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特政府的国家安全委员会

国家安全委员会（简称NSC）成立于1947年。其目的，正如国家安全委员会章程条款中表明的，是要提高美国政府制定安全政策时的工作效率。在《国家安全法》中，对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有如下规定：对涉及国家安全的各种军事、内政和国际因素进行综合分析，向总统提出有关政策建议，以便于各军事部门及其他政府机构在国家安全领域更加有效地进行合作。从制度上讲，国家安全委员会就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机构。因为它在国家安全机构中处于中心位置，在外交领域中的地位也不同于其他部门。多年来，国家安全委员会总是打上了每个总统自身的烙印，根据总统各自的风格设置它的组织结构。

1976年12月16日，卡特正式对外界公布了布热津斯基的任命。圣诞节过后，卡特要求布热津斯基对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结构进行改组。根据卡特精简机构的意见，布热津斯基及其助手戴维·艾伦取消了由基辛格创建、由斯考克罗夫特保留下来的一些机构，将国家安全委员会原来的七个委员会削减到两个。一个是政策审议委员会（PRC），负责地区政策的制定及国防、国际经济事务等，其下属的各分支委员会的领导职务分别由国防部长、商务部长及财政部长担任。在实际操作中大多数的政策审议委员会会议由国务卿主持。另一个是特别协调委员会（SCC），由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全权主持。负责危机时期的决策制定、美国在军备控制问题上的政策及有关敏感的情报和秘密活动的决定。从理论上讲，政策审议委员会或特别协调委员会地位相等，这种集体与民主的决策程序符合卡特平民主义的风格，使卡特各内阁成员可以加入到不断进行的讨论过程中来。但由于特别协调委员会具有负责处理危机和突发事件的权力，到卡特政府后期，随着危机日益增加，它越来越活跃，布热津斯基利用它制定对苏联、波斯湾及对欧洲的政策。更让布热津斯基占优势的是他有对这两个委员会会议进行总结汇报的权力。大约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机构设置正式制定一周以后，布热津斯基向总统建议把政策审议委员会和特别协调委员提出的观点和建议记录在案。当某一问题尚未有结论时，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可以将记录整理成总结性的报告提交总统。如果会议达成了一项建议，由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提交总统签署。万斯对这种安排非常不满，认为这意味着“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有权解释各部门负责人讨论的要点或提出政策决议的框架”。万斯的助手克里斯托弗也抱怨说：“尽管政策审议委员会由万斯主持，但会议的报告却由布热津斯基转述给总统。这项任务举足轻重，实际是布热津斯基在真正控制着政策审议委员会的运转。”

吉米·卡特在白宫

布热津斯基对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工作人员也进行了裁减，由基辛格时代的50人减到30多人。它由两大部分组成：一部分是负责地区问题的专家，另一部分是解决专门问题的专家。此外，布热津斯基还吸收了一些著名学者和经验丰富的公务员来补充顾问班子。如哈佛大学国际事务中心的主任塞缪尔·亨廷顿和西点军校的威廉·奥德姆上校，都被布热津斯基请进了国家安全委员会。新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人员中有一半具有博士学位，他们都具有独立的思想，他们的集会往往像学术研讨会，有关政策的辩论异常激烈。布热津斯基的下属们经常在对外政策的目标和方式上与他意见不一致，但布热津斯基从不强求大家去遵循自己的意见。他这种鼓励争辩、不轻易怀疑他人忠心的做法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形成了和谐的团队精神，使他们能够富有成效地开展工作。卡特对此深为赞赏：“布热津斯基是个一流的政治家，善于选拔助手，并能够与他们和谐合作。”他认为与国务院相比，布热津斯基及其班子“拘束较少，没有官僚雇佣机构的惰性，也不必顾虑制定出政策后在执行中的责任，他们的特长是深入分析战略概念，提出的新点子特别多。”

卡特只有在讨论重大问题时才召开正式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参加人员包括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国务卿塞勒斯·万斯（直到他1980年辞职）及其继任者艾德蒙·马斯基、国防部长哈罗德·布朗、副总统蒙代尔、中央情报局局长斯坦菲尔德·特纳、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乔治·布朗将军（直到1979年）及其继任者戴维·琼斯将军。总统顾问及内阁其他成员有时也会参加。卡特不喜欢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这种正式会议，他任职期间只召开了35次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而尼克松--福持时代八年间召开过125次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卡特偏爱的是一种集体风格的小型集会。因此他仿效约翰逊总统的“星期二午餐会”，搞了一个“星期五早餐会”。1977年6月末，卡特决定每星期五早餐时召见蒙代尔、万斯、布热津斯基（后来布朗及其他一两个顾问也加入），不受约束地讨论对外政策。“星期五早餐会”涉及的内容很广，成为卡特外交决策中的重要机制，大大便利了卡特亲自参与对外交决策的过程。布热津斯基认为这种安排与正式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相比，气氛更亲切，讨论更仔细。

在一般情况下，星期五早餐会的日程是在星期四午餐时间由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及国务卿、国防部长共同确定的，布热津斯基称之为“星期四 VBB 午餐会”——VBB 即三位与会者名字的第一个字母的组合。他们认为这种没有总统参与的会议还是很有好处的，它加快了磋商的速度，为政策审议委员会及特别协调委员会会上悬而未决的问题寻找解决方案提供了便利。每次午餐会后，布热津斯基都会写出备忘录，列出会上达成的决定，向总统做出汇报。VBB午餐会与星期五早餐会一起成为卡特政府决定国家安全事务的非正式机制。

对布热津斯基来说，他在白宫的每一天都是从椭圆形办公室开始的，他是卡特总统在椭圆形办公室每天接见的第一个人。每天清晨，布热津斯基为总统作情报汇报，他除了交给总统情报系统编的《总统每日简讯》和其他情报汇编外，还利用这一机会向总统汇报正在进行的外交政策讨论，阐明自己在一些重要问题上的观点和看法，解释他与其他官员在一些问题上的分歧，以争取总统的理解和支持。布热津斯基说，早晨的情报介绍可以“推动总统考虑那些我认为需要注意的问题，向他灌输基本的思想……就概念性或战略性问题进行较广泛的讨论。这在最初阶段尤为重要。”

国家安全委员会正式和非正式的组织机制给予的广泛自由，下属的团结及创新精神，与总统亲密私交和便利的接触，这些都使布热津斯基有理由期望自己在世界最高的外交舞台上纵横捭阖，一展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