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空间的转向

空间自古以来就非常重要，现在更加重要。

这一重要性在当今世界的反映是，从政治经济到日常生活，从全球化到地区的复兴，从实用技术到话语表达所面对的诸多难题乃至危机，都与空间这一因素密切相关。这是以地震海啸灾难、边界武装冲突、房地产业的崩盘、道路拥堵以及外空间竞争日趋激烈等多种形式表现出来的那种高度相关性。

当前的这些危机，不应该理解为只是局部危机，而是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它们至少在内在层面上表现出一种共性，这就是空间危机，即人在这个世界上的生存空间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危机。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发表于1927年，其中已经预示着空间性在人的生存意义上的关键性作用。

海德格尔用“栖居”（或译为“居住”），表示人以人的方式在大地上的生存，他认为，真正栖居的困境在于：人必须寻求栖居的本质，而这首先必须学会栖居。居住表明了人与大地之间的关系，显然与空间有关，因此他说：“空间存在的阐释工作直到今天还始终处于窘境。……唯回溯到世界才能理解空间。并非只有通过周围世界的异世界化才能通达空间，而是只有基于世界才能揭示空间性：就此在在世的基本建构来看，此在本身在本质上就具有空间性，与此相应，空间也参与组建着世界。”因为“此在在具有组建作用的在世展开了空间”，“周围世界上到手头的东西才能在其空间性中来照面”，因此，就人以及人在世界之中的活动而言，它们本质上都具有空间性。但空间并非现成的外在框架，而是在人的活动中、随着人的活动而呈现出来的特性，空间性是因为“此在在世”而赋予他周围世界的特征。通过这种空间性，周围世界中与人相关的他物才上到人的手边，或者说，他物在上到手边的过程中显现出空间性。在这里，重要的与其说是海德格尔强调了周围世界建构以及“此在”本质意义上的空间性，倒不如说是当今世界的现实危机使得他试图指明空间作为“此在”以及“在世”的普遍因素成为了一种深刻的揭示。

这就是说，当今全球的形势已经指明了空间是一个问题，一个亟待认真诠释并处理的问题。当然，这并不是说，空间是唯一的决定性因素，建立一个市场并不仅仅意味着市场的大楼或者场地，可是就最基本的条件而言，大楼或者场地又是首要的。我们强调的是，在诸多紧张的关系之中，空间是其中普遍的关键性因素。就理解当前全球化的或本土性的诸多危机而言，它是一种能够切入到问题内部的视点，正是在这里，空间哲学或者空间理论试图呈现出某种应对现实危机的认识基础。

与空间问题化的进程相切合的正是西方理论界对空间的日益增长的关注，并且形成了一种“空间的转向”。

美国地理学家迪尔强调，在空间方面，人们似乎缺乏应有的想象力。他说：“我始终不明白，为什么历史总能成功地诉诸通俗的想象，而地理却不能。大家都理解并且尊重追根溯源的活动，然而，在追溯空间起源这一问题上却另当别论（在某种程度上，是根据全球大部分地区地理文盲程度的高低来区别对待）。似乎人类已经穷尽了对世界的探索，万物都有本有源，因此，再也不需要地理想象了。然而，儿童对于地域（高山、长河等）的好奇，却恰如其分地昭示出有关空间结构和空间存在中最深奥的问题。”在漠视空间、缺乏空间想象力的时代，确实只有少数的思想家关注到这一隐藏的问题。列斐伏尔说：

正当我在写这本书（《空间的生产》）的时候（1974年初版），空间的概念还是一团乱麻，充斥着悖论而无法相互协调。伴随着星际火箭技术与航天技术的发展，空间毫无疑问地“流行”起来了：出现了这样或那样的空间——如图像的、雕塑的，甚至是音乐的空间等等——但绝大多数人嘴里面所念叨的以及一般公众所理解的“空间”（和资本），都被赋予了一种新的和非同寻常的内涵，即它仅仅是宇宙天体间的距离。在传统意义上，“空间”一词更多地让人联想到数学，（欧几里得）几何学及其定理，因而它是一个抽象物：没有内容的空壳子。那么在哲学中又是如何的呢？空间遭受到了极大的蔑视，被看做不过是众多范畴之一而已（如康德所说，它是一种先验的范畴：一种组织感性现象的方式）。有时，空间又充满着形形色色的幻觉与错误：偏离轨道的欲望与行动，“自我”的堂奥，进而也是走向一种异化的和倦怠的、正在分裂和已经分裂的（通过语言和类似语言的——柏格森）心理学意义上的生活。至于说到各种学科对空间的研究，它们最大限度地分割了它，空间按照被简化的方法论前提而遭到随意的肢解：地理学的、社会学的、历史学的等等空间。

列斐伏尔包括《空间的生产》在内的一系列有关空间、城市研究的著作，不仅揭示出空间的复杂性，而且试图通过对空间的分析与研究，使空间概念及理论能够引起人们的注意。不少现代理论家都强调西方自19世纪以来，对空间的思考有一个从不很显著到显著、从遗忘到强调的逐渐转变过程。

福柯很早揭示了这一转变。他在《地理学问题》中说：“这是起源于柏格森还是更早的时候？空间在以往被当做是僵死的、刻板的、非辩证的和静止的东西。相反，时间却是丰富的、多产的、有生命力的、辩证的。”他分析说，19世纪沉湎于历史，人们对事物及社会发展的考察与认识主要是沿着时间的线索展开，主题都是悬念、危机和周期等与时间因素有关的概念。但我们现在正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具有同存性的“空间时代”。“我们处于并置的时代，是近与远的时代，是肩并肩的时代，是事物消散的时代。”这意味着空间正在成为我们思维与经验的关键词。在对世界的体验中，空间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突出，因此，在漫长的时间经历中形成的生命经验已经让位于自身与整个空间性的各个位置、场所交织在一起而形成的空间网络的经验。福柯认为，现代某些意识形态的冲突，其背后可能是“虔诚的时代后代”和“坚定的空间居民”之间的对立。

美国地理学家苏贾赞同福柯的观点，他认为，强调时间意识的观点与历史决定论有关，而历史决定论正是“空间贬值的根源”。雷蒙德·威廉斯在《关键词》中谈到三种历史决定论（即历史主义，Historicism），一是中立型：追溯以往的事实作为目前诸种事件的先例；二是慎重型：对于各种具体事件的阐释强调不断变化的诸多历史条件和历史语境；三是对抗型：反对建立在各种“历史必然性”（historical necessity）的观念或“历史演变的一般法则”（laws of historical development）基础之上的各种阐释和预见。苏贾认为，此外还有另一种形态的历史决定论。这种历史决定论“等同于创造一种批判的缄默，心照不宣地将空间附丽于时间，而这种时间掩盖了对社会世界可变性的诸种地理阐释，扰乱了理论话语的每一个层面，从关于存在的最抽象的本体论概念到关于经验性事件的最为具体的解释”。他强调，理论意识中的这种历史决定论，长期以来处于不可动摇的霸权的地位，其结果是，它往往扼杀了人们对社会生产空间性的一种旗鼓相当的批判敏感性。这种批判敏感性就是一种实用的理论意识，它能观照到，存在的生活世界不仅创造性地处于历史的构建，而且还创造性地处于对人文地理的构筑，对社会空间的生产，对地理景观永无休止的构形和再构形：社会存在，在一种显然是历史和地理的语境化中被积极安置于空间和时间之中。

通过对空间的强调、对时间意识的批判性反思以及对一种新的空间思维的呼唤，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诸如福柯那样对医院、监狱等压制性的空间的具体研究，西方知识界确实形成了某种转变。20世纪中期以后，哲学、地理学、社会学、心理学等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学科理论的空间化倾向。这一转向过程中，列斐伏尔无疑具有重要的地位。苏贾认为：“在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所有伟大的人物中，列斐伏尔……是后现代批判人文地理学的滥觞，是批驳历史决定论和重申批判社会理论空间的主要源泉。他这种坚定不移的精神引发了一大群人开展其他形式的空间化，如萨特、阿尔都塞、福柯、普兰扎斯、吉登斯、哈维和詹姆逊等人，即使在今天，他依然是富有原创性和最杰出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者。”苏贾声称，这种转向可能是近两个世纪来的第一次，“批判性的学者开始像他们传统上阐释历史和社会、解释人类生产的‘历史性’和‘社会性’那样阐释‘空间性’了。在不减少生活内在历史性和社会性的意义，以及不模糊围绕实践与理论性理解而发展出的创造性与批判性想象的情况下，一种再度兴起的、结合空间性的清晰想象的批判性视角，开始给历史和社会研究注入思想与阐释的新模式”。

转向事实上是跨学科的，不仅涉及地理学，还包括了社会学等领域，吉登斯等人的著作相当重视空间问题，文化研究、城市研究中也有很多相关的成果。

这一时期西方理论界关于现代性、后现代的积极探讨与激烈争论当中，也注意到了空间因素。在从现代主义过渡到后现代的“文化转向”中，理论阐述越来越重视空间因素，阐述空间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理论前卫的标志，所以詹姆逊说：“后现代主义是关于空间的，现代主义是关于时间的”；“后现代就是空间化的文化”。

总之，在这一转向的潮流中，许多理论家、研究者都在自己的相关研究中重新审视空间因素，重新调整作为一个重要理论术语的“空间”在自身学术体系、理论话语中的位置与份量，再次清理自己的理论思路，阐发由于空间因素的加入而生成的新理论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