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师育英才 桃李满天下

作为我国法学教育的一代宗师，用“桃李满天下”来形容芮沐在教育方面的成就丝毫不为过。作为全国法学界最早的一批博士生导师，芮沐执教近70个春秋，1977年后培养了大量硕士生，指导了12届博士研究生，加上新中国成立前培养的学生，受教于芮先生的人当以千计。到1999年他亲自指导的最后一批博士研究生毕业时，芮沐已有92岁高龄。

2007年的教师节这天，一向不愿操办生日的芮沐，答应学生们的请求，以“芮沐先生百岁华诞暨学术思想研讨会”的形式庆祝自己的百岁（虚岁）生日。当天，当白发苍苍、精神矍铄的芮先生被簇拥着来到主席台时，台下芮门弟子们全体起立，掌声如雷，台下前两排的人中有芮先生的学生陈光中、程信和、沈四宝、郭寿康、徐鹤皋、肖志明……如今，他们都是当今中国法学界金字塔顶尖的人物，而他们的弟子，不少人也已成为法律界的中坚力量。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先生虽为国内民法学界泰斗级的人物，但对于如何教导学生却没有留下太多以资可鉴的文字：先生更愿意——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擅长”——言传身教，影响一批又一批的弟子们。

“一本渊博的大书”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吴志攀师从芮先生多年，自1982年北大法律系本科毕业后即跟随先生读硕士和博士，是芮先生最早的博士研究生之一。在祝贺芮先生百岁生日的长文中，他将老师比作是“一本渊博的大书”。

在这部“大书”里，可以看到这样一位可敬可爱的师者：严谨、大气、热心、责任感强。

开学之初，芮先生便给每个学生一份油印的书单，上面除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列宁选集》、《毛泽东选集》这样的必读书之外，还有一些政治经济学的教科书和政府文件、工作报告，外国专业书也很多，足足有几百本。

每周四下午，学生们前往先生的住处汇报读书情况，这是芮先生一周最忙的时候，也是学生们一周最幸福的时光。芮先生像门诊大夫一样，仔细听学生的汇报，不时指出不足之处。学生向芮先生请教问题，他都认真回答：如果问题不能立即解答时，先生会说，他需要查资料，下次告知。如果学生们的“功课”做得足、做得好，汇报就可以早些结束，大家便围坐在芮先生身边，谈论当前国际、国内形势。一时间，众人各抒己见，甚至唇枪舌剑，一旁的芮先生则微笑着满足地看着眼前朝气蓬勃的年轻人……

先生的学风，带有很强的实用主义色彩。他常对学生们讲，“研究问题，要联系实际”, “不要空洞地就概念而研究概念”。他的观点，被概括为“研究孩子，比研究孩子名字更重要”。2000年，93岁高龄的芮先生著文指出：“我想我们在搞法学的时候，不论面对的是什么‘法’——经济法还是国际经济法，还是叫别的什么法，都不应该忘记国家这个根本因素，我们搞的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或者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国家有关的‘法’。”

芮先生同样告诫学生们“不要与别人争论，有时间自己做自己的学问”。在他看来，论文的观点对与错，学问的好与差，都不是自己说的，也不是别人说的，而是时间来评判的：有时间，不如多读些书，多看资料。这让吴志攀教授感触很深：“先生最相信时间的评判，先生是百岁老人，先生看到的太多了。”

乐为学生“打工”

丹心不辞桑榆晚，甘为桃李化春泥。芮先生从来不要学生为自己做事，却乐于为学生“打工”。

每当学生遇到学术或外文方面的问题向他请教时，芮先生或者直接回答，或者先记录在纸张上，而后花时间查资料，过几天再打电话告诉学生答案。有时候找到答案了，芮先生会兴奋地一路打听来到学生宿舍，叫上学生一起到他家去，当面讨论。一次，芮先生看过博士生臧立交来的论文作业后，决定找他到家里面谈，但不巧的是臧立宿舍楼上的电话坏了，芮先生坐不住了，亲自来到48号楼的6层敲开了他的房门。

后来，芮先生觉得这样的学术交流不方便，便自己出资800多元为学生装上电话。这在20世纪80年代算得上一笔不小的开支，而先生却为“方便联络”而高兴不已。

芮先生为学生“打工”，是“以学生的目标为目标”心境的真实写照。1996年，芮先生去深圳开会。临走前，他专门来到学生宿舍“请假”，向学生仔细交代学习任务。芮先生从教职岗位上退休后，由于年龄和精力的缘故，撰写的学术论文远不如以前，但他却仍笔耕不辍。写的是什么？是为学生写序言。其中，先生在为“国际经济法系列丛书”之一的《国际税法》所写的序言中论及“公法”和“私法”和对国际经济法研究的思考，洋洋洒洒一万多字，完全是一篇高质量的学术论文。这样的序言还有不少，吴志攀教授《香港银行法》和郭瑜教授《提单法律制度研究》的序言都是芮先生专门为他们写的。

《老子》中最后一句讲“圣人之道，为而不争”。芮先生为人淡泊从容，与世无争，却甘于为后进者做人梯，辛苦劳烦而终不休，为“师者”做了最好的注释，称得上“中国学界之良心”。

1988年，吴志攀博士毕业，面临着工作去向的问题。当芮先生听说他有意从教时，高声说：“当老师也要留在北大，哪里都不许去！因为北大最需要老师！需要有人教书！”语气之坚定，至今仍深深地印刻在吴志攀的脑海中。

留校后，吴志攀第一次在教研室试讲，芮先生全程听讲。课后，芮先生悄悄递过一张纸条，上书“说话太快了，要慢慢地讲，不要着急。”享有这种耳提面命“待遇”的不只吴教授一人，无论是哪个弟子留校任教，芮先生都要去听课，帮他们压住阵脚，提出有针对性的改进意见。

“谁打招呼，就不录取谁”

了解芮沐的人都知道，他特别讲原则，有时候几近不讲人情。当年考试时已盛行考研“打招呼”之风——谁能托人与导师打上招呼，谁能占到优势。外交学院国际法系副教授臧立是先生的两名关门弟子之一，他没有可以打招呼的人，只好硬着头皮考。后来，成绩出来了，臧立和另外两人的成绩难分高下，但由于名额有限只能录取两人。正当芮先生难做取舍时，另外一个考生打电话给他，说已托人打了招呼，并要上门看望先生。芮先生听罢，沉默片刻，便决定把此人归入落选之列。

和臧立有着相似经历的还有现任教于北大法学院的郭瑜教授。1993年，郭瑜从上海海运学院毕业，报考了北京大学的国际经济法专业，导师就是芮沐先生。当时，开设国际经济法的高校很少，自己也没有所谓的关系可以通融，郭瑜抱着“拼一拼”的态度走上了考场。焦急等待中，郭瑜接到了一个电话：“你初试成绩不错，芮先生让打电话给你，通知下周一来面试……”

北京大学为什么能吸引众多年青人、成为有志者无限向往的圣地？答案可能会有：悠久而辉煌的历史，严谨的治学，良好的学习氛围，浓厚的人文气息，大师云集之地等等：然而，不能不着重提到的是“北大梦”——任何人通过坚忍不拔的奋斗，都有可能达到自己所期望的目标，实现一个个美丽的梦想。如果说北大为所有人敞开了通向理想的大门，那么，像芮沐先生这样众多北大师者就是为无数怀揣梦想之人打开大门的引路者，是学术操守的守望者。正是他们，以严谨和刚正维护了学术的崇高和纯洁：正是他们，将北大优良的学风代代相传下去。

“疼学生，比自己的儿子还亲”

20世纪80年代，芮先生开始指导学生时已70多岁了，在那些二三十岁的年轻人面前，他更像一位长辈，对学生倾注了极大的关爱。

20世纪80年代，国内掀起了出国留学的风潮。看到国内法学界缺乏对国际通行规则和体系，特别是对国际经济法领域的了解，芮先生开始积极为年轻人创造外出深造的机会。1981年，芮先生动用自己的各种社会关系，将两位研究生沈四宝和张力行送到美国深造。

“老芮疼学生，比他自己的儿子还亲。”这是芮先生的夫人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这其中既有对芮先生热心提携后辈的褒奖，又有家人不经意的怨意。芮沐先生唯一的儿子准备联系出国时，芮沐却因繁忙没帮什么忙。相比之下，“父亲对学生的事特别上心，他特别惜才，不怕学生超过自己。在他看来，教出来的学生比自己强才是好老师。”芮晋洛如是评价父亲。

中山大学法学研究所所长程信和教授对自己博士论文开题前和芮先生见面的情景终生难忘：1980年7月4日，芮先生身患严重的肝病，住院多日仍不见好转，只好转院：程信和和几个同学一起去病房探望，原本准备好和先生商量论文开题，但看到先生深凹在颧骨中的双眼和仿佛蒙上了一层灰色的脸庞，程信和的眼泪在眼圈里打转。在从北京地坛医院转到日坛医院途中，芮先生躺在担架上，突然用手支起半边身躯向程信和问道：“你的论文要定题了吧。”就在去医院的路上，带病的芮先生为学生定下了毕业论文的选题方向，到了日坛医院，身边的护理人员忙碌起来了，而疲倦的芮先生却带着一脸的满足睡着了……

1998年夏，张智勇博士毕业后留北大任教。暑假时，他在家乡举行了简单的婚礼。回到学校后的一天傍晚，有人敲门，张智勇开门一看，居然是芮先生和师母！在狭小的房间里，芮先生把一个精致的八音盒和一张写有祝福的贺卡送到张智勇手里，拍了拍他的肩膀，充满鼓励地说：“现在的条件可能不如意，但却能激发你们刻苦努力、上进，美好的明天就在前面。”多年后，张智勇对在那间陋室里所感受到的真情与温暖记忆犹新。

先生的学问德高功厚，如同他数量不多的著述一样：他讲课话语不多，更不能面面俱到，却处处关照宏大，给学生以充分的思考空间。如同武术大师传授武艺，先生少着意于一招一式，而更在乎知识体系的连贯性和拓展性。初次上课的学生或许会感到芮先生讲的内容太过空泛、不够具体，但随着学习和研究的深入，会发现先生学识的深远博大，是一种可意会而不可言传的“大智慧”。于是，也就有“芮先生很严”的说法。

对此，他的学生郭瑜这样总结：先生在学术上绝对有威严，他眼光敏锐、什么事都瞒不过他，所以大家都怕他。但是，先生从未因为学生犯了错误而训斥过哪一个人，他总是耐心地引导，像剥笋一样，一层一层地，这样下来，任何个人都会把教训刻在心里，铭记一生。

独具慧眼，创建“北大法宝”

先生热爱教育，对教育事业怀有高远的眼光，正因为如此，才催生了中国法律教育的重要平台——“中国法律检索系统”。

1985年，时任北大国际经济法教研室副主任的张力行到美国考察，回国后有感于美国法律检索系统的完备，向芮沐主任建议北大应借鉴和学习。当时法律尚处于学科的边缘地位，建设数据库在当时的花费也非常高。芮先生迎难而上，认定数据库检索必将成为今后法学研究、教育和法律工作的重要工具，经商议后，他拍板该项目“可以上马”。

芮先生带领大家多方筹资，购进计算机、装修了机房，与学校计算中心合作成立“北大计算机辅助法律研究中心”，开始研制初级的信息检索系统。经过两年多艰苦卓绝的努力，北大法律系于1987年在全国推出第一套法律数据库，通过有关机构的鉴定投入使用，并很快取得了不错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后来，在芮先生的积极奔走和努力下，北京大学法制信息中心成立，该中心得到了国务院经济法规中心的大力支持，从一开始就具有相当高的起点。

1995年，国内第一家法律专业网站——“北大法律信息网”正式上线，法律检索系统开始借助互联网而走向更广的天地。1999年，北大英华科技有限公司成立，这是高校科研成果转化的显著成果之一，芮先生等人多年来为之努力的中国第一套法律查询软件“中国法律检索系统”也开始有了一个更为通俗的名字——“北大法宝”。

北大英华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赵晓海1985年考入北大法律系，法律检索系统初创时正在系电脑室勤工俭学。谈到公司的创业史时，言谈中他仍对芮先生充满深深的感激之情：“当时得益于改革开放初期革新宽容的环境，北大文理相交的学科背景为系统的创建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但是，若是没有芮先生深刻的、有预见性的眼光和敢于创新的决心，‘中国法律检索系统’就不会顺利地在北大开发出来，至少还会向后推延几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