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学科
政府权力所及之处就发生“政治”。政治学研究政府权力，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此书属比较政治学类。比较政治学就是政治学。
政治学探索政治结果的原因。比较政治学用“纵跨时间和横跨空间”的比较方法，“科学”地探索政治结果的原因。
为说明比较政治学与政治学的关系，笔者先讨论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的异同，然后简述政治学的学科发展史。
人文学科（humanities）以描述和思辨为主要手段，以回答“是什么”来表达“应然”，弘扬某种价值观。人文学科看重主观世界。历史学、哲学、法学、文学等属于人文学科。
社会科学（social sciences）以跨时空的“比较”为主要手段，通过实证具体的因果关系来回答“为什么”。社会科学看重客观世界。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属于社会科学。
从定义上，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是可以抽象区别的。我们自幼学“科学”，读的是《十万个为什么》而非“十万个是什么”。
然而，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都研究人类社会，在我国统称“文科”。较之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距离，社科与人文的关系亲近得多。在我国，中国社会科学院下辖人文学科的多个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领导经常使用“人文科学”一词。若承认人文与社科的区别，名称就会是“人文与社会科学院”（Academy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我国官方把全国的文科统称“哲学与社会科学”。把哲学视为一切学科的最高，把文学也纳入社会科学，大约是全球唯一。
在而今已经崩溃的前苏联，“哲学”是探索“绝对真理”的学问，“科学”意味着“正确”，而“社会科学”讨论不能被人的意志改变的“社会发展规律”。
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的界限确实有模糊之处。一方面，虽然以研究者的价值观来干扰研究在社会科学中没有“正当”性，却没有哪个社科学人在著述中能完全逃脱自己价值判断的影响。而且，缺少了历史学提供的资料，社会科学很难生存。另一方面，由于社会科学对理解客观世界的巨大作用，越来越多的人文研究者从事“比较研究”，追求“价值中立”地探索和实证因果关系。于是，传统的人文学科中涌现出了许多社科性质的著名子学科，如“比较法学”“比较史学”“比较哲学”“比较文学”，等等。
社会科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强劲崛起塑造了当代政治学的发展历程。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灌输有关“正义”价值观的“政治哲学”和“宪法学”曾几乎囊括了西式政治学的全部。这门学科大体属于“法哲学”范畴，主要强调西式宪法和机构安排的重要性和正当性。在方法上则主要是思辨而非实证的，通过概念演绎得出价值判断。所以，此时期的政治研究基本上属于人文学科而非社会科学。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自然地理区隔迅速消解，民智大开，学者们接触和比较不同国家的机会骤然变得丰富，眼界也较前大为宽阔。
学人们发现，在一国被视为当然的价值观在另一国可能不被视为当然。一个美国人在某非洲国家向摊贩购买手工艺品，对方索价10美元。美国人提议买10个，每个8美元。非洲摊贩的回答让美国人颇为吃惊：若买10个，每个须付12美元，因为制作1个是快乐，制作10个是痛苦，买方须为这痛苦付钱。学人们发现，苏联社会对“正义”的理解与美国社会的理解明显不同，而且也有理性思辨辩护。同时，只有比较衰败的中国与崛起的西方，才能理解中国知识界的百年“救亡”情结，理解绝望悲壮的《国歌》歌词至今还能引发共鸣，理解中国大众超越各种价值观的“国强民富”追求。
学人们还发现，同样一组价值观在不同国家里的重要性排序也不同。美国以强调“自由”为傲，欧洲以强调“平等”和“法律与秩序”为荣。“自由”与“平等”两个概念之间有“张力”。在美国，擅长修辞和诡辩的律师非常昂贵，他们对司法结果的影响与法律规定至少旗鼓相当。而在多数欧洲国家，让金钱“自由”到“无法无天”程度的现象会被鄙视。
人文学者表达对某种“应然”和应然“排序”的偏好；而社科学者“价值中立”地“实证”不同的“应然”和各种对本国文化而言“奇怪”现象存在的原因。
比较和理解不同地区为什么存在不同的应然和“例外”非常有用。对美国，这种知识意味着应付和管理陌生的世界，意味着“马歇尔计划”，意味着打赢冷战。于是，美国政府和各类基金会积极资助大学广设“比较政治”学科。
进行比较研究，才会设问“为什么”。以“为什么”设问，答案必是因果之解。自此，政治学里缺少时空条件比较的纯粹思辨和价值判断逐渐式微。追求对“奇怪”行为的解释成为政治学科的风气。追求对行为的解释就是追求“科学性”，就是淡化关于“是什么”的描述。
缺少比较和归纳的纯思辨不会催生新知识。即便对思辨的爱好者而言，催生新知识也依靠比较。逻辑演绎依赖概念定义的精准，但同样的概念在不同语言中内涵可能不同。概念的内涵不同会导致逻辑体系不同，貌似相同的知识体系在不同语言里就发生变异。尽管“democracy”被翻译成“民主”，但词义却有代民做主、代议制、多数决选举、变相贵族制、现代寡头制、人民做主、人民公决、抽签决定等多种含义。这在非字母文字的中文里最明显。中文的“法”既不“神圣”也不“自然”，与英文的“law”有相当不同的历史文化含义。
使用价值中立的“行为”一词、比较行为存在的时空条件，创造了政治学的“科学”导向。“行为研究”让政治学脱离了法哲学，崛起为显学。在美国，这股新风被称为“行为主义革命”。原先人文导向的大学“政府系”多改名为“政治科学系”（Political Science Department）。
在“政府系”或“政治系”时代，政治与法律不分，80%以上的教师讲授政治哲学和宪法，弘扬关于政体“好坏”的价值观，并授予毕业生法学学位。在“政治科学系”时代，80%以上的教师讲授不同地理区域的比较政治，通过实证解释“为什么”，并授予毕业生政治学学位。
在自然科学中，因果关系必须被“重复实验”所验证。在社会科学中，因果关系主要在“行为比较”的实证里确立。
“结构”是美国政治学家普遍使用的一种理论工具。这个工具起初来自对生物学有机体的认识，即部分受制于整体，每个部分在整体中发挥一定功能。若把相关的事物当做单元，组成一个系统，并分辨这个系统的结构特征，就能理解组成系统的单元的行为。最初使用这种工具的是英国人斯宾塞（Herbert Spencer,1820—1903），他在19世纪中叶发明的理论以社会分化和社会分工的复杂程度来区分国家的“高级”或“低级”，认为各国在弱肉强食的环境下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他的理论产生了巨大影响，被称为“社会达尔文主义”。美国人沃尔兹（Kenneth Waltz,1924—2013）在20世纪后期使用这个工具来研究国际关系，也产生了巨大影响。他视国际关系为一个系统，其组成单元是“理性”的主权国家，其结构是无序的即“无政府”的，结构特征可以通过“超级大国”的数量判断，即“一个、两个、多个”，如同微观经济学通过大企业的数量来区分产品市场的三种结构特征，即垄断、寡头、自由竞争。这个理论解释为什么国家只要实力相似在国际行为上就相似，尽管其意识形态和国体不同。比较政治学里普遍讲授“依附论”，讨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内各国的生存状况，也是对系统/结构/功能理论的应用。
与经典物理学不同，系统论的认识方法不是通过细分更小的个体，从个体的特性来认识整体。自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前384—前322）到近代的马克思（1818—1883），阶级乃至阶层和利益集团分析，是理解政治整体的主要方法。
在认识组成系统的单元方面，“理性选择”理论获得了声誉，甚至以此推断“集体行动的逻辑”，从而贬低了系统的意义。承继经济学预设的“理性人”前提，即个人普遍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理性选择”渐成研究政治和国际关系“行为”的重要工具。定量的概率分析是从美国选举政治分析中衍生出的杰出方法，在“理性人”假设中获得了很大空间。定量分析已成为美国政治学的主流，在中国也有很多学人效法。概率统计不是个复杂难懂的数学工具。
为建构理论而预设的“前提”无所谓对或错，但对理论的质量（即解释力）会产生很大影响。我们应预设主权国家为组成国际系统的单元，抑或主权国家加跨国公司加非政府组织为单元？更接近实际的预设，未必导致建构更有解释力的理论。理论因简约而具有解释力，并具有美感。
即便对于经济学，预设“理性人”前提也是有缺陷的。人无疑有“理性”的一面，人的理性比能“吃饱”的“兽性”更可怕。人的“利益最大化”没有边界。但人还有“神性”或“人性”的一面，人类还靠价值观生存。人类之所以成为人类，在于人类有“非理性”的价值观。“理性”行为或许可以量化，“人性”行为无法量化。政治学如同经济学那样不愿受价值观左右，却始终承认并重视分析“（宗教）精神”或“理想信念”在政治中的作用。
1982年，英国为收复福克兰（马尔维纳斯）群岛与阿根廷打了一场大战，赢得侥幸。英国若输掉战争不仅意味撒切尔政府的垮台，而且赌注已经大到英国国体。当时的世界新闻界普遍认为那个群岛附近发现了什么重要资源，英国为庞大资源而战。但他们都错了。英国为帝国的尊严而战，不容阿根廷用武力夺取那个小岛。同理，美国能领导当今世界也不是仅靠“自私自利”。靠自私自利就能获得“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是极为浅薄的思想，是18世纪中期以后为冲破欧洲宗教法系而发明的政治口号。
因此，“政治文化”成为政治学的一个重要话题。然而，奇特的是，政治学者不断企图量化地研究政治文化。结果是：越“科学”的研究，就越像是在散布文化偏见和种族主义。美国学人阿尔蒙德和维巴的《公民文化》一书是其中的典型。
系统论在方法上否认以个体行为推断群体行为，否认群体行为与个体行为的同质性。法律意义上的群体权益向来不是个体权益的逻辑衍生品。
“个人自治”不是“民族自治”或“国家主权”的逻辑基础。“民族自治”或“国家主权”来自相对“他者”群体的历史、文化、实力。所以，个人不能买地独立“建国”，拒绝向政府缴纳税赋。从个体理性推导集体行动的理性，比如对“搭便车”和“两方博弈”的研究，虽有一定的解释力，却也有“走火入魔”的风险。
同样，群体也有理性和非理性两个方面。比如，所谓“价值理性”随大事件而爆发，无事时就沉寂。比如，“民族精神”和“用血肉筑成新的长城”激励一代又一代的人们。说德意志民族“理性”，就无法解释法西斯德国；说德意志民族“不理性”，就是文化种族歧视了。中国本无“民族主义”，是一系列的事件和严复等人的著作塑造了中国民族主义。
方法的先进，各种数据库的建立，以及由先进方法积累的理论知识吸引了世界上大量学子去美国学习政治学。但从20世纪末期开始，由于在冷战中获胜和政府赞助激增，美国的政治学呈现堕落迹象。
在国际关系研究里，学界大肆宣扬“民主和平论”，即世界和平决定于所有国家都变成美式“自由民主”国家。尽管明明是美国在频繁发动国际战争，敢于质疑者凤毛麟角，学术期刊不敢道破“皇帝没穿衣服”。
在比较政治研究中，宣扬美国制度优越的“制度主义”盛行，对“普世价值”的信仰甚至被政治学家们堂而皇之地写入书中，请入社会科学的殿堂，与中国三十年前的“意识形态工作者”如出一辙。而且，除了“民主化”和“转型”，似乎世上再无其他重要的政治结果，也没有其他重要的原因。
因此，空洞和充满价值判断的“转型”，即假定有理想不变的时代，否定变化是近代以来全世界的常态，也成了中国政治学里最广泛使用的概念。
在现实层面上，政治学与重大政治话题渐行渐远，离智库的政策研究也渐行渐远。由于研究的“行为”越来越琐碎，许多博士生的论题看上去非常庸俗，像是没话找话说的“一地鸡毛”，看不出理论突破的潜力。
在方法上，学术论文普遍倚重数据与模型建构，采用数学模式和回归分析，让政治学几乎变成了统计学家和博弈论专家的天下。从此，公众和政治家们再也无法读懂美国政治学的核心学刊《美国政治学评论》（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尽管定量研究是有效方法之一，但用数学方程式推导政治决策和瞬息万变的国际情势就荒唐了。人的意识不是数学逻辑。企图用问卷调查和数学公式取代语言和历史文化知识的学习和研究，看似捷径，实为投机取巧。
学人们还似乎在构筑一种本学科特有的“学术语言”。他们经常花上百万美元进行“问卷调查”，然后用“学术语言”和数学公式把他们“发现”和“证明”的往往是大众常识的结论包装得晦涩难懂。“学术语言”已经类似土匪的“黑话”，与“后现代”的大众（网络）语言格格不入。更有甚者，为提高自己的“引用率”，学人们频繁相互引用彼此的论文，经常让注解占去文章一半篇幅。
概言之，美国的政治学正在从一种“公共学问”蜕化为象牙塔里一小撮学人们的自娱自乐、自我吹捧、自我陶醉。
因为崇美，类似的病毒也开始感染我国的政治学研究。
或许，美国政治学能克服这种“由俭入奢”带来的“时髦”和堕落。这个学科在美国有直面现实、直面公众、直面历史的传统。理论因简单而美，因有用而普及。若大幅削减政府资助，这门学问应能从半空回到地上，回归“铁饭碗”时代学者的踏实、独立、自尊、浪漫，以及对学问的忠诚。
比较政治学并非显学，因为跨时空的比较只是方法而非政治研究的一个具体领域。政治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断演化，形成六大专业方向：
（1）本国政治；
（2）比较政治（亦称“世界政治”，意即“外国政治”）；
（3）国际政治（亦称“国际关系”）；
（4）政治哲学（亦称“政治理论”）；
（5）政治学研究方法；
（6）行政管理。
跨国比较的方法已在政治学全部六个领域里应用，几乎覆盖了政治学的全部。
为什么“比较政治”不包括“本国政治”，而成为研究“外国政治”或“世界政治”的代名词？这种区分并非来自知识的“学科分类”。就政治学问的知识分类而言，研究外国政治与研究本国政治没有明显界限。相对于所有外国，本国政治都是比较政治的一部分。美国的本国政治属于中国比较政治的研究对象，中国的本国政治属于美国的比较政治研究对象。“本国政治”被政治，而非政治学，赋予了特殊重要性。作为本国所有大中学生的必修课，“本国政治”不仅要改善对本国政治的理解，更被政府赋予向本国国民说明本国政府和政体正当性的任务。然而，在民智大开的今天，不了解和比较外国政治，关于本国政治的任何说法都缺乏说服力。
政治学研究政府权力所及之处发生的结果。“国际政治”研究以政府间关系为主的“国家间关系”，亦属“政府权力所及之处发生的结果”。国际关系学科的特殊之处在于国家之上再没有政府，“国际关系”体现“无政府”状态下各国关系里的“弱肉强食”。不过，既然研究国际“关系”就不可能避开跨国和跨时空的“比较”。而且，任何国家的国际行为都不可能脱离其国内条件。所以，研究和比较“外国政治”还是解释国际行为的重要方法。
“政治哲学”先前强调思辨，弘扬某类价值观，现已演化为结合政治历史比较的“比较政治思想”，着重比较和解释思想和概念产生的时空条件。然而，与政治学的其他子学科相比，“比较政治思想”仍擅长文本分析的思辨而非实证，最具人文特征。纯思辨明里暗里肯定或否定某种“应然”。
“政治学研究方法”集中研究如何才能更科学地进行比较。改善定性和定量的比较方法是这个子学科的主要研究目的。探索科学理论如何进步的“科学哲学”也是这门学科的必修。
“行政管理”基本依赖全球案例经验和相关数据的实证比较，却在脱离政治学成为管理学的一部分。不少大学的政治学系改称“政治学与行政管理系”，更有大学设立独立的“行政管理学院”。管理学是学术，更是艺术。艺术依赖丰富的作品比较和对作品的主观体验。“商业管理”也在脱离经济学，有了独立的“商学院”。不过到目前为止，行政管理离不开政治学基础知识，商业管理也离不开经济学基础知识。
概言之，“比较政治”并非一个独立的政治学研究领域，只是强调用跨时空的比较手段进行实证研究，从而拓展关于政治的科学知识。
本国政治明显属于“比较政治”。研究本国政治离不开与外国的比较。不知彼，焉能知己？不知己，焉能知彼？何况，全球化时代的“本国情形”同“外部世界”早已互为因果。
因此，现代的政治学就是比较政治学，比较政治学就是现代的政治学。
但比较政治学又是政治学里的显学，因为还有不少政治学人不用比较方法。若都自觉采用比较方法，“比较政治学”就消亡了。
中国政治学研究的“科学导向”依然落后。科学地理解中国与外国政治仍不敌用价值观来理解中国与外国政治。我国不设政治学学位，从本科到博士的政治学毕业生均被授予法学学位。在中文里，“政治学”与“政治科学”两个词模糊地重合，而且“科学理论”与“大政方针”共用一个词。
我国社会科学界流行西学理论崇拜，却尚未流行对能建构这些理论的比较方法的尊重。
我国社科工作者以引用外国学者提出的理论（因果关系）为荣。连中国农村研究中引用的多数理论也属于没在中国农村住过几天的外国学者。中国学者热衷于“中外合作”，但这种合作多局限于中国学者向外国学者“出售”数据和案例。在中国本土建构的、以中文表述的因果构建通常被人文导向的中国政治学界忽视、歧视。若不用英文写作，不在外国发表，不被外国学界“发现”，中国学人构建的理论就“不存在”。
我国很多政治学人还在坚守学科的人文导向。他们著述的主旨不是回答“为什么”，而是描述“是什么”。在这种传统的人文史学环境中，没有因果关系的描述性学位论文可以轻易通过，而因果关系越明确的学位论文就越难通过。不强调“比较”方法，不强调以“为什么”设问，就会被价值观左右，拒绝接受因果答案必然引发的争议。
社科导向的论文程式是：疑问（为什么）、假设、验证。结论可证伪，验证有瑕疵。因果式的结论必是有争议的。
人文导向的论文程式是：领域、阶段、特点。既然描述的都是“事实”，故除价值取向外结论是无可争议的。
因为缺乏社会主流价值观，而今中国学人为免伤和气也不愿争论价值分歧。因此，比较政治学成为“显学”。
“比较”才能引发关于“为什么”的疑问。提出“为什么”才能有因果答案和理论构建。人文学者进行描述，所以多产。社科学者提出并验证重要的因果关系，所以低产。
提出一个值得研究的“为什么”并实证其答案，比描述“是什么”艰难得多，作品也不会畅销。在社会科学里，提出个“值得研究的”疑问本身就已经是重要成就。而且，就“为什么”给出的答案百分之百有争议。不能引发争议的因果关系通常“没用”。
在社会科学中，“创新”指的是提出“新理论”，即新颖的关于重要因果关系的认识。没有新的因果认识就没有社会科学知识的创新。没有争议就没有学术，更不可能有创新。
所以，促进我国“政治科学”发展的唯一有效办法是阻止不探讨“为什么”的学位论文，鼓励比较，鼓励有争议的因果答案，并容忍其实证上的瑕疵。
在我国特殊的实用主义文化环境里，明晰的因果关系常被视为“走极端”，或看问题“不全面”。“学而优则仕”把学术与管理混为一谈，当不上“官”的就不是好学者。官员的文章往往在学术期刊里排在首位，以至讲官话和套话的“学术论文”俯拾皆是。于是，“全面和辩证地看问题”的“官风”成了“学风”。哪方都不得罪的官僚“中庸”风气演化成了学术“市侩”风气。
若都去“全面”分析苹果坠落的原因，如苹果大小、风力、雨量、土壤、季节、病虫……研究固然“细致”和“科学”，但只会有果农，不会有牛顿。
因为还有不少人文学科导向的政治研究，比较政治学才成为政治学里的显学，而未成为政治学的全部。
笔者无意贬低人文学科，抬升社会科学。人文学科虽不同于社会科学，但重要性绝不亚于社会科学。人文导向弘扬价值观，如同历史学，通过描述“是什么”弘扬某种关于政府或政体的“好坏”判断。价值立场让人们知荣辱，辨善恶，晓得甜酸苦辣。因此，《史记》类似中国版的《圣经》。
然而，区分“科学导向”和“人文导向”非常重要。由于科学导向，政治学才脱离了法哲学，获得了独立的、日渐上升的地位，成为“社会科学”学科，成为“政治科学”。继续以弘扬或贬低某种制度及其附着的价值观为己任，我国的政治学很难进步，遑论获得国内和国际声望。
与包括经济学在内的其他社科领域类似，政治学一般不生产被“普遍接受”的因果道理。政治学研究的对象是政府，政府由有感情、有思想的官员和领袖组成，他们未必是“因果律”下的傀儡。不仅如此，政治学研究政府权力的来源、过程、结果，政府有极大利益干预这个学科。而且，不少政治学人同情或厌恶某类政府，甚至参与支持或反对某类政府。因此，针对政治学研究成果的争议很大。
以实证比较的方法进行普遍、激烈的争议是政治学/比较政治学魅力的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