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节 轮回学说的形成

关于相同者的永恒轮回这个思想的形成过程，尼采为我们留下了他自己的一个陈述。这个事实的最切近的原因在于，尼采赋予这个学说以一种特殊的重要性。而更深层的原因还在于，尼采自青年时代起就养成一个习惯，总是寻求不断以一种明确地记录下来的自我沉思来为他的思想工作伴奏。对于尼采这种在自己的著作中谈论自己的方式，人们作了过于轻佻的解释，说尼采在这里是屈从于一种夸张的自我考察和自我吹嘘的癖好了。如果我们再补充指出，尼采是在精神错乱中结束他的生命的，那就很容易得出如下结论：尼采的自以为是乃是他后来精神错乱的先兆。这种说法在何种程度上是一个错误的判断，到我们这个讲座结束时自然可见分晓。甚至尼采最后那个看起来夸张有余而节制不够的自述，即他在1888年秋季（在他精神崩溃前不久）写下的《瞧！这个人——人如何成为自己》（《全集》，第十五卷，第1页以下），我们也不能根据他后来的精神错乱来加以贬低。尼采的所有自我考察都基于一个特定的语境联系；对于上面这个自述的解释，也必须根据这个特定的语境联系来进行。这就是说，我们要根据尼采的思想使命及其历史性瞬间来解释这个自述。如果说尼采总是一再对自身进行沉思，那么，这却是一种沾沾自喜的自我吹嘘的反面。实际上，这乃是尼采的一种常新的准备，总是为自己的使命向他自身所要求的牺牲作好了准备。这乃是尼采从清醒的青年时代起就已经体察到的一种必然性。否则的话，我们又如何说明得了以下事实：1863年9月18日，十九岁的高年级学生尼采在一份生平自述中写下了如下句子：“作为植物，我生来与上帝的田地^[3]相邻，作为人子，我出生于一个牧师家庭”。这份对他以往生活道路的记录的结束语是：

直到1936年，尼采妹妹在检查尼采遗稿时发现了这份自传草稿。根据我的建议，尼采档案馆出版了这份自传草稿的单行本。我提出这个建议，意图是要给今天和将来的十九岁的德国人某种值得深思的重要东西。

尼采对他生活的回顾和追忆始终只是对自己的使命的前瞻。^[5]对尼采来说，这种使命本身就是真正的现实性。在这种现实性中回荡着一切关联——尼采与他自身的关联，与他最亲密的人们的关联，以及与他要赢得的陌生人的种种关联。我们也必须由此来说明他的一个值得注意的习惯：比如在起草书信时，尼采总是直接把草稿写在他的“手稿”上。他之所以这样做，并不是为了节约纸张，而是因为这些书信与著作有着归属关系。书信也是沉思录。而光是使命之巨大以及他把握使命的坚定性，就使尼采有理由专注于孤独的自我，更确切地讲，使尼采进入了这种自我专心的必然性中了。因此，对于尼采关于自己的种种报告，我们决不能像对待随便某个人的日记流水账那样，仅仅是为了满足好奇心才去阅读。对尼采来说，这些报告乃是最沉重的东西，尽管有时候从表面上看来是相反的情形。它们之所以沉重，是因为它们属于他的使命——而且只是他的使命——的唯一性。这种唯一的使命也含着一个任务，就是要在一个沉沦时代里，在一个一切都被搀了假、一切都忙碌地运转起来的时代里，通过亲身经历的历史去揭示，具有伟大风格的思想乃是一种真正的行动，而且是一种具有尽管最寂静、但却最强大的形态的行动。在这里，通常流行的在“纯粹的理论”与有用的“实践”之间的区分不再具有任何意义了。但尼采也深知，创造者为了摆脱自己的小我并不需要他人，这乃是创造者的一个优异特质：

但这并不排除——而倒是要求——真正的思想家守住他自身中的花岗石，守住他的本质性思想的固有岩石。

“你作为思想家忠实于自己的原理吗——并不是像一个诡辩者，而是像一个战士忠于命令?”（ 《全集》，第十三卷，第39页；参看第十三卷，第38页）

上面这些议论或许可以为我们提供保障，使我们免于曲解尼采关于他自己的种种报告，亦即关于他身上的使命的种种报告。无论是把它们曲解为对他自身的一味冥思苦想的啮咬，还是把它们曲解为对他自己的自我的大肆张扬，都是不当的做法。

我们前面引述的尼采十九岁时作的自传草稿结束于这样一个问题：“那么，那个最终依然环绕着他的圆环在哪里呢?它是世界吗?是神吗?……”差不多二十年以后，通过他关于相同者永恒轮回的学说，尼采对这个关于环绕存在者整体的圆环的问题作出了回答：

在尼采表达轮回学说的最早几个草案中，有一个含有如下句子：

尼采早先提出的问题是：这个圆环是世界还是上帝，抑或既不是世界也不是上帝，抑或是原始统一的世界和上帝?而对这个问题的解答就等于是对相同者的永恒轮回学说的解释。

我们首先要来听听尼采本人关于相同者的永恒轮回思想的形成过程的陈述。这个陈述可见于我们前面已经提到过的著作《瞧！这个人——人如何成为自己》（1888年）。这本书直到1908年才得以出版（现在可见于尼采《全集》第十五卷，第1页以下）。该书第三节的标题是：“为什么我会写出如此优越的书”。尼采在这里依次描写了他已经出版的各部著作。其中关于《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一本写给所有人而又无人能读的书》的那段文字是这样开头的：

在1881年夏天，尼采首次踏上瑞士上恩加丁地方，领略了这个地方的美好风光，把它当作他生命中的一件礼物来接受。这个地方此后成了尼采完成主要著作的工作场所。正是在这个地方，尼采形成了他的轮回思想。（不知道这个地方的人，可以在C.F.迈耶尔的《于尔克·耶拿奇》开头找到对它的描绘）。^[8]轮回思想并不是从其他命题中计算和推导出来的。它油然而生。然而，就像所有伟大思想一样，它之所以油然而生，只是因为它已经经受了一种长期劳作，由此得到了准备，终于出乎意料地产生了。如果我们做一种暂时的把握，尼采这里所谓的“思想”，就是一种着眼于存在者如何成其所是而对存在者整体的筹划。这样一种筹划改变了一切事物的面貌和分量，以此方式把存在者开启出来。真正地思考一个具有如此这般性质的本质性思想，这就意味着：要深入到由这个思想开启出来的一种全新的清晰性之中，在这种清晰性的光亮中观看一切事物，并且准备好以整个意志去接近这个思想中所包含的全部决断。诚然，我们已经习惯于把这种思想看作“单纯的”思想，看作某种非现实的和无效果的东西。而事实上，尼采这个关于相同者永恒轮回的思想乃是对整个存在的一种震动。这位思想家的视界不再是他“个人体验”的境域。那是某种不同于他本身的东西，它在他之下也在他之上，已经超出了他，此后就呈现在那里了；它不再归这个思想家所有，相反地，倒是思想家只能归属于它。因为思想家必定成为认识展开的场所，所以，他首先甚至长久地会把认识当作他自己的东西保存起来——这一点并不与我们上面刚刚指出的事件相矛盾。正因为这样，尼采最初几乎没有谈论他对“相同者的永恒轮回”的认识，即使对他的少数几个知心朋友，也只是有所暗示而已。1881年8月14日，尼采从塞尔斯马里亚写信给他的助手和朋友彼得·加斯特：

当时，尼采打算在未来十年里保持沉默，完全为阐发他的轮回思想作准备。虽然这个沉默计划在次年和以后几年里被打破过多次，但关于他的这个基本思想，尼采在这几年的著作中并没有详加阐发，或者十分简短地直接提示一下，或者只是间接地用婉转说法和比喻手法作一点暗示。几年之后（1886年），尼采用下面的句子刻画了那种激励他对最本质性的东西保持沉默的态度：

在“永恒轮回思想”突然向他袭来的那个时刻，尼采一段时间以来已经开始的对自己的基本情调的转变终于确定下来了。他为一种转变所做的准备工作已经显示在此前不久（同样也是在1881年）出版的著作的标题上：《曙光》。这部著作以一个从印度《黎俱韦陀》^[9]中摘来的箴言作为卷首语：“有那么多尚未闪烁的曙光”。基于这种转变了的基本情调，尼采才得以牢牢地置身于他自己的命运之中。而对这种转变了的基本情调的最后巩固表现在次年（即1882年）出版的著作标题上：《快乐的科学》（la gaya scienza）。这部著作有一个导引性的“序曲”，之后分为四篇。在该书1887年第二版中，作者补充了第五篇和一个附录，并且增加了一个前言。尼采在初版的《快乐的科学》结尾处首次公开谈论了他的轮回思想。因此，看起来，尼采不仅在一年之后就已经打破了他原先计划好的沉默，而且由于他把自己的认识传达出来，他也就不再充分热爱这种认识了。可是，尼采做的这种传达是十分奇特的。它只是顺便被附在《快乐的科学》结尾处。在那里，这个轮回思想并不是作为一种学说被端出来的。它犹如一个奇怪的想法被放在那儿，仿佛尼采是在拿可能的观念做游戏。这种传达并不是一种真正的传布，^[10]而更多地是一种掩饰。尼采对轮回思想的下一次表达也是这样的情况。那是在两年后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三篇中（1884年）。在这里，虽然尼采径直谈到相同者的永恒轮回，而且谈得较为详细了，但又只是以诗意的形式从虚构的查拉图斯特拉形象嘴里说出来的（《全集》，第六卷，第223页以下）。进而，尼采对他这个最本质性的思想的第三次传达（也是最后一次传达）同样是十分扼要的，而且只是以一个问题形式表达出来的。那是尼采在1886年出版的《善恶的彼岸》一书中做的。

纵观他的这三次表达，我们可以看出，对于一个要成为整个哲学的基本思想的思想来说，尼采做的传达是很不够的。这种传达上的不够就等于是一种隐瞒。而且这才是恰当的隐瞒。因为谁若完全地沉默，恰恰就透露了他的沉默；但谁若以婉转的传达稍稍加以言说，他才把真正的沉默隐瞒起来了。

倘若我们的认识还局限于尼采本人的出版物，那么，我们就决不能经验到尼采已经完全知道、已经作好准备并且作过持续深思、但又含而不露的东西。只有对遗留下来的尼采手稿的考察才能给出一幅更为清晰的图像。在此期间，尼采的一些有关轮回学说的草稿已经被公之于世了，它们分散在大八开本版的遗稿卷中（即《全集》第十二卷至第十六卷）。

但为了真正深入地理解尼采真正的哲学中的这个基本思想，具有重要意义的一点是：我们首先得把尼采本人对这个基本思想所作的传达与他克制着含而不露的东西区分开来。这样一种在似乎完全表面的直接传达与看起来难以捉摸的隐瞒之间的区分，就一般哲学表达来说是必要的，而对尼采的哲学表达来说就更是必不可少的了。同时，我们决不可立即就作出一种对传达的贬低，不能认为传达比含蓄的克制更少有意义。

哲学的传达完全不同于专门科学的公布方式。我们必须弄清楚这两者之间的区别，因为我们太容易倾向于以科学出版物的特征为标准来衡量哲学的传达。通过十九世纪的发展，专门科学取得了一种工业特征。在这里，被制作好的产品必须尽可能快地出炉，以便它能够为其他人所利用，但也是为了自己的发现不被其他人抢了先，或者也为了其他人不再重复做同一项工作。尤其在自然科学研究中，比如在现代的自然研究中，人们必须进行一系列巨大而昂贵的科学实验，因此就更有了上面讲到的情况。所以完全顺理成章地，我们最后就设立了一些机构，从中我们能够得到一个整体的了解：关于哪些问题、在哪些方向上已经有了哪些论文和实验结果报告。顺便提一下一个反面的例子：可以肯定，今天在生理学领域里，俄罗斯人正在花高额费用进行十五年前在美国和德国已经完成了的研究工作，但他们由于封锁了与国外科学的交流而根本不晓得这些情况。

与地球上人类历史的总体趋势相应，一个半世纪以来出现的技术工业特征将一道决定今日科学的未来命运。因此，“科学”^[11]一词的内涵就将在一个与法文的science概念相吻合的特定方向上展开出来，而法文的science概念指的是数学-技术学科。在今天，大工业部门和军队总参谋部已经比“大学”更好地了解关于“科学上的”必做之事的“消息”；它们也拥有更大规模的手段和更为优化的资源，因为实际上它们更贴近于“现实”。

而我们所谓的“精神科学”，将不会恢复到从前作为“美的艺术”的一个组成部分的那个状态上。^[12]它将被改造为一种“政治世界观的”教育工具。只有那些盲者和空想家还会相信，在1890至1900年十年间各门科学和科学活动的图景和分布情况，能够与各种相称的门面修饰（Übermalungen）一道永远地保存下来。现代科学在其起源中就已经预先确定了的技术风格，通过我们为这种技术设定的新目标是不会发生变化的。通过这种目标设定，现代科学的技术风格只会被最终固定起来并且被赋予合法性。在今天，要是没有大实验室的技术，没有大图书馆和档案馆的技术，没有一种完善的通讯设施的技术，我们就无法设想一种卓有成效的科学研究和一种相应的作用。任何对这些事实的削弱和阻碍都不外乎是一种反动。

与“科学”相区别，哲学中的情形完全是另一回事。我们这里说“哲学”，仅仅是指伟大思想家的创造。甚至在传达方式上，这种创造也具有自己的时代和自己的法则。在这里，想急急忙忙地发表和唯恐迟到一步的心情已经消失了，因为任何一种真正的哲学本质上都有这样一个特性：它必然为同时代人所误解。甚至面对自身，哲学家也必须停止成为他自己的同时代人。一种哲学学说越是重要，越是具有革命性，它就越是首先需要培养那些能够接受它的人，那些能够接受它的人的种类。因此，举例说来，我们直到今天也还必须费心尽力地去把握康德哲学的本质内容，把它从康德同时代人及其追随者的各种错误解释中释放出来。

以尼采本人关于其轮回学说所作的少数几处含蓄的传达，他显然也不想取得一种完全的把握，而是要为一种基本情调的转变铺平道路。只有基于这种基本情调，他的学说才能够成为一种可理解的和有效的学说。对于同时代的人们，尼采只希望把他们改造为那些必将到来者的前辈和祖先。（参看《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二篇，“在幸福岛上”）

因此，我们首先要回想一下尼采本人所作的传达，在此我们不得不限于一种完全暂时的解释。接着，我们要对尼采含而不露的东西作一种概括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