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地理学的空间

通过空间的转向，理论界确实促进了某种与时间历史话语相抗衡的空间地理话语的兴起，并且带了非常丰富的积极成果。当然，对空间的各种类型的研究并不是在“空间的转向”之后才出现的。从某种意义上说，空间是人们一直关注的焦点。

自古代以来，无论是西方从苏格拉底开始的哲学沉思，还是中国自周代以来有着明确指导思想的空间实践，空间的探索并没有明显的中断。在西方的传统时代，空间像其他对象一样，都是哲学思考的内容。哲学、形而上学一直都将空间整体性地纳入体系化思辨的范围之内。此时，空间大多是作为哲学体系或者体系发展的一个环节。

后来，一些学科从传统哲学当中分离出来，逐渐形成相对独立的学科，如物理学、社会学等。当然，空间并没有作为一个“整体”从哲学中分化开来，形成类似的学科。就空间而言，它不是因为自身仅仅是虚空而过于虚空，就是因为它作为物质存在的形式、所有社会生活进行的场所而涵盖过多，范畴、内容的过多或过少都不利于学科的形成。严格说来，并没有真正形成一门专门研究空间的学科，至少没有像物理学、语言学甚至社会学那种学科意义上的“空间学”。

但是，空间并没有真正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对空间的反思和研究实际上是随着学科的分化、兴起而分散在不同的学科当中。至少在理解的层面上，空间被分成了不同的层次，各个学科分门别类地处理相应层次上的空间问题以及相关的技术。

在最基本的层面上，人们相信，存在着一个客观的、绝对的物理空间，仅仅由纯粹意义上的物（有一定质量、速度的原子、星体等）所指明的空间。几何学、物理学、天文学研究的就是这种物理空间。从某种程度上讲，这种空间只是抽象的观念性的存在，仅仅作为某种绝对参照系而假定的。

地理学声称是专门研究空间的，它关注自然界与人类的关系，空间是其中的一个重要衔接点。地理学家既从特定地区、特定地点关注特定人群的独特性，又从一些普遍法则入手，考察空间的构成对人类行为的影响。这里的空间，是以特定的地理形式呈现给我们的空间，由地形、气候、植被、农业、工业、人口等因素所指明的空间。

1945年以后，英美人文地理学呈现诸多流派，主要依据三种哲学派别：第一种是实证主义哲学，它相信科学描述（经验主义的）和对世界分析的客观性，试图寻找客观世界的一般规律，并根据这些规律形成一定的解释。地理学可以通过对空间模式的分析，得出空间组织和行为的一般规律。

第二种是人本主义哲学。它的出发点是，人们生活在他们自身创造的主观世界中，并在其中作为自由的能动者行动。他们的行动不能被当做行为的一般规律的实例来解释（预测），而只能通过洞察他们主观性的方法进行理解。

第三种是各种结构主义和现实主义哲学。他们认为，简单地对模式本身进行分析，实际上无法找到对模式的解释，必须发展相应的基础过程的理论。基础过程形成一种条件，在这种条件下人的能动作用创造了那些模式。这一派别中以马克思主义（尤其是人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最为显著，它强调过程本身不断地变化，并可以通过协调政治行动而进行改变，所以不存在空间组织的普遍规律。

后两种倾向多少都是针对实证主义倾向的挑战。尽管遇到各种批评，但地理学科中的实证主义倾向非常强烈，它努力地使自身科学化，并成为一门科学。这就要求地理学必须明确自身领域以及理论框架中的事实/数据，有着独特的分析手段和解释能力。地理学用了很长的时间，对于“在理论格局中进行分类和排列的全部事实”的搜集积累了方法和经验。这方面，区域研究可以作为一个代表。

区域地理学从20世纪初开始，盛行于英美地理学界半个多世纪。它的代表人物哈特向（R.Hartshorne）主张，地理学的焦点是区域差异，即地球表面上各个景观的嵌合，其目的在于提供关于地球表面上变异特征的准确、系统、合理的描述和解释。他说：“地理学的最终目的，即研究世界的区域差异，在区域地理学中表现得最为明显。”

就研究对象而言，地理学关注的就是“要对已发现的世界的区域差异的事实作出解释，所谓区域差异不仅仅是某些事物在地方与地方之间的差异，而且包括每个地方上现象的总体组合与任何其他地方上现象的总体组合之间的差异”。

区域综合需要其他科学以及地理学中细分的专门学科提供的材料，但经典的区域研究通常还是由地形、气候、植被、农业、工业、人口等组成的序列，通过对各种专题地图的综合而得以概括并产生一组形式区域。这就是说，必须提供一个区域具有地理学意义的现象诸如地形、气候、植被等多项数据的完整描述，并且说明、解释这个区域与其他区域的差异。

20世纪50年代，由于区域分类的幼稚以及对大量关于自然和人文的事实的罗列令人厌倦，使得一些地理学家逐渐将研究的焦点集中在“地球表面某一特征的空间分布起支配作用的规律”的研究上。这些学者认为，地理学应该定义为空间排列的科学，即应当归纳总结现象的空间排列、而不是现象本身的类似规律性的论断。

这一时期的系统地理学和部门地理学得到加强，“通过建立空间结构的规律和理论，运用各种模型来说明问题，运用数学特别是统计方法来帮助概括”。科学的倾向更趋明显。地理学家试图在实证主义的框架中去发现可靠的规律和理论，并且希望地理学能够为由一个相通的学科群体所共同研究的综合性课题提供见解和做出贡献。他们将新的焦点集中在空间差异和空间体系的研究上。尼斯图恩（J.D.Nystuen）说：“在我看来，含在地理观点的概念术语就是方向或方位、距离、联系或相对位置。这些术语的操作定义就是空间观点的基本原理。”

当研究者强调空间布局、空间结构时，其中的地理特征就有所淡化了，地理学家声称，地理学是一门关于距离的学科，中心论题就是人与地的相关位置。人文地理的核心要素是“空间、空间关系、空间中的变化——自然空间的结构如何，人们如何通过空间进行联系，人类如何在空间中组成社会，我们关于空间的概念及对空间的使用如何变化”。他们解释，由于劳动分工以及技术的进步，“现代人类生存的最重要的事实是社会的空间差异，而不再是自然界的空间差异”。

他们确实提出了某些规律性的结论，较为典型的有齐普夫（G.K.Zipf）的最小努力原理。根据这个原理，一个人在组织自己的生活时，会尽量减小劳务量。劳务包括距离方面的运动，因此，尽量减小位移是最小努力原理中的一个基本原则。

齐普夫扩展了斯图尔特的发现，即与普林斯顿大学的距离越远，各州来此上学的学生数量越少。换言之，距离越远，两地之间彼此接触越少。齐普夫将这一规律称之为P1P2/D 关系，斯图尔特指出，这个公式与牛顿引力公式有相似之处。牛顿引力/重力公式：

其中Mi和Mj是i和j两点上的物体，dij是ij两点间距离，k是系数，Fij是ij两点间的引力。这个公式可以改写成：

其中Pi和Pj是i和j两地的人口数量，dij是ij两地间距离，k是系数，Iij是ij两地之间相互作用的量。为了使公式适合于统计，公式的各项必须加权，而加权值几乎在所有的研究中都不相同。这说明相互作用的模式（重力模式）是一种经验主义的规律，但对它还不可能提供任何理论的解释。在用这种模式描述移民流动时，距离的影响明显因地、人群、背景而不同。

艾伦·威尔逊后来用数学方法推导上述重力模式，使之具备更坚实的理论基础，并且建立了一个“最大熵范式”以研究区位模型（特定时间、特定地点之个体的存在的可能状态）、相互作用模型（特定时间的某一流动的可能状态）以及区位/相互作用结合模型。另外，还有哈格斯特兰德（T. Hägerstrand）在1953年发表了关于空间扩散作用的论点。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空间科学迅速而广泛地被许多地理学家所接受。以空间科学为基础的人文地理学研究成为北美和其他英语国家出版刊物的主导内容。这些研究大多具有实证主义倾向，或针对空间组织的一般理论，或针对某些特殊的问题（如工业区位），运用计量的方法，寻求空间结构的模式，并做出理论解释。

除了地理学之外，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历史学等领域中或多或少都有一些学者注意到空间因素，并且能够从不同角度阐述社会、人、权力等关系中的空间特性。心理学家很早就开始关注空间知觉，19世纪关于空间视觉的研究已有“重要的进展”，马赫进一步推进了空间感觉的研究。德国心理学家库尔特·勒温1936年出版《拓扑心理学原理》，其中用拓朴几何学的方式对心理生活空间（psychological life space）、生活空间（life space）进行研究。早期社会学家西美尔很重视社会空间的研究，他在《社会学》（1908年）一书中专门讨论“社会的空间和空间的秩序”，非常关注都市生活的形态，他的一些空间观念显然来自于对城市生活的深刻洞察。哲学领域中，空间仍然有着十分重要的位置。海德格尔的著作虽然以《存在与时间》（1927年）命名，但其中特别讨论到空间。他的《物》（1950年演讲， 1951年出版）、《建筑 居住 思想》（1951年）、《艺术与空间》（1969年）等文章，对于空间的阐述非常具有启发性。

颇有争议的法学家、政治哲学家卡尔·施米特，没有人会认为他是空间思想家，但他的《陆地与海洋：古今之“法”变》（1942年），从法理学角度，实际上也是从空间的角度，论述欧洲近代政治格局的变迁：海洋象征英美海洋国家及其法理传统，陆地象征欧陆国家及其法理传统，近代政治格局的演变就是海洋国家力图征服陆地国家的历史。海洋与大陆的分别代表了两种法理和政治传统，两者之间的差异具有人类学的根源，战争并不能消除这种差异。这种说法是否可以接受，姑且不论，但这是空间的思维。在施米特《游击队理论》（1963年）中对游击队员依托乡土的品格、灵活性的精辟分析中，空间因素应该说已经成为他理论上的直觉。没有那种空间直觉，我们相信也就没有他的理论。

不难看出，在所谓的“空间的转向”之前，或者说，在20世纪初一直到60年代，人们并没有完全忽略空间问题，无论社会学家、人文地理学者，还是哲学家、法学家，都从不同的角度，运用不同的方法，以不同的学科方式与语言处理过空间问题。特别是从实证主义精神出发的人文地理学家，在空间科学的研究方面取得了成果。所以，“空间的转向”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空间研究的开始，而是一场试图重新诠释与理解的运动。

在地理学界，科学的、经验研究在取得进展的同时也面临着问题，这种困境激发了地理学的新思想。20世纪70年代早期，一些激进的地理学家开始对计量—空间地理学的主流观念提出了严肃的质疑。工业区位理论一向是计量地理学家引以自豪的成果，但梅西（Doreen Massey,1973）认为，工业区位理论建立在新古典主义经济分析的基础之上，只是一种理想模型。它只能关注某些区位问题（即只关心企业家的利益，而不是工人阶级的），只能在相当有限的程度上说明经济系统的合理性。其结果是区位理论与现实世界的空间问题（以空间表现的社会经济问题）形成越来越大的距离。斯莱特（Davis Slater,1975）指出，那种认为空间数据的收集和处理比阐释社会理论更重要的看法实际上陷入了地理学方法的陷阱。如果不能揭示社会过程的重要因素，那么空间模型就只剩下琐碎的数据了。

大卫·哈维原本是实证主义地理学家，但他认识到，科学方法确保了对事实描述的客观性和道德中立，但这只是理想化的说法。科学方法的原则是根据科学之外的需要（思辨哲学、宗教、道德、风俗习惯、人类实践）进行调整和确认。科学需要表达社会思想，传达社会价值。激进地理学的进一步批判必然导致对马克思主义的诉求。因为“惟一的能够用综合的、动态的方式处理诸如人口-资源关系等问题的方法，一定是建立在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基础上的”，而哈维后来的学术经历也正“典型地反映了激进主义地理学向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转变”。他的这个转变给地理学以及其他学科带来了很大的影响。总之，空间研究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的回溯带来异常丰富的内容和广阔的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