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从口耳相传到结绳记事

世界上大多数民族，在文字产生之后，都有专门的记录人员用文字形式把本族的重大事件记录下来，但是人类对往事的回忆，无疑早在没有文字的时代就开始了。最早的历史应该是口耳相传的，当时人以口头语言的形式对往事进行回忆，传递给年轻一代，他们又根据自己的记忆，同样以口头的方式传给更年轻的一代。就这样通过用口叙述、用耳接受、用脑记忆、再用口传播等一系列无数人参与的过程，早期人类的历史才不断地流传下去。

口耳相传的内容，往往是一些给当时人留下深刻印象的自然现象，或者对他们的生存和发展带来严重影响的事件，并且在长期流传过程中被日益神化。盘古开天、女娲补天、精卫填海、羿射九日、大禹治水……，如此等等，都是经过相当长的时间，由一代代口耳相传形成的。许多神话并不是中国独有的现象，由于先民几乎都受到过洪水的威胁，所以在不少民族的早期历史中，都有大洪水的故事流传下来。公元前1900年左右在西亚的闪族人中形成的史诗《吉尔伽美什》，记载着一对老夫妇在上帝决定发洪水毁灭整个人类前躲入一艘方舟中幸免于难；中国的大禹治水是我们耳熟能详的故事；《圣经·创世纪》里也记载上帝为惩罚人类，降大洪水毁灭世界，诺亚因事先得到消息，制造一艘方舟，率领全家并选取所有动物各一对入内避难，人类及物种才得以保全；中国南方苗族、彝族、瑶族、布依族等对于自身起源的传说，则说大洪水时期只有一对兄妹躲入葫芦中才得以逃命，为了人类的繁衍，遵从上天的意愿自相婚配，成为该民族的始祖。

在早期口耳相传的历史中，一些重大事件往往与各种自然现象联系在一起，或者根据一种周期性的自然现象作为时间坐标，如某次洪水、某次大旱、某次大火、某次地震，或某种异常天象的出现等，这是当时为了加深印象，不自觉地将两者联系在了一起。这种记忆自然不可能完全可靠，特别是对一些罕见的自然现象或心目中的超人伟人，记忆会不断重复、想象和夸大，以至演化为神话，或者会形成似是而非、真假参半的结果。如先民往往将各种发明和创举都归于某一部族首领，这些人的长相特别怪异，寿命或在位（实际上只是起了首领的作用）的年代又特别长。据《世本》《帝系》《帝王世纪》等书的记载，伏羲“蛇身人首”，“作瑟”“制嫁娶之礼”，发明刻木记事、八卦、针灸等，在位120年（图1.2）；炎帝“人身牛首”，“作五弦之琴”“为六十四卦”“教天下耕种五谷”“尝百草”等，在位120年；黄帝的发明就更多了，如穿井，作杵臼、弓矢、舟车，作宫室，制衣裳，作甲子、文字，占日月、算数，造律吕、笙竽等，在位也长达100年。这些早期的历史，都是先民在口耳相传的过程中，将某个部落的集体创造和领导归结到一两个人身上的结果。在位时间特别长，一方面可以证明实际并非指一个人，而是泛指一个部族的首领；另一方面，也是纪年方法还不准确、不规范的结果。

图1.2 伏羲女娲画像石拓片，出山东嘉祥武氏祠。

口耳相传总是难以保证信息的完整和准确，原始叙述者的表达能力、听众的记忆和复述能力都会影响传播的效率，而且叙述者与听众必定无法摆脱本身的主观局限，所以在传播的过程中必定会不断地、随时地加以改编，以至到后来与原始内容已经相距甚远，甚至会面目全非。古人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在遇到他们认为对于本人、本部落、本民族非常重要的事情时，就会想办法用其他手段来帮助，以巩固维持于口耳间的记忆。比较简单的办法，就是将一些重要的数字或事物的特征用某种能够相对固定的方式记录下来，这就产生了所谓的“结绳记事”。

先秦古籍中对结绳记事多有记载，如《庄子·胠箧》里便说，上古时代，“民结绳而用之”。结绳并非是很简单地在绳上打一个结，而是要在绳上组成不同大小或形状的结来代表不同的含义。东汉经学家郑玄在《周易注·系辞下传》中提到结绳记事的方法：“事大，大结其绳；事小，小结其绳。”估计郑玄的解释未必全面，因为除了绳结大小的区别外，古人大概也会在绳结的形状或花式上动脑筋。中央民族大学收藏着一副台湾高山族的结绳，可作为我们想象的根据。

除了结绳，还有刻木记事，相传是伏羲所发明，孔安国《尚书序》称伏羲氏“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即用利器在木头或竹片、骨头上刻划简单的符号，以取代原来结绳记事的方法。通过这种简单的方法，增强后人对已经发生事实的记忆，或者在产生争议时有所依据。直到宋代，南方的少数民族还有刻木记事的习俗。宋周去非在《岭外代答》卷一〇《蛮俗门》中记载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作者在静江府灵川县（今广西灵川县）做官时，有瑶人手持木契来告状。木契刻一道大的刻痕，其下有数十道小的刻痕，又刻一箭头，上有火烧痕迹，并钻了十多个小孔，穿上稻草打结。周去非不解其意，请人翻译才明白，大小的刻痕指仇人及其带领的部下，箭头表示仇人用箭射我，火烧痕迹是表示十万火急，十多个小孔并穿上稻草指希望仇人赔偿十余头牛。

在文字产生以前，用这种方法记录的内容肯定是比较简略的，而且很可能会产生很多歧义、错误。下一代对符号的解读也许并非是记录者的原意，从而导致对历史的歪曲，绳结、木头的腐朽更可能造成一段历史记忆的永远消失，但它比前面第一个完全依靠口耳相传的阶段毕竟已经是进步了。

不过到录音技术产生后，口耳相传的历史又重新发挥作用，并且成为忠实保存原始声音的最有效手段。今天，录音带或有关的数码数据已经成为史料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些重大的活动、特别是重要的讲话和现场，无不通过录音记录下来。口述历史的兴起和扩展在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录音技术，因为在此之前，整理者只能通过笔录，但一旦口述者去世或不能准确表述，笔录的内容就无法核对，而有了录音后，录音带就能起原始资料的作用。海外对这方面的研究起步较早，美国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在东亚研究所所长韦慕庭（Martin Wilbur）的领导下，成立了“口述历史研究部”，陆续约请中国近代史上重要人物，如胡适、李宗仁、顾维钧、陈立夫等人，以“由自己决定公开发表时机”为条件做口述回忆，这些材料均已陆续在海内外公开出版，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新的史料来源。哥伦比亚大学保存的录音当中，最引起世人关注的莫过于张学良的数十小时口述历史。张学良作为改变中国历史的“西安事变”的中心人物，直至2001年以101岁高龄在美国逝世，几乎从未公开谈论过往事。这些录音内容已按协定在2002年6月5日公布，为解开历史之谜提供了新的证据。

但我们运用口述历史材料（包括根据口述整理的回忆录）时要注意，口述者的记忆，他的知识程度、个人情感等等都会影响到史料的真实性。其中有的是记忆发生偏差，也有的属于情感因素，即使对记录者十分信任，他也会不自觉地隐瞒一些关键事件。有时所谓的“目击历史”，也有片面性。有的人信誓旦旦说亲眼目睹，其实他可能是把两个场景混在一起了。更何况一旦掺杂入情感因素，即便是叙述者亲身经历，记忆也难免发生偏差。口述历史的局限性就在于此。袁世凯的次子袁克文（寒云），虽然曾写过“绝怜高处多风雨，莫到琼楼最上层”的诗句反对其父称帝，但1920年他在上海《晶报》连载《辛丙秘苑》，回忆袁世凯称帝前后的情况，照理这些都是他耳闻目睹的，但他却处处为袁辩护，说袁世凯称帝主要是受了手下政客的怂恿，是受了蒙蔽，完全是为他父亲回避隐瞒。更有甚者，他在《三十年闻见行录》中竟编造出戊戌变法时谭嗣同私见袁世凯时挟枪恫吓等等，无异于小说家言。而十余年前，段祺瑞女儿段式巽在《上海文史》创刊号发表文章，称1926年3月18日发生在执政府门前的惨案并非段的责任，段事先曾下令不许对学生开枪，但其部下贾德耀置之不顾，悍然下令开枪，以致酿成死亡47人、伤200余人的惨案。段从此长斋礼佛，以示忏悔云云。如果没有其他证据，这样的回忆能够相信吗？我们不难想象，没有段祺瑞的命令，贾德耀敢下令向学生开枪吗？至于吃斋念佛，不少下台军阀都是这样做的，不过是故作姿态罢了。

口述历史的危险性往往是与它的重要性同时存在的。因为口述历史的作者，即口述者，一般都是在事隔多年后才讲述的，而且都未留下，或很少留下原始记录，或者自己已经没有书写能力，或者不愿意书写。但另一方面，他们与被叙述的历史关系极其密切，或者是最重要、最直接的证人，或者尽管不太重要、比较间接，却是硕果仅存，甚至是唯一还活着的见证者。他们或者因年老、疾病而影响了记忆或思维能力，或者由于种种原因故意要隐瞒、歪曲、突出若干事实，即使不考虑记录者方面的因素，这些口述记录也可能会离历史真相很远。可是除了这类口述记录外，有的史实已经找不到其他任何证据来核对和比较了。

谭其骧先生曾告诉我这样一个例子：1928年，他在上海暨南大学中文系读书时，系主任兼国文教授夏丏尊曾带领他和班上的同学到市区一家餐馆与鲁迅见面，聚餐前进行了座谈。他早就记不得那天鲁迅讲了什么话，但他的同学黄永标在1949年后还记得很清楚，并就此事接受过多次采访。黄永标在世时，虽还有谭先生（应该不止他一人）等参加者在世，但能记住并口述的只有他一人，谈话者鲁迅和夏丏尊都已离开人间，对黄所述的真实性已经无法验证了。到1977年黄本人去世，他留下的口述记录就更具唯一性。在没有其他任何佐证，或佐证不足的情况下，对这样的口述历史应该采取十分慎重的态度，无论它看起来有多么重要，有多么大的吸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