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比较方法
第一节 视角
理论回答“为什么”而非“是什么”。
理论由重要变量间的因果关系及对这关系的简要解释构成。理论是简约的，简单是美。大道至简至易。
理论都是主观的。表述因果变量的概念都由人脑创造和定义，随学人认知的变化而进化，根据实用目的而更改，都是主观的。
科学理论以“可证伪”为基本标准，不是“真理”。与宗教不同，科学拒绝承认“绝对真理”的存在。“有用性”而非“正确性”是科学理论的基本特征。
科学知识主要由理论构成。科学理论因其“解释力”（explanatory power）而“有用”。理论是人类认识客观世界最重要的工具。
学人们并非凭空建构理论。理论建构来自学人们对重要“存在”的认知。不同的理论对“存在”的解释力不同。解释力较强的因果关系“有用性”较强。
在我国当代语言里，“理论”还有另外的含义，即政府的“大政方针”。此种“约定俗成”不属本书的讨论范围。科学理论的核心是因果关系，非因果的表述不属于科学理论。科学理论是重要的，但并非所有重要的都是科学理论。
相对于人类不断进化的理论知识而言，自然规律是客观不变的。与自然科学不同，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是有主观能动性的人类和人类社会。而且，与自然科学不同，构成社科理论的概念受不同语言和语言艺术的影响，更受研究者身处的不同环境影响。因此，探索不变的自然规律有预见性，探索“社会规律”则主要不是为了预见。
自然规律没有“未来”。从逻辑上讲，如果社会科学可以精确预测人类的“未来”，人类也就没有“未来”了。
社会科学的主要任务是建构因果知识，解释已经存在的事情。不同地区的人类会受不同环境和不同因果知识的影响，调整行为，塑造有无数种可能的未来。
理论都是主观建构的。这个判断对社会科学极为重要。社会科学的理论创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不同的存在，取决于观察的不同视角，取决于不同语言中的概念差异。
本书企图从“中国视角”补充和重构流行于今的政治知识。其中阐述的理论来自对“存在”的认知，来自中国视角的、对世界纵跨时间和横跨空间的比较。笔者尚未完成的《世界各国政府的社会谱系》将接续本书，诠释当今所有国家的社会政治变迁，检验并改善本书理论的“有用性”。
纯粹追求“视角”的“中国特性”无异于追求狭隘。汲取世上已有的学问成就是所有学人的渴求。
不少学人希望从“世界视角”中立地看人类政治，甚至跳出地球，从月亮上客观地看。但这是做不到的。学人难逃狭隘，因为脚踩地球上有限的土地，自身均有所属的地区、国家、历史，在这些环境下成长、生活，并用母语写作，以母语人群为主要读者。
迄今为止，主流的政治概念及其因果体系大多是西方学人从自身视角和经验做出的。这些学人鲜有中国经验，不熟悉象形文字，也就不可能有中国视角。他们发明的政治概念和逻辑体系被大量翻译成中文、不断转述，遂成主流。而且，一个多世纪以来，因对西学的硬译及对西方的仰视，也使中国视角和本土概念在中文世界里被忽略甚至歧视。
地方视角有益于政治知识的积累。笔者曾在意大利最南端的西西里岛上体味当地居民看欧洲甚至北意大利的视角。西西里岛地处当今西欧的边缘，相当落后，却是欧洲文明初兴时期的核心。站在西西里岛上看欧洲，与站在德国或法国的立场看欧洲非常不同，也很有趣。
长期在西方生活的经历使笔者意识到：中国视角和语言表述的独特性弥足珍贵。其珍贵性不仅因为中国人口众多，占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不久前还曾是三分之一、四分之一），还因为中国长期在地理、历史、语言上封闭。相对于世界上其他主要国家的视角，中国视角好似从月亮上看地球。比如，西方的政治研究从古至今强调形而上的“制度”，并用参与治理者的人数来区分“制度”。而中国的政治研究自古至今强调治国之“道”，关心内容而非形式。
在全球化时代，中国视角能在语言、概念、道理上补充已有的政治因果知识。
从中国视角出发，此书还批评当今政治学流行的“制度迷信”，特别是对“多数决”制度的迷信。制度在政治生活中当然是重要的，但制度并非来自虚无。
什么是制度迷信？视某种政治制度为人类所有重大政治结果唯一重要的原因，拒绝探究制度的社会起源和存在条件，用关于制度的价值偏好取代因果关系的探索，就是制度迷信。
制度迷信导致政治科学里的“反智”倾向。尽管“顶层设计”之类政治“工程”在冷战后不断制造大规模的血腥冲突，制度迷信却长盛不衰。
世上没有不变的种族，没有不变的文化，也没有不变的制度。制度歧视与种族和文化歧视没什么区别。今日之种族和文化歧视主要体现为制度歧视，今日之帝国主义集中体现为文化帝国主义和制度帝国主义。因此，尊重他国首先体现为尊重他国的社会政治制度。
一切存在皆有原因。政治制度来自社会，不是空中楼阁。有什么样的社会存在就有什么样的政治制度。制度是人定的，也是人来执行的，活人能轻易绕过死制度。
长寿之方是科学，长生不老是迷信。制度不是“永动机”，不能永葆国家青春，不能让任何政府或事物逃出兴衰循环的命运，逃出中国哲理所说的“势”或“大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