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城的贝壳（代序）

集子里的四十三篇文章，大部分是我住在白城时写的。

白城因一条蜿蜒于海滨小丘上的白色寨墙得名。那时的白城，既没有城也没有市，只是厦门岛西南角海边的一片荒郊野岭。寨墙据说是六百年前明江夏侯周德兴戍边福建时修建的海防工事。在厦门大学建南楼群背后的小山上，至今还有一小段残垣断壁，有人说是当年的遗迹。但我无从考证，也不敢请教历史系的教师。因为内心里很希望它是。厦门大学虽然已有近百年历史，但仍然短得很，有了它，会显得更为古色斑斓一点，因此多一份沧海桑田的感觉，这不坏。这些年来，中国不仅城市，而且多少大学都日新月异。到处是新修的大门、新建的大楼，玻璃幕墙耀眼得让人睁不开眼。轰鸣的推土机推走了多少梦中的城南旧事！弄得这一小段残垣断壁都越发显得珍贵起来。

走下白城，就是海湾了。茅海建先生考证，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取代邓廷桢任闽浙总督的颜伯焘曾在这里集中力量办大事，耗费了数百万两白银，“用世界上最结实的材料构筑当时中国最坚固的线式永久性炮兵工事——石壁”。攻占它的英军战后对其进行了认真考察，不得不承认：“就凭所以使炮台坚固的方法，即使炮舰放炮到世界末日，对守卫炮台的人，也极可能没有实际的伤害。”可是，闭关自守、自命不凡的天朝大国在走向世界的资本主义面前是如此的不堪一击：颜伯焘苦心经营的厦门海防体系在开战后不到3个小时就被攻陷。敌我伤亡比是：英军阵亡1人，伤16人，清军阵亡总兵、副将等军官8人，士兵324人。如今，白城海湾已不见当年石壁的一点痕迹。辟为旅游景点的胡里山炮台里，除号称世界炮王的克虏伯要塞炮之外，还陈列着几门锈迹斑斑的古炮，据说是半个世纪后（1891年）重修炮台时，从海里打捞上来的当年遗物。炮身上，被海水锈蚀的坑坑洼洼，记载着当年的耻辱。

白城曾是厦门最好的海滨浴场之一。直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一到夏日，这里泳者如潮，男女老少，弄潮踏浪，欢声笑语，不绝于耳。现在，清澈见底的海水已成明日黄花，每日的海滨浴场水质检测报告，此地都是令人遗憾的“不宜游泳”。它是我们为初级阶段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付出的成本。我期盼着即将到来的现代化会还给白城往日的一泓清澈。

自80年代起，厦门大学在这一带海边的小山丘上，先后盖起了几十栋教工宿舍。从此，清晨或傍晚在白城海边散步，就成了许多教师多年不变的日课。你很难说清楚，厦门大学每年发表的数千学术论著，有多少产生于海风轻拂中的冥思苦想，有多少来自海边落日余晖中的激烈争辩。

这本小集子也是这十年来笔者散步白城海边的副产品之一。当然，和那些殿堂中的皇皇巨著相比，这只能算是沙滩上的几个遗贝。即使对我而言，也只是一块利用工头工尾在田边山脚偷偷刨出来的“小自由”，收工之后的家庭副业。

主业是经济学。这些年来，它的门槛越来越高了。高到一些原先的门内人渐渐被边缘化甚至被挤出去，成了门外人了。于是有些原先在门内而且可能曾经身居高位的先生大为不满：经济学怎么可以弄到广大人民群众看不懂了呢？方向性、路线性错误！可我觉得这种义正词严好像有点滑稽：任何学问都有门槛，不经过长期专业学习，不能登堂入室，这是常识。自然科学的论著在外行人看来，犹如天书者比比皆是，可是一直没有听说有什么人提出过类似的批评指责，相反，社会以至当局对之礼敬有加，越是看不懂，越是觉得人家有大学问，需要设立院士制度——而且由一院而两院——以示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客客气气地送上院士冠冕，恭恭敬敬地聆听他们在非专业领域的常人之见甚至天方夜谭。社会科学不也一直以科学自诩，期盼有朝一日在中国能与自然科学分庭抗礼吗？我以为，门外人看不懂，虽然不是唯一的但肯定是术业有专攻的一个重要参数。如果一个学科通俗到任何门外汉不经过严格的专业训练就可以长驱直入，与门内人大战三百回合，那这个学科似乎也不好意思自称为专业了吧？此时还要期望社会对它有所尊敬，真是痴人说梦。以此为业者不仅将因此饭碗堪忧，而且距离被人臭骂为“既不会做工，又不会种田，不读书不看报，什么学问也没有的……”赶到“五七”干校去接受再教育，学做工种田，甚至扫地出门的日子大概也就不远了。

关键在于这门学问是否研究了真问题，实事求是地揭示了纷繁的社会、自然现象之间的内在因果关系。门外人看得懂与否，并不重要。学术论文是同行之间的切磋，圈外人看不懂并不意味着它没有用。学问只要求真，终能经世致用。

但是，经济学家也是人。专业之余，茶余饭后，也喜欢与家人朋友谈天说地话桑麻。职业习惯使然，不免就关系到亿万老百姓柴米油盐酱醋茶的事，说点 “姑妄言之姑听之，瓜棚豆架雨如丝”的闲话。报纸杂志也有需求，于是有了经济随笔这一说。不过，诚如A.C．本森（A.C. Benson）先生所言，对于随笔而言，说什么并不重要：“随笔的妙处并不在题目（任何题目都可涉笔成趣），而在于个性的魅力，随笔自然要写出某种（像小学生常说的）‘有意思的’东西，某种可供嗅察、听到、看到、感知、想象、思考的东西；但是最根本一点，作者必须有自己的看法，这看法又必须在他自己的心灵中自然形成，而随笔的魅力即依靠着酝酿和记录下这看法的心灵的魅力。由此可知：随笔不必有什么固定的内容，也不必有什么知识性、哲学性、宗教性的或什么滑稽性的目的——然而，对这种题目也并不一概排除。唯一不可缺少的东西却是那内容或思想必须经过活泼泼的理解，受到作者喜爱，对其妙味有所会心，并把它富有情趣地表达出来。”

因此，这本文集里的文章虽然话题芜杂，却不难看出笔者日常的所思所想，现在把它们按照写作、发表的时间顺序编成集子——本书就是这么编出来的——也就可以大致看出笔者这十年来的心路轨迹。知堂先生说：“自己的书斋不可给人家看见，因为这是危险的事，怕被看去了自己的心思。这话是颇有几分道理的，一个人做文章，说好听话，都并不难，只一看他所读的书，至少便颠出一点斤两来了。”在下以为，前者固然不错，后者未必尽然。尤其是随笔这种亟须抒发性情的领域，要掩藏起心思说好听话，怕是极难。记得前些年，自由主义还是一个比较忌讳的话题时，收入本集的一些文章刚在博客上挂出，不仅马上有目光如炬者一眼看出其中倾向，而且生怕当道不能及时注意，慨然仗义拔刀，匿名发帖，细心解读，一一索隐，指点迷津，用心可谓良苦。

其实大可不必。因为下笔伊始，笔者就没想刻意隐瞒自己的所思所想。这没有必要而且也不可能。笔者年少时节，曾经十年风雨。知道风雨袭来之际，无人可以幸免。知道“舆论一律”尽管一直是某些人的期望，但是实践证明这是永远做不到的。而生物多样性，却是自然界亘古不变的常态，世世代代生生不息的前提。社会也是一样。即使疾风骤雨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最为疯狂的那些日子，做到了人人每日早请示晚汇报，仍不免腹诽之议，诛心之论；天天斗私批修，还是割不尽“资本主义尾巴”。风雨过后，留下的是一地泥水，圣像破坏。既然如此，人生在世，何必要日日揣摩圣意于心，天天最高指示在口？固然时至今日，以圣人之心为心，以圣人之是为是，行不逾矩，言必述圣，还是更为安全可靠，物质上也许还可以分得些许残羹，但是，心为形役，岂不累煞？陶渊明先生说得多好啊：饥冻虽切，违己交病。既自以心为形役，曷不委心任去留？归去来兮，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

令人庆幸的是，这些我手写我心，有些却被那些目光如炬者认为其心可诛的文字居然都被接受并发表了——而且似乎还颇有些读者。尤其令人欣慰的是，笔者曾经不止一次在颇为偏僻的县城或乡间遇到过热心的读者；一些报纸杂志也愿意转载，只是过于精打细算了点，往往既不知会一声，也不奉送样刊，更不用说支付或许应该支付的转载稿费——当然，这首先要感谢《经济学家茶座》等杂志的宽容，詹小洪等诸位先生不拘一格的雅量和宅心仁厚。但是归根结底，还是要归功于时代的进步。然而，时代的进步，源于众人的努力，“希望是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这也是在下不揣冒昧，希望将这些杂感结集出版的原因之一。感谢北京大学出版社以及林君秀、贾米娜等同志，她们的努力使笔者的希望成为现实。

李文溥记于厦大北村听风阁

2011年9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