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收入本书的21篇文章是我过去八、九年间写就的非专业性文章中比较“严肃”的一部分。说它们比较“严肃”，是因为它们所关注的主题比较宏大，且写作方式接近专业论文的风格；在很大程度上，这些文章是我专业研究的延伸。另一些不那么“严肃”的文章，则收入我的另一本集子《穿行于现实和书斋之间》。

本书的21篇文章，按主题分成四编。第一编“解释中国经济的成功”收录了五篇文章，均涉及我对中国经济为何取得成功这一问题的政治经济学解释。我的专业是发展经济学，硕士、博士论文都是关于中国农村经济的，执教北大之后的六、七年，也主要研究中国农村的土地问题。自2005年之后，我开始转向新政治经济学领域的研究，其中最主要的工作就是试图为中国1978年之后的高速经济增长提供一个政治经济学解释，本编的五篇文章就是围绕这个主题展开的。我一向认为，就经济政策而言，中国没有特别之处，中国的成功可以归结为灵活地采纳了新古典经济学政策建议、或曰“华盛顿共识”的结果；我们要认真追问的是，为什么中国政府能够采纳这些政策？毕竟，成功实现快速经济赶超的国家并不多见。要回答这个问题，就不可避免地要研究政府做对了什么。因为这个原因，学术界和社会上就有人把我归入左派、甚至“御用学者”之列。尽管我和新、老左派之间有较大的差异，但把我归入左派我也没有太大意见，读者从本书第三编和第四编里的文章可以看出我的政治倾向。在中国，左派和右派的一个差别在于，右派强调普适价值，因而在政治主张上基本上奉行“拿来主义”，左派则更愿意对拿来的东西持批评态度，更倾向于在中国发现新的东西。左派、特别是新左派容易被误解的一个地方，是他们只强调中国的特殊性，拒绝普适价值。我的理解是，恰恰相反，新左派想做的，是试图在中国发现普适性的东西，并和世界主流话语进行平等的对话。如果我们持一种功利主义的态度，把中国要为世界做出更大的贡献——不仅仅是经济增长，而且包括思想和文化的传播——作为一个目标的话，窃以为，左派可能会比右派更有作为。我不反对拿来主义，我肯定华盛顿共识就是肯定拿来主义，但是，只有拿来主义还远远不够，中国学术要在世界上有一席之地，中国文化要在世界上有一席之地，需要我们对自己有更多正面的认识。自1840年之后，我们一直在否定自己；但是，这个否定本身是世界范围内现代化进程的一部分，在这个意义上，我对20世纪的中国革命持肯定的态度。我的这个态度，和拿来主义不矛盾——因为革命本身就是外来之物，也和对中国的自我肯定不矛盾——因为中国革命打开了中国现代化的大门。倒是那些一方面主张拿来主义，一方面又否定中国20世纪革命的人是自相矛盾的。

第二编起名“中国模式批判”，其中收录了六篇文章，主要内容是检讨中国模式的弱点，讨论中国的民主化之路。对于一些人来说，我既然肯定了中国政府的成绩，再对中国模式进行批判，要么是不真诚，要么是左右摇摆，或者干脆就是自己为自己找靶子，增加发表数量。而对于我自己来说，肯定和批评中国模式完全是一致的。天下没有完美的制度和模式，何况中国正处在剧烈的转型之中，中国模式如果存在的话，也是在发展之中。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改革是主旋律；进入21世纪之后，改革似乎尘埃落定，但回头望去，没有完成的一项改革是政府职能的转变。在过去的几年里，政府参与经济活动的趋势非但没有减弱，而且还有很大的加强，这是中国模式的最大危险所在。中国过去三十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既得益于改革初期一个平等的社会结构，也得益于改革所释放的能量，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经济增长是超常的。但是，随着改革的停止和社会结构的两极化，中国正在变成一个“正常的”发展中国家。所谓“正常的”发展中国家，其主要特征就是巨大的贫富差距，社会结构两极化，国家被少数精英所主导。这些特征已经明显地出现在中国，而且，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不同，中国过于强大的政府为精英阶层的主导地位奠定了制度基础。过去几年，我一再强调，中国的成功得益于有一个中性政府，即不被利益集团所左右、也不代表任何集团利益的政府；但是，当中国日益变成一个“正常的”发展中国家的时候，中性政府的社会和政治基础都将消失。在这种情况下，出路只能是更多的民众政治参与，自下而上地实现政府职能的转变。对这个问题的关注让我对民主理论和中国的民主建设产生了兴趣，而此时，我发现中国的民主建设并非一般人所想象的那么不尽人意，我们的社会有许多的民主元素，而政府也以一定的民主原则作为指导。在一般的理解之下，民主就是定期选举和对政府的问责（accountability）；但是，民主还应该包含政府的责任（responsibility）。责任和问责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要求政府采取主动行动，改善民众的福利；后者则把政府置于被动位置，只要求它的行动满足既定的规则，实现它自己的诺言。在一个完备的民主制度中，两者都不可或缺。许多发展中国家只强调对政府的问责，结果是民众的福利被置于无人问津的境地；中国则更强调政府的责任，尽管侵害民众权利的事件时有发生，但民众的福利大大改善。从这个对比来看，我们可以说，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中国也走在民主化的道路上，只不过路径不同而已。

第三编“平等与社会公正”收录的文章较少，只有四篇，但都比较长，特别是第一篇《当代中国问题的复杂性》，超过37000字。平等和社会公正是我长期关注的问题，这不仅反映在我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言论和写作上，而且也是一条贯穿我的学术研究的主线。我不讳言我的学术研究受我的意识形态的影响。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意识形态，如果他是一个社会科学研究者，这个意识形态肯定会以某种方式反映在他的学术研究之中。但是，正如我在与《穿行于现实和书斋之间》这本集子同名的文章里借用阿玛蒂亚·森的话所指出的，意识形态可以指导一个社会科学研究者寻找合适的研究题目和切入点，但不能影响他的研究过程。然而，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直接讨论意识形态就是不可避免的。在许多人眼里，我的意识形态立场并不明显，而且似乎左右摇摆。事实上，我的立场自始至终是左翼自由主义。自由主义有三个要素，即个人主义、平等主义和普适原则。个人主义指的是个人先于集体，个人拥有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即在不干扰他人的前提下拥有思想和行动的自由。平等主义则认为，每个人是平等的，没有谁比其他人拥有更优越的权利或地位。最后，普适原则认为，个人主义和平等主义应该是跨越国界和种族的普世价值。但是，个人主义和平等主义之间是有内在冲突的：由于自然、家庭和社会环境的影响，每个人生下来的时候在个人禀赋和社会资源方面就是不平等的。面对这个冲突，左右两派给出了完全相反的解决办法。激进的左派，如德沃金，主张通过再分配消除个人之间所有与生俱来的差异、包括智力方面的差异；激进的右派则采取缩减主义的态度，把平等单纯地解释为程序平等，而绝对拒绝结果平等。我的立场更偏向于左派的主张，但是，我也是一个务实主义者，不会像德沃金那样激进。同时，我也感受到了国内在讨论平等和社会公正时候的混乱。这是我写《当代中国问题的复杂性》和《论能力指向的平等》两篇文章的初衷。在这两篇文章之后，我逐渐形成了一个思路，就是用罗尔斯测试来决定再分配的大小。罗尔斯认为，再分配不总是一个零和博弈，在一定的限度之下，它可以是正和博弈，即转让收入者和接受收入者的收入都会增加。在这个观点的基础上，我想象两种罗尔斯测试。广义的罗尔斯测试认为，如果国家把A的一部分收入转移给了B，社会的总收入不下降，则再分配就是合理的；狭义的罗尔斯测试认为，如果国家把A的一部分收入转移给了B, A的收入不下降，则再分配就是合理的。无论使用哪个测试，中国无疑都能够通过，也就是说，我们的再分配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

最后，第四编收录的六篇文章又回到我的老本行，农村问题。和以前只研究土地问题不同，我现在更关心的是农村的治理问题。在过去的五、六年时间里，我做了一些村庄选举方面的研究。和政治学、社会学的进路不同，我主要是用大样本统计数据研究选举对村庄治理以及农民福利的影响。我的基本观点是，小农体系过去、现在和未来都是中国农村的基本特征，因此，单纯依靠农业不可能让农民富裕起来，把农民变成非农民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而农村本身应该走“低度发展、高度和谐”的道路。低度发展就是不要指望农民可以靠农业发财，也不要指望像20世纪80年代那样乡镇企业遍地开花；高度和谐就是要把农村建设成适于居住的场所，让农民过上体面的生活，让乡村在民主的框架下完成再组织的过程。当前中国农村研究的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左派和文化保守主义者都不喜欢村庄民主。左派认为国家要更加深入基层；文化保守主义者认为民主代价高昂，不如乡绅之治来得容易。我自己的研究表明，民主和传统资源（如宗族）之间存在相辅相成的关系——传统资源发达的地方，村庄民主在治理方面的效果就更好；但是，没有民主，传统资源再发达，村庄治理也不如意。究其原因，是因为民主给村干部提供了为老百姓办事的激励；而传统资源给予村干部更多的权威，降低了集体行动的成本。所以，民主可以成为联系国家和传统乡村社会的纽带，可以成为中国农村新文化产生的契机。

本书收录的文章是我在过去八、九年里写就的，一些主题可能反复出现，因此重复在所难免，甚至也会出现自相矛盾的地方。但是，为了保持文章的原貌，除个别文字和表述之外，我没有做任何调整。立此存照吧！

本书能够出版，要感谢的人和机构很多。我首先要感谢《南方周末》，特别是余力编辑和她的经济编辑室的同事们。没有余力的坚持，《中国高速经济增长的由来》这篇文章可能无法全部发表。在这篇文章连载的空当，我趁到广州出差的机会专门到《南方周末》经济编辑室和编辑们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获益匪浅。讨论不仅增加了我对中国社会的认识，而且促使我对该文最后一节进行了重大的修改。《读书》杂志是我最早发表非经济学学术文章的地方，当时的两位主编汪晖和黄平给予了我很大的帮助。我还要特别感谢贾宝兰编辑，我在《读书》上的文章都是经她的手发表的。收入本书的其他文章发表在《制度经济学研究》、《文化纵横》、《国际经济评论》、《外交》（Foreign Affairs）、《战略与管理》、《中国改革》、《财经》、《二十一世纪评论》、《文景》、《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三农中国》、《南风窗》等杂志和报纸上，在此一并致谢。

我要特别感谢纽约新学校大学（The New School）印度—中国研究所的“印度—中国研究员”项目。我有幸成为第一批研究员。此项目的参与者来自中国、印度和美国，而且在三个国家都举办了“驻地”（residence）活动，和其他参与者的互动和讨论开阔了我的视野，促进了我对中国模式和中国民主化道路的认识。我特别感谢印度—中国研究所所长Ashok Gurung先生、中方顾问查建英女士和第二批研究员之一的新学校大学政治系Sanjay Ruparelia教授。和他们的讨论让我获益良多。Sanjay不仅和我多次讨论中国模式和民主化问题，而且把我介绍给《外交》杂志，最终促成《北京共识的终结》一文的发表。

本书的部分文章（特别是关于中国模式的文章）是我2007年下半年在康奈尔大学和2009年上半年在纽约大学访问时形成的。我感谢康奈尔大学经济和社会研究中心对我访问康奈尔大学的资助，感谢中心主任、社会学系教授Victor Nee多次与我的讨论。至今，每当我回忆起和他在康奈尔大学园艺场散步的情景，我仍然能够体会到当时心旷神怡的感受。我也感谢纽约大学东亚系给予我的帮助，感谢系主任张旭东教授对我的支持。我在东亚系教授了一门关于中国政治经济学的短课，虽然学生很少，但我从他们那里获得了很多东西，使自己的思路得以进一步完善。

我的工作单位，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聚集了一批关心当下中国问题的同事，和他们的讨论丰富了我对中国问题的认识，激发了我的学术研究和日常写作的灵感。另外，给学生们开设的中国经济和发展经济学课程也促使我对自己的观点进行整理和发掘。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给MBA学生开设的中国经济课程，两年以来，这门课我已经讲授了八、九遍，每次都有新的感受，原因是学生来自基层，带来了自己的问题，和他们的讨论迫使我一次又一次地检讨自己的理论和观点。

本书的一些文章多次在研讨会上宣讲过。《一条中国式的民主化道路？》是为2009年4月份印度—中国研究所参与组织的一次关于全球民主的研讨会而写的，《论能力指向的平等》是为2008年8月洪范法律与经济研究所在北京举办的“转型期的社会公正”研讨会准备的文章，《中国高速经济增长的由来》的部分内容在国内外的许多场合宣讲过，《当代中国问题的复杂性》和《国家与乡村社会的重建》也曾在国内高校宣讲过。在此对研讨会参与者给予的批评和建议表示由衷的感谢。

和学术界朋友们的讨论让我获得了许多有益思想和灵感，这些朋友包括崔之元、强世功、韩毓海、黄平、黄少安、秋风、汪晖、王绍光、王小鲁、韦森、许章润、张旭东等。我也感谢我的合作者，特别是杨雷和贺大兴。我的学生胡赟之通读了所有文章，对文字进行了必要的改正。

本书第一编和第二编里的部分文章得到了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中国制度转型研究”（项目编号04JJD790002）和教育部应急项目“中国制度转型的特点和经验”（2008年）的经费支持，在此表示感谢。

我太太聂华和儿子姚晔舟不仅在生活上照顾我，而且，和他们在饭桌上的讨论也让我获益良多，使我学会了如何把学术观点传递给一般大众。最后，我要感谢北京大学出版社编辑林君秀、朱启兵和仙妍对本书的精心策划和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