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哲学
上QQ阅读APP看书,第一时间看更新

第一章 导论

我们对空间都会有某种直接的领悟,甚至可以说,完全的理解。可是,仔细思考“空间究竟是什么”时,我们会发现,所谓领悟与理解并不像想象的那样令人满意。奥古斯丁说:“在谈话之中,有什么比时间更常见、更熟悉呢?我们谈到时间,当然了解,听别人谈到时间,我们也领会。那么时间究竟是什么?没有人问我,我倒清楚,有人问我,我想说明,便茫然不解了。”见[古罗马]奥古斯丁《忏悔录》卷十一,周士良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242页。马克思说:“最初一看,商品好像是一种简单而平凡的东西。对商品的分析表明,它却是一种很古怪的东西,充满形而上学的微妙和神学的怪诞。”见《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88页。

本书试图对人们熟悉的空间展开新的分析与理解。可是,为什么会提出空间的问题?特别是看起来它似乎并不是一个问题的时候。

这有多方面的触动。

从现实观察的角度来看,我们实际上正面临着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严峻的空间问题。许多看起来孤立的事情都与空间有关,如就业,表面上仅仅是提供劳动并获得报酬的过程,然而,联系到空间来看,它就是一个生存空间的开辟、占据、维持的漫长经历。这里,并非是在比喻的意义使用“生存空间”一词,它指的是成套的住宅或者10人、20人共用的出租房;它指的是经理办公室或者散发着各种气味的厨师操作间;它指的是你正在寻找的一个停车泊位,正在穿过的拥挤地铁过道,或者面对着高速铁路抽象的300公里高速而冒雪滞留的站前广场;它还包括你需要为孩子找到在幼儿园、小学教室中的一个座位,甚至,它指的是,你一辈子从没有出入过的场所,从没有到达过的地点。按照你的愿望,“本来”你是应当在那里,去过那里,在那里消遣过,但事实上,你从那些你向往的空间中永远缺席了。当然,你会设想,这些场所、地点本来与你无关,但那似乎看不见的社会,好像正是通过你缺席的场所、不在场的地方对你的“生存空间”进行更准确的定义。总之,虚无、单一的空间一旦进入社会领域竟然演变出令人意想不到的各种形态。高昂的房价看起来只是开发商的诡计,但实际上它是城市的空间密度、拥挤程度的“正常”指标。社会分层虽然与职业、收入、声望等因素有关,可在很大程度上,它又是按照复杂的差异化的空间形态进行分布的。诸如城市化进程、区域经济发展以及国家的主权海权、国境边界勘测等等都是空间事实的不同形态。2008年的特大自然灾难,至少从另一层面上反映出空间是个人、群体、社会、心理、观念、历史等诸多因素的集结点、关节点。大面积的房倒路毁、水电中断、通讯受阻不仅意味着民众日常生活受阻,更重要的,它意味着区域性社会空间出现严重危机。尽管物理空间还在那里,但区域群体所赖以生存的社会空间顷刻之间不复存在,社会组织系统、结构、功能都出现了破损,“人-空间”之间稳定的历史性联系形成巨大断裂。因此,灾区重建不仅仅是建房,更关键的在于社会空间的全面修复。当然,我们举出的这些例子并不是说,空间研究是一个包罗万象的领域,而是说在许多问题的下面,隐含的是共同的空间危机。从根本上来说,地球表面不会增大,但全球人口数量在增加,耕地减少,城市拥挤,能够提供舒适便捷生活的区域相当有限,而贫困、废弃物、污染、气候变暖、沙漠化、土壤退化的威胁从没有消除。可参〔美〕拉兹洛(E.Laszlo)《决定命运的选择:21世纪的生存抉择》,李吟波等译,三联书店1997年,第45页以下。这至少意味着人们为了获得并维持自己生存空间的竞争将越来越激烈。总而言之,现实的社会生活已经把空间问题提出来了。

正是这种现实性,使得在这里所谈论的都集中在某些“实在的”空间。即,那种我们既能够控制、调节、改造,但在一定限度之外,我们又无法控制、决定、摆弄的刚性空间。这意味着一个几何学可以测量、物理学可以描述、工程学必须进行操作施工对之产生一定影响的空间。这一近乎不言而喻的说明非常重要。这表明,当说到社会空间时,我们并不是模棱两可地说它具有空间性,并不是在一般含混的意思上使用“空间”这个词,而是在可以确指其实际占用的场地、范围的意义上使用这个词。我们往往会从实际的场所、场地出发来讨论那里究竟发生了什么,或者讨论某种社会过程,并且讨论它对空间的影响,而不是说,发生了什么事情,附带说明或者暗示它总是有一定空间的。在一般性地说到“资本流动的空间”时,这里的“空间”就比较模糊。当然,它可以指诸如银行、证劵交易所、投资公司这些实际场所,但是,“资本的流动”复杂而抽象,因此“流动的空间”至少在绘图上趋于含混,资本所在的位置以及流通所经过的地方,当然可以用资本的蓄水库、泄洪渠、灌溉区、干旱区、等高线、等压线、日流量等方式加以描述,但仍不足以标注资本更加隐蔽复杂的身份。资本作为某种“现实”的表象已经脱离它四处奔波或逃逸的空间位置,并试图获得表象系统中游戏约定的增值。沙森的话大体可以说明资本在流动过程中复杂的身份变化。她说:“资本流动,不仅仅只是资本在空间上的简单移动。资本流动不仅包含习惯上认为的地理分散的新形式,而且还包含集中的新形式。……资本流动概念的理论阐述,除了其区位含义之外,还应该包括资本在世界各地大量转移可能带来盈余价值的来源的重组。资本流动的另一方面,是通过外国直接投资,或者兼并、收购、合资等形式而形成的所有权跨国化,从而重新提出资本的国籍问题。”见〔美〕沙森(Saskia Sassen)《全球城市:纽约、伦敦、东京》,周振华等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第17页。但说到“春运”却完全不同,20多亿人次通过航空、铁路、公路等交通网络往来不同的地方,虽然没有必要描绘出每个人的空间行程,但无论如何,它都意味着每个出行者实实在在的空间过程。

从研究的状况来说,我们需要直接面对空间,思考空间,而不仅仅是将空间“分解”到不同的学科中进行技术处理。

空间是一个相当古老的问题,并不是现在才摆在我们的面前。当老子说“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时,就已经触及空间的概念,而亚里士多德在《物理学》中,更是系统地思考这个难题。除了西方传统的哲学、形而上学、认识论对空间概念的探讨外,地理学、城市规划与设计、建筑学、经济学、社会学等都从各自不同的学科角度对空间进行研究。空间感知、空间感、空间智能等问题常常出现在心理学、拓朴心理学的范畴中。文化研究、美学、文艺理论也热衷于谈论空间表象、空间文本、空间符号一类的概念,并且广泛讨论艺术空间、叙事空间等论题。网络虚拟空间、赛博空间(cyberspace)也引起了学者极大的兴趣。随着航天技术的发展,外空间探索不断形成新的研讨热点。现代学术形成的许多专业学科都程度不同地涉及空间,空间通过这些专业化的研究被分散到不同的技术领域当中,空间已经转换成为高层建筑、轨道交通的设计,转换成为光纤传输、移动通讯的技术。在这种纯粹技术化、专业化的视野中,作为一个需要整体把握的空间消失了,作为一个我们随时随地亲身经历的空间消失了。空间是被技术的原理、方法、数据以及技术的传统限定的空间,技术仿佛滤色镜、偏振光片,它只让人们看到技术以及技术背后的权力与资本的力量允许他们看到的内容。在这里,没有所谓的空间问题,而只有具体的技术问题。但从根本上说,现代空间是个体与社会、人文与技术、历史与现实相互交织融合的复杂空间,单一的技术视点很难把握其中问题的关键所在。“春运”肯定是运输能力的技术问题,但同样能够肯定的是,它也是社会问题,至少与大量民工为什么难以在工作地安家的事实有关,但这却不是铁道、公路工程师能够在其专业领域内解决的难题。尽管学科的专业化研究在任何时候都是必需的,但专门与细化的研究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空间作为一个基本事实的整体性、统一性。事实上,专业性的研究已经出现某种跨学科综合研究的倾向,如大卫·哈维的地理学研究结合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信息空间的研究,正试图建立一种信息的政治经济学,可参〔英〕马克斯·H.布瓦索《信息空间:认识组织、制度和文化的一种框架》,王寅通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年。这些都很难划归到传统学科的范畴当中。这一趋势与空间的本质特性正相吻合。当代空间实践的复杂性不仅需要各种专业化的研究,更需要对空间给予整体性的思考,需要从哲学、理论的层面上对空间问题、空间危机的本质给予基础性的分析和理解。

当然,我们提出空间问题并形成自己的思考,最初还受到西方思想家的影响。起初,无论作为常识,还是作为知识,空间作为我们活动与思考的背景几乎从没有困扰过我们,我们自认为对空间的概念很清楚,虽然莱布尼茨、康德、罗素以及海德格尔等人对空间的讨论对于我们来说一向很深奥,但空间并没有从一种背景中走到我们思考的前台。空间以它绝对可靠的本性为我们所有的思想与活动提供了坚实而足够的领域。但西方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一些思想家却使空间从背景中浮现出来,并紧紧抓住它不放,当然如果能抓住的话。他们认为,空间并不像人们以为的那样只是一个凝固不变、空洞的容器,只是客观、绝对的框架,实际上,空间是人们社会生产实践的结果,同时又进一步影响人的世界。人们通过建造房屋、铺设道路桥梁、修筑城墙等方式所形成的各种不同的空间,都与人们特定的生存方式、社会结构、思想观念息息相关,与海德格尔所说的“居住”有关,与福柯关注的权力更是有着密切的联系。这样,空间就不再是一种单纯背景、场所,而是我们当中的一位活动分子,就像福柯所提到的边沁设计的圆形监狱,直接把权力写在了这种空间的设计上。这些观点使我们受到很大的触动,虚空成了一种深奥、隐晦的哲学。因为,无论是空间的形而上学论证,还是如爱因斯坦相对论的真实揭示,我们都可以把对空间的理解看做是一个循循善诱的纯粹智力难题,也就是说,尽管很难解开,可当我们起身,让思绪从难题中移开时,难题就不存在了。但福柯、列斐伏尔等人的观点却让我们感到空间是一个实在的现实问题,从高昂的房价、有着复杂门禁系统的住宅小区、流水线作业、商业步行街,甚至流动的摊贩那里,都能看到它隐蔽的身影。

我们对空间思想的关注与国内学界对西方相关成果积极的译介和研究紧密相关。国内学界尽管在上世纪90年代已经触及“空间生产”等问题,但真正注意到西方的空间转向,大约在2000年以后。此后译著的成果日渐增多,其中包括包亚明主编的“都市与文化”专辑,最早的第1辑《后现代性与地理学的政治》于2001年出版,其中刊载了福柯《不同空间的正文与上下文》以及有关空间、权力的访谈录等。2003年出版的第2辑《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则收入了列斐伏尔与空间的生产相关的文字。这对于推动学界关注空间问题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其后又陆续出版了“都市与文化译丛”数种,使国内学界对海外空间研究、都市研究状况有了进一步了解。周宪、许钧主编的“现代性研究译丛”虽然不是直接针对空间研究,但“现代性”与“空间”概念关系密切,因此“译丛”事实上还是翻译出版了这方面包括苏贾《后现代地理学》在内的重要著作。张一兵主编、周宪、周晓虹副主编的“当代学术棱镜译丛”同样收罗了不少与空间有关的重要著作,如哈维《希望的空间》,居伊·德波《景观社会》,迈克·克朗《文化地理学》以及即将出版的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张一兵主编的《社会批判理论纪事》都给予了空间研究这一主题以相当突出的地位,在第1辑中即刊载了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新版序言》,第2辑中又以“曼弗雷多·塔夫里:建筑与意识形态批判”为主题刊布了10篇相关文章。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社会理论论丛》第3辑更是以“大卫·哈维与现代性空间研究”为专题展开集中的研究。此外,孙逊、杨剑龙主编的“都市文化研究”,许纪霖主编的“知识分子论丛”等集刊,都有以空间研究为主题的专辑出版。近几年,围绕空间、城市等方面的研究著作也在不断出现。总之,不论是对西方空间思想的介绍和研究,还是从城市规划、建筑学、都市文化研究、历史地理等不同角度兴起的对空间的探索;无论是对列斐伏尔的专题研究,还是从空间视角对农民工现象的社会学研究,可参潘泽泉《社会、主体性与秩序:农民工研究的空间转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空间思维正在以我们试图给予它的方式以及它在现实之中各种可能的方式,变得越来越重要。

基于上述三个方面的触动,本书主要以空间作为探讨的对象,试图在已有的各种思想成果的基础之上,以我们自身特有的空间背景和空间历史,展开新的尝试性理解。本书分为“导论”、“空间哲学基础”和“现代空间”三个部分。

导论

这是讨论之前准备性的章节。主要回顾列斐伏尔、福柯、詹姆逊、大卫·哈维、爱德华·苏贾等人的观点。他们重视空间问题,并把这种研究的焦点集中转向在空间上,称之为“空间的转向”。我们以马克思主义的传统、社会学的传统以及海德格尔、福柯等为主要线索,讨论相关的研究者对空间理论的主要贡献。虽然,空间一直是地理学的主要研究对象,尽管一些地理学家在这次的“转向”中发挥了积极的影响,但地理学科仍有大量与“转向”没有直接关联的空间科学和经验性的研究。当然,就空间与人、社会、政治相关程度而言,“空间的转向”所开辟的领域、获得的成果对于我们进一步的探讨无疑提供了重要的借鉴。

尽管受到西方空间研究的启发,但我们深刻意识到中国经验的特殊性以及思想起源。中国古代的空间认识,有着深刻的思想内涵和丰富的实践经验,是当今空间研究十分宝贵的思想和学术遗产。尽管这些内容往往记述简略,缺乏理论化、概念化的表述形式,但汉语以及汉语思维,尤其是漫长的中华民族(包括诸多族群)的居住史已经呈现出我们自身对空间的深刻领悟。当然,限于体例与篇幅,本书只能相当有限地提及这些内容,进一步的探讨只能寄希望于未来的研究工作。

空间哲学基础

空间的基础性研究非常重要。基础性的工作不仅在于具体问题上的知识积累,而且更重要的,在于通过具体问题的研究能够建立起推动进一步研究的术语、概念以及基本理论框架。

我们有时会怀疑建构体系或框架的工作,但实际上已有的各种成熟的研究无不建立在一定的理论基础之上。当然,理论具有各种不同的形态,严格意义上的哲学,充满了定义严格、论证细密、高度抽象化、形式化表述的理论。就理想形式而言,物理学所有的理论都必须能够归结到数学形式的表述。可参〔法〕皮埃尔·迪昂(Pierre Duhem)《物理学理论的目的和结构》中“理论物理学是数学物理学”、“物理学定律”等章节,李醒民译,华夏出版社1999年,第121、185页以下。社会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其理论则宽泛得多,至于人文研究,它的基础理论则会更加宽泛。而且,并非只有黑格尔式的宏大体系才是理论。波普尔所谓的“科学以理论开始,以理论告终”,他所说的“理论”就非常宽泛,“包括神话和各种各样的期待和猜测”等等。费耶阿本德(Paul K.Feyerabend)说:“神话远远不是与现实世界相对立的虚构想象,而是由无数直接、有说服力的经验所支持的一个思想体系”;“科学是今天的神话,神话是过去的科学。”参见〔美〕费耶阿本德《知识、科学与相对主义》,陈健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6、48页。一种猜测或者预期就构成了研究的出发点,所以,“科学以理论开始,以理论告终”又可以表述为“科学总是以问题开始,并以问题告终”。在这里,科学家“以对一个有前途的问题的敏感的选择开始——这个问题在当前的问题情境内是有意义的,而问题情境又完全受我们理论的支配”。参见〔英〕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走向进化的知识论》,李本正、范景中译,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1年,第123—124页。因此,理论体系有大有小,框架有牢固的,有松散的,还有预备性的、过渡性的、脚手架性,所以重要的是,如果我们有可能建立起一门可以称之为“空间学”的研究,那么,就像社会学形成之初涂尔干、韦伯所做的那样,迟早要做这种建构学科基本框架的工作。除非这门学科仅仅只想报道一些零碎的“事实”,而事实上,没有学科框架或者理论基础,能有所谓的学科“事实”吗?

因此,我们重视概念、概念的形成、借用、扩展以及细致的阐述,重视概念之间关系的分析工作,强调概念之间统一性,重视建立某种解释模式,并试图扩大它的解释力(explanatory power)。关于解释力,参见〔英〕卡尔·波普尔《猜想与反驳》,傅季重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第49页。。当然,所有的这些工作都强调与现实的空间实践、空间的历史演变过程相联系。我们努力通过对具有典型特征的空间现象描述、分析,在理论层面上实现对空间的深刻理解。

我们对空间的认识进程是从物理空间开始的。虽然爱因斯坦理论揭示了空间的不确定性,但在一般的经验范围,我们仍然把空间看成是客观的绝对空间,即具有均质、恒定、不可压缩等特点的空间。这个空间是社会空间建立的基础。人类的生存,实际上是人自身与环境交互作用过程,这使得他的空间环境多样性。一方面,空间体现出刚性、不可变动的特点,另一方面,它又在人类社会实践的作用下发生着一定程度上的变化。空间变成了人的空间,而人也成为了这种空间之中的人。这意味着人的主体性建构、自我意识的形成都有着深刻的外在空间影响的痕迹。

正是由于在空间环境之中建立起来的主体性,因此,在一般的意义上,人必然会将自我的意志体现在外部空间上,占有空间成了他主体性的体现。但是,中国的传统思想提供了完全不同的思路,它不倾向于“占有”,而是建议“寄寓”,即在无法肯定这个世界的其他占有者的时候,将人的生存,视为在这个世界上的寄居。他只是暂时借居于此,他终究会“归”,回到他本来所在的地方。这种被现代意识所忽略了的传统可以对西方绝对占有的看法以及人定胜天式的环境态度进行有益的修正。

这样,我们对人-空间、空间中的人以及有人的空间等概念,亦即社会空间最基本的内涵给出了一系列初步的界定。在观察社会空间时,我们需要对它有一个分类,这样才可能深入分析、理解、阐释。目前有许多空间分类的概念,但它们大多只是社会功能性、观念性的,如,休闲空间和工作空间。但这一分类很难仅仅从实际的空间构成上来加以区别。再如,想象空间与现实空间。如果“想象空间”具有某种现实形态的话,那么它与现实空间的客观区别仍然难以定义。如果“想象空间”仅仅存在于意识之中,那么,它与“现实空间”之间根本就不需要空间上的区分。我们寻找的是最基本的分类,即其他分类都是建立在它上面的东西,而且,它必须仅仅只是结构、构成上的分别。我们提出,社会空间有“分隔”与“连接”两种形态,而且只有这两种类型。前者我们称之为“空间1”,后者称之为“空间2”。“空间2”连接两个“空间1”,就构成了一个最简单的空间结构;其他所有的空间结构都只是这一简单结构的复合类型。

“空间1”与“空间2”是空间哲学的基本概念,作为我们首次提出的尝试性概念,它是我们此项研究中最重要的创获。

空间的表象与语义涉及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对各种空间的识别。因此,现实空间(如建筑、设施、道路等)作为符号,我们能够理解其基础性语义,如道路用于通行,门用于出入等。在深层次方面,空间体现出较为复杂的、隐晦的社会、政治、历史、文化方面的含义。如故宫建筑,呈现出古老的建筑传统以及明清时期历史文化方面的蕴涵。空间感是一个人对自己熟悉的空间方位以及诸多意象的总集。它如同一幅地图,又不仅仅是地图,它还包含着我们各种亲身经历而形成的综合印象。空间感存在于意识和无意识当中,存在于身体的感觉中,是我们对于自身长期所在区域的整体性了解、亲近和熟悉。它的形成同时还受到社会诸多因素的影响,它又是社会建构的结果。

现代空间

现代社会的各种空间形态为我们的理解提供了经验性的材料。社会首先是大量的人按照某种方式组织起来,并使整个群体得以生存下去的系统。因此,社会可以看成是一个由各种复杂的功能系统耦合、交叉在一起的服务体系。功能系统(如行政、金融、交通等)通过相应的组织机构(如各级政府机构、银行、公交公司以及运输公司等)的中介作用,转换为不同系列的职位(如工商管理科科长、储蓄所柜员、公交公司司机等)。职位成为现代空间组织管理的重要渠道。职位解决了个体的生存问题,即他通过为功能系统的服务获得酬金,以支付自己所需要的由他人提供的功能系统服务的费用。职位本身就限定了一个具体的空间,因此,它不仅使个体获得可以维持其生存的“个体空间”,而且借此实现个体的空间组织化、个体的社会化。这个个体空间与其他人的空间有着共处的关系,在当今技术、专业化以及消费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社会空间呈现拥挤、流动、功能化的特征。而社会功能系统的空间表象(诸如城市景观)本身就具有一种价值观、信仰上的维系力量,系统由此成为一种现代共同体。

整个社会空间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但权力在其中具有支配地位。权力通过空间定义以及强制和引导的方式管理、协调整个社会化空间,并为实现社会的良好秩序提供空间上的基础。但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功能系统提供的职位不可能恰好满足所有的求职者,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正式机构提供的岗位数只会越来越少,工作无保障具有越来越加剧的趋势。因此,有相当一部分人只能在各个功能系统之间创建自己的生存空间,设立自己的“职位”,如开办小型经营体,摆摊等。这种缝隙化、边缘化的过程一直延续到社会的最边缘。由于数量庞大,缝隙空间由此构成社会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越来越不可忽视。缝隙、角落、边角对空间秩序的影响将会越来越大。

本文提到“空间”一词,可能有如下一种或几种含义:

首先,空间指的是现实当中某个空的、有余地的、腾出来的空地、空场,如学生坐在教室这个建筑所形成的空间之中。它也可能仅仅是无形或有形的标识或法律、行政意义上的约定,如行政区划所形成的空间区域。

其次,空间也指形成某个空地、场所的建筑或者设置。如形成教室空间的那个建筑;围成一个空间的砖墙、玻璃隔断、栅栏;也可能是具有空间连接作用的道路、桥梁、隧道一类的设施。

第三,空间特指人所在的空间。旷野中站立的一个人,这本身就改变了旷野的性质,并从中分离出某种特殊的空间。无论是个体,还是群体,也无论是短时间的占据(个体摆摊、群众集会),还是长时间的定居(老家、国家),无论是个体无所事事的地方,还是大规模战役的战场,都以不同的方式形成着某种特定的空间:社会空间。在人的社会,人是空间最好的标注。人的数量、活动、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是决定空间特征的最重要也是最微妙的因素。人的身体、感觉、精神性和社会性都与空间密切相关,并且同样有着复杂而微妙的关系。人的身体不仅本身占有一定的空间,而且有其活动范围,由此形成某种身体空间。

与许多词汇一样,“空间”一词可以在比喻、象征的意义上使用,如“利润仍有上升的空间”、“这篇文章给人以想象的空间”等,这些“空间”并不实指现实的、实在的空间。这些用法值得深入研究。福柯(Michel Foucault)在《事物的秩序》中引用了许多空间的隐喻,运用这些生动的空间隐喻可以描述思想的结构。参见米歇尔·福柯、保罗·雷比诺《空间、知识、权力——福柯访谈录》,载包亚明主编《后现代性与地理学的政治》,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5页。另外,在当今网络的时代,赛博空间(cyberspace)、虚拟空间等同样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但本书暂不讨论这些意义上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