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华沙到华盛顿

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1928年3月28日生于波兰华沙。1938年，他的父亲担任波兰驻加拿大蒙特利尔总领事，布热津斯基随同来到加拿大，在当地的一家私立学校就读，并在加拿大麦吉尔大学获得文学学士学位。1950年，进入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布热津斯基才思敏捷，具有很强的总结归纳能力。在哈佛大学他曾选修了很有名气的社会学教授巴林顿·摩尔的课程。大部分同学交的论文多达八九十页，而布热津斯基的只有九页长。他以为自己这次惨了，但摩尔教授却评价他的论文“有的放矢”，并给了他班上的最高分。1955年，他同捷克斯洛伐克的最后一届民选总统爱德华·贝尔纳斯的侄女艾米丽·安·贝尔纳斯结婚，这次联姻使布热津斯基成为美国东欧流亡家庭中声名显赫的人物。1953年，他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后，留在了哈佛，先后任哈佛大学俄国研究中心与国际问题中心讲师、助理教授、副研究员。

布热津斯基的学术生涯起步于对苏联和东欧的研究，20世纪50年代初先后出版了《极权主义独裁与专制独裁》（与卡尔·弗雷德里奇合著）、《苏联集团：统一与冲突》《苏联政治中的意识形态与权力》《政治权力：美国与苏联》（与塞缪尔·亨廷顿合著）。在当时主导美国学术界研究的是所谓正统派（传统派）。他们在研究中强调的是苏联意识形态的作用，把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作为世界面临的主要威胁。他们认为战后苏联的扩张不是为了追求安全，而是为了推进世界革命，正是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驱使苏联进行无限制的扩张，其华丽的辞藻已成为现实外交政策的目的。与19世纪的传统帝国相比，苏联不仅希望成为世界强国，而且寻求用其强国的实力和威望推广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

受到这些学术思想的浸润，布热津斯基对苏联的意识形态作了仔细的分析。他在研究中强调意识形态对苏联的作用：

对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来说，政治不仅要求有目的地去实现特殊目标，而且要求有意识地认识这些行动与现实之间的相互联系。……意识形态是政治目标的源泉。

布热津斯基认为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是一种“冲突的意识形态”，因为它强调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其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的世界体系。

与过去相比，现在的专制主义不同，它掌握权力的目的不在于维护社会现状，相反是要将革命制度化……此种革命的目的在于摧毁所有现存社会单位，用建立在极权主义意识形态蓝图基础上的同一性代替旧的多元主义。极权主义体制的权力不是来自于现有力量的不稳定平衡，而是来自于其狂热拥护者的革命活力，他们用武力和对更美好未来的憧憬解除敌人的武装，动员民众。

苏联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一个重要的作用是使国际政治从具有一定普遍接受的规则的“游戏”转化为深刻而剧烈的冲突。……苏联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即使在有意识地解决某些社会问题时，也会将深刻的动乱和冲突引进国际事务中，因为它否认所有的社会在面临某些相似问题时，都会不知不觉地出现社会经济的变化。

虽然布热津斯基把中国和苏联都看作是受革命意识形态影响的国家，但在他看来，中国工业基础薄弱、国内政治不稳定、与周边国家存在冲突，因而对现有国际秩序的冲击有限。相反，苏联具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并在东欧有巨大的影响力，是对现有国际秩序最大的威胁。赫鲁晓夫提出与资本主义世界“和平共处”后，布热津斯基并没有改变对苏联的认识。在他看来，苏联在核威慑相互毁灭的恐惧下，可能会与美国进行合作。但是，“毫无疑问，如果军事力量向苏联一边倒，使苏联免受伤害，苏联的看法会再次改变”。他认为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并不意味着苏联放弃了在世界范围内建立共产主义的目标。在《两个时代之间》一书中他不断地重申：“期望在最近的将来苏联对世界的态度有基本的改变是鲁莽的。”他认为苏联最高领导人“基本的看法是摩门教的敌对两分法：一个是社会主义世界，一个是资本主义世界……尽管两个世界之间的战争不再被说成是‘注定不可避免’，核武器的毁灭性规定了和平共处的必要性……但目前我们时代的现实仍被看成是两种制度之间的竞争……直到一种或另一种制度取得胜利”。

以马丁·赫兹和汉斯·摩根索为代表的现实主义学者认为，苏联扩张的主要目的不是输出革命，建立一个意识形态的帝国，而是为了增强自身的实力，扩充其势力范围，建立一个传统的民族主义帝国。布热津斯基不同意这种观点，他分析道：

苏联政治领导人作为政治家，自然着迷于维持权力及权力的最大化。但政治权力在任何一种环境下都涉及目标、评估、宣传、行动和合法性。政治领袖们唯有与统治精英和（尤其我们这个年代的）普罗大众公开或私下共享某些价值观念，才能行使并有效地运用权力。具有激烈意识形态暴动历史的运动尤为如此。……这种历史运动存在一种自然的倾向，即把主要问题提升到理论原则高度，并使自己的实践行动切合整体理论框架。这种历史运动围绕着一种意识形态而建构，而这种意识形态包含了一个公开声明的原则目标以及一系列对于千变万化的行动现实的理智分析。因此这种特殊的政治行动都会夹杂着意识形态和权力的考量，两者不可分离，因为这种运动的最大的特征就是意识形态和权力的混合。

布热津斯基认为现实主义者关于苏联的兴趣在于沙文主义领土扩张、斯大林是一个对意识形态不感兴趣的高明权力政治家等看法是不对的，“因为意识形态既是一系列有意识的假设与目的，又是整个历史、社会和苏联领导人个人背景的一部分”。“苏联体制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尤其是其统治体制，是它意识的目的性。它做的每件事都与其为特定目标有意识的奋斗相联系，……党和意识形态的联合为（苏联的）制度提供了内在的动力。”

但把布热津斯基归类为正统的传统派是不合适的，他虽然不同意现实主义关于苏联的威胁在于民族主义扩张的观点，但对于摩根索们推崇的实力原则却极为赞同。他认为维持美国对苏联的军事优势是“绝对必要的”，因为军事力量的均势“会使苏联领导人推测我们的社会极有可能屈服于核勒索，从而推行边缘政策”。

20世纪50年代末的哈佛，人才济济，为获得作为终身教授象征的金戒指，哈佛政府系内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其中的佼佼者除了布热津斯基外，还有亨利·基辛格、塞缪尔·亨廷顿、斯坦利·霍夫曼等。有一次，霍夫曼和布热津斯基坐在卡尔·弗雷德里奇的会客室内等着去见这位哈佛的名教授，基辛格飘然而至，径直走向了弗雷德里奇的办公室。当基辛格走过布热津斯基身边时，他停下了脚步，对布热津斯基冷嘲热讽。虽然布热津斯基后来回忆说这种竞争被夸大了，“亨利其实给我留下的不都是那种印象”，但事实是他没有等到任职期满就离开了哈佛。1960年，布热津斯基进入哥伦比亚大学，担任国际法和政治学副教授，1962年升任国际法教授，并担任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形势研究所所长。

在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系，布热津斯基的研究兴趣有所扩大，先后出版了《非洲与共产主义世界》《和平应对欧洲未来》《分裂的选择：关于美国在欧洲作用的更广阔构想》《两个时代之间：电子技术时代美国的作用》等著作。布热津斯基是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系内与马歇尔·舒尔曼齐名的学者。不过，两人的政治观点与为人处世的风格却大相径庭。舒尔曼是温和派共和党人，而布热津斯基是一个持强硬路线的民主党人。1962年发生古巴导弹危机后，布热津斯基发电报给自己的朋友、时任肯尼迪总统顾问的阿瑟·小施莱辛格，催促采取强硬行动：“进一步延误轰炸导弹基地将丧失利用苏联犹豫不决的机会。”舒尔曼为人谦虚、随和，讲话不温不火，布热津斯基率直而敏锐，对学生非常严厉，他总是要求学生有备而来，无论学生学得多么刻苦，他都会要求学生更加努力。他认为自己站在课堂上不光是为了鼓励学生，而在于教会学生站起来面对面地与他交流。当学生提出某项政策时，他总是让学生说明如何使这项政策得到采纳与实施，如何克服可能出现的障碍等。布热津斯基在哥伦比亚最得意的门生是玛德琳·奥尔布赖特，她在担任国务卿之后不久对《时代》杂志记者说：

布热津斯基是教过我的独一无二的最优秀的教授。1965年我选修了他讲授的《共产主义比较》，这是我学过的最优秀的课程。他总是期望学生能最大限度地发掘自己的才智，他布置的作业有一半需用俄语完成，他非常尊重学生，循循善诱，条理清晰，出口成章，他培养了我的分析能力。在校时我拜读了他的每一部作品。他具有这种能力，即能把思想概念化，但并不一成不变。

1966年，布热津斯基离开哥伦比亚大学，第一次步入政坛，在约翰逊政府中任国务院政策计划委员会委员。当时约翰逊政府在对外政策方面的最大挑战来自越南，它是美国继朝鲜战争之后，在国外投入巨大，也是最不得人心的战争。作为政府的外交顾问，在越南战争问题上，布热津斯基表现出了强硬的姿态，支持政府军事干预越南。1967年5月22日，他在国务院为编辑和播音员召开的国家外交政策会议上发表演说，认为从一般意义上说，如果不干涉将引起该地区极端的动荡，那么干涉是应该的。布热津斯基进一步说明，干涉应以国际而非个别国家为出发点。以这个标准衡量，他认为美国卷入越南战争是正确的，因为其目的在于在东南亚地区建立稳定秩序。1968年2月，他说：“我们必须叫我们的敌人（北越）明白，我们是有保持待下去不走的力量的——我们可以继续待三十年而我们会愈来愈富，愈来愈强。”

在国务院政策计划委员会，布热津斯基并不总是以“鹰派”的身份出现，他曾参与制定了对苏联和东欧“搭桥”政策。60年代后期，大西洋联盟的裂痕进一步扩大。法国加快了与北约分裂的行动，1966年3月，戴高乐写信给约翰逊，正式通知美国，法国退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军事一体化机构”。6月，戴高乐访问苏联，试图与苏联在遏制德国和保障法国在西欧的优势地位问题上达成谅解。西德也开始越过美国，向东欧国家和苏联抛出橄榄枝。1966年，由基督教民主联盟的基辛格和社会民主党的勃兰特组成的联合政府提出了一项旨在缓和欧洲紧张局势的政策，表示愿同苏联“互相谅解和信任”，“发展经济和文化联系”，并声称要同东欧对话，缓和东西方关系。西欧国家对改善东西欧之间关系的兴趣使美国不得不采取一些缓和紧张局势的做法。1966年春，约翰逊政府提出了对东欧和苏联的“搭桥”政策。该政策的倡议者是艾奇逊、罗斯托、巴特和布热津斯基，他们希望通过与东欧和苏联的和平合作，开辟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通道，最终达到战胜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和平统一德国和欧洲的目的。布热津斯基在一份由他起草的国务院文件中说：“共产主义各国加入范围更加广阔的东西方多边合作框架……必定起到使共产主义精英自身欧洲化的作用。它有助于培养东欧具有欧洲意识的技术和经济精英，并最终使政治精英们减少地方意识，心胸更加开阔。”随着东欧各国“更多地参与一体化西欧的制度和多边合作，东欧将会出现内部的变革”。布热津斯基认为“搭桥”政策的另一个好处是表示美国正在关注德国统一进程，这可以安抚西德要求统一的民族情绪，使之不至于心灰意冷，倒向苏联寻求帮助，从而夺回美国在德国统一问题上的主导权。他说如果不能解决德国的分裂问题，至少维持德国问题正在逐步解决的表象至关重要。1967年6月25日，约翰逊总统与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在葛拉斯堡罗举行会谈，这是约翰逊与苏联高级领导人的第一次会晤，也是赫鲁晓夫下台后，美苏两国的第一次首脑会晤。会晤前夕，布热津斯基给约翰逊总统写了一个备忘录，对柯西金在会谈中的态度和所关心的问题作了预测。他建议在会谈时总统坚持之前的和解立场。

1968年，布热津斯基离开国务院回到哥伦比亚大学继续任职，同时他又在副总统汉弗莱竞选阵营中任外交顾问。他的老朋友基辛格此时也在为1968年的大选奔波，他起初为纳尔逊·洛克菲勒的竞选服务，但圆滑的他显然不愿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夏末的某一天，当洛克菲勒在初选中失败后，基辛格打电话给布热津斯基，表示愿意提供洛克菲勒阵营关于共和党另一位候选人理查德·尼克松的文件，基辛格说：“我已经憎恨尼克松好多年了。”8月，汉弗莱在芝加哥民主党竞选大会上战胜反战的尤金·麦卡获得提名，但长期笼罩在约翰逊阴影下的汉弗莱，无法摆脱民主党要为越战失利和城市动乱负责的政治形象。9月中旬，汉弗莱在民意测验中远远落后于尼克松，布热津斯基打电话到基辛格办公室索要那份文件，基辛格的秘书告诉他：“你知道吗，布热津斯基博士？基辛格博士现在为尼克松工作。”布热津斯基对此事一直耿耿于怀，1977年在为汉弗莱举行的荣誉晚会上，布热津斯基对汉弗莱说：“我一生中最大的机会是1968年为你的竞选阵营服务。”当他注意到基辛格也在场后，别有用心地加了一句：“我想公开地向基辛格博士在那时对竞选阵营的帮助表示感谢。”

在哥伦比亚大学任职时，布热津斯基在缅因州避暑胜地东北港有一处物业，离大通曼哈顿银行董事长戴维·洛克菲勒在缅因州西尔港的庄园很近，两人因而成为私交很深的密友。当时洛克菲勒任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70年代早期，由于通讯技术的发展，许多美国人对对外关系委员会之类的秘密组织有所了解。戴维·洛克菲勒为了转移公众的注意力，希望建立一个更公开的组织。他向布热津斯基寻求帮助，布热津斯基向他提出了“三边委员会”这个概念。布热津斯基关于三边委员会的计划，最早是在1972年4月召开的高度机密会议上提出的，地点是在比利时的小镇坎科—赫斯特，据说布热津斯基的建议得到了热烈欢迎。在对外关系委员会的支持下，三边委员会于1972年7月23—24日在纽约的帕坎提科山戴维·洛克菲勒庄园成立。这是一次未对外公开的会议，参加者包括洛克菲勒、布热津斯基、布鲁金斯学会对外政策研究计划的主任亨利·欧文、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麦乔治·邦迪、哈佛大学国际事务教授罗伯特·鲍伊、对外关系委员会理事贝尔斯·曼宁等。显然，这些成立者是由洛克菲勒和布热津斯基选择的。三边委员会公开成立是在1973年7月1日，布热津斯基任执行主席。

三边委员会是一个民间的国际组织，“由西方世界中清一色的最有权势、最有影响的人物组成”，其宗旨是加强美国与西欧及日本的关系。70年代初，西方联盟处于进一步的变化与动荡之中。戴高乐虽然去职，但继任的蓬皮杜总统继续执行戴高乐的独立和与东方缓和的政策。1970年，蓬皮杜访苏。次年，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回访法国。西德政府继续谋求与东欧国家改善关系，1969年10月，勃兰特的社会民主党政府上台，积极推行一项新的“东方政策”，在承认东德和战后西德与波兰边界现状的基础上，谋求东西欧的缓和及柏林问题的解决。法德两国绕开美国与苏联和东欧缓和关系的做法，对美苏冷战及东西方关系产生了重要影响，对美国在西方联盟中的地位是巨大的挑战。而70年代初在国际经济领域出现的通货膨胀、美元贬值、能源危机等更加深了发达国家之间的裂痕。从60年代中期开始，布热津斯基已经研究过大西洋联盟的重要性。1965年他在《和平地创造欧洲的未来》一书中指出，应对苏联挑战，大西洋共同体是一种“创造性的”和“有效的”回应，它可以为持续的美欧合作建立更广泛的基础。1970年，布热津斯基在《外交》季刊中写道：“需要一种新的和更为广阔的方法——建立一个发达国家共同体，更有效地表达出对人类面临的问题的关注……一个代表了美国、西欧和日本的委员会，既有政府首脑的常规会议，又有次一级的代表机制，这将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布热津斯基对美日欧的三边合作做了更为深入细致的研究。他认为，三边合作首先要求“更加制度化的政治协商”。具体来说，这种政治协商可以采取几种形式：（1）作为一个例行的事项，采取举行三边内阁年度会议的做法，其模式多少类似美日内阁会议。在三边的安排下，这种会议可以包括西欧共同市场国家以及日本和美国两方面，此外，或许偶尔可以安排一些有关政府首脑的会议。（2）成立一个常设秘书处，特别是成立一个规划共同政策和进行检查的工作机构。（3）促进更大规模的协商，更经常地举行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的外长会议，以便考察共同的政治问题，并对第三世界的发展问题做出共同的反应。（4）在尽可能容纳广泛的政党的基础上，举行有关国家议会议员的定期三边会议。同时，布热津斯基认为这种三边合作还应包括美日欧之间的经济合作与安全合作。他建议美国对外政策的主要重点应放在积极推动这种三边合作上。

布热津斯基在三边委员会的经历为自己拓展了更为广阔的社会关系，使他结识了北美、西欧、日本的政界、财团和媒体中的头面人物，其中最重要的当属吉米·卡特。两人第一次相识是在1973年4月，当时布热津斯基、杰拉德·史密斯和乔治·富兰克林正在一起讨论吸收三边委员会会员的事宜，他们考虑从工业化的“新南方”挑选一位具有国际化倾向的民主党州长。有人提出了新当选的佐治亚州州长吉米·卡特，认为他对发展佐治亚州和西欧共同市场及日本之间的贸易关系很感兴趣。戴维·洛克菲勒的姻亲乔治·富兰克林，早在1971年通过《时代》杂志的主编赫德利·多诺万已经结识了卡特，于是他前往亚特兰大进一步了解情况，结果令人满意。他们向卡特发出了邀请，而他也接受了。参加三边委员会使卡特与美国最大的权势集团结下了不解之缘，卡特的密友杰拉尔德·拉夫肖恩说，卡特早期同三边委员会的关系对他来说是“最幸运不过的”，“对他在那些重要地方建立支持力量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卡特在自传中这样写道：“在三边委员会中的服务，使我得到了一个很好的机会，结识了国内和国际上不少从事对外政策研究的领导人。”

1974年，卡特担任佐治亚州州长即将满一届，他出人意料地宣布要竞选下届总统，此时的他在全国的知名度还很低，除佐治亚州外，其他地区的人都不知道吉米·卡特为何许人，他的竞选班子也只有很少的几个人。有一次他们来到费城，想举行一次大型记者招待会，卡特和他的助手花了许多时间打电话邀请新闻单位派记者与会，结果只有一位曾在亚特兰大的州长办公室工作过的记者，出于友情来捧场。布热津斯基此时与大多数美国人一样，并不看好卡特，但他认为通过总统的竞选，可以把三边委员会关于美国、欧洲和日本建立密切合作关系的主张传播开来。1974年12月，他写信给卡特，表示愿意为其竞选提供帮助。卡特立刻给他回了信表示感谢。在接下来的半年里，布热津斯基给卡特寄去各种材料供他参考，并偶尔陪同他参加一些竞选活动。

吉米·卡特毕业于安纳波利斯美国海军学院，曾在一艘核潜艇上服役，在60年代作为佐治亚州参议员进入政界，1970年当选为州长。当时选民们在水门事件和越南战争后对华盛顿滥用职权的“局内人”普遍抱有厌恶心理，卡特作为华盛顿政治圈“局外人”的身份正好符合选民们的喜好。而他也抓住这一点，在竞选中宣扬自己虔诚的宗教信仰和道德操守，保证建立“一个像美国人民那样善良、诚实、正派……充满爱人之心的政府”。卡特身上也恰恰体现出美国传统的准则——卑微的出身，艰苦的工作，在事业和政治上取得成功，在土地、家庭和社会里扎根，虔诚地奉行基督教道义和原则。这样，卡特逐渐征服了公众舆论，赢得了选民的信赖，也赢得了布热津斯基的全力支持。到1975年底，布热津斯基已成为卡特在外交政策方面的主要顾问。由于卡特从未有过外交工作的经历，布热津斯基的支持对他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竞选期间，布热津斯基与卡特始终保持着密切的接触，为他起草各种备忘录，处理短期事务，安排长期规划。卡特认为布热津斯基“长于分析”,“能够深入浅出地说明复杂的思想”。布热津斯基在纷杂的事务中能够迅速地化繁为简、厘清头绪的能力，迅速赢得了卡特的青睐。自布热津斯基进入竞选阵营后，卡特对外政策的格言是“让布热津斯基去解决”。当卡特收到一份关于对外政策的备忘录时，他总会问“布热津斯基看过没有？”整个竞选班子也非常信任布热津斯基，当时卡特竞选班子人员流行的一句话是：“找兹比格解决这个问题。”

布热津斯基认为，尼克松—基辛格—福特的外交虽然在中美关系的突破、美苏广泛的对话以及与北约盟国保持审慎的协商方面取得了一定成就，但他们对欠发达国家缺乏足够的重视。究其原因，布热津斯基认为在于执政者认为这些国家“力量太弱无法参加新的均势”，而基于“现实政治”原则，道德责任在政府中不起什么作用。结果是美国与地球上许多穷困地区的差距不断扩大。布热津斯基同时还批评政府在两个关键性的外交政策——美苏关系和与西欧日本的关系上表现不佳。12月底，布热津斯基向卡特建议，其外交的基本原则应该是“在发达的民主国家更紧密协作的基础上建立世界事务的稳定的内部核心”，“建立更稳定的南北关系”，“促进与苏联的缓和并拉拢中国”。后来，他与卡特的另一外交顾问、哥伦比亚大学的理查德·加德纳教授一起将这三点原则充实为卡特竞选时期的外交政策基本纲要：

美国外交政策应设法促进国际间进行更多的合作，并推动第三世界更多地依靠他们自己的力量来求得发展；还应在较为“广泛”和“互惠”的基础上为争取缓和而做出努力应不断努力与苏联就军备控制拉制达成协议，特别是要努力降低目前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中的战略武器的最大限量；应向中国做出更多的表示，因为美中关系对美苏关系有直接的影响，因此我们应使与中国的政治关系进一步升级；所有这一切有赖于通过与西欧和日本进行更密切的磋商，以建立一个稳定的内部核心来求得全球性的合作。

在民主党内顺利地获得提名后，卡特的下一个对手是共和党的候选人、现任总统福特，福特在艰难地战胜保守派代表罗纳德·里根后在共和党内脱颖而出。卡特在1976年秋季的竞选中曾经一度领先，但福特很快赶了上来。这场选举的转折点是两人在旧金山进行的关于外交政策的辩论。由于卡特在与福特早些时候进行的辩论中曾经处于下风，布热津斯于辩论的当天赶到旧金山与卡特面谈。他认为卡特在上次辩论中失利的原因是采取了守势，“只有置福特于守势才能破坏总统职权赋予他的优越性”。针对水门事件与越南危机后美国民众对华盛顿当局的失望，布热津斯基认为卡特在辩论中应把总统的领导作用作为辩论的主题，开门见山地批评福特没有起到领导世界的作用，从而夺取辩论的主动。布热津斯基的这一招非常有效，卡特不仅使福特在波兰问题上大出其丑，而且在辩论中的主动姿态突出了卡特的生机与活力，一举扭转了选举劣势。卡特以297对241张选举人票战胜福特，当选为美国第39届总统。

竞选过后的那段时期是当选总统搭建自己班子的时期，布热津斯基在竞选中表现出的突出能力及与卡特结下的深厚友谊，使他有可能在未来政府的最高决策班子中占有一席之地。但选举阵营中普遍存在的“反基辛格情绪”对布热津斯基十分不利。在大选期间，卡特多次批评尼克松和福特的对外政策管理模式，并表示在他的政府中决不会出现外交政策由一位“独行侠”所把持的情况。一些与卡特关系密切的人提醒他“布热津斯基是态度很冲和有野心的人，在有争议的问题上他可能措辞过于激烈”。在民主党内，有些人对布热津斯基强烈的反苏立场也表示担心。如哈里曼，这位曾就职于罗斯福和杜鲁门时期的民主党元老积极支持美苏缓和，他非常担心布热津斯基这样的鹰派左右卡特政府，于是通过自己在卡特阵营的耳目理查德·霍尔布鲁克告诉卡特，布热津斯基和万斯的世界观大相径庭，恐怕两人很难组成一支团结合作的团队。卡特的亲密顾问汉密尔顿·乔丹甚至开玩笑说，如果任命布热津斯基为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而万斯为国务卿的话，那将是一种失败。

但卡特有自己的想法，他虽然没有外交经验，却不想将此项工作拱手交给国务院，“对基本外交政策的最后决定要在椭圆形办公室由我做出，而不是在国务院”。卡特是一位事必躬亲的人，他有着惊人的记忆力和强烈的好奇心，生机勃勃的活力使他相信任何决策都应建立在客观分析和掌握细节的基础上。过分关注细枝末节的性格要求他在决策之前必须掌握大量信息，集思广益。他认为任何意见或建议都有可能影响自己对某一问题的理解和决策，因此他不愿意由于程序问题或某个机构的偏好使得这些意见与建议无法传递到自己手中。所以，他把赛勒斯·万斯安排在国务院，把布热津斯基安排在白宫，这样以万斯为外交家，以布热津斯基为智囊，通过两个机构间的竞争，为自己最终的决策提供尽可能多的观点和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