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政府的世界蓝图

尼克松和基辛格都是现实主义者，对世界持基本相似的态度，因而在他们的推动下，美国对外政策实现了由意识形态主导向权力政治的巨大的转变。在组建外交班子时，哈里曼这位曾在罗斯福和杜鲁门班子中就职的民主党元老告诉卡特，布热津斯基和万斯的世界观大相径庭，恐怕两人很难组成一支团结合作的团队。但卡特有自己的想法，他虽然没有外交经验，却不想将此项工作拱手交给国务院，他把万斯安排在国务院，把布热津斯基安排在白宫，以万斯为外交家，以布热津斯基为智囊，希望通过两个机构间的竞争，为自己最终的决策提供尽可能多的观点和选择。结果，卡特政府的外交班子因在世界观上大相径庭，给新政府的外交战略带来了致命的影响。

吉米·卡特在就职之前，读了许多前总统的演说词，其中最令他感动的是伍德罗·威尔逊的就职演说，因为他号召美国忏悔过去、回归政府最基本的原则。为此，卡特在演说时选择了先知弥迦的规劝词：“世人哪，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卡特深知水门事件后美国人对道德和正义的渴望，许诺在“这个新的开端的日子里”，承担起“最为高尚和最为雄心勃勃的任务”，即“帮助建立一个公正、和平、真正符合人道的世界”。“我衷心希望世界各国都会这样认为：我们业已确立了一种持久的和平，这种和平的基础不是枪炮，而是体现我们最珍视的价值观念的各项国际政策。”由卡特亲自撰写的这份演说词充分演绎了总统自身的宗教情感和道德观念，自由主义者高兴地看到，在威尔逊要求国会对德国宣战60周年后，一位新威尔逊主义者再次统治了白宫。

卡特是一位虔诚的基督教徒，在竞选时他时常喜爱引用莱茵霍尔德·尼布尔的一句话：“政治悲惨的责任在于在一个罪恶的世界建立公正。”由于缺乏外交工作的经历，卡特在竞选时较少谈及具体的对外政策，他总是更多地向人们保证自己的道德品行：“作为总统，我不会做任何与我自己个人生活中的道德伦理准则相矛盾之事。”他批评尼克松—基辛格—福特政府奉行的现实主义，将道德原则和自由正义抛在一边。“我认为，问题在于，近年来我们的最高官员是否太实用主义，甚至有些愤世嫉俗，结果忽视了那些使我们国家与众不同的道德价值观。”“仅有军事力量是不够的。多年以来，我们力量最大的源泉来自于那些体现在独立宣言、宪法、人权法案中的基本的珍贵的价值观念——我们对宗教自由、言论自由和人的尊严的信仰。”“我们已经见证了道德的沦丧……我们对我们的政府对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所作所为感到羞耻，这必须改变，而我将会改变它。”在就职演说中，卡特提出人权和全面的军备控制两个目标：

我们因为自己是自由的，因而决不能对自由在其他地方的命运漠然置之。我们的道义感驱使我们对那些与我们同样一贯尊重个人人权的社会抱有鲜明的好感。我们无意进行恐吓，但是，一个有人可以肆无忌惮胡作非为的世界，显然不合情理，而且威胁到世界各国人们的幸福。

目前世界各国仍然沉溺于大规模的军备竞赛，目的在于确保自己在潜在的对手中间继续保持同等的实力。我们保证要坚忍不拔地做出明智努力，力争将世界军备限制在各个国家国内安全所需的范围内。今年，我们还将向在地球上销毁一切核武器这一最终目标迈出一步。

国务卿赛勒斯·万斯是纽约一位成功的律师，理性、冷静而又耐心。50年代他曾经在参议院任国防问题的顾问，60年代初他在肯尼迪政府中先后担任陆军部长和国防部副部长。约翰逊总统对万斯的谈判才能非常欣赏，不断派他进行外交谈判，处理纷争。他参与了处理1964年巴拿马及1965多米尼加反美骚乱的谈判，他还被派往塞浦路斯和韩国进行外交斡旋，并担任了1968—1969年与北越政府在巴黎谈判的代表。这些经历使他特别注重某些抽象程序的恰当与否，以保证外交政策的成功。在解决冲突时，他倾向于采取外交及调停手段。美国学者加迪斯·史密斯认为万斯信奉的是传统的外交家哲学，在一个善恶混杂的不完美世界，追求的是降低冲突的水平，通过与对手的讨价还价找到双方共同利益所在。他虽然不否认军事力量的不可或缺性，但对运用武力解决外交纷争的实际效用持怀疑态度，因为他认为诉诸武力通常会以令人意想不到的方式使情形急转直下，使国家难以达到自己的目标。万斯的传记作者大卫·麦克兰写道：“万斯的行为准则一目了然：借助外交手段，避免直接对抗。”布热津斯基对万斯的谈判才能也充满了赞誉，认为他办事较为有条不紊，在和“世界正派的方面”谈判时最能发挥作用。但是当外交不得不让位于强权政治时，他认为万斯在需要考虑动用武力的关头缺乏胆魄。

万斯赞赏尼克松—基辛格启动的美苏缓和，认为这有利于美苏关系从“无节制的竞争中摆脱出来”。他知道美苏竞争不可避免，但双方可以对这种竞争进行管理。与卡特一样，万斯希望通过限制战略武器的会谈上的广泛合作来稳定美苏关系，因而他把与苏联继续进行核武器谈判作为自己首要的任务。他对于前任政府全神贯注于美国、苏联、中国、西欧和日本之间的战略均势颇有微词，认为“这些年的外交政策未能认识到发展中国家具有爆炸性的变化力量”。他批评基辛格是透过东西方竞争的三棱镜来看待第三世界的种种问题。作为一位成功的律师，万斯把外交看成是契约谈判过程或法庭辩护过程。他对一切宏大的战略设计不感兴趣，主张在任何国际形势下都需要进行个案研究，以分别确定美国的利益所在并选择维护这些利益的政策。他相信大多数第三世界的冲突具有自身的具体原因，也有自身具体的解决办法。

与卡特宗教式的道德主义和万斯律师式的理性主义不同，布热津斯基从对国际政治的学理分析出发，奉行现实主义和实力原则。布热津斯基对现实主义的推崇来自于他对人及世界悲观性的认识。从人“与生俱来的好斗性”出发，布热津斯基认为政治的本质是冲突。他对国际社会也持同样的态度，认为相互竞争的民族为了追求他们的自身优势和特殊价值观，形成了缺乏全球一致性的国际体系。在这种体系中，国家间的竞争是与生俱来的。而布热津斯基对苏联的研究更加深了他对现实两极世界的悲观性认知和对实力原则的信仰。他指出，苏联革命意识形态是“冲突的意识形态”，其目标在于打破现状，推进革命。但近年来随着苏联革命热情的减退和意识形态感召力的减弱，意识形态给国际秩序造成的冲突已经消退。他认为苏联对美国的威胁主要是军事的。从地缘政治出发，美苏的对抗不可避免。他在《两个时代之间》一书中分析道：“美苏关系有可能具有更少的意识形态特征，但它会涉及更广阔的地理范围，并由于实力的增加而更加危险。”由于其广阔的领土和强大的实力，布热津斯基假设苏联即使实行民主制度，对美国来说，一个民主而富有创造力的苏联比现在迟缓的官僚政治和正统教条的苏联更具竞争能力。从历史上看，两个如此规模的大国之间的竞争将是旷日持久的，虽然核武器毁灭性的威慑力量会使美苏进行有限的合作，但布热津斯基对这种合作的前景并不看好：“两国不断增加的直接接触、互相认识到现有武器的毁灭而形成的制约、对第三世界降低的意识形态期望，这些都使美苏关系更趋稳定。然而，如果苏联的军事力量，特别是常规的空中和海上运输能力增加，使美苏竞争拓展到先前被认为是苏联力量不及之处后，全球会有越来越多的地区成为美苏行动和反行动的目标。……总体上看，在未来十年美苏之间密切合作的希望似乎很渺茫。”

但布热津斯基对现实的悲观看法并没有影响他对未来的期望，相反，他认为通过建立发达国家的共同体，人类最终可以改变现有国际秩序，建立一个新的国际秩序，这种对未来的乐观主要来自于他对美国科学技术和制度文化的信心。他认为美国尽管有自己的问题，但“仍然是全球性创新和有活力的社会”，“美国的政治和经济实力仍居世界中心”。它的社会方式和道德观念受世人敬仰，苏联在这方面甚至不是美国的对手。布热津斯基坦承自己对美国在世界上所起的作用的看法是“乐观的”，因为他“真正相信这个社会（美国）有能力、有天赋、有财富，并且有不断增长的意愿去克服这个当前历史转折关头面临的困难”。

战后兴起的科技革命更加强了布热津斯基对未来的乐观，他把这个新科技革命的时代称为“电子技术时代”，一个被科技和电子从文化上、心理上、社会上和经济上加以塑造的后工业社会。在这个社会，科学和技术知识除了增加生产能力外，很快溢出并直接影响生活的每一个方面。科学和技术对人和社会的作用，尤其是在发达国家，正在成为当代变化的主要源泉。新科技革命对国际政治的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它加剧了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之间的鸿沟。而且因为教育与通讯的发展，第三世界的精英们更强烈地感受到心理上的被剥夺感，科技革命使“觉醒的大众意识和物质现实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以致“在今天的第三世界，一个主观的革命领先于客观环境的变化，出现了动荡、不安、愤怒、痛苦和义愤”。另一方面，这种革命标志着全球共同体的开端，一个全球性的人类意识第一次开始出现。在发达国家，人的认同受新科技革命的影响不断扩大，成为区域化整合的源泉。由于美国是电子技术革命的主要传播者，是第一个全球社会，“电子技术”时代为美国的全球作用提供了机遇：美国丰裕的物质财富为世界提供了物质标准，美国在建立健康的民主社会上所取得的成功为世界树立了榜样。布热津斯基认为，为了迎接电子技术时代给国际关系带来的革新，美国应该推动建立发达国家的共同体，例如在西欧、日本和美国之间建立高层次的讨论全球合作的协商委员会，将发达国家的政府首脑定期召集在一起讨论他们共同的政治安全、教育科学和经济技术问题，同时也处理他们对发展中国家的道德义务。发达国家共同体只是建立国际新秩序的第一步，在此基础上逐渐将东欧、苏联吸引进来，并最终使世界其他国家融合。

可见，布热津斯基的世界观是割裂的。一方面他认为国际政治是一种权力政治，美苏的竞争不可避免，实力原则是美国在竞争中保持不败的根本；另一方面他的思想中又具有理想主义色彩，他期望通过发达国家的联合，融合和吸引其他国家，最终建立新国际秩序。在这里，实力原则让位于民主人权和经济原则，因为新国际秩序的建立主要不是靠武力，而是依靠美国强大的科技创新和制度文化的吸引力；不是靠强权，而是靠引导与协作。在处理具体外交事务时，他交替使用两种世界观和方法论。美苏关系被认为是属于典型的权力政治，应使用实力原则。处理南北关系和解决发达国家之间的矛盾，他认为现实主义—权力政治方法就失去了其有效性。但当两种世界观发生冲突时，他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实力原则。在他的回忆录《实力与原则》一书中，布热津斯基坦率地承认了自己他对实力的偏爱：

对我来说，最高的成就是把思想和行动结合起来，而且我相信实力应该是达到合乎道义的目标的手段。因此我感到美国应当运用它的实力来改进人类的状况，但也许我比卡特更强调这一看法：必要的出发点是加强美国的实力。确实，后来当需要在运用美国的实力和维护人权二者间进行选择时（例如在伊朗），我认为居首位的应是实力。没有可靠的美国的实力，我们就根本不能保护我们的利益，也无法促成更多的人道的目的。

从上述认识出发，布热津斯基在进入白宫办公室时，给自己定下了如下的任务：

第一，我感到，加强美国的思想意识对世界的影响，以及赋予我们对世界的看法以更多的历史乐观主义，是十分重要的。我认为在前几年中，美国对世界的影响大大降低，我相信，通过强调人权，美国可以再一次使自己成为人类希望的使者，未来的潮流之所在。这有助于克服悲观主义的蔓延。悲观主义的蔓延在行动领域里特别有害，因为它可能成为悲剧的预兆。

第二，改善美国的战略地位，这主要是对苏联而言。我愈来愈对苏联不断增长的军事力量在政治上产生的长远影响感到关切，担心苏联会日益倾向于利用它的力量，或从第三世界的动乱中渔利，或在和美国的政治竞争中硬要按自己的意志行动。因此，我也相信改善美中关系在战略上有利于美国。

第三，恢复美国对第三世界的政治号召力。在就职前我就强烈地感到过去几年的政策造成了美国在世界上过分的孤立，对于美国在一个敌对的世界中遭到孤立，这对我们自己的社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我感到担心。

虽然布热津斯基的基本世界观与卡特的道德主义、万斯的理性主义有显著的差别，但卡特政府内部对当今世界变化的某些特征认识却有一定的共识。20世纪60年代后期，世界经济和世界政治领域开始发生一些根本性的变化。在世界经济领域，国际贸易、国际投资、技术交流、现代化通讯和航运等将发达国家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境况。在世界政治领域，不仅西欧、日本的复兴，中国及第三世界国家影响的增长向美苏两极格局提出了强烈的挑战，而且国际政治行为体多元化日益明显，政府间国际组织、非政府间国际组织、跨国公司、革命运动、恐怖组织等非国家行为体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为世人所瞩目。一些自由主义的学者认为国际政治的本质已经改变，军事力量的作用急剧减小，经济等“非安全力量”的作用大大加强。经济学家理查德·库珀1968年提出“相互依赖关系的出现和发展是战后国际关系中最为重要的变化”，为此出版了《相互依赖的经济学：大西洋共同体的经济政策》一书。他指出：“在过去十年（60年代）间，在工业国家之间出现了一种很强的经济相互依赖的趋势。这种不断增长的相互依赖使得追求民族国家经济政策变得更加困难。”因此这些国家面临的一个中心问题是“如何在享受由不受限制的广泛的国际经济合作带来的多种好处的同时，又能让国家追求合理的经济目标”。库珀提出，国际政策协调是在相互依赖的世界中唯一能实现各国经济目标的途径，建议采取多层次多渠道的合作，建立国家间的相互信任来适应国际关系发展带来的新变化。库珀是布鲁金斯学会的成员，在卡特政府中任负责经济事务的助理国务卿。

万斯对国际政治经济领域的这些变化的看法与自由主义学者基本相同。万斯说：“50年代以来的两极分化的世界在60年代便已变得多样化起来，权力也更分散，而到70年代则变成了相互依存的世界。”他认为，“全球性相互依赖这一曾经风靡一时的说法，现在已经成为一种现实”。他批评以往美国的外交政策过分局限于美苏之间的“地缘政治冲突”，“人们应该承认在全球政治、经济和社会条件方面发生的变化，而且有必要去理解这种变化的进程。除了处理美苏关系方面的问题之外，美国外交必须致力于那些影响第三世界国家的福利和发展的范围更广阔的问题，如人权、经济发展、能源、人口增长、环境污染、粮食、核扩散和武器转让”。万斯在上任时认为摆在卡特政府面前的有两项任务：一是对东西方竞争的管理，一是为应对迅速变化的世界制度有效的战略。

卡特也认为相互依赖是一个不能忽视的现实：“作为美国人，我们不能不注意到我们的命运与其他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这种相互依赖既关系到我们的经济在战争与和平时期的健康，又关系到我们自己的能源供应。这是一个新的世界，我们不能狭隘地用自己的想象、远见和自私的目的去限制它。”在这个新的全球社会，权力正在发生转移：“解决世界问题的权力——经济和政治权力不再掌握在少数国家手中。现在，权力由不同文化、历史和渴望的各民族共同分享。”卡特从其道德主义出发，倡议建立一个稳定、公正及和平的世界秩序。

布热津斯基虽然不同意自由主义学者关于全球相互依赖关系的出现已经使国际政治的性质改变的观点，但他对科技革命给国际秩序带来的变革充满了信心，认为技术革命为人类解决对全球性的问题创造了条件，“一个初步的全球社会和经济制度框架已现端倪”。在科技革命的冲击下，美国真正的长远威胁不是苏联，“相互依赖的政治——很大程度上是美国与西欧、日本经济和社会密切联系的结果，已开始使得同共产党世界对抗的政治相形失色”。“如何与共产党世界打交道仍然是美国对外政策的一个关键问题，但它或许不再是中心问题了。”在一个更相互依赖和更分散的世界，“我们在以苏联为中心、以与盟友的三边合作为中心，及以南北关系为中心之间没有真正的选择。实际上，每个问题都应该有其自身的方法。在一个合作胜过竞争的世界，必须形成更广阔更合作的全球框架”。为此，美国的对外政策不仅需要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而且应该越来越多地“注意全人类面临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如粮食、能源和原料、贫富国家间关系等等”。“我们已经意识到建立一个几何世界的缺陷——不管是两极、三极或五极，它将占人类人口大多数的居住在发展中国家的人民排除在外……同时，一个更广阔和更合作的世界体系必须将被共产主义政府统治的世界也包括在内……因而我们寻求建立的是一个新的政治和国际秩序，它有更多的参与者并对全球期望——更大的社会公正、平等和更多的个人自我实现的机会，做出更积极的回应。”

总统的个人哲学是新政府制定对外政策的出发点，卡特在上任时希望构建一个更人道和合乎道义的世界秩序。世界政治经济领域巨大的变革使布热津斯基看到了美日欧三边合作及解决第三世界问题的迫切性，因此他主张在“一个社会上和经济上日益相互依赖的不稳定世界”，美国应该建立一个“建设性的全球介入”政策，以广泛地改变国际社会的结构。以万斯、蒙代尔为代表的政府其他成员从世界政治经济领域出现的巨大变革出发，也主张建立一个新的和平结构。副总统蒙代尔阐述了这一理念：“构成缓和进程之基础的那些基本安全目标如今与世界经济状况联系在一起。必要的经济合作将使我们深深地同我们战后的传统盟国西欧、日本结合在一起，但这种经济合作也应当包括同发展中国家的新型友谊，并在国际生活的一些重要方面把苏联和其他共产党国家包括进去。只有这样，才能使目前微妙的缓和时期不仅有一个不稳定的均势安排，而且能导致具有世界意义的共同经济利益，这是一个相对和平世界必不可少的基础。”

从1977年1月20正式就职，到5月22日在印第安纳圣母大学发表演说，卡特第一次公开系统地阐述美国的外交政策，新政府的外交战略蓝图——“新世界秩序战略”基本成形。出于对70年代下半期世界经济政治格局深刻变化的共同认识，卡特政府上台伊始决定抛弃共和党政府的大国均势战略，代之以“新世界秩序战略”。其主要内容包括：

第一，实行人权外交。这是卡特政府与历届美国政府最鲜明的不同之处。卡特在就职演说时说道，“一个有人可以肆无忌惮作威作福的世界”威胁到世界各国人们的幸福，“因为自己是自由的，因而决不能对自由在其他地方的命运漠然置之，我们的道义感驱使我们对那些与我们同样一贯尊重个人人权的社会抱有鲜明的好感”。卡特认为“对于人权所负有的义务”是“美国对外政策中基本的信条”。

第二，美日欧三边联合，即“通过使协商关系的不断制度化，吸引西欧、日本和其他民主国家进行更密切的政治合作，从而促进能导致稳定与开放的金融和贸易制度的更广泛的宏观经济协作。”

第三，发展更为和谐的南北关系。70年代，绝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已摆脱了殖民统治，获得了政治上的独立，严重冲击着美苏在第三世界的利益。在圣母大学发表的演说中，卡特把“减轻发展中国家的痛苦和缩小世界性的贫富差距”作为其外交政策的一个基本前提。

第四，对苏缓和。卡特认为缓和意味着“朝着和平前进”。在卡特的议事日程中，限制战略武器谈判是对苏关系中的首要任务，他希望通过在军备控制谈判上的进展来谋求美苏关系稳定。在就职演说中，他承诺要“保证坚忍不拔地做出明智努力，力争将世界军备限制在各个国家国内安全所需的范围内”。在圣母大学的演讲中再次重申：“我们将作为一项国家政策谋求削减每年的武器销售金额，限制转让先进武器，降低我们同外国共同生产安排的程度。”

“新世界秩序战略”以建立人道、民主、和平的世界新秩序为目标，将美苏关系搬离对外政策的中心舞台，主张“用水灭火”，即用政治、经济手段与苏联竞争。这是一个颇具理想主义色彩的对外战略。从理论基础上看，这个战略改变了尼克松—基辛格的权力现实主义，以卡特主张的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全球人道主义”为理论依据，人权外交在战略中居核心地位。从战略重点看，这个战略大大改变了美国对外政策的轻重缓急次序，将美、日、欧三边联合为美国优先考虑的战略重点，其次强调与第三世界的南北关系，再次才是与苏联的“东西方关系”。从战略手段上看，这个战略主张用水灭火的政策对付苏联，用政治、经济手段与苏联竞争。同时放弃了基辛格主张的“联系”政策，反对把美苏缓和与苏联的国际行为联系起来。

但是，由于“新世界秩序战略”的制订者们世界观的内在冲突，这个战略从产生之日起就孕育着巨大的分歧。人权外交是新政府中认同程度最高的一项政策，卡特、万斯和布热津斯基都是人权外交的积极支持者，它也得到国内的广泛支持。卡特的亲密顾问汉密尔顿·乔丹在1977年12月向总统建议：“我同意布热津斯基的看法，我们需要在人权问题上态度更加明确和更加积极。在我们大量的外交政策倡议中，人权是唯一一个在美国人中获得广泛支持基础的和不被看作‘自由主义’的倡议。当我们面临着战略武器谈判和巴拿马运河问题时，我们需要人权为我们的外交政策提供基础广泛的、非意识形态的支持。”但人权外交的支持者却从不同的视角赋予了人权外交不同的目的与内容。对卡特和驻联合国大使安德鲁·扬格这类道德主义者来说，推行民主和人权是美国使命感的体现，是将反映美国人民的价值观念和历史经验对外延伸，是使美国人珍视的价值观念普遍化。美国对人权的承诺应该是“绝对的”和“无条件”的。但是对于万斯和副国务卿沃伦·克里斯托弗这类理性主义者来说，理想的实现不应该是无条件的，而应该与美国在每个有关人权个案中的利益相连。如万斯主张人权外交政策应该以“一国对一国为基础”，要“考虑人权政策对于与个别国家关系其他方面造成的影响”。人权对他们来说也不是唯一的目标，只是众多目标中的一个，就如卡特任命的人权和人道事务局局长帕特里安·德里安所说：“人权的目标不决定每一项外交政策的决策。它们……与其他美国至关重要的利益如促进国家安全、贸易和武器控制放在一起被考虑。”万斯在1977年3月2日的国会听证会上说：“我们必须将对人权的关注与经济、安全这些目标一起加以考虑。我们相信在一些事例中，这些判断能够建立在单个国家的基础上。同时，我们将努力维系政策的连续和公平。在我们的思想中并没有单独的为大国、弱国和共产主义国家而订的标准。”对于布热津斯基这类现实主义者来说，人权已不再是目的。在布热津斯基看来，推进人权外交，可以增强美国在全球意识形态中的领导地位，扫除美国因越南战争而带来的悲观主义和孤立主义。更为重要的是，布热津斯基把人权外交作为对付苏联的一个有效工具。他在回忆录中说：

我强烈地感到，在美苏竞争中，美国作为一个自由社会的吸引力可能成为一笔重要的财富，在人权问题上我看到了把苏联置于思想上的防守地位的机会。在论证“人权是我们时代真正的历史必然”时，我建议说，通过积极从事这一事业我们可以动员世界上更为巨大的支持，把全球的注意力集中在苏联制度突出的内部弱点上。

“新世界秩序战略”更为严重的内在冲突在于对苏战略。这个战略将美苏竞争从世界中心舞台搬离，把对苏关系置于人权、与盟国的关系和南北关系之后。在冷战的两极格局之下，任何轻视美苏关系的外交政策只能是一种逃离现实的鸵鸟政策。而且，在国际力量格局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的前提下，这个战略轻言要改变现有国际格局，创造新的世界秩序，这无疑也是不现实的。从卡特政府内部来看，他们对“新世界秩序战略”中的对苏政策有着自己各自的理解。万斯从相互依赖的世界政治出发，认为国际关系应更趋多元化，无论是美国还是苏联都无法掌控这个世界的命运。因此，要解决这个世界的种种问题，需要充分的国际合作。万斯的这种观点已使他将与苏联的“合作”看作是双方在“竞争”中保持和平和“共同生存”的“平衡”因素。虽然他也力求通过裁军谈判来达成“均势”，但其目的不再主要是为了新的对抗，而是为了推动双方在其他领域的“合作”。从布热津斯基来看，美苏之间的竞争不是某种一时的异常现象，而是一种将长期持续下去的历史性争夺。由于有巨大毁灭力的核武器的问世，美苏之间的对抗更难决出胜负，出现了战略僵持。布热津斯基认为在用战略武器谈判稳定苏联、削弱其军事力量的前提下，通过与西欧、日本更密切的合作以及加强对第三世界的影响，可以使美国在美苏竞争中处于不败之地。从国内来看，包括总统和国务卿在内的许多政府要员都主张将美苏关系与美国其他全球性的议程脱钩，他们对建立一个新的国际秩序充满了信心。可以说，布热津斯基提出的对苏战略既是出于国内和国际政治现状的一种战术考虑，也包含了布热津斯基在维护现实和推进变革之间所做的一种理想的选择。

概而言之，布热津斯基从对美国自由民主价值观念和强大的科技创新能力的信仰出发，希冀通过“新世界秩序战略”建立发达国家的联合，引导新兴民族国家接受美国的领导，并将苏联置于思想上的防守地位。布热津斯基虽然是归化的美国人，却自认为“在政治信仰上比大多数美国人具有更强烈的美国意识”，比万斯和克里斯托弗这些祖先是英国新教徒的“高贵”而没落的美国人更能维护美国的民主价值观。他认为推行人权外交政策可以“向第三世界的新兴国家显示我们民主制度的确实存在，并与我们对手的政治制度和做法形成鲜明的对比，从而促进美国的全球性利益”。而且，第三世界的崛起和觉醒使布热津斯基有一种强烈的紧迫感：世界已经进入了不以欧洲为中心的一个新时代，只注意大西洋联盟或美苏竞争已不足以确保将这个政治上已觉醒并很活跃的新世界纳入美国的领导范畴。因此，他积极支持和推崇政府的“新世界秩序战略”。但是，布热津斯基却未曾忽视过美苏竞争的重要性。他把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竞争视作不可避免的，其固有的矛盾既有意识形态的冲突，又有历史和地缘政治的因素。他认为，“就世界和平的主要是消极性的议程而言，美苏关系过去是、今后仍将是处在中心位置”。布热津斯基虽赞同“新世界秩序战略”，却从未将美苏关系搬离对外战略的思考中心。由于在与苏联对抗还是合作这个根本性的问题上产生了严重的分歧，导致卡特政府在防卫战略、与第三世界的关系及对苏联的政策上都出现分裂，并最终导致万斯的辞职，“新世界秩序战略”最终被更强硬的“卡特主义”所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