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中国建筑中的“风水学”

传统地理观念与“风水学”

所谓“风水学”又称“堪舆”，源自上古时期住宅、墓穴环境选择和改造的一些技巧和经验。其范围包含住宅、宫室、寺观、陵墓、村落、城市诸方面。其中涉及陵墓的称阴宅，涉及住宅方面的称为阳宅。《尚书·召诏》中即有关于“卜宅”的记述：“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则至于丰。惟太保先周公相宅。越若来三月，惟丙午胐。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则经营。”这里提到的“卜宅”亦即建筑选址工作，“厥既卜得，即经营”，也就是一经找到合适基址，就开始营造。古人语言简练，原则也很简单，背风、向阳、河澳、近水高地，加上一点“占卜”结果，建筑基址就可以选定了。我们从上古时期的村落墓葬遗迹中就可发现当时人们对于住宅、墓葬基地选择的这些标准。《周礼·保章氏》说：“堪舆虽有郡国所入，度非古数也。”许慎注曰：“堪，天道；舆，地道。”堪舆也就是研究天地自然与人工环境对应关系的学说。

至秦汉时，风水学说已趋于系统化，出现了像《周公卜宅经》、《供宅地形》、《图宅卜》等著作。可惜这些著作都已散佚，仅有只言片语出现于其他文献之中。完整保留至今的最早风水学著作是《葬书》和《宅经》，前者传为晋时郭璞所作，后者的作者已不可考，估计均为魏晋时期作品。其中《宅经》又称《黄帝宅经》，是现存最早的关于居住建筑选址的理论著作，体系庞杂而且内容完备，具有极高的理论价值。“风水”一词最早就出现于《葬经》一书中：“葬者，乘生气也。气乘则散，界水则止。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故谓之风水”。意思是墓葬要借助自然界的“生气”，既不能让“生气”散去，也不应使“生气”受到阻滞，必须使“生气”维持有规律地运行，风水学认为维持“生气”关系到主人家族的命运。中国古代的“天地气运图”对“生气”的概念作了完美的图示（图2-3-1）。仔细分析“天地气运图”不难发现它其实就是现代地理学教材中的“水循环图”。地球生态环境取决于水的循环，将水循环说成“生气”的循环也无不妥。风水学所说的“生气”包含有自然生态的意义，而自然生态的状况无疑与主人家族命运相关，只是发生作用的原理我们与古人的理解不尽相同。在具体的风水操作中，我们发现它处处为环境着想，为人工环境与自然环境的衔接与融合费尽心思。

唐代杨筠松著《撼龙经》一书继承发展了东汉郑玄和马融的理论，提出“三大龙脉”之说，成为中国风水学说的地理基础。龙脉即山脉，“三大龙脉”学说认为：天下龙脉皆出一源，也就是昆仑山。昆仑山发脉分为东西南北四大山脉，其中南脉进入中国，在中国又分为北、中、南三支，是为“三干龙”。三龙脉之间又有三大水系。黄河、长江当仁不让，《撼龙经》认为第三水系包括湘、汉、淮、济等较为杂乱。宋代《朱子大全·地理》认为：“天下水有三大处，曰黄河、曰长江、曰鸭绿江。今以舆图考之，长江与南海夹南条干龙尽于东南海，黄河与长江夹中条干龙尽于东海，黄河与鸭绿江夹北条干龙尽于辽海”。宋代的地理模型显然清晰准确得多，与现代地图也基本吻合（图2-3-2）。

基于“天人合一”宇宙观这个大背景，中国古人总是将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联系在一起，再加上语言习惯以及后人故弄玄虚的因素，很容易给人神秘或迷信的印象。但这些理论是直接用来指导建筑营造的，也就是说要“兑现”的，如果仅靠迷信其实很难长期糊弄世人。实际上风水学的内核是融合了从天文、地理、地质、天候到环境评价、场地设计、可行性研究、施工管理等一系列学科的系统的综合学说。下面列举《宅经》关于住宅建设理论的几个要点，我们从中可以体会到风水学的基本特征。

（1）判定宅性。用后天八卦确定宅基阴阳属性（图2-3-3），大体上北为阳、南为阴，住宅宜“座阳朝阴”或“座阴朝阳”。实际含义是住宅应该大致上采用南北朝向。

（2）宅位命座。宅基各方位与不同家庭成员命运有关，比如“巳位”为龙头，对应一家之主，在此方位不得打井，否则伤害家长性命等等。此类要求目的在于确定合理的功能关系，避免不必要的险情出现。

（3）建宅顺序。如阴宅宜由“巳方”（东南角）顺时针顺序修到“巽位”。阳宅应由亥位（西北角）顺时针修至“乾位”等。实际上说的是由主及次，由内而外的施工顺序问题。

（4）建宅时令。施工在季节上应避开“四王神”，也就是掌控春夏秋冬四季和东南西北四方的青帝、赤帝、白帝、黑帝。比如春季不宜修建东屋、夏季不宜修建南房，秋季不宜修建西房、冬季不宜修建北房以免触怒“四王神”。从方位和季节的对应关系来看，有施工顺序安排适应气候条件的意义。

（5）虚实问题。有“五实五虚”之说。诸如：宅大人少、门大宅小、墙院不全、井灶布置不当、庭院大房少，是为“五虚”，反之为“五实”。虚则不吉，家族衰落；实则有利，子孙富贵。这一原理实际谈的是建筑的完整性、比例协调性和功能布置合理性问题。特别是强调了人的多少和建筑尺度的关系，将人数与建筑规模的比例作为建筑比例关系问题之一，也算是典型的中国特色。

风水师在陵墓和建筑选址方面有若干步骤。首先是“寻龙望势”，即查勘山脉的发源、分支、结束位置等。这是对局部地形与总体地理环境的关系的分析，也是最重要的环节，反映了古人在考虑建筑环境问题时的大视野和大局观。中国古代建筑小至一座竹篱茅舍、大至帝王都城都会通过这一程序对广大范围内的地理状况作系统的分析，对建筑环境的选择分析范围之广眼界之大，是现代建筑师望尘莫及的。第二步是“观砂”，也就是对局部环境的考察。“砂”指的是附近的山丘。“观砂”是对建设基地临近环境的评估，要分析山势形成的环境空间形态是否完整、尺度是否适宜、生态是否健康、“四象”之山体形是否美观等。其中也包含根据地貌分析推断地质条件和生态状况的内容。第三步是“察水定局”。即观察确定水口（来水出口和两水交汇处）、流向、水流形势等。也就是对地表水文状况的考察，以及根据地形地貌和地表水系状况对地下水位的分析，并以此决定大体布局。第四步是“辩龙阴阳”。也就是借助罗盘确定龙脉的阴阳属性，作为选址的最终依据，这也是精测定建筑方位的工作。最后是“点穴”，也就是最后确定基址的准确位置。在风水学的这个操作过程中，从“天下”大地理环境出发，从整体到局部、从山脉到河流、从自然到人文综合分析了与建设项目相关的几乎所有因素，包含了环境科学与环境美学的双重意义。

从风水学的基本原则和操作过程来看，对于一般民间住宅和墓葬，风水查勘的要点在于对自然要素包括阳光、气流、水文、山势的分析和建筑布局与环境要素之间若干关系的确定。所有自然因素都具有“利”与“害”的双重性，各项因素的利用会有矛盾冲突，对这些条件的利用需要综合平衡。比如中原地区的纬度决定了居住建筑以坐北朝南为最佳朝向，也就是所谓“背阴向阳”的方位。这个方位可以避开北风并且获得充足的日照。但上午较冷更需阳光，所以多数地区的住宅以东南向为最好。在东部沿海地区，由于上午常有大雾，阳光不足，故当地房屋又以采取西南向为上。对风的利用又有“避风”与“聚气”的矛盾。避风是为了防寒容易理解，但若无风则不利空气流通，过于通风又无法保留水汽，会导致环境恶化。因此，理想的“风水宝地”在东南方应有高度适宜的山丘使气流在此放缓，以保持空气湿度，这点说明古人对大气物理的理解是相当深刻的。

水对人类生活至关重要，对水环境的准确把握是性命攸关的事情。有水利就有水患，近水才有给排水的方便，但也有被洪水淹没的危险。风水学有“临水居澳”的原则，就是河湾的内侧方位（图2-3-4）。河水之所以在此绕行而形成“河澳”，正说明此处地质坚实，这是一个简单易于操作的原则。在河湾内侧的“河澳”还有一种现象，就是河水带来的沙土会在此沉积使得用地面积缓慢扩大呈现“生长”的状态，而且“河澳”之处三向面水，景观与观景条件均系最佳。安阳殷墟的选址上清晰地体现了这一原则。而处于“河澳”对面的位置则情形相反，有诸如地质较松软、洪水来时首当其冲、用地在河水冲蚀下逐渐缩小等一系列弊端。因此在风水学中，有所谓“冲射水”、“反背水”、“割脚水”等一系列“不吉利”的水文条件，所指的基本都是这同一种情况。

晋代郭璞以及之后的许多风水大家都曾提出具体的理想环境模型，这些模型基本上遵循了相同的原则，包括：基地背后（北面）依托逐渐升高的连绵群山可以“藏风”，这些群山最终会联系到某一著名山脉，直至昆仑山。面前（南面）是蜿蜒绕过基地的河流，最好是由西北至东南（与中原地区常年主导风向一致）。在东、西、南三面还要有特定形式的小山头以便“聚气”。四面的山头根据方位分别是玄武山、青龙山、朱雀山和白虎山。但在人口众多的中国，每个人都拥有绝对理想的环境模式是不太现实的。于是风水学也提供了环境要求的变通和改造方案，下面是比较典型的几种：一是在没有合适的山丘“藏风聚气”的情况下可以“比庐藏风”。也就是用相应位置的房屋代替四方山丘，四合院建筑的形成推广即有此因素。人们常将最后一进院落的北房建得高些，这在中原地区非常普遍。其二是在无合适河流的地方可开渠或凿泉代替，在面对“冲射水”的地方可以开挖湖面，缓冲水流以改变“水品”。安徽著名的宏村就是改造水系的典型案例（图2-3-5），村口的这个漂亮的大池塘就是为改善“水品”而挖掘的。其余变通如在西北无山的地方“崖”可代替靠山，在南方水可以代替山龙。即使在无山又无水的平原上也有变通方案，唐代杨筠松在《撼龙经》中说：“高水一寸即是山，低土一寸水回环”。也就是高处为山，低处为水。

最为重要的是风水对环境的保护和培养措施。由于风水对环境要素的形式布局有严格要求，对某些方位上的山、水系有特别严格的禁忌，其结果是严格保护了当地的“风水”，也就是自然环境。武夷山下梅村东约500米处有一个无名小山头，植被格外茂盛。笔者2005年踏勘现场时发现山脚下有一处光绪年间摩崖石刻，上书“阖乡公禁”四字（图2-3-6），百余年间无人在此山采樵。经观察发现，这座小山位于下梅村的“青龙”方，是村落“聚气”的关键所在。所谓“聚气”前文已说过，就是减缓风速使水气停留下来的意思。一条叫“筜溪”的小溪流经村庄，此山恰是“筜溪”的发源处，“筜溪”至今碧流淙淙水源丰足，与风水禁忌不无关系。

必须强调的是，风水学的理论基础是建立在“天人合一”这个总前提之下的。因此它不主张消极地适应自然，而是试图在人与自然间建立“相生”的关系。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敢于“战天斗地”的民族，而且从大禹治水时就开始显示出这种“天分”。中国古代完成了一系列规模无与伦比的建设项目，比如秦代的都江堰、灵渠，始于春秋时期完成于隋代的京杭大运河以及万里长城等，如果愿意这个名单还可以更长。这些工程有的改变了自然山川的肌理，有的贯通了不同水系，有的改变了河流走向。这些项目留下了许多谜题，但可以肯定的是，所有这些项目都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自然环境，而且在今天它们都成了景观胜地。这些项目中所体现出的高水平的地理、地质、大地测量学以及建筑技术水平自不待言，尤其令当代人不解的是，前人究竟是靠什么保证了这些举国规模的建设工程不是破坏而是极大地促进了自然的发展？在风水学著作看似迷信的言辞背后尚有许多值得我们发掘的内容。

古代建筑中“风水”思想的体现

中华地理模型的形成、儒学“天人感应”学说的出现、风水学的成熟，这三大工程都在汉代完成并非偶然。依托这些成就，中国传统环境美学理论走上了人文与理性的快车道，古代建筑对“天地之大美”的表现有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其宏大之象，囊括天地宇宙；其精微之意，渗入每一座宫室殿堂、每一组梁枋斗拱、乃至于雕饰彩绘之中。风水学中“藏风聚气”、“临水居澳”之类原则首先被放大到整个“天地之间”。建筑群的规划设计与国土规划、都城规划衔接起来，经过严密的论证，它的每个细节都被纳入整体的宇宙大框架之中，成为其中有机组成部分。

周、秦、汉、唐四代王朝首都在关中的长安，关中乃“四塞”之地，有“百一之利”，无疑是风水宝地，但这些有利条件都是相对中原而言的，考虑的是局部的形势，缺乏胸怀天下的“王气”。且关中地区偏安一隅，地域窘迫，到经济繁荣人口众多的唐代已是不堪重负。风水学的意义在明清北京城和宫殿建筑的建设中得到最完美的体现。相对关中而言，北京所处地域开阔，“北倚山险，南控区夏，若坐堂皇，俯视庭宇”，它的地利是对全中国而言的。北京作为中国封建时代的帝都经历了京中都、元大都、明清北京三个阶段，历经800余年（图2-3-7）。

其作为首都的风水学依据极其充分。首先，它所依托的燕山山脉正是“北干龙”的正脉。左有泰山为“青龙”，右有华山为“白虎”，前有嵩山为“朱雀”，且有江淮、江南、华南层层山脉为“案山”。帝王在此，依昆仑之正脉，可北控燕、代，南面而治天下。

根据“分野理论”，此地对应于“紫微垣”，乃天地之枢纽，帝王的象征，以此地建都无疑是上应天象、下合地理、中得人心。这个布局囊括天地，气吞山河，具有在整个中国至高无上的形胜之势。至于北京城的周边环境则是北倚居庸关、南面永定河、西有昆仑之北干龙直达西山、东有坛山等群山据守青龙，背山面水“藏风聚气”，局面也是无可挑剔。故宫本身则在北面建有景山、南面开凿玉带河建金水桥，使得宫殿、城池与自然山川衔接一气。中国传统地理学特征，以及其中包含的环境美学思想在此得到了最充分、最完美的体现。风水学的功用不仅体现在城市建设的大环境的选择和处理上，在宫殿建筑单体和局部处理方式上，也是处处体现出风水学的指导意义。

虽然我们说风水学具有地理学的特点，但在中国传统天人合一这个大背景之下，风水与天文和人文是密切相关的，它向上关乎天意、天数的解读，向下关系人类社会及个人命运。在汉代“天人感应”学说和“象数”易理学说出现以后，人们将天象与人间的一年四季时令变化，风、晴、雨、雪的气候变化联系起来，进而与人事之吉凶乃至社会礼制联系在一起，实现了“堪”和“舆”的结合。人们在“绝地天通”工程中对天上星宿建立了秩序规定，将人间秩序“投射”到天上，现在，利用风水学理论，人们可以“精确地”将天上的秩序“反射”回人间。天上的“三垣”对应于地上的宫室衙署，天之十二度二十八宿对应于地上十二州二十八山岳川泽，太极、阴阳、五行生克等天地之“理”在建筑中以方位、形状、数量等方式体现出来，天文、地理和礼制有了准确定量的关系。风水的理论背景与古代天文学密不可分，但风水学的实践意义则远高于天文学，它在具体把握环境要素的功能方面比直接“象天”更具可操作性。对于建筑来说，它将“天命”和“天意”通过地理环境与建筑联系起来，通过“象数”学的引入，解决了早期“象天”之形与自然地貌之间的矛盾，从而使得风水学对于建筑的指导意义在建筑选址、群体布局、环境处理和建筑结构乃至建筑装饰等各个层面充分显现出来。这套方法体系精微庞大，我们下面借一两个例子作简单说明。

天地万物源于“道”，或可称为“太极”、“无极”，以数字表达为“一”。一生二，其中数字“二”与数字“一”代表阴阳两仪。“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其中单数为天、为阳，偶数为地、为阴。对应于“五行”则有“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的关系。在方位上，北方为水、黑色；东方为木、青色；南方为火、红色；西方为金、白色；中央为土、黄色。在这个体系中“九”为阳数之极，“五”代表中央之“土”位，故“九”与“五”最为尊贵而专属于皇帝，只有皇帝能享有“九五至尊”。对于中国古代建筑来说，这些因素成为极其重要的等级秩序体现方式隐含于建筑形制之中。

例如明清北京故宫，它的中心位置布置的是坐落于三层汉白玉台基上的三大殿（图2-3-8），这里也是“天下”权力的中心。其中“大朝”太和殿是最高权力的象征，它必须用建筑的语言来表明这种权力源自“上天”。首先，三大殿所在院落和它的台基长宽比例均为3∶2，这是阴阳相生的比例也是“天”与“地”的比例。为何不用1∶2而用3∶2，这就只能解释为向“美感”妥协了。3:2的比例关系广泛运用于中国传统艺术构图之中，就如古希腊人重视黄金分割比一样，实际上两者相差也不大。而院落与台基的比例就更有意思。院落东西宽为243米，台基东西宽129米，243∶129=9.05∶5≈9∶5,这一比例即包含“九五至尊”的含义。在明朝永乐年间兴建太和殿时，采用的开间数为九间，九为阳数之极。在欧洲古典时期的庙宇中，庙宇规格高下是以柱子的数量来表达的，在中国则以柱间的空间数量来表达，称为“开间”，其中原因我们后面还要详述。太和殿的开间数在清代改为十一间，两位以上的数字本不在阴阳“象数”的运用范围之内，由于太和殿屡毁于火灾，清代以此数重建太和殿有“厌胜”之意。

三大殿位于故宫乃至天下的中心，方位属“土”位，它的台基如果以皇帝坐北朝南的视角看去是一个“土”字形（图2-3-9），殿内装饰以金黄色为主，一切都具有属“土”的特征。人们通常会注意到太和殿前广场上没有任何树木绿化，对于这个问题有许多解释，比如防范刺客等等。实际上故宫的戒备极其森严，历史上几乎没有发生过外来刺客潜入的情况。太和殿前没有树木绿化的真正原因在于五行生克关系中“木能克土”，位于“土位”的太和殿自然不能允许殿前有“木”生长。在风水观念的具体运用中，许多地形地貌要求被“幻化”为艺术造型符号，成为建筑空间塑造手法。比如“玉带河”和“金水桥”的形式，直接来源于“临水居澳”的环境选择要求（图2-3-10）。

这个形式在故宫中出现在两个位置，一个字形台基是在天安门前，另一个在太和门前。金水河的造型舒缓优雅，与严肃方正的宫殿建筑和院落形式风格形成鲜明对比，它的作用已从判断环境是否“安全适用”转化为塑造“美观”的环境，在传统建筑中这样的例子可以说不胜枚举。

在中国古代建筑中，从屋脊上的兽吻、垂兽到梁枋彩绘甚至台基上的纹饰都具有风水学意味，但中国传统建筑同时也是最“干净”的古代建筑，所有这些装饰物都具有结构或构造功能，同时也具有装饰作用。只有中国传统建筑做到了形式象征、技术功用和审美意义的完美统一。这些都与风水学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对于广泛存在于中国传统建筑中的“象数”、“阴阳”、“五行生克”等理论的运用，人们往往以非理性的、神秘主义的乃至迷信的这样一些判断来看待，从而忽略了其中包含的理性的、符合自然规律的和美学规律的内核。这是一个与现代科学截然不同的独立的思想和语言体系，我们无法用现代科学思维和语言对它做出完美的、一一对应的解释，但这一思想体系又实实在在地为中国古代建筑发展完善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正是在这个理论框架之下，才形成了中国传统建筑成熟稳定的风格特征。任何人要想真正地读懂中国传统建筑，都需要对这一思想体系有所了解，并且以这种独特的角度来观察、体验它。

“风水学”的建筑美学意义

风水学试图解答的问题简单地说就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也就是达成“天人合一”这个目标的具体技术措施的问题。中国传统观念中的“天”广义上指整个宇宙，其中当然也包含“地”和“人”这两个要素。中国传统观念中的天文、地理、人文存在着密切的内在联系，风水学就是从地理、地质的角度去衔接人与自然。这样的思路即使用现代科学的观念去理解其实也无可厚非，在现代科学的宇宙模型中，地球也是一个天体。中国人的这种不愿意割裂宇宙的思维方式直到今天仍有所表现，即使对现代科学研究也具有一些积极的意义。我国著名的现代地质学家李四光在20世纪70年代曾写过一本书，书名叫做《天文、地质、古生物资料摘要》，用“资料摘要”四字似乎有谦虚的意思，实际上书中有大量理论分析和个人观点，其中的古生物部分从原始单细胞生物一直谈到人类进入石器时代。李四光先生用当时最先进的现代科学理论，描述了宇宙的产生、发展过程和未来趋势。他老人家将现代科学知识和语言，也许是在无意中结合了传统“天人合一”理论结构模式，奇妙之处在于这本书现代人读起来也并无任何异样的感觉。

风水学的语言给人们“迷信”的印象，但其目的和实际效果却反映了这样两方面的特征，一是通过地理将“天”与“人”的关系协调起来；另一方面是为“天”“人”关系的建立提供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技术手段。前文我们已提到，中国人对生活环境的要求是营造一个人间的“仙境”、一个体现自然之“意象”的境界，单纯的模仿是不足以满足这个要求的，必须有一套完整的理论和技术体系来指导这个创作活动，这个理论体系还必须易于说明、容易操作。风水学正是为满足这个需求而产生的。与天文学相比它最大的优势就是地理的问题与人的关系更加密切也更加具体，从地理角度入手具有更好的可操作性。一旦剥开风水学迷信语言的外衣，我们就会惊奇地发现其中包含环境科学尤其是环境美学思想所具有的深远意义。风水学的环境美学意义集中体现于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它所特有的大局观和全局观。传统地理学建立了一个囊括“普天之下”的地理模型，这就决定了风水学所特有的远大目光。在环境选择的问题上，掌握全局是实现因地制宜的前提条件之一，只有了解“外地”的环境才能真正把握“本地”的特点，充分发挥“本地”的优长。这种思路在现代的建筑设计前期工作中的合理性是尽人皆知的，但在具体操作上现在反倒没有一个被广泛认可的理论框架。这样一种系统的理论体系出现在古代当然就显得非常“超前”了，何况它的视野之开阔远远超过现在的任何分析方法。在风水学对环境作分析时，优先考虑的是整个天地大局，再及于各级主、次山脉和水系，然后才是对具体环境的分析。根据这套理论，从都城开始，包括各级州、郡、县、乡、村，所有这些城池聚落作为一个个人为的环境空间能够做到顺其自然地、和谐融洽地同时又是井然有序地与自然环境融合在一起，于是整个“天下”的人工环境作为一个整体系统能够有序地与“天地”自然环境系统“嵌合”起来，唯有如此人工环境之美与天地自然之大美才能够相得益彰。

其次是风水学对自然的理解和尊重。这种尊重是建立在充分理解的基础上的，风水学处理自然环境与人工环境关系的方式上可以归纳为选择、利用、改造、保护、培养五个内容。在自然条件优越的条件下，人们对环境当然是采取顺应和利用的方式。在自然环境略有缺陷的情况下可以人力予以改造，但改造环境在程度上是有限度的。风水学中有所谓“客土”的说法，客土也就是外来的土壤，风水学认为外来土壤与本地土壤气脉不通，会阻隔天地气运贯通，故不能对环境作太大的改造，于是有所谓“小为无害”的观念。至于风水学说对环境的保护与培养的重视在上节已有说明就不再重复。在“藏风聚气”这个基本原则之下，建筑环境周边的植被水面都被认为关乎主人家族命运，草木丰茂流水潺潺是气运亨通的表征，当然是需要精心呵护的。

第三，风水学是中国环境意象营造的艺术理论。如果我们用另一种语言风格描述“背山面水”、“藏风聚气”的环境模式，脑海中浮现出的将会是一个诗意的居住环境：一个村落，它以一座不太高大的山丘作为背景，山上郁郁葱葱林木茂盛，云雾缥缈的远山形成背景的层次感。村落的左、右两侧是青龙山和白虎山成为这个“画面”的“边框”将人们的视线聚集到村庄上，一条小河从群山中蜿蜒而下，平静舒缓地流过村前。这实际上就是“桃花源”的意境，在风水学理论指导下建造起来的千万个村落就是千万个“桃花源”。

当然，谈到环境意象的营造，江南私家园林才是最高境界。明代造园大家计成的《园冶》可说是真正达到了中国环境营造理论的最高水平，并且全书文字优雅充满诗意。相比之下，风水学的著作往往在表面上显得语言庸俗，思想迷信荒诞。但《园冶》中体现的环境营造理论也有它的弱点，它相对而言显得狭隘、做作、书生气十足。它的适应范围有限，不仅有空间范围上的局限，也有受众群体的局限。这就决定了它无法面对全“天下”的问题，也很难推广到全社会各阶层。而风水学理论语言通俗，条理清晰，即使是古代的农夫村妇也可以听得懂、做得到，它的实践意义是计成的造园理论无法相比的。在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中，风水学、堪舆术是古代人生活中必须且无可替代的内容，尤其是对中国古代的环境建设而言，大到国土规划，小至一所茅屋的选址建设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我们可以用英国学者李约瑟的一段话作为这一节的总结：“堪舆术大概是整个传统时期的中国文化中植根最深的一种。它导致了对任何地形情况的正确评价，……许多尚未完全理解的术语，被用于地形描述，并使其以各种不同的方式与阴阳、龙虎、大地、行星和恒星等联系起来。保护一个地点免受有害影响，一直是非常重要的大事，达到阴阳力量的平衡，也极为重要，于是峭壁和巨岩间点缀以竹丛、圆形的山丘和平静的湖面。……尽管在许多方面这些原理有时纯属迷信，但总体上这一思想体系在整个中国文化领域中，对农舍、庄园、乡村和城市的异常优美的定位无疑做出了贡献。凡参观过北京北部景色秀丽的山谷中明代皇帝陵墓的人，都可能对堪舆家们尽其所能而做到的事情有所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