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不是研究马尾巴功能的?
上QQ阅读APP看书,第一时间看更新

芙蓉三变经济学本文初次发表于《经济学家茶座》2002年第4辑,总第10辑。

木芙蓉是厦大校园常见的一种木本花,丛生。秋天开花,花事极盛,且花色多变,初为粉色,中转浅红,后边淡紫。同一树丛,此起彼落,色彩缤纷。据说有种牡丹,花色早晚三变,因此也叫做“芙蓉三变”,想来一定也很美,但是南方却见不到。拜改革开放所赐,这二十多年来,中国的经济学研究范式亦如秋之芙蓉,一日而三变,逐步与世界接轨。

——题记


余生也晚,上大学更晚。接触经济学,已是要开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那一年春天了。虽然图书馆藏书已经大半解禁,经济学专业的学子们还是觉得无书可读。中国经济学家的著作,多是“文革”前出版的,不仅数量少,而且与20世纪70年代末学子的关心所在,似乎距离远了点;苏联经济学译著,半是经典作家语录、苏共中央各种决议引文和当令政要讲话,半是对这种修正主义那种教条主义的批判,面孔严肃而刻板,叫人难以接近;西方经济学著作不仅出版得少,而且基本上是内部出版,译者照例在前言中狠狠地批一通作者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思想解放运动前,“拨乱反正”基本上还只限于“把四人帮颠倒的是非再颠倒过来”。马克思之后的西方经济学统统是庸俗资产阶级经济学,毫无科学价值的论断是多少年的铁案,显然不属于“拨乱反正”范围。大学里甚至私下流传着一种说法:西方经济学与马克思经济学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体系,如果批判能力不行,看了西方经济学,闹不好就要引起概念混乱,连马克思经济学也学不好了。因此,我们这些脑袋还处于半冻土状态的凡夫俗子,自觉识别能力有限,还是离它们远点好。如此一来,可读之书也就剩下些经典著作了。那时,政治经济学各课程基本上以经典著作为教材。资本主义部分以《资本论》(第一卷)为蓝本,帝国主义部分用列宁的《帝国主义论》,社会主义部分是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等。就连财政、金融、统计、会计等课程,老师们在黑板上也常常写满了一段又一段的经典作家语录。论文不引用几段经典著作,多半要被认为缺乏理论依据而退稿。论文通篇是经典著作引文,作者只有少数的联结语,甚至被认为是功力深厚的表现。有位老教授,据说终其一生,只读经典著作,积数十年之功,做了整整一橱的经典作家语录卡片。他老人家写文章,首要工作是找出所要卡片。当其时也,家中桌上、床上乃至地上,琳然满目地摆满了各种卡片。老先生手持放大镜,匍匐前进,找出卡片,顺序摆好,文章也就大致写好了。至于期刊上不同观点的论文各自引用不同经典著作——甚至同一作家同一著作同一论述的不同译文(光是《资本论》就有俄文版、德文版、法文版、英文版、编译局版和郭王版等区别!编译局版:指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组织翻译的经典著作,编译局版一般被认为是经典著作的权威译本;郭王版:指郭大力、王亚南抗战前翻译的《资本论》, 20世纪50年代曾重新校订出版。)——来证明自己的观点,更是司空见惯寻常事。弄得我等初学者眼花缭乱,仿佛又回到“文革”当年的语录战。那时节,虽然诗人已经在歌颂“科学的春天”,可社会科学还是“有雄文四卷,为民立极”。因此,你即使有自己的观点,最好也说是经典作家的观点。你小子算什么呀?

转眼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思想解放运动使得被各种教条禁锢多年的头脑,如开春的大地,逐渐萌发思想的新芽,改革的现实需要,使经济学研究逐渐摆脱了以书证书的格局。个人观点渐渐代替了经典作家语录,成为经济学论文的新一道风景线。那时,我在天涯海角的一所大学当助教,消息自然闭塞,对这个转变还不太了然。一天,来了位京城知名青年经济学家。朋友请他介绍京城经济学研究动态。老兄如数家珍地谈起京城经济学界的新近名流,某行,有观点,某不行,没有观点,某也不行,别看他名气大,他那几个观点,哪一个是他最先提出的?没有几个自己的观点,算什么人物?聊了大半夜,在下醍醐灌顶,原来观点这玩意在经济学研究中竟有如许分量!像是汤里的盐。难怪最近论坛上频频见到《影响中国八十年代经济发展的十大因素》、《发展国际大循环的十大对策》、《中国经济学发展的十大趋势》等只见观点不见论证的宏论。据说有位仁兄凭一篇这样的文字,不要托福就弄到了美国名牌大学的全额奖学金!

不久,一位海外学者来讲学,顺便想了解国内经济学研究动态。我借了一些国内知名经济学杂志送去。还书那天,自然问起对国内经济学的看法。不料他却摇了摇头:“这不是经济学研究!”我大吃一惊:“不是有许多新观点吗?”“观点?没有证明的观点至多只是猜想而已,猜想不等于科学!你看看这些论文,别说模型,就连起码的统计分析也没有,怎么证明它符合客观事实呢?”我张口结舌:原来,仅有观点不过如此而已!

近年来,西学东渐,国内主流经济学杂志的风景又是一变。模型、公式、图表、数据逐渐多起来了。不同的议论也渐有耳闻。赞之者曰,经济学就应该是这个样子,要不怎么与国际接轨?更有甚者,索性把经济学研究划分为三等:只用初等代数几何图形,初级;运用微积分线代数概率论,中级;以集合拓扑博弈等为工具,高级。责之者曰:这些文章数据图表公式模型一大堆,推导来证明去,也不见得有几个新观点嘛,纯粹是故弄玄虚,成心不让人看懂。多年编辑,眼见得看不懂的来稿越来越多,也说不清这是也非也,只觉得离退休还有些年月,怎么就要被提前淘汰出局了?心中真不是个滋味。不由得自怨自艾:当初怎么就糊里糊涂地入了经济学这行当?它日新月异风头出尽,可弄得咱临老临了,想口安稳饭食都不成!

改行已晚,退休还早。怎么办呢?只好老大再当小学生。弄点书来看看吧。手中正在翻译《产业组织经济学手册》《产业组织经济学手册》(第一、第二卷)2002年译竣,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年出版。,第18章是《创新与市场结构的实证研究》,其中一些话颇有点意思。因此,不妨做回文抄公。

搞经济学的,大抵都知道著名的熊彼特假说:完全竞争市场上的原子式企业是无法实现技术进步的,只有集中的市场上具有垄断势力的大企业才能实现创新,因而是进步和总产出长期扩张的引擎。也即,(1)随着企业规模的增加,创新相应增长;(2)创新随着市场的集中而增加。熊彼特假说的经济学含义是革命性的,如果它成立,正统的微观经济学以及产业组织理论的相当部分就要改写,反垄断法也就没有存在的意义了。因此,验证熊彼特假说是否成立,就成为半个多世纪产业组织研究的一个重要部分。

首先值得研究的是测量。如何测量创新?当然,第一,专利可以作为衡量创新产出的一个指标。但是,专利未必都有经济价值。大部分专利实际上从未被商业性利用过。第二,专利和专利不一样。例如,美国的发明者一般把各项权利捆绑申请专利,而日本的发明者则倾向于将各项权利注册成独立的专利。在不同的产业中,专利的意义也不同。有的产业,例如电子产业,有重要价值的创新通常不能被专利化。在同一产业中,不同企业对注册专利的心态也不同。小企业为了显示技术能力,倾向于将创新注册为专利,而大企业却更喜欢把创新留做商业秘密。创新产出难以衡量。创新投入的衡量也遇到类似的一系列问题。因此,时至今日,创新的衡量还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其次是企业规模与创新之间的关系。从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后期,至少进行了数十个有关研究。最初,一些研究曾发现了企业规模与研发之间存在着正的单调关系,但是,在采用了新的数据及更精致的计量技术之后,就只剩下20%的产业样本可以支持熊彼特假说了,随后的更多研究,由于数据采集、计量技术以及所研究的产业部门和时期的差异,结论则各不相同。这个问题至今仍未取得确定的结果。

最后是市场集中与创新的关系。这个领域也存在各种结论,其中,F.M.谢勒(F.M.Scherer)在1967年发现了研发强度和集中之间的非线性“倒U”形关系:研发雇员在全体雇员中的份额随着产业集中度的上升而增长,一直到四企业的集中比率上升到50%至55%为止,之后,随着产业集中度的上升而下降。这个发现一度令经济学家们兴奋不已,可是,谢勒自己随后的研究却发现,集中度对研发的影响显著依赖于其他产业变量。其他学者的许多研究更证明了,集中度只能解释很小的研发强度变化。

因此,历半个多世纪的研究,对于企业规模和市场结构与创新的关系的实证结论只有两个字:脆弱。经济学家的研究兴趣则从证伪熊彼特假说逐渐拓展到广泛地考虑决定产业技术变化的基本因素,例如,需求、技术机会、专用性条件等各种产业特征对创新的影响,方法也从不同的计量分析发展到了博弈模型、模拟分析以及案例研究等。

熊彼特是大权威,熊彼特假说不能不说是天才的猜想,但是,能否仅凭着是权威的天才猜想,就论定,就接受,甚至付诸政策实践呢?好像还不行。和自然科学一样,经济学也需要验证,而且,由于学科性质特点,经济学命题的验证,似乎比自然科学更难取得确定性结果。熊彼特假说的验证,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因此,验证不能不成为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内容。

如何验证呢?作者的话也是耐人寻味的:“我们对创新的大多数经验性知识并不是从经济计量模型的估计中得来的,而是来自其他实证研究方法的运用。……案例研究文献提供了丰富的见识和真实的信息。更惊人的是,许多已经建立的最可靠的经验性规则,不是通过用公布的数据和检验复杂的最优化模型而得到的,而是通过对原始数据的艰苦收集而得来的,通常是以回答相对简单问题的方式获得的。即使随着经济计量方法的进步和公布数据质量的提高,在经验性技巧的使用上保持宽容仍然很重要。案例研究仍是有价值的信息来源以及更严密方法的灵感来源。……最后,给定可获得数据的有限性,我们对创新和市场结构理解力的提高,将严重地依赖于新数据来源的开发。”韦斯利·M.科恩、理查德·C.莱文:《创新与市场结构的实证研究》,理查德·施马兰西、罗伯特·D.威利格主编,李文溥等译,《产业组织经济学手册》(第2卷),第十八章,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38—139页。作者是这个领域的专家,又专门研究了这个领域的数十年研究进展,这些话,应该是老马之言。

由彼及此,国内经济学研究风气的变化,也可以看出点门道来了。论文风景的变化,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二十余年来中国经济学研究的进步。引经据典,不敢越雷池一步,是死人统治活人的时代;说自己的观点,是思想解放运动的产物。乍暖还寒时,敢说自己的话,是要点勇气的,自然仅此也就为人所重;如今禁区已破,阳光明媚,研究也就不再满足于只有观点了,因为有观点未必都是学术研究。科学需要证明(证实或者证伪)。逻辑推理需要数学使之精密,实践检验需要规范的实证分析便于重复验证。因此,论文里模型、公式、数据、图表自然也就多起来了。至于说到各种方法手段与研究水平的关系,我觉得倒不必勉强画上等号。有位老人说得好: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这句名言,似乎连洋人也是认账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