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大洋的师生情

“那时的我，就像一个迷途的孩子，抓住了母亲温暖的手，一下子就有了家的感觉……”在这封从纽约寄来的电子邮件中，严仁英的学生段得琬动情地叙述着一件可能只有自己和恩师知晓的往事。

那是在段得琬做博士课题的时候，严仁英创办的妇儿保健中心有机会与美国的一家孕期筛查检验公司合作，段得琬和另一名研究生被派出国联合培养。由于文化差异和双方兴趣点的不同，再加上她们年轻气盛，考虑事情不够成熟周全，中美双方产生了误解。

“课题的合作出现了危机。我的同伴另寻出路不辞而别，留下我在异国他乡形单影只无所适从……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尝到了‘走投无路’的滋味。”段得琬回忆那段痛苦的往事，字里行间流露着当时凄凉的心绪。

“为了维护我们中国人的尊严，我不想向外国老板让步，于是就拨通了国内严老师的电话……”在佯装镇定、故作坚强地简要汇报了情况之后，电话的另一端沉默了片刻，随后是令段得琬印象最为深刻的一句话——

“回来吧，大家一起想办法把课题做下去……”电话那边忽然传来一股胜似慈母般的温柔：这边，压抑许久的泪水瞬间如泉涌般奔了出来！大洋彼岸街头的电话亭里，一个“泪人儿”似的小姑娘就这样紧紧抱着听筒，慢慢地，身体颤抖着，蹲了下去……

这段经历，令学生时代的段得琬十分难忘，现在的她，虽然已在国外工作、生活了多年，但对祖国的那份藏于心底、表于言行的爱从未改变。那次事情，段得琬回到了妇儿保健中心，在严仁英的帮助和共同努力下最终完成了研究课题，在答辩前交出了合格的博士论文。

20世纪50年代，严仁英任教授，为国家培养了3名研究生。1984年，严仁英被聘为博士研究生导师，至今已经培养博士十余名。1990年以来，在严仁英的奔走呼吁下，学校在公共卫生学院内设立了妇幼卫生专业（现妇女与儿童青少年卫生学系的前身），至今仍在为国家培养着优秀的妇幼保健人才。

“没心没肺”，伉俪情深

一个成功者的背后必然有一个支持他（她）的伴侣。谈及老伴对自己事业的支持与牺牲，老人并不讳言，淡淡地笑了笑。而从这看似淡定的笑靥中焕发出来的却是一种异常浓烈的感情，这份“感情”甚至可以理解为感激之情。

20世纪50年代初，严仁英去新疆出差，这一去就是半年，孩子出生没多久就被送到托儿所，等她回来看到孩子被捆在柱子边、坐在便盆上，心里不禁一阵酸楚。之后每次出门，严仁英就把孩子丢给老伴，然后就“什么都不操心了”。同事们就曾经看到王光超一个人背着孩子去商店里买棉衣的样子。

也许，严仁英能永远以乐观积极的态度面对人生，秘诀之一还在于她拥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她和王光超风雨同舟、相濡以沫，共同在事业上施展才华。作为一名皮肤病学专家，为了妻子蒸蒸日上的事业，王光超心甘情愿退居“二线”主理家务，夫妻两人举案齐眉、相敬如宾，相知相伴七十载。

爱情是相互的，当一个人“被体贴”的同时，她同样也在“体贴”着别人，反之亦然。

“在我的印象中，公公、婆婆在60多岁的时候，总是公公照顾婆婆，无论是上车、进门还是走路，一定是婆婆在先，公公顾后。到了80多岁的高龄后，婆婆的身体和精神状况都优于公公，这时看到的是婆婆精心照顾公公。公公的视力不太好，吃饭时，婆婆总是帮着公公盛饭、夹菜、择鱼刺：走路时，两人总是手拉着手，互相搀扶。出门时，公公还是要等着婆婆先走，可却怎么也等不着，扭头一看，婆婆已经在前面等他了。我想，在公公的心里应该还是婆婆在先，但是他已经力不从心了。”读着儿媳从美国发来的一封回忆往事的电子邮件，眼前忽然浮现出一种难以名状的幸福与惬意，两位老人之间那一点一滴的深情厚谊无不让晚辈们动容。

有一件小事，至今令二老的子媳们记忆犹新。

20世纪80年代初，改革开放不久，美国皮肤科学会邀请王光超偕夫人赴美演讲，历时两个月。那时的严仁英已身兼数职，又担任着医院繁重的行政工作，无奈不能同行。在为老伴准备行装时，子媳们看到了“平时很难看到的”严仁英。

王光超出行的前两天，严仁英特地请假提前下班，拎着两个大包的东西回家后便马上开始帮助老伴整理行装。内衣、外衣、西装……她都一件一件地数好，摆放整齐。子媳们打开两个神秘的大包一看，里面真是五花八门无所不有！有工艺美术品、代表中华文化的礼品，还有各种常备的药品以及牙膏、牙刷等日用品，居然还有王光超平时爱吃的各式各样的零食！原来，严仁英一出医院的大门便挤上公共汽车进城给老伴买东西去了。那时的严仁英已是70多岁的人了。

只见严仁英从抽屉里翻出各式各样的小药瓶，把各种急救药、常用药一一分装打理，贴上标签，写上药名、含量和用法后再逐个地排放整齐。

王光超最爱吃的零食是五香花生米，严仁英足足买了四五斤。只见她洗干净了手，小心翼翼地打开塑料袋，用双手捧出一些，再一粒一粒连搓带吹地剥去了红衣，然后再将剥干净的花生重新一小包一小包地分装起来，为的就是让老伴出门时吃起来方便。在严仁英无声的带动下，子媳们一齐动手帮忙。于是，一场似乎只该在电影里看到的画面毫不夸张地出现了：屋子里，五香花生米的红衣漫天飘舞飞扬，一时间，耳畔只听得揉搓的刷刷声，就像跃动的音符，好美……

更为绝妙的事发生在翌日清晨，严仁英起床后说昨晚一宿没睡着，就为王光超编了一段顺口溜，好帮助没怎么出过远门的他记住出国的要领。子媳们拿来一看，很是吃了一惊——那真真切切是满满一纸的七言诗，一字一句地把各种叮嘱老先生的话都写全了，又好记，又顺口，可谓字里行间见真情！

“婆婆是学医的，真没想到她还有这么好的文采，落笔顺畅，贴切达意，让我们佩服得五体投地！只可惜当时不懂得这篇诗文的珍贵，多次搬家后没有将它保留下来，现在只能作为一种遗憾了。”儿媳在信的最后写道。

记得一次在参加德国柏林细菌战罪行展览的几天时间里，一同前往的好些男同志都很想家，有的甚至还伤心地偷偷流泪，严仁英很是不解：“我觉得在那儿把工作做好了就行了，就出去这么几天还想家？我家里也有老头儿和孩子，我就不想家也不想人，不瞎琢磨……我就是这么一个没心没肺的人！”话音刚落便传来一阵开心的笑声。

“没心没肺”，这便是严仁英的处世之道，是她常常用来评价自己或是当被问及如何才能长寿时立刻开出的“秘方”。但是，她真的不想老伴和家人吗？

2003年8月，王光超不幸辞世，享年91岁。这对严仁英而言是个很大的打击，她却将这份缱绻之情寄托于两件常人难以理解的决定：其一，如果老伴不行了，就不要再浪费国家的宝贵药品了：其二，同意尸体解剖，有利于医学的发展。“已经没有希望了，何必再往里投入呢……我对他是这样，对别人、对我自己也是这样。”说到这里，老人眼中的晶莹时隐时现，“我不会太感情用事。”

自从老伴去世之后，严仁英在家中经常独自看着老伴的照片发呆，想念老伴时，她就一遍一遍地给花儿浇水。她家里的很多花都是涝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