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上帝的晨光

基督教本是以抗议政府起家的，然而后来自命能沟通人与神联系的神父却坚持让每一个凡世庸人做到无条件地服从。

教会在早期是很简单的组织。人们一旦明白世界的末日并不是迫在眉睫，最后审判日也不会在耶稣遇难以后接踵而至，基督教还要在泪谷里挣扎很长时间，便开始感到需要建立一定形式的统治体系。

基督徒最初（由于全是犹太人）都在犹太教堂里聚会。由于犹太人和非犹太人产生摩擦，非犹太人就到别人家的空屋子开会，如果找不到能容纳所有虔诚（和好奇）的信徒的房子，就干脆在露天或废石场召集会议。

起先会议都在星期六举行（注：犹太人的安息日为星期六，基督教为星期日）。但随着犹太基督徒与非犹太基督徒之间的感情日趋恶化，非犹太基督徒便废弃了星期六安息日，把聚会改在死者复活的星期日。

这些庄严的仪式完全体现了公众的特点和感情特点。没有固定的讲演和说教，没有教士，所有男女只要感到内心被圣火激励，都可以站起来剖白内心的信仰。按照保罗的描述，这些虔诚的弟兄们“以雄辩的口才”，使这位伟大的圣徒心里充满了对前途的展望。他们当中大多是平民百姓，没受过什么教育。他们即席良言的真诚当然是无可怀疑的，但他们常常过于激动，像疯子一样大喊大叫。教会虽然顶得住迫害，却受不了人们的冷嘲热讽。于是，保罗、彼得以及他们的继承人不得不花费力气维持秩序，平息人们因急于表达精神世界和神圣热情而引起的纷乱。

开始时，这些努力收效甚微，因为规章制度与基督教的民主精神是格格不入的。不过人们最后还是从实际出发，同意集会按照固定的仪式进行。

集会以一首赞美诗开始（用以安抚可能在场的犹太基督徒）。然后，全体教徒就高唱新近为罗马和希腊崇拜者谱写的歌曲。

惟一预先拟好的演说是倾注了耶稣一生哲学思想的著名祷文。然而在数世纪中，布道都是自发的，只要感到心里有话说的人就能登台说教。

但是，随着集会次数的增加，总是对秘密团体怀有戒心的警察开始干涉了，因此必须推选出某些人代表基督徒与外界打交道。保罗曾高度评价了领导的才能。他把他在亚洲和希腊走访的小团体比作惊涛骇浪中的小舟，要闯过怒涛汹涌的大海，就必须有聪明绝顶的舵手。

于是虔诚的信徒们又凑在一起，选出男女执事。他们是整个团体的“仆人”，要照顾好病人和穷人（这是早期基督徒关心的事情），管理好集体财产，还要料理所有日常琐事。

到了后来，教会的成员有增无已，事务性管理变得复杂不堪，非有专职的执事不可，于是几位“老者”被推举担当此任。他们的希腊称呼是“长老”，按我们说法就是“神父”。

过了些年，每个村庄和城市都有了自己的教堂，因此又有必要提出大家都要执行的共同政策。人们选出了“总监”（即主教）来监督整个教区，并代表教区与罗马政府打交道。

很快，帝国的各个主要城市里都有了主教，在安提阿（注：Antioch，小亚细亚古城，遗址在今土耳其境内）、君士坦丁堡、耶路撒冷、迦太基、罗马、亚历山大和雅典，这些闻名的当权人物。在开始阶段，主教掌管着耶稣当年曾经生活、受难、死去并广受尊敬的大部分地方。但是，自从耶路撒冷被摧毁、期待世界末日和天国成功的一代人从地球上消失以后，可怜的老主教在他狼藉的宫殿里被剥夺了原有的威望。

虔诚的信徒首领的位置很自然地被那个“总监”顶替了。“总监”住在文明世界的首都，守卫着西方大圣徒保罗和彼得当年殉教献身的地方—他就是罗马大主教。

这个主教与其他主教一样，也被称作“神父”或“圣父”，这是对圣职人员的一般称呼，表示热爱和尊敬。然而在以后的数世纪里，“圣父”这个头衔在人们心目中只与主教管区的首领相联系。每当人们提到“圣父”，所指的只是罗马的大主教—教皇，绝不会是君士坦丁堡的主教或迦太基的主教。这是个自然贴切的发展过程。我们在报纸上看到 “总统”一词时，绝无需再加上 “美国”一词做限定，因为我们知道这里指的是政府首脑，不是宾夕法尼亚铁路局长，哈佛大学校长或国联主席（注：在英语中，“总统”, “局长”、“校长”、“主席”都用President一词表示）。

“教皇”这个名字第一次出现在正式公文里是公元258年。那时罗马还是强盛帝国的首都，主教的势力完全被皇帝所吞没。但是在以后的三百年中，凯撒的后裔时常受到外侵内乱的威胁，便开始寻找更为安全的新巢穴。他们在国土的另一端找到了一座城市，名叫拜占庭。它是根据一个传说中的英雄拜扎斯而得名的，据说特洛伊战争结束不久，拜扎斯曾经在这里登岸。它坐落在几条割开欧亚大陆的海峡之畔，虎视黑海通向地中海的商业要道，控制几家独一无二的工商业中心，在商业上享有重要地位，斯巴达人和雅典人为了争夺这个富足的要塞，曾经拼杀得你死我活。

然而拜占庭在亚历山大时代以前一直是独立自主的，它落入马其顿之手没多久，便纳入了罗马帝国的版图。

现在经过十个世纪的财富积累，被称为“金号角”的海港里挤满了来自上百个国家的船只，它被选中作为帝国的中心。

罗马的居民被撇下听任哥特人，范达尔（注：Vandals，德国北部与哥特人有密切联系的民族）人、天知道还有哪些野蛮人的虐待宰割。他们看到皇宫一连好几年空空如也，看到政府部门接二连三地搬迁到博斯普鲁斯海峡之滨，看到首都的居民竟要遵照千里之外制定的法律行事，都感到世界的末日已经来临了。

但是在历史的长河中，任何事情都是此失彼得。皇帝走了，留下的主教就成为市镇中地位最显赫的人物，他们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皇冠荣耀的继承人。

他们不遗余力地抓住这个无束无缚的大好时机。教会的声望和影响吸引了意大利所有才博学广之辈，这使主教们又变成了精明强干的政治家。他们感到自己俨然是某些永恒信念的代表，因此大可不必着急，而是采取潜移默化的方法，看准时机出奇制胜。他们不像许多人因为迫于操之过急造成的压力，仓忙决断，最后乱中出错，导致失败。

不过重要的是，主教们只抱有一个目的，只向一个目标坚忍不拔地前进。他们所做所说所想的一切都是为了增加上帝的荣耀，为了使在凡世代表上帝意志的教会更为强大有力。

以后十个世纪的历史表明，他们的努力是卓有成效的。

当时野蛮部落横扫欧洲大陆，在风卷残云的冲击下，玉石俱焚，帝国的围墙一面面倒塌了，上千个像巴比伦平原那样古老的体制像垃圾一样七零八落，只有教堂坚如磐石，在各个时代中，尤其在中世纪，犹如砥柱中流。

胜利虽然最后到手了，但是代价却很可观。

基督教虽然起源于马厩，却可以被允许在宫殿里寿终正寝。它本是以抗议政府起家的，然而后来自命能沟通人与神联系的神父却坚持让每一个凡世庸人做到无条件地服从。基督教本来带有变革色彩，但日后不断发展，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竟形成了新的神权政治集团。古老的犹太国家与之相比，倒成了幸福无虑的臣民居住的温和自由的联邦。

然而这一切又合乎逻辑，不可避免。我下面要进一步说明。

大多数游览罗马的人都要去看看科利西姆，在饱经风沙的围墙里，人们可以看到一块凹地，数千名基督徒曾经在这里倒下，成为罗马专制的牺牲品。

不过尽管确有几次对新信仰倡导者的迫害，却都与宗教的专横无关。

迫害全是出于政治原因。

基督教作为一个宗教派别，享有最广泛的自由。

但是，基督徒公开宣布自己由于宗教道德而拒服兵役，甚至当国家受到外国侵略时还大吹大擂什么和平主义，而且不分场合公开诋毁土地法律。这些教徒作为国家的敌人，被处决了。

基督徒是按照头脑中的神圣信条行事的，但普通的警方法官不管这个。基督徒极力解释自己的道德本质，可是长官大人却迷惑不解，一窍不通。

罗马的警方法官毕竟是凡人。他突然发现，他应召而来进行审判，可是犯人陈述的道理在他看来却不过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弄得他简直不知所措。长期经验告诉他对神学中争论的问题应采取超脱态度。他还记得许多皇帝敕令中曾经告诫公职人员，对付新教派要圆滑老练。于是他甩开解数，企图说理。可是当全部争论集中到一个原则问题的时候，一切逻辑方法又都徒劳无功了。

最后，行政长官面临了这样的抉择，是放弃法律的尊严，还是坚持国家最高权力的并不够格的绝对惩治职能。不过，那些教徒坚信生命只有在死亡之后才会开始，还热烈欢呼能离开这个邪恶世界去享受天国快乐，就连监狱和折磨也奈何他们不得。

于是，当局和基督臣民之间痛苦而漫长的游击战争爆发了。我们没有全部死亡人数的官方资料。三世纪的著名神父奥利金的一些亲戚在亚历山大的一次迫害中被杀死了，按照他的说法，“为信念而死的真正基督徒的数目还是可以统计出来的。”

我们只要仔细研究一下早期圣人的生平，就会发现许多鲜血淋淋的故事；我们不禁奇怪，一个屡遭杀戮迫害的宗教怎么会保留下来呢？

不论我提供的数字如何，终究会有人指控我为心怀偏见的骗子。我且保留己见，让读者自己去下结论吧。人们只要看一看德西厄斯皇帝和瓦莱里安皇帝的一生，便可以较为清楚地看清迫害最猖獗时罗马专制的真正本性。

此外，倘若读者还记得，就连马可·奥勒留皇帝这样开明智慧的君主尚且不得不承认自己在处理基督臣民问题上的无能，那么对帝国边远地区的无名小官面临的困难就可想而知了。本想尽忠职守的芝麻官不是必须背弃自己的就职誓词，就是必须处死自己的亲朋好友，因为这些亲朋好友不能也不愿意服从帝国政府为保存自己而制定的几项简单法令。

与此同时，基督徒没有受异教臣民的假惺惺的伤感的迷惑，继续稳步扩大自己的影响。

公元4世纪后期，罗马元老院里的基督徒上诉说，在异教偶像的阴影下面过日子实在有伤感情，请求格霍希恩皇帝把胜利女神像搬走。于是，这座矗立在凯撒建立的宫殿里达四百年之久的神像从此远居他乡了。几个元老曾经表示抗议，但是无济于事，只导致了一些人的流放。

这时，远近闻名的忠诚爱国者昆塔斯·奥里利厄斯·希马丘斯挥笔写下一函，提出了折衷的道理。

“为什么，”他问道，“我们异教徒与基督邻朋不能和平相处呢？我们仰面看到同样的星辰，并肩走在同一块土地上，住在同一苍天覆盖之下。每个人自己选择寻求最终真理的道路又有什么关系？生存的奥妙玄机莫测，通向答案的道路也不是只有一条。”

他并不是惟一认识这个道理、看出古罗马宗教开放政策传统正在受到威胁的人物。与此同时，随着罗马胜利女神像的搬迁，已经在拜占庭立足的两个敌对基督教派之间爆发了激烈内讧。争执引起了世所未闻的以宽容为题的最为才智勃发的讨论。哲学家西米思蒂厄斯，是讨论发起人，他对祖先信奉的上帝忠诚不渝，但当瓦斯林皇帝在正统与非正统的基督徒论战中偏袒一方时，他也感到必须晓以皇帝真正的职责。

他说：“有一个王国，任何统治者休想在那里施展权威，这就是美德之国，个人宗教信仰之国。在它的版图里实施强制必然会导致建立在欺骗上的虚伪和皈依。因此，统治者还是以容忍一切信仰为好，因为只有宽容才能防止公众冲突。况且，宽容乃神圣之道，上帝自己已经明确表明容忍多种宗教的意愿。上帝能够独自辨明人类用以理解神圣玄机的方法。上帝欣赏对他的形形色色的崇拜，喜欢基督徒的一种礼仪，也喜欢希腊人和埃及人的其他礼仪。”

的确是金玉良言，但根本没人听。

古代世界连同思想和理想已经死了，任何倒转历史时钟的企图都注定失败。生活意味进步，进步意味磨难。社会的旧秩序迅速土崩瓦解。军队成为受外国雇佣的叛民。边境发生公开叛乱。英格兰及其他边沿地区早已落入野蛮人之手。

在最后的灾难爆发的时候，数世纪以来一直从事国家公职的聪明年轻人发现，晋升之路除了一条以外都阻死了，这条路就是教会生涯。西班牙的基督主教可以操纵地方长官的权力，基督教作者只要全心从事理论题目就能获得广泛读者，基督教外交官只要愿意在君士坦丁堡皇庭里代表罗马教皇、或愿意冒险到高卢或斯堪的那维亚博得野蛮人酋长的友情，就可以步步高升。要是当了基督教财务大臣，还可以掌管那片曾使拉特兰宫的占有者成为意大利最大的地主和最富有人家的飞快增长的领地，尤其可以大发横财。

我们在过去五年中已经见过本质相同的事情。到1914年为止，野心勃勃、不指望靠手工劳动过活的欧洲青年人仍想挤入政府部门供职，在不同的帝国和皇家陆军、海军中当官。他们把持法庭要位，掌管财政，或在殖民地当几年总督或军事司令官。他们并不奢望富有，但他们的官职带来了巨大的社会威望，只要聪明、勤奋、诚实，就可以赢得美满的生活和受人尊敬的晚年。

继而战争来临了，它把社会旧封建结构的残渣余孽荡涤殆净。下层阶层掌握了政权。一些正式官员已经年迈，不能再改变一生形成的习惯，便典卖了自己的勋章，离开了人世。然而绝大多数人都顺潮流而动。他们从小接受教育，把生意经视为低下，不屑一顾。也许生意是不足挂齿的，但人们总得选择是进办公室还是进贫民院。为信念宁愿饿肚皮的人相对是少数，大动乱后没过几年，我们便发现大多数政府官员和军官都并非不情愿地跑起生意来，而十年前他们是绝不会问津此事的。此外，由于他们中多数人的家庭世代从事行政工作，指挥别人犹如轻车熟驾，因此在新的生涯中总能进展得顺利些，比所期望的更为幸福和富足。

生意在今天的情形，也就是教会在十六个世纪以前的写照。

一些年轻人把自己的祖先追溯到赫拉克勒斯、罗穆路斯或特洛伊战争的英雄，要让他们接受一个奴隶的儿子、一个朴素牧师的教诲并不那么容易；然而，出身奴隶的朴素牧师所奉献的东西，正是那些把祖先追溯到赫拉克勒斯、罗穆路斯或特洛伊战争英雄的年轻人所如饥似渴盼望得到的。因此如果双方都智敏通达（也很可能是这样），就能很快学到彼此的长处，和睦相处。这是历史的又一条奇怪法则：表面的变化越大，就越一成不变。

自古人类形成之时起，就似乎有一条不可避免的规律，即小部分聪明男女统治，大部分不太聪明的男女服从。两类人在不同时代中分别有不同的名字，一方代表力量和领导，另一方代表软弱和屈从，分别称为帝国、教会、骑士、君主和民主、奴隶、农奴、无产者。但是，操纵人类发展的神秘法则无论是在莫斯科，还是在伦敦、马德里和华盛顿，都异曲同工，不受时间地点限制。它常常以怪异的形式或伪装出现，披上拙劣的外衣，高喊对人类的爱、对上帝的忠实和给绝大多数人带来最大好处的谦卑愿望。但是在宜人的外壳下面却一直藏有并继续藏有原始法则的严酷真理：人的第一职责是生存。一些人对于人类出生在哺乳动物世界的事实很恼火，也对这种论点很反感。他们称我们是“实利主义者”, “愤世嫉俗者”，如此等等。他们一直把历史当作娓娓动听的神话故事，因此一旦发现历史也是一门受制于操纵其他事物的无可动摇的规律的科学时，便大惊不已。他们也许还会反对平行线法则和乘法口诀表吧。

我奉劝他们还是服从规律为好。

这样，也只有这样，历史才能对人类有实用价值，而不是一伙从种族偏见、部落的专横和广大居民的无知中坐收渔利的人所结下的联盟。

谁要是对此怀有疑心，便请在我几页前所写的这几个世纪的历史中寻找佐证吧。

请他研究一下最初四个世纪教会领导者的生平。

他肯定会发现，教会头目都出身于古老的异端社会，在希腊哲学家的学校里受过栽培，只是到后来不得不选择一个职业时才转到基督教会。当然其中有几个人是受了新思想的吸引，至诚尽意地接受基督的教诲。但大部分人从效忠凡世主人转变到效忠天国统治者，是因为晋升的机会多一些。

教会一方也通情达理，通人心灵，因而并不过分细究许多新信徒是出于什么样的动机突然改奉基督教的，还认真地对所有人做到仁至义尽。有些人向往实利凡俗的生活，教会便提供机会使他们在政界和经济界大显身手。情趣不同的人对信仰情深义重，教会便提供机会让他们离开拥挤不堪的城市，在安宁中深思冥想生存的弊端，追寻他们认为对灵魂的永恒幸福至关重要的个人圣境。

开始时，这种信奉上帝、默祷冥思的生活显得非常自在。

教会在建立后的最初几个世纪里，只是对住在远离权力中心的下层百姓有松弛的约束。但是当教会继帝国之后成为世界的主宰、成为拥有大片土地的强大政治组织之后，隐居生活的可能性便减少了，许多善男信女开始向往“过去的好日子”，那时所有真正的基督徒都可以致力于做善事和祷告。为了追寻幸福，他们便想用人为的方法创造一些条件，再现过去在自然发展中形成的局面。

这场争取修道院式生活的运动起源于东方，它对以后一千年的政治经济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为教会镇压不信教者或异教徒的战争提供了一支忠实有用的突击队。

我们对此不必惊诧。

濒临地中海东岸的国家的文明已经很古老了，人民已经精疲力尽。仅在埃及就有十种不同文化此伏彼起，自从第一个居民在尼罗河谷住下来，这些文化便以不同方式循环往复。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之间的平原也是这样。生活的虚无缥缈和人类努力的徒劳无益，都反映在路旁成千上万个庙宇和宫殿的废墟里，比比皆是。欧洲的年轻一代接受了基督教，是因为它体现了他们对生活的迫切期望，激发了他们刚刚复苏的精力和热情。但是，埃及人和叙利亚人对自己的宗教生活却有迥然不同的看法。

宗教对他们来说意味着盼望已久的解脱。他们怀着对死亡的快乐时辰的期望，逃离记忆的尸骨场，躲进沙漠，只与悲伤和上帝做伴，把存在的现实置之脑后。

出于某些难以解释的原因，改革似乎总能对士兵有特殊号召力。他们比任何人都更为直接地接触到文明的野蛮和恐怖的一面。此外他们还懂得，没有纪律就一事无成。为教会而战的最伟大的勇士是查理五世军队中的一个上尉。他是把精神落伍者组成简单团体的第一个人，曾在君士坦丁皇帝的军队中当过列兵，名叫帕肖米厄斯，埃及人。他服完兵役后，便加入到一小撮隐居者当中，头目是来自同一国家的人，叫安东尼。帕肖米厄斯离开了城市，与沙漠上的豺狗泰然相处。不过，隐居生活往往会导致种种思想矛盾，引起某些可悲的过分虔诚，如爬到古老的石柱顶上或荒芜的坟墓里面度日（这给异教徒以笑料，使真正信仰者悲伤），于是帕肖米厄斯决定把这个运动建立在更为实际的基础上。他成了第一个宗教秩序的奠基者。从那时起（公元4世纪中叶），住在一起的隐居者都服从一个司令官，称他是“最高统帅”，他可以任命不同修道院的院长，把林立的修道院称为主的堡垒。

帕肖米厄斯死于公元346年。在他死去之前，他的修道院思想被亚历山大时代的阿塔纳修斯主教从埃及带到了罗马。数以千计的人开始借此机会逃离现实世界，避开它的邪恶和欲壑难填的勒索。

然而，欧洲的气候和人们的本性使创始人必须把宏图稍做修改。在冰天雪地里，饥寒交迫的滋味可不像在尼罗河谷那样容易忍受。况且，西方人的头脑很实际，神圣的东方理想表现出的又肮脏又邋遢，不但不会给他们以启迪，反而使他们觉得恶心。

意大利人和法国人扪心自问：“早期教会呕心沥血做的善事有什么结果呢？几个人住在千里之外深山老林的潮湿帐篷里禁欲苦行，难道这样寡妇、孤儿和病人就从中受益了吗？”

西方的头脑非要把修道院体系改变得合理一些不可，这要归功于一位住在亚平宁山脉的纳西亚镇人。他叫本尼迪克特，通称圣人本尼迪克特。他的父母送他到罗马求学，但这座城市使他的基督心灵充满了恐怖。他逃到阿布鲁齐山的苏比亚克村，躲进了尼禄时代的一座古老乡间行宫里。

他与世隔绝地隐居了三年，美德的盛名便在乡间传开了。愿意与他接近的人很快能名骚天下，于是隐居者蜂拥而至，多的足以组建十几座修道院。

本尼迪克特告别了土窟，成为修道生活的制典人。他首先立法，字里行间流露出他的罗马血统的痕迹。发誓遵守他制定的院规的僧人可别指望能游手好闲，除去做祝福和默祷之外，他们还要在田野里躬耕。年纪太大不能干农活的，要教育年轻僧人如何当一个好基督徒和有用的公民。他们审慎守职，使本尼迪克特修道院的教育在一千年中独树一帜，在中世纪大部分时间里都得到获准教养才能超著的年轻人。

作为报酬，僧人们得到了体面的衣服、丰富宜口的食品和舒适的床铺，每天不干活不祷告的时候还能睡上两三个小时。

但是从历史的角度看，最重要的是，僧人不再只是逃离现实世界和义务去为来世灵魂做准备的凡夫俗子，而是上帝的仆人。他们必须在漫长痛苦的试用期内使自己配得上新的尊称，继而在传播上帝王国的力量和荣耀中起直接积极的作用。

在欧洲不信教的人们中的初步传教工作已经完成了。不过，为了不使教徒的成果化为乌有，必须得到居民百姓和官员们有组织的支持。于是僧人们扛着铁锹和斧头，捧着祷告书，来到德国、斯堪的那维亚、俄国和远方冰岛的不毛之地，耕耘，收获，布道，办学，第一次为遥远的土地带来了大多数人只是道听途说的文明之音。

所有教会的最高执行首脑罗马教皇正是用这种方法激发了形形色色的人类精神力量。

务实的人可以得到机会扬名天下，就像做梦者能找到静静丛林中的幸福一样。没有白做的运动，没有浪费的事情。它所导致的是力量的增长。很快，皇帝和国王如果不屈尊体察自诩为基督追随者的要求，就坐不稳自己的宝座了。

取得最后胜利的方法，也很有意思，因为它表明基督教的胜利是有确实原因的，绝不是（如一般人所认为的）心血来潮迸发出来的浩荡宗教狂热的结果。

对基督徒的最后迫害发生在戴奥里先皇帝时代。

奇怪的是，戴奥里先本来不是借近卫军之力统治欧洲的众多君主中最坏的一个，可是他却饱受古往今来被召来管理人类的人所遭到的非难。其实，他连最基础的经济知识都一窍不通。

他发现自己的帝国正在四分五裂、一落千丈。他一生都从事戎马生活，深知致命的弱点就在罗马的军事体制内部，这个体制把边沿地区的防卫任务交给占领地的士兵，而这些士兵早已经丧失斗志，变成了悠闲自得的乡下佬，卖白菜和胡萝卜给那些按说应该远远拒之于国门之外的野蛮人。

戴奥里先无法改变风雨飘摇的体制，为解救燃眉之急，他建立起一支新型野战军，由年轻机敏的战士组成，一俟入侵便能在数周内开赴帝国的任何角落。

这个主意倒是不错。不过，就像所有带军事色彩的好主意一样，需要的花销十分庞大，要以赋税的方式由内地老百姓掏腰包。不出所料，百姓们群情激愤，高呼再缴钱就家徒四壁了。皇帝答复说百姓们误解了，并把只有刽子手才有的权利交给了收税官。但是一切都无济于事，因为各行各业的臣民兢兢业业苦干一年，到头来反而亏损，便都丢开住宅家庭，蜂拥到城里或干脆当流浪汉。可是皇帝陛下却一不做二不休，又颁布了一项用以解决困难的法令，这表明古罗马共和国堕入东方专制主义已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他大笔一挥，使所有政府机关和手工业、商业都成为世袭的职业，也就是说，官员的儿子注定要做官，不管愿意不愿意，面包匠的儿子即使有从事音乐或典当业的天才也要继承父业，水手的儿子即便在台伯河划船都晕船也得在船板上飘流一生。苦力虽然在技术上是自由的，但必须在出生地生老病死，不得越境一步，无异于一般奴隶。

谁要是以为自信心极强的统治者能够或者愿意容忍由一小部分人根据自己的好恶去遵守或是反对那些规定和法令，那就大错特错了。但是我们在评价戴奥里先对基督徒的粗暴时必须记住，他已经进退维谷，还深深地怀疑数以百万计的臣民对他的忠诚，他们只知在皇帝的庇护下纸醉金迷，却作壁上观，丝毫不替国家分忧。

早期基督徒从未动笔写下过任何东西。他们期望世界随时会土崩瓦解，既然花钱费时的文学成果也会在不足十年内被天火焚烧殆尽，为什么还要徒劳无益呢？但是新教并没能使预言兑现，基督的故事（经过一百年的耐心等待后）被人添枝加叶地口口相传，也已经改头换面，虔诚信徒不辨真伪，无所适从了。于是，人们感到有必要搞一本权威性的书，把耶稣的几个短传和圣徒信件的原稿综合成一卷。这就是《新约》。

书中有一个章节叫《天启录》，它包括关于建立在“七山”之中的城市的引证和预言。人们自从罗慕路斯（注：Romulus，传说中的罗马城的建立者，“王政时代”的第一王）时代就知道罗马建立在七山之中。这个奇特章节的匿名作者的确小心翼翼地把那个城市称为他深为憎恶的巴比伦，但还是没有逃脱帝国官员的理解力。书中把那座城市说成是“妓女的母亲”和“地球的污点”，饱浸着圣人和牺牲者的鲜血，是所有魔鬼和邪恶精灵的栖身之所，是一切肮脏可憎的鸟类的卵巢，还有许多诸如此类的不敬之词。

这些言论可以被解释为出自一个可怜狂热者的胡言乱语，这位狂热者想起了五十年来被害的许多朋友，被怜悯和怒火蒙住了眼睛。然而宣读这些言论是教堂庄严礼拜式的一部分，要周复一周地在基督徒聚会的地方传诵，旁观者自然会认为，它表达了基督徒对台伯河畔强大城市的真实感情。我并不是说基督徒没有理由产生旁观者所说的感情，但我们也不能因为戴奥里先没有产生这种热情而责备他。

但这并不是全部。

罗马人对一个闻所未闻的概念日趋熟悉起来，这就是“异教徒”。起先“异教徒”的名字只是用于那些愿意相信某些教旨的人，或称一个“教派”。但渐渐地它的意思缩小到那些不信仰由教会权威制定的“正确”、“合理”、“真实”、“正统”的教旨的人，用圣徒的话说即为“异端、谬误、虚假和永恒错误”的人。

几个仍抱着旧信仰不放的罗马人可以免遭异端邪说的罪名，因为他们仍然隔膜在基督教徒之外，而且严格来讲也不允许他们解释自己的观点。同样，《新约》中的一些话也有伤皇帝的自尊，如“异端邪说是可怕的邪恶，犹如通奸、猥亵、淫荡、偶像崇拜、巫术、怒火、争斗、凶杀、叛乱、酗酒”，还有一些，出于礼貌，这里就不再重复了。

所有这些导致了摩擦和误解，继而产生迫害。罗马监狱里又一次挤满了基督囚徒，刽子手大大增加了基督牺牲者的数目，血流成河，却一无所获。最后戴奥里先黔驴技穷，放弃了统治地位，回到达尔马提亚马海岸撒罗纳的家乡，一心一意从事更有趣味的消遣—在后院里种大圆白菜。

他的继承者没有继续镇压政策。相反，他看到用武力剪除基督教已经无望，便大力从事一笔不光彩的交易，想通过收买来赢得敌人的好感。

这发生在公元313年，君士坦丁大帝第一次以官方名义承认了基督教会。

如果有朝一日我们有一个“国际历史修改委员会”，所有皇帝、国王、总统、教皇、市长，凡享有“大”字称号的，都要以特定的准绳来衡量，那么其中站在“国际历史修改委员会”法庭前需要审慎研究的一位就是上面所提的君士坦丁皇帝。

这个狂野的塞尔维亚人在欧洲各个战场上挥舞长矛，从英格兰的沃克打到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拜占庭。他杀死了自己的妻子、姐夫和侄子，还屠杀了一些地位低卑的亲戚。然而尽管如此，由于他在面临最危险的对手莫克赞蒂厄斯时惊慌失措地为获得基督徒的支持而大加许愿，反而赢得了“第二个摩西”的名声，亚美尼亚和俄国教会都推崇他为圣人。他生来死去都是个野蛮人，虽然表面上接受了基督教，但至死还试图用蒸祭祀羊的五脏卜测未来。然而人们却忘记了这些，只是盯着皇帝用以保证可爱的基督臣民“自由表达思想和集会不受干扰”的权利的著名《宽容法》。

我在前面已经讲过，四世纪上叶的教会头目都是些实用政治家，他们终于使皇帝签署了这个值得纪念的法令，使基督教从小教派的行列中一跃成为国教。不过，他们知道成功是怎样取得的，君士坦丁的后裔对此也一清二楚。他们想大展伶牙俐齿的解数掩盖这些，但机关算尽仍不能瞒天过海。

“交给我吧，强大的统治者”，内斯特主教对狄奥多西皇帝说道，“把教会的全部敌人都交给我吧，我将给你天堂。与我站在一起，把不赞成我们教义的人打倒；我们也将与你在一起，打倒你们的敌人。”

在过去的二十个世纪中，还有过其他交易。

但是这个无耻妥协使基督教从此大权在握，这种事在历史上还是寥寥无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