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政体的类型

因为财产、出身及德性方面的差别，使得政体的构成部分彼此相异，因此会有多种政体的存在。一般来说，政体分为君主政体、贵族政体和共和政体三种，但是如前所述，它们会发生变异，从而产生僭主政体、寡头政体和平民政体。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僭主政体是最恶劣的政体，其次是寡头政体，最可容忍的是平民政体。

城邦中每个人的要求都有其合理性，虽然并非是单纯意义上的合理。所以，立法者应以城邦公民的整体利益为出发点立法，在整体利益面前对公民一视同仁。但是，法律只应该涉及在能力和族类上彼此平等的人，而对于某些在德性方面超出他人很多的人是没有法律可言的，因为这些人本身就是法律。在现实中，大多数城邦对这些超凡绝世的人采取的是“放逐”的办法。如果这些城邦是为了全体公民的共同利益着想，采取这种办法也是可以的，但往往实行这种办法的政体是为了自己的私利。所以，城邦中的所有人都应该心悦诚服地跟随这些超凡的人，从而就产生了君主政体。君主政体有很多种形式，包括斯巴达政体中的君主制、野蛮人中的君主制、古代希腊各邦实行的民选邦主制、史诗英雄时期的君主制和家长制式的君主制。有些人认为，崇尚君主制比崇尚法制的政体好。在他们看来，法律只是对一些普遍性事物作了规定，对于很多具体事务很难做到面面俱到。所以他们认为，墨守成规的政体是愚昧的。而另一些人则认为，在很多事情上众人的判断要优于一人的判断，所以君主制是不可取的。同时，他们还认为让一个人事必躬亲，做到面面俱到是很困难的，因此君主会任命下属官员管理城邦，而这会使政体发生变异。不管怎样，如果一个人才德超群，远在其他人之上，那么让这个人来统治也没有不对。

贵族政体是指由单纯意义上最优秀的人构成的符合德性的政体，也就是说，德性是贵族政体的准则。贵族政体有很多不同的形式。其一，这种贵族政体中官员的选举不仅要看财富，还要看个人的品质。其二，这种贵族政体要考虑三个因素：财富、德性和平民。当然，也有贵族政体只考虑德性和平民两个因素，如斯巴达政体。其三，这种贵族政体更类似于寡头政体而非共和政体。

政体，一般来说，有三种混合方式：第一，同时采用平民政体和寡头政体的立法；第二，对平民政体和寡头政体进行折中；第三，抽取平民政体和寡头政体中各自的一些特征。混合得好的共和政体，在于它既可以被称为平民政体，也可以被称为寡头政体，即同时具有平民政体和寡头政体的特征，或都不具有。此外，维持共和政体仅凭城邦自身的力量，即城邦中的成员都没有另建一个政体的愿望。

僭主政体或称暴君政体是君主政体的变体。之前所述的君主政体的形式，即斯巴达政体中的君主制、野蛮人中的君主制、古代希腊各邦实行的民选邦主制，其实都具有僭主政体的特征，但因为经过选举且受到臣民的拥戴，又有别于僭主政体。另外一种僭主制的形式是，君主即法律，任何事都从自己的私利出发，完全置公共利益于不顾。所以，这种形式僭主制的存在不会长久，很快会被推翻。

不让所有人参政是寡头政体的做法，寡头政体一般又分为以下几种形式：其一，城邦中的官职对财产有极高的要求，从而使得大多数穷人没有担任官职的资格。在这种政体中，公民拥有为数不多的财产，所以他们会尊重法律的权威，而不会产生由自己取代法律的情况。其二，各种官职对财产仍有极高的要求，官职的空缺只能从合格的公民中选举产生。这时，寡头们的财产逐渐增加，人数越来越少，他们就会要求掌握更多的权力，为此，他们会制定一些自己可以操纵的法律，并亲自挑选官员进入政权机构。其三，具有父传子世袭特征的寡头政体。随着寡头拥有越来越多的财产和党羽，他们会以法律的形式确定子女对父辈的财产、权力的继承权。其四，在这个政体中不仅具有上述的世袭特征，而且统治者已经凌驾于法律之上（人称“权阀政体”）。这种形式的寡头政体必将出现人治取代法治的情况。此外，上述各种形式的寡头政体中，富人不参加公民大会便会被罚款，对穷人却不会这样。

由占多数的穷人执掌政权的政体称为平民政体。一般来说，平民政体主要由农民，商贩，从事航海业的人，手工劳动者，家无积蓄、终日奔波劳碌的人，以及并非双亲都是自由人的人构成。平民政体的形式也是多样的：第一种形式的平民政体是最符合平等原则的。城邦的法律认为，城邦中的穷人和富人处于同等的地位，谁也不凌驾于谁，任何一方都不得主宰另一方。第二种平民政体中的官职对财产有一定的要求，虽然这种要求并不高。同时，对公民的参政资格有财产要求，可以保证他们有参政的闲暇。第三种平民政体中，只要城邦居民具有公民身份就有权参政，同时，法律在该形式的政体中占统治地位。在这种形式的政体中，由于没有财产限制，使得包括穷人在内的大部分人都能参政。但是，辛苦谋生的人们没有足够的闲暇参政，所以他们宁愿相信法律的权威。第四种形式的平民政体在其他方面与上述几种政体形式区别不大，但是法律的地位受到挑战，即群众代替了法律的权威地位。产生这种政体有两个原因：其一，城邦中出现了蛊惑人心的平民领袖；其二，城邦的版图不断扩大，公共收入不断增加。由于发放津贴，使得城邦中的所有公民都有闲暇参加政治生活，因此，穷人就逐渐控制政体，法律也就失去了它的权威地位。在所有形式的平民政体中，穷人参加公民大会有津贴可以领取，而富人即使不参加也不会被罚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