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全面”与“互惠”的缓和

20世纪60年代末，由尼克松—基辛格启动的美苏缓和是战后美苏关系史上的一次重要转折，虽然两国的首脑会晤和军控谈判没有也不可能取代美苏竞争，但它的确对冷战做出了某些调整，把冷战“从各自按自己的规则行事、各记各分的游戏，变成至少是有一些规则逐渐得到共同遵守的游戏”。

在70年代初缓和高潮时，布热津斯基对尼克松政府的缓和持嘉许态度，认为缓和在使美苏关系更加稳定方面不无成就，但是到70年代中期，布热津斯基对缓和的看法发生了变化，他开始批评缓和削弱了美国的军事力量，给了苏联可乘之机以改变美苏军事竞争态势。他指出，虽然苏联在美国从越战脱身阶段和1973年十月战争中表现出一定的“克制”，但它在防御方面极少表现出“克制”，以致在一些重要的方面现在已经超越了美国。美国在战略武器谈判（SALT）中自欺欺人地认为具有技术优势而对苏联做出太多让步，使美苏处于不平等地位。扭转这种非对称的状态将异常困难，尤其是当苏联克服了其技术劣势后。

布热津斯基对缓和的另一项主要的批评是：缓和没有使苏联的国际行为“克制”，相反，苏联利用缓和，加紧了在第三世界的扩张。他批评苏联人在已经取得了广泛的战略均势后，在利用第三世界中出现的机会方面变得更加“公开了”:“苏联在非洲依靠古巴军事代理人是特别大胆的开局，而且它正在获得好处。”他认为，在缓和中“比赛规则对双方来说都是一样的。它意味着，一方不能认为可以自由地宣布革命原则或某些必然的历史规律，从而使它有权对其他社会的社会秩序发表评论或者甚至是直接煽动革命暴乱。……如果美苏关系的内容是在一个地区实现和解，而在世界上其他地区却肆无忌惮地利用我们这个时代几乎无法避免的动乱的话，很难想象这种关系是会稳定的”。

虽然对缓和提出了严厉的指责，但布热津斯基认为在核竞争时代，缓和对维持美苏关系的稳定，尤其是“在这个不断缩小的世界上，合作的必要性变得更紧迫了。我们必须促使苏联在平等和负责的基础上参加这样的合作”。而且对美国来说，缓和可以达到双重目的：既避免战争，又可以使缓和成为推进和平演变的工具。他也注意到越南战争的痛苦记忆仍左右着美国舆论，缓和在国内仍有许多支持者，尤其是在军备控制和限制战略武器谈判方面。因而他提议美国“实行一项仔细制定的既具竞争性又有合作的政策，其目的是促进更全面更具互惠性的缓和——即一项能使苏联对世界性问题做出更有建设性反应的政策”。

布热津斯基认为缓和从本质上说是一种竞争与合作的关系，即所谓“全面”与“互惠”的缓和，具体来看，这意味着：

一、严格认真地执行赫尔辛基协议。因此严密监控该协议执行与否是十分重要的，特别是有关人权的部分。

二、明确无误地向苏联表明，缓和要求他们在世界秩序的基本问题上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缓和与在安哥拉、中东和联合国（例如：鼓励极端主义的决议，如把犹太复国主义与种族主义等同起来的决议）的不负责任的行为是不相容的。

三、在一个更为多中心的共产党世界中，美国自己应当有一项更为多中心的政策，而不是只和莫斯科打交道。因此应给中国以更多的注意，因为中美关系对美苏关系具有十分直接的影响。应该推动我们之间的政治关系进一步升级。此外，放弃对东欧的善意的忽视政策是值得的，因为美国对东欧至少应和苏联对拉丁美洲一样具有同等兴趣。

四、应就军备控制问题继续努力和苏联达成协议，特别应努力降低目前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所规定的拥有武器的最高限度。限度太高，不仅可能导致进一步的武器部署，而且会导致彼此的不安全感。同时苏联最好能对其长期战略计划采取更明确的态度，因为围绕其战略计划的神秘气氛会导致美国方面的不安全感和疑虑（对此而言，美国的长期战略计划是完全公开的）。

卡特虽然知道美苏关系中合作与竞争并存，但他对合作寄予了更大的希望。在圣母大学的讲话中他提出美国应该“摆脱对共产主义的过分恐惧”，要改变过去对苏联实行的“以火对火”政策，强调“以水灭火”，即主要运用政治经济手段同苏联争夺。在卡特的议事日程中，限制战略武器谈判是对苏关系中的首要任务。1977年3月17日，卡特在联合国发表讲话，大谈裁军和限制武器贸易，并宣布：“我将坚决地使美国同苏联继续努力进行限制战略武器会谈。”

卡特希望通过在军备控制谈判上的进展来谋求使美苏关系稳定，但他不知道，在他议事日程中另一个主题人权外交的实施却给这一目标的实现增添了难度。苏联在人权问题上的激烈反应和第二阶段削减战略武器谈判的曲折使卡特对美苏关系的美好设想失去了信心，而苏联在非洲的行动更引起他的警惕，到1978年中期，卡特对缓和的理解越来越趋同于布热津斯基主张的“全面”和“互惠”的缓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