客居苏州的休宁人江太一“为人任侠，重然诺，遍交四方贤士大夫，凡士大夫至吴者，无不造门投谒”。

撰写寿文志铭，是明代文人与商人交往中的普遍现象。袁中道观察到：

自新安多素封之家，而文藻亦附焉。黄金贽而白璧酬，以乞衮于世之文人。世之文人，征其懿美不得，顾指染而颖且为屈，相与貌之曰：某某能为义侠处士之行者也。

袁中道自命清高，发誓不写此类文章：

盖予睹太函、弇州诸集所胪列者，私心厌之。故自予操觚，有类此者辄谢绝，不忍以尘吾籍。今所论著具在，有称某为义侠处士者耶？

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袁中道此文真实目的是称颂“以赀雄”的徽商吴元询的，并誉其为“新安真义侠处士吴长公”。徽商无孔不入的势力，由此可见一斑。

商人遍交名士，一旦得贵人名士只言片语，便珍若拱璧，以抬高身价。同时也可借此培养子弟，以便有改变身份的希望。

明汪昱在记录苏州人和徽州人交往的《垂虹别意卷》后的跋语中，提及苏州与徽州交往互动频繁之由：

苏徽古吴越地，今俱直隶为邻封，故徽之客于苏者甚重且久，且历几星霜。志归者，必其山川人物可嘉而可乐欤。苏多名士，善诗赋，为诸藩称首。戴君明甫与之游，获其诗累卷。……正德甲戌孟冬月既望，眷生顾斋汪昱书。

这位“戴君明甫”，名戴昭，徽州商人之子，遵父命游学于苏州。学成告归，苏州众文人以诗送之。戴冠《垂虹别意诗并叙》叙其原委甚详：

休宁宗弟戴生昭，年富质美。予教授绍兴府学时，与其父思端有同谱之好，往来情意甚笃。然思端业贾，十九在外，不能内顾昭，恐昭废学负所禀，因挈来游于吴，访可为师者师之。初从唐子畏治诗；又恐不知一言以闭之之义，乃去从薛世奇治易。世奇仕去，继从雷云东以卒业。昭为人言动谦密，亲贤好士，故沈石田、杨君谦、祝希哲辈，皆吴中名士，昭悉得于交，交辄忘年忘情。及昭学渐就绪，去家且久，不能无庭闱之思。将告归，众作诗送之。……昭自来请序……昭生来游吴中，而以明经讲学为务，吴之士夫亦乐与游，及其去而送之以诗，即昭他日所历，而使人思慕之权舆也。……昭字明甫，同余出唐道国忠公胄之后，盖徽之双溪世家云。正德戊辰中秋吉旦，浙江绍兴府儒学训导长洲戴冠书。

戴昭先学诗于唐寅，后与沈周、祝允明、文徵明、朱存理、杨君谦等名士均有交往。《垂虹别意诗卷》共有沈周、谢表、祝允明、吴龙、文徵明、陈键、唐寅、杨循吉、戴冠、朱存理等苏州名士30人的赠诗，戴昭及其商人家族的显赫声势可见一斑。

2．徽人与苏州艺术市场

苏州时尚对于徽州的影响是全方位的，比如从服饰的时尚方面也可以考察苏州、扬州等地对徽州的影响，而这是由商于苏、扬者受当地风尚影响而“启其渐”的：

冠服采章，普天率土，悉遵时制，罔敢或异。而女人服饰，则六邑各有所尚，大概歙近淮扬，休近苏松，婺、黟、祁近江右，绩近宁国。而歙、休较侈，数十年前，虽富贵家妇人，衣裘者绝少，今则比比皆是，而珠翠之饰，亦颇奢矣。大抵由商于苏、扬者启其渐也。

而苏州吴门画派及其传人的作品，更是行销四方。康熙《苏州府志》记载：

丹青翰墨，先哲多擅名，至今风雅不绝。鉴赏收藏，寸缣尺幅，贵逾拱璧，巧者工临摹以乱真，四方慕名者悬金以购。

这些“悬金以购”的“慕名者”中就有很大一部分是徽商，我们在第一章曾专门论及。又李日华记载嘉兴朱殿为一伪作书画的高手：

里中有朱肖海者，名殿，少从王羽士雅宾游，因得盘桓书画间。盖雅宾出文衡山先生门，于鉴古颇具眼，每得断缣坏楮应移易补款者，辄令朱生为之。朱必闭室寂坐，揣摩成而后下笔，真令人有优孟之眩。顷遂自作赝物售人，歙贾之浮慕者，尤受其欺。又有苏人为之搬运，三百里内外，皆其神通所及。所歉者，每临文义，辄有龃牾，易于纳败。

朱殿联合苏州人所骗的买主，主要是爱好书画的徽商。据沈德符记载，徽州巨富吴新宇便以重金购入了朱殿所作的伪作。

随着苏州与徽州的联系进一步加强，徽州地区商人、文人与苏州书画家也往来频繁。如周天球（图19）与许多徽州人同属白榆社，曾于1559及1580年前往徽州（见宋旭1573年为徽州人吴季和所作山水卷），周天球所作1580年“墨兰”卷（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即有下列徽州人之题跋：汪道昆、汪道贯、王寅、方弘静、许国、鲍应鳌、汪徽、凌馆、汪大成、汪元功、罗文瑞、江来岷及吴守淮。陆治（图20）曾为徽人作《溪石图》卷（现藏堪萨斯—纳尔逊美术馆），以徽州山水为对象。1541年陆治又为徽州人吴溪阳作《溪山余霭图》卷（又名《溪阳图》，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1567年，钱谷为徽州富商郑邻谷作青绿山水长卷，长达一丈六尺许。题识云：

新安郑君邻谷谨愿，自其父祖挟重赀游于吴，世居阛阓之间。四方辐辏，百货丛聚，饮食衣服、声色狗马无不备焉，郑君一无所好。雅爱予画，虽片纸一扇，什袭珍藏，不轻遗置。抑又何其固哉！偶得此绢，请予图之，不获，遂为涂抹，有愧多矣！

时隆庆改元岁次丁卯秋九月哉生明长州钱谷谨志。

沈周生前为避诉讼，曾亲至徽州，并在徽州留下不少画作。我们从文献中可以找到此类记载：

沈周游新安时，江念祖师事之，延诸村中，为作《瑞金秋霁》、《长湖烟雨》诸图。

清晚期徽州人黄崇惺也回忆说：

尝闻先子言，在昔石田翁，避人来山中，吾宗长老敬爱客，石田感激为写松……

幼时习闻先大夫言，启南尝以讼累，避地来新安，馆于吾宗燕翼堂。濒行，为作松、柏、桐、椿四大幅。又《五松图》一幅，国初归于吾家。

祝允明曾至歙之西山，客汪氏家二载，题其堂额曰：“西麓。”1641年（辛巳年），书画古玩商吴其贞到溪南，“见祝字甚多，至寿文、寿诗，自二旬以及七八旬者，皆属祝书，原来地近西山，求甚便，故多耳”。此期祝允明并作有组诗《溪南八咏》。其墨迹为吴氏家族世藏二百年，清初画家石涛并受吴氏后人之邀以祝诗意作画，成《溪南八景图册》（今藏上海博物馆）。

上文提到的黄明芳声势更盛，“好接斯文士，一时人望如沈石田、王太宰、唐子畏、文征明、祝允明辈皆纳交无间”。其父黄仕政六十大寿时，唐寅等人皆作画为贺。

唐寅等人之所以与徽商应酬，是当时的社会大势所趋。随着明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大文人李维桢、归有光、王世贞等均先后为徽商撰写墓志铭，以获取高额润笔。书画等艺术品也日益进入市场，唐寅后半生基本靠出售书画为生。书画家和商人之间体现出前所未有的亲密关系。李诩《戒庵老人漫笔》论及苏州文人以书画取润事：

唐子畏曾在孙思和家有一巨本，录记所作，簿面题二字曰“利市”。都南濠至不苟取。尝有疾，以帕裹头强起。人请其休息者，答曰：若不如此，则无人来求文字矣。马怀德言，曾为人求文字于祝枝山，问曰：是见精神否？（原注：俗以取人钱为精神。）曰：然。又曰：吾不与他计较，清物也好。问何清物，则曰：青羊绒罢。

唐寅、都穆、祝允明等苏州文人，几乎完全将书画艺术品作为商品来对待，呈现出不同于以往的新观念。余英时认为：润笔发展至此已超出传统的格局，而和今天文学家、艺术家专业化的观念很相近了。

由于苏州艺术市场的繁盛，徽人而商于苏州艺术市场者所在多有。詹景凤《题汪芝黄庭后》记徽人汪芝刻帖于苏州之事：

（汪芝）其家始者有六七千金，以好帖结客新阊，将刻《黄庭》。先结文太史与张简甫凡二人，意旨靡不求得当焉。盖二君摹刻，尽一代名手，而又供养之笃，即二君虽不为肉而礼意若此，固宜其为殚精也。一摹一刻，垂十余年，始克峻事。乃后又刻释怀素《自叙》，宋仲珩《千文》，祝京兆草书歌行，尽为海内称赏。刻成而金尽，又卖石吴中。迄归，赤然一身，然尚畜一鹤。后数年，以贫死。

汪芝因为苏州艺术市场的繁荣而联合文徵明等人刻印《黄庭经》等帖，后以穷死，为人所笑。然数十年后，因石毁于火，汪芝本已成为珍本，“好事家无处搜寻，价遂腾涌至五六千钱”，詹景凤以同里之便，数年搜索之功，亦仅得三本。其珍贵程度可知。

《味水轩日记》卷四记载了一位商于苏州的徽人“余生”：

余生持赵子昂《秋林听琴图》横卷来鉴定……又沈石田小景……用子久法。又古铜辟邪水滴一，绣花白定香盒一，南唐贡砚一。余生，方樵逸之内侄，以炼墨闻于吴中。作书画估，乃新参尔。

余生既然能“以炼墨闻于吴中”，显见生意已有一定基础。但又转行作书画估，从侧面证明吴中书画市场的繁盛，刺激了更多商人的介入。

吴其贞《书画记》记载吴能远其人，歙之西溪南人。崇祯年间，家于阊门。凡溪南人携古玩出卖，皆寓能远家，故所得甚多，尽售于吴下。

董其昌多次路过阊门，并有观赏书画之举：

朔旦至金阊门，客以北苑画授予，云烟变灭，草木郁葱，真骇心动目之观。

七夕泊舟吴阊，张慕江以画售于余，有梅花道人大轴……又高克恭《云山秋霁》与谢伯乘学董源《庐山观瀑图》，皆奇笔也。

阊门内外是明清苏州商业最繁华的地段，若以阊门虹桥、渡僧桥为起点，则分为两线，一线由西偏北至虎邱，一线正西方向直通枫桥。方志记载云“阊门到枫桥，列市二十里”。其中南北濠、上下塘、枫桥、山塘街都是喧闹非常的商业区。唐寅有《姑苏杂咏》四首，记明代苏州繁华盛况：

门称阊阖与天通，台号姑苏旧帝宫，银烛金钗楼上下，燕樯蜀柁水西东。万方珍货街充集，四牡皇华日会同；独怅要离一抔土，年年青草没城墉。

长洲茂苑占通津，风土清嘉百姓驯；小巷十家三酒店，豪门五日一尝新。市河到处堪摇橹，街巷通宵不绝人；四百万粮充岁办，供输何处似吴民？

江南人尽似神仙，四季看花过一年；赶早市都清早起，游山船直到山边。贫逢节令皆沽酒，富买时鲜不论钱；吏部门前石碑上，苏州两字指摩穿。

繁华自古说金阊，略说繁华话便长；百雉高城分亚字，千年名剑殉吴王。龙蟠左右山无尽，蛇委西东水更长；北去虎邱南马涧，笙歌日日载舟航。

如果说这组诗所写只是苏州概貌的话，那么《阊门即事》则基本上就算得上是特写了：

世间乐土是吴中，中有阊门更擅雄；翠袖三千楼上下，黄金百万水西东。五更市贾何曾绝，四远方言总不同；若使画师描作画，画师应道画难工。

时间略晚于唐寅而担任吴县令的大文人袁宏道，根据其切身体会评唐寅此诗曰：“实录。”可见唐寅诗的写实程度。

虽说是商贾云集，商业兴盛而“画难工”，然吴派画家仇英仍以高超的画艺仿张择端《清明上河图》构图，创作了以苏州阊门为中心的《清明上河图》（图21），以图画这种直观的方式展现了明代苏州商业盛况。清乾隆时宫廷画家徐扬亦绘有《盛世滋生图》（亦名《姑苏繁华图》）。两画均以阊门至山塘街这一最繁华地段为中心，这也是明清苏州人最津津乐道的地方。

阊门内外，除了各种商业的行会公所外，阊门内专诸巷有专门的艺术品市场。直至清初（1660年4月13日），吴其贞仍于专诸巷肆中得赵伯骕《林亭高士图》。专诸巷内，另有琢玉雕金等作坊。清纳兰常安对专诸巷有很深的印象：

苏州专诸巷，琢玉雕金、镂木刻竹与夫髹漆、装潢、像生针绣，咸类聚而列肆焉。其曰鬼工者，以显微镜烛之，方施刀错；其曰水盘者，以砂水涤滤，泯其痕纹。凡金银、琉璃、绮绣之属，无不极其精巧，概之曰苏作。广东匠役，亦以巧驰名，是以有“广东匠、苏州样”之谚。

纳兰所述，虽为清代时事，然证之其他明代资料，可知明代时已然如此。如詹景凤记其乡人叶氏购得《葛仙翁移居图》一卷，专程“持入吴装潢”。可证苏州装裱，精于别处。苏州并以多出装潢之名手而闻名全国。装裱之精良，也可看做是苏州书画业市场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明证。万历间吴中装潢工人孙凤，字鸣岐，长洲人。雅善装潢，颇喜读书，人有以古昔书画求装潢者，则录其诗文跋语，积久成巨帙，名之曰《孙氏书画钞》。时人感慨说：“益见吾吴右文之盛，虽工艺之微者，靡不博古精鉴。而又能汇次成书，以传于远，其用心良勤矣。”

又姜绍书《韵石斋笔谈》卷上，记徽人黄黄石精于赏鉴，“虽仕至玺卿，而会计之精，徽贾推为领袖”。黄与贺日献关系甚笃，“日献素拥厚资，牙筹营运，惟日孽孽，两意相孚。贺出千金授黄，将列肆于金阊而逐十一也”。一个精鉴赏，一个拥厚资，两人合作欲在苏州阊门开设艺术品店铺。此事后因黄黄石抵苏未久去世而作罢。然阊门附近艺术品店铺生意一定热闹非凡，才会吸引外地商贾的踊跃加入。

李日华曾数至阊门，《味水轩日记》中有多处记载他购置书画及观画之举：

泊阊门，购得米元章《得真楼帖》，苏子瞻《洋州西园诗》。

辰刻抵阊门，过吴吴山楼居。吴山以书画估游公卿间，不见八年余矣。至是游道益振，出观卷轴……

又李日华尝于僧宗朗处见《淳化阁帖》，当时颇觉有疑。未几，“王丹林从武林回，来谒云，余向于僧宗朗处所见《阁帖》，乃阊门专诸巷叶氏所造。果中余摸索矣”。

由此可知专诸巷所造伪作，晚明时已在社会上广为流传，即便以李日华之善鉴，也不能当场揭穿，可知其作伪水平之高。

明末清初山阴书家杨宾也注意到专诸巷作伪之事：

时下极重董文敏书，究竟购入内府者，皆阊门专诸巷陈纯仲书，非文敏也。

清初专诸巷作伪书画以家族规模，伪作更成系统。清钱泳揭露“钦家款”绘画说：

国初苏州专诸巷有钦姓者，父子兄弟，俱善作伪书画，近来所传之宋元人如宋徽宗、周文矩、李公麟、郭忠恕、董元、李成、郭熙、徐崇嗣、赵令穰、范宽、燕文贵、赵伯驹、赵孟坚、马和之、苏汉臣、刘松年、马远、夏圭、赵孟頫、钱选、苏大年、王冕、高克恭、黄公望、王蒙、倪瓒、吴镇诸家，小条短幅，巨册长卷，大半皆出其手，世谓之“钦家款”。

不止徽人多至苏州艺术品市场，徽州地区丰富的收藏资源也吸引苏州艺术品商人的亲临收购。徽州艺术交易人吴其贞在歙县榆村曾遇“吴门郑廷奇”，据吴说：“廷奇为人好修饰精洁，善弦索，兼货古玩。游于朱门，人皆物色之。”因知郑廷奇是位颇受富贵人家青睐的艺术品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