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非田园诗的奇趣

除了田园诗外，陶集中咏史、咏怀、拟古、杂诗等，也显示了追求同样奇情异彩的审美情趣，而且奇绝的笔触伸展得异常广泛。

他受过饥饿的威胁，所以一口气写了七首一组的《咏贫士》，对他来说，本属题中应有之意，而在咏史诗史上，不仅前无古人，而且后无来者。西晋皇甫谧《高士传》或许即蓝本所在，体现的只是史家冷静叙写与客观礼赞，陶诗不同的是每一贫士都渗透自己的影子，带有系列性人我比勘与自我写照的性质，使这一特殊的“贫士画廊”从而具有异样的光彩。前二首为总述与自画像，以下所采用“对话”形式，即人即我。其二、三、四、七都用了“我”、“吾”第一人称，使“对话”人我不分，每诗末尾结以议论，“若咏古人，又若咏自己”（清邱嘉穗语），几乎泯去人我之迹。其五的“岂不实辛苦？所惧非饥寒”，为最见肺腑之言；“贫富常交战，道胜无戚颜”，是陶公一生大本领。在实话实说中射发出“与道污隆”的异彩，在质朴平淡中闪动与世迥别的奇情亮节。在东晋门阀贵族极为特权时代，却“大为贫士吐气”（邱嘉穗），旷世罕有，已经够奇绝了。明人黄文焕《陶诗析义》卷四说：“七首布置大有主张，‘岂不寒与饥’，‘窃有愠见言’，‘岂忘袭轻裘’,‘岂不知其极’，‘岂不实辛苦’，‘所乐非穷通’，‘固为儿女忧’，七首层层说难堪，然后以坚骨静力胜之，道出安贫中勉强下手工夫，不浪说高话，以故笔能深入，法能喷起。”诗法确实奇绝，七篇或起调陡然醒快，或结语正反跌宕，中间或顿挫往复，每用“岂不”或“岂忘”句式起伏转折，故“法能喷起”，显得更加跌宕奇绝。另外，所咏“贫士”皆为先秦两汉人物，“无论魏晋”，或许与《史记·循吏列传》不取当代亦同一用意，故此组诗亦为咏史之作。

咏史诗既名为发思古幽情，故最具安全系数，可以不涉异患，而且又能寄托心意，浇愤然不平之块垒，所以陶诗咏史诗与读史的赞述和神话诗多至20多首，亦占其诗六分之一，数量与其田园诗比肩。所咏可分三类：一是荆轲、程杵、颜回、秦之三良、屈贾、韩非，大多为有所为而不成的悲剧人物；二是夷齐、箕子、二疏，以及《咏贫士》中的张长公、荣叟、黔娄、袁安、仲长蔚、黄子廉，属于有所不为，亦带悲剧色彩；三是精卫、刑天、夸父等神话人物，以及玄圃、神树仙鸟，与游仙诗相近。

咏史诗中最为著名的是《咏荆轲》，尤其能见出陶渊明“又挟左思风力”（钟嵘语）一面。咏荆轲诗，始见于建安文学，王粲残诗有“荆轲为燕使，送者盈水滨。缟素易水上，涕泣不可挥”；阮瑀《咏史诗二首》其二“燕丹善养士，荆轲为上宾。图尽擢匕首，长驱西入秦。素车驾白马，相送易水津。渐离击筑歌，悲声感路人。举坐同咨嗟，叹气若青云”，似亦残篇。王粲、阮瑀、曹植都有咏三良诗，由所咏的对象相同来看，这些咏史之作，可能都为同时共作，豪宕如曹植当亦有咏荆轲之作，惜其无存。完整者唯左思《咏史》其六，只写酣饮燕市，易水送别与刺秦一概无言，意在张扬“与世殊伦”“贱者千钧”的布衣精神，带有蔑视权贵的批判锋芒，激昂慷慨的风格与王粲、阮瑀的悲愤近似，却与士为知己者死的悲壮异趣。陶作前半近于王、阮，整体主旨反而疏离于左思的主题，遗憾“奇功遂不成”，但“且有身后名”，而且“千载有余情”，明清论者多以为渊明目击晋宋禅代，此诗深有寄托，“别有心事”，不便明言。今人多视为泛咏，与时事无涉。无论怎么说，此诗绝与平淡自然无涉。就连说过“渊明诗平淡”的朱熹，亦言：“陶渊明诗，人皆说是平淡，据某看他自豪放，但豪放得来不觉耳。其露出本相者，是《咏荆轲》一篇，平淡底人如何说得这样言语出来。”这两条在《朱子语类》卷一百四十中前后比邻相连，反映了陶诗接受史上先后异论带有普遍性规律。合观似言：“平淡”只是陶诗外相，本相则为“豪放”，这种内外悖论的风格，只是不容易觉察罢了。故前辈学者有云：“人皆赏其冲淡，而陶之精神实不在冲淡，自冲淡学陶者多貌似而神非。”又云：“陶诗不是滞水而是暗潮，表面象是平静，实质内容是动荡的，充满了英气。‘渊明风流酷似卧龙诸葛’（稼轩词），虽躬耕而天下大局在其胸矣。《咏荆轲》的写作，流露出的热情可看出他不忘情社会。……对黑暗现实的不满通过对英雄的颂赞表现出来。”陶诗审美主要趋向，确实存在表面与实质的矛盾，即淡与奇的矛盾，而且融化得让人“不觉”，就委实显得更加奇异，这比起他人同题材的咏史诗，就更显示出自家的个性特色。

那首被公认为“金刚怒目”的《读山海经》其十，宋人就说过：“末句云：‘徒设在昔心，良晨讵可待’，何预干戚之猛耶？”今人据此甚至说：“陶渊明所表现的不是什么‘金刚怒目’式愤怒，也无意歌颂精卫、刑天的不屈精神，这是一首吟咏超然处世的达观之诗。”对此且不论是否让人心悦诚服，陶诗的表层常常披上一领“平淡的外衣”，甚或悠闲的套装，也确实时时带有淡化的作用，而且常置于篇末，这也正是古往今来的论者大多认为“平淡”的缘由。然而这种淡化是否就消释了动荡的“实质内容”呢？答案应当是否定的。此诗末二句的喟叹，表达的遗憾，并不轻松。失望的沉重，正见出期望的强烈，不正是用淡化的方式侧面强化“猛志固常在”的期望吗？

图21 清 李瑞清 陶诗集句联

上句出自《移居》其一，下句见《归园田居》其一。在园中耕作的陶渊明，对世事并未忘怀，或借酒发之，如《述酒》；或借咏史诗间接抒发。他的咏史诗，并非“自娱”性，亦非平白无故而为之，多多少少都和他的思想与当时的政局变化，具有蛛丝马迹的联系。书者李瑞清，宗法北碑，故下笔坚实，然波折稍过，而得名亦在此。

至于陶渊明的咏怀诗，外淡内奇的审美特征显得较为微妙复杂：或奇彩呈露，或淡与奇分裂，或乍看散缓，熟视骨力内充，却有奇趣，或乍伏复起，抑扬跌宕。或如《东坡题跋》卷一所言：“外枯而中膏，似澹而实美。”如《荣木》前两章，一曰“人生若寄，憔悴有时”，一曰“匪道曷依，匪善奚敦”；而后两章，一曰“徂年既流，业不增旧”，一曰“脂我名车，策我名骥；千里虽遥，孰敢不至”。一、三章说得神沮气索，二、四章却豪气顿起，痛自猛厉，前后“四章互相翻洗”（黄文焕语），前后两章各自为因果，前者气索实则是为后者气起的铺垫。因此，“这绝非闲逸平淡隐士颓唐之作，而是壮心不已英气奋发的”。这诗每两章之间是矛盾的，也是融合的，属于萧统所说的“跌宕昭章”“抑扬爽朗”的特征。

陶之咏怀诗有时很特殊，有些诗前后分成两截，内容与情感截然相反，孰轻孰重，孰主孰宾，分辨起来并不容易。著名的组诗《杂诗》多数即这样。第一首裂痕尤为显眼。前八句一意，说人生无常，应当“得欢当作乐”，及时行乐之意显明。接着却言：“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及时奋进意与上决然相左。诗的主意似游移不定，或认为“谓人当及时行乐”（清人马墣语），或谓此与后六篇“皆是‘岁月不待人’意”（清人蒋薰语），或觉其中“忧中有乐，乐中有忧”（清邱嘉穗语），见仁见智，很难捉摸。这诗前半可作为酒店的广告，后半可张挂于书屋励人勤勉，二者关系散缓，重心不易看出。东晋南朝诗每多两截结构，陶诗亦不例外，田园、咏怀诸作此类尤多。此首裂痕尤巨，细加按寻，再观《杂诗》以下它作，所谓“及时勉励”，恐非“行乐”聚饮。黄文焕《陶诗析义》卷四谓除第八首叹贫，“余则慨叹老大，屡复不休，悲愤等于《楚辞》”，所言大致不差。陶诗常于一首诗中议论与议论取意互不相同，或议论与写景之间，都或多或少有些“散缓”或“疏离”，主要原因是作者在表层意义追求“淡化”效果，这种“淡化”起着“保护色”的作用。有意与中心拉开一段距离，形成特殊的“审美距离”。“采菊东篱下”与“刑天舞干戚”等名作，多属此类。陶诗在阅读上往往形成误读的原因，亦在于此。《杂诗》其二前大半写素月秋风中的寂寞，后则言：“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由此可见前首“及时当勉励”者，或许基于“有志不获骋”。这些话确实有“非豪杰之士不能为此言”之感，距平淡静穆则不以道里计。其五亦为两截，前忆少壮猛志，后言虽无成而仍欲有为：“前涂当几许？未知止泊处。古人惜寸阴，念此使人惧”，说得“沉着痛快”（何焯语）。其八写躬耕带来的贫困。结末四句则呈“分裂”：既言“人皆尽获宜，拙生失其方”，是何等牢骚不平；但最后又说“理也可奈何，且为陶一觞”，却又何等达观解脱。这种自嘲自解，似乎释愤心于散淡，实则与李白“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同旨，只是加上末二句，着意减少些火气，这才显得和婉而“平淡”了。总之作于知命之年已过的前八首，如前人言，有“晋时人质语”（陈祚明语）——“正尔不复得”（其八），有“霸气语”（王夫之语）——“挥杯劝孤语”（其二），有“险语”（何焯语）——“素标插人头”，有“寻常语说得如此警透”（温汝能语）——“值欢无复娱”（其五），还有“豪杰语”，以及壮语、悲语，“沉着痛切”语（郑文焯谓其六），当然还有平淡语，但总体语意精警，促人深省，动人思潮，绝没有“静”感与“平淡”的意味。黄文焕谓这组诗：“肠太热，意太壮，故入世多恨。使从少之时，专意颐养，不问世事，脏腑之间，别是一副心理，又何处可着许多忧愁哉？”所以他认为“悲愤等于《楚辞》”。正因有如许心事，回味人生，故情感与语言极具动荡变化，结构“跌宕昭章”，措辞“抑扬爽朗”，而主题之所以并不那么“爽朗”，盖因愁绪万端，回顾人生如尘、盛年不再，大有不知从何说起之慨。特别是在主意已定，再加“淡化处理”所致，这正是陶诗屡用的看家本领。总之由此看陶公，并不那么平淡，也不那么旷达。这组诗非闲逸恬静得心如止水，而是壮心不灭愤气时发。动荡的壮志和宁静隐居是矛盾的，何况他的隐居本来就负气带性，看透了官场的黑暗！这种矛盾伴随了他的后半生。他的不少诗就在这种苦涩或者有时震荡的矛盾中滋生的。

图22 清 黄慎 陶潜饮酒图

黄慎长于人物画与草书，在“扬州八怪”里，关于陶的书画，他作得最多。这幅饮酒图，拙趣横生，人物低首饮酒显得特矮，童子捧壶弯腰，一老一少，一大一小，映照得很幽默。陶捧的大碗，很淳朴，遮住半边脸，童子弯腰背面与之相向，酒壶高擎，朴趣横生。加上并列的特大两酒坛，俨然是幅村老浪饮图。使人想起：“舂秫作美酒，酒熟吾自斟。弱子戏我侧，学语未成音。此事真复乐，聊用忘华簪。”（《和郭主簿》其一）“穷巷隔深辙，颇回故人车。欢言酌春酒，摘我园中蔬。”（《读山海经》其一）《饮酒》的“一觞聊独进，杯尽壶自倾”，杯在这里换成大碗大坛，怎能不让人哑然一笑！

图23 明 周澄 桃花源

桃林占据画面大半，一条小路从山中洞口伸来，取材于《桃花源记》。该文是陶渊明的名作，“桃源问津”便成了绘画的常见题材。画面上繁茂的桃林，展示了和平美好的“桃源境界”。

他有许多看得分明不平的事，除了《杂诗》，还有《拟古》与《饮酒》，特别是后者，同样属于苦涩的微笑，外似平和的愤然。这组诗其中有一半说到“酒”，有欢饮、独饮、酣饮、快饮；有“浊酒聊且持”的自慰，有“酒中有深味”的盎然。萧统说他“其意不在酒，亦寄酒为迹焉”（《陶渊明集序》）。叶梦得《石林诗话》卷下说：“晋人多言饮酒，有至于沉醉者，此未必意真在酒。盖时方艰难，人各惧祸，惟托于醉，可以粗远世故。”宋人吃过文祸亏，对此看得更清楚些。如此多的酒言醉语，这和陶诗那些闲淡言语一样，大多同具“防护”效应。当然也有指东说西，拿重拈轻之异用。比如其五结尾的“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此二句本出于《庄子·外物》及王弼《易》注，涉及魏晋玄学言意之辨。但未尝没有醉意，或者说这是明白人的“醉语”，是对“心远地自偏”的宣示，高标“而无车马喧”的傲示，所以这“醉意”朦胧的话，所谓玄言玄语倒不是他的“真意”。

关于这组诗的作年，时下基本采汤汉义熙十二三年说。义熙四年，刘裕刺扬州，录尚书事，独揽晋政。七年，为太尉。自八年至十一年，诛除刘蕃、谢混、刘毅、诸葛长民及诸弟、刘敬宣，逐司马休之逃奔后秦。十二年，为相国，封宋公。次年北伐克长安，再过两年便篡晋称宋。这组诗涉及当时最为震动的政治大事，正在刘裕“王业渐隆”的火候上，题作“饮酒”自有一番苦心。作为总述的首篇，说“衰荣无定在”、“寒暑有代谢”，正可见出政局急遽变化，其二、三首言善恶不应、道丧千载，言非求名之时。其四的飞鸟失群，徘徊无定，似喻门阀社会的结束所引起士人的惶恐，并言已托身得所。回头再看其五的结庐人境，把时局看得又是何等清楚；“而无车马喧”，即对权力的角逐攘夺以及引起的斫杀、趋附，又是多么的厌恶与漠视；“心远地自偏”一句，曾作为刘裕参军的作者，又和骤然的新贵拉开多大的距离，横眉冷对这一切纷变。至于秋菊的孤洁，南山的屹然，则是对“心远”所包含底蕴的昭示；山岚佳气、暮鸟飞还，则回应首篇“达人解其会，逝将不复疑”，此时陶渊明拂衣归田已“亭亭复一纪”（其十九），从中又兴会出多少欣然。如果清楚这诗的缘由，还要说结尾的“真意忘言”甚至包括“心远地偏”属于魏晋玄学的范畴，就未必得其要领。我们向来习惯把这首诗看做陶渊明田园诗的代表作，说得如何平淡、静穆、自然、真率，由今看来对其中的“真意”就不能没有距离了。老看着写景的四句，却不打量另外六句的议论，所谓采菊悠然的“无我之境”就会横亘胸中，而作者这时实在是如诗序所说是“寡欢”的人。这诗四句写景，不过以“田园景致”做个面子，属于表层的田居生活描述，实际上渗透绝不随波逐流趋赴新贵的一怀心事，正如这组诗写了那么多的不平，却用了“饮酒”做题目。它平中见奇，淡中见出倔犟傲然的人格。他以田园诗来咏怀，不仅昭示显明孤洁人格，且蕴涵着深广的社会忧愤。不过，他写得很“淡”，淡得让人几乎捉不到心底的“真意”。这正是崇尚“平淡”的东晋以及所处的社会环境所致，形成不能不如此“平淡”的特色。后来从题材与平淡一路追踪他的人，无论王、孟、储、韦、柳，以及范成大、杨万里，尽管唐人如何开放，宋人极意用力，高明者仅得一面，很难企及。究其原因，至少可以说，他那外和内刚骨相崚嶒的人格与风格，属于时代处境生成的风格，蕴涵着无可奈何的一怀苦衷，这在非门阀社会相对宽松的环境中，是难以想象的，更谈不上模仿得到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