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苏州时尚生活形成剖析

清人张瀚的《松窗梦语》，初步探讨了苏州时尚生活的性质：

其民利鱼稻之饶，极人工之巧，服饰器具，足以炫人心目，而志于富侈者争趋效之。

张瀚指出，当时社会奢靡风尚以苏州为领风气之先者，并对整个社会风尚都有影响：

至于民间风俗，大都江南侈于江北，而江南之侈尤莫过于三吴。自昔吴俗习奢华、乐奇异，人情皆观赴焉。吴制服而华，以为非是弗文也；吴制器而美，以为非是弗珍也。四方重吴服，而吴益工于服；四方贵吴器，而吴益工于器。是吴俗之侈者愈侈，而四方之关于吴者，又安能挽而之俭也。盖人情自俭而趋于奢也易，自奢而返之俭也难。今以浮靡之后，而欲回朴茂之初，胡可得也？矧工于器者，终日雕镂，器不盈握，而岁月积劳，取利倍蓰。工于织者，终岁纂组，币不盈寸，而锱铢之缣，胜于寻丈。是盈握之器，足以当终岁之耕；累寸之华，足以当终岁之织也。兹欲使其去厚而就薄，岂不难哉！

张瀚慨叹，苏州巨额的高消费多用于追求服饰器具上，尤其注重雕琢器物。而奢侈风气兴起之后，再要求他们自奢返俭，势不可能。四方由于受吴地影响，就更加不可能“挽而之俭”了。

张瀚的观点是站在传统保守立场而言的，希望风俗能“去厚而就薄”。若以现代经济学眼光观之，比起当时低廉的副食品价格，这种高消费结构也是不合理的。王家范先生在探讨明清江南消费风气时指出：这些工艺复杂的精致产品的生产，奉行质量竞争的原则，而同实行价格竞争的合理化生产宗旨（即改进技术、降低成本、扩大产量、提高效率的近代生产宗旨）格格不入，时代精神迥相殊异。他们珍藏、馈赠的大量玛瑙、象牙、摆设及金银用具，都属于传统工艺品范围，材料稀贵（有的取之于海外），制造工艺取决于传统工匠世代相传的雕琢手艺，不可能扩大再生产，而价格的昂贵使大量的货币被消耗于这类不实用的消费上，阻抑了投资的欲望，妨碍了社会游资向其他实用生产部门的转移。因此他一针见血地指出：

明清江南的高消费仍具有传统的贵族奢侈消费性质，它与宫廷消费相互激荡，形成病态的畸形消费。这种病态的高消费，实际上只能导致商品经济的虚假繁荣，无益于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

社会学的理论也为这类消费文化提供了新解释的可能性，如凡伯伦（Veblen）认为，“炫耀性消费”所具备的功能并不只是官能性或生理性的享受而已，而是在阻止社会的流动，把之前上升到社会上层的少数地位群体加以制度化。晚明士大夫特殊的消费活动，包括重金购买古玩艺术品等，都可由此角度观之。

如果我们重新回到晚明的历史情境，探究江南时尚的形成过程，就会发现这其实是一个士人与商人互动而双赢的喜剧式的社会风尚游戏。

晚明士人多蓄书画玩器（图22），在商人以雄厚的财力加入后，士人们努力将对时尚的发言权控制在自己手里。正如加拿大学者卜正民所言：时尚的确定不是一个公开的过程，它总是被那些既定的精英人物所裁断。时尚的标准不是由那些从底层爬上来的企求者决定的，而是由那些已经达到既定水平、需要保护既得精英地位的人决定的。松江文人莫云卿《笔麈》就以居高临下的态度指出：

今富贵之家，亦多好古玩，然亦多从众附会，而不知所以好也。且如蓄一古书，便须考校字样伪谬及耳目所不及见者，真似益一良友；蓄一古画，便须如宗少文澄怀观道，卧以游之；其他如商彝周鼎，则知古人制作之精，方为有益，不然与在贾肆何益？

大文人、书画家董其昌的说法则委婉得多，他循循善诱地说“故人能好骨董，即高出于世俗，其胸次自别”：

今之骨董，古人用物也。其制作精工，非今人可及，故历代宝惜爱护之，什袭而藏，不轻示人，非收藏赏鉴家不能知也。世俗所贵重者，但知有黄金而已，可使一磁盘，一铜瓶几倍黄金之价，非世俗所知也。故人能好骨董，即高出于世俗，其胸次自别，或可即目前以开其违法之韫也。要知古之所当贵重，岂仅用物哉！即仅知贵用物，已能轻黄金而尚之，度越世俗远矣。更能进以求用物之物，用则知有我物在自开辟传来，不更古于用物耶？于此深求而自得之，毕见古人精微广大之制作，有合于造物化工，以安庶物，更千古而藉之者，尽出于是，益非目前人可知，亦非收藏赏鉴家可测也。

而前文提到过的李日华为门人所作的“戏评古物次第”，论其实质，就是一份“古玩书画购物指南”。他的“门人黄章甫”，从姓氏看，很有可能是徽商子弟。李氏《味水轩日记》中提到，其门人吴兆登即为徽州人。在“戏评古物次第”后，李日华尤其特别关照“士人享用，当知次第”。事实上不知“享用次第”的绝大多数都是新崛起的富有的商人（也就是他所说的“俗贾”）。所以，对于晚明的士人和商人来说，收藏活动实质上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士人获得了维持奢侈生活所需的金钱，而新兴的商人阶层则通过“缴学费”的方式，在追逐时尚的过程中，逐渐提高社会地位。有时为了减少损失，则聘请艺术品商人为眼目。所谓“新安贾人见苏州文人，如蝇聚一膻。苏州文人见新安贾人，亦如蝇聚一膻”的现象，正是这一历史情境下的必然产物。或者用余英时的话说，明清的“士世界”和“贾世界”是互相交错的。

卜正民也认为晚明商人和士绅追逐时尚的热情，并非像明清时人（如张瀚）所言，是道德沦丧的产物，而是商业化的简单后果。在《纵乐的困惑》中他指出：

获得了时尚的控制权，上层社会就能从中获利。时尚促成了一个将纯粹富有者手中的财产重新分配的过程，这些富有者必须花去越来越多的金钱来获得作为上层社会地位象征的昂贵东西。这笔财富中的一部分越来越多地流入生产奢侈品的匠人和从事奢侈品贸易的商人手中。一部分又回流到既定的精英阶层手中，他们确定哪些是象征性的贵重物品，然后拿到市场上重新出售，甚或还自己生产这些物品，就像明朝后期许多文人为人写墓志铭或模仿名家绘画作品所做的那样。鉴赏家会贬斥那些纯粹收藏家的藏品，又不时地将自己的藏品卖几件给这些人。

当然，由于商人阶层，尤其是“贾而士行”的徽商集团的整体崛起，他们不可能在精神上完全是士大夫的附庸。事实上，由于他们的介入，士大夫的“风雅”趣味和时尚标准已开始转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