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人”“华语”的定义问题

张从兴

丁安仪、郭英剑、赵云龙（2000）在《应该怎样称呼现代中国的官方语言？—从英、汉对比看“汉语”“普通话”“国语”与“华语”等概念的使用》一文中提出了一种观点，认为应该“把目前统称的普通话以及现代汉语的书面语统称为‘国语’，把中国各民族的语言和文字，统称为‘华语’或是‘中国语’……”。

姑且不论该文中关于“把目前统称的普通话以及现代汉语的书面语统称为‘国语’”的建议是否恰当，笔者是绝对不赞同把中国各民族的语言和文字统称为“华语”的。原因在于，“华语”是全体华人（包括大陆、香港、台湾、澳门的中国人和分布世界各地的华人）的官方语言、母语或共同语，而要求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乃至欧美加纽澳等主权国家的华人接受“华语”是“中国各民族的语言和文字”，显然是既不合情也不合理的。

考虑到当前在世界范围内使用的“华语”，从语音上说存在着大陆“普通话”和台湾“国语”两套标准，在文字上也存在着繁简两体，因此笔者倾向于把“华语”定义为“全世界华人的共同语，其语音以中国大陆普通话或台湾“国语”为标准，其书写文字以简体或繁体汉字为标准”。

如果这个定义能成立，接下来要讨论的就是关于“华人”的定义，也就是“华人是谁”的问题。要确定“华人是谁”，首先得问“谁是华人”。为了回答这个问题，笔者翻查了《现代汉语词典》（商务1996年版）、《辞海》（上海辞书1979年版）、《汉语大词典》（1993年版）、《中文大词典》（中国文化研究所1968年版）、《国语活用辞典》（五南图书1987年版）五部中国大陆和台湾出版的权威辞书。这五部辞书对“华人”的释义如下：

《现代汉语词典》（第541页）：中国人。指取得所在国国籍的中国血统的外国公民。

根据这个释义，“华人”既指中国人，也指那些原为华侨但取得侨居国国籍的人。

《辞海》（第123页）:中国人的简称。亦指已加入或取得了所在国国籍的中国血统的外国公民。

根据这个释义，“华人”是指中国人以及原为华侨但取得侨居国国籍者。

《汉语大词典》（卷九第398页）：汉族古称为华。现亦为中国人的简称。南朝宋谢灵运《辨宗论·问答附》：“良由华人悟理无渐而诬道无学，夷人悟理有学而诬道有渐，是故权实虽同，其用各异。”唐许浑《破北虏太和公主归宫阙》诗：“恩沾残类从归去，莫使华人杂犬戎。”明沈德符《野获编·佞幸·滇南异产》：“夷人珍之，不令华人得售。”《恨海》第七回： “定睛看时，五个是洋人，两个是华人。”

根据这个释义，“华人”有古今两义，古义是指汉族，今义是指中国人。

《中文大辞典》（卷28第251页）：外国人称我国人为华人。〔《周礼政要·矿政》〕西人之论，咸谓华人采法不精。

根据这个释义，“华人”是外国人对中国人的称法，中国人自己并不自称华人。

《国语活用辞典》（第1526页）：“中国人”的简称。在华侨习惯中称取得了侨居国国籍或公民权的人。

根据这个释义，“华人”是“中国人”的简称（注意，这里用的是加了引号的中国人。按我的理解，这应该是指广义的中国人。形象地说，就是指所有的“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的龙的传人），同时也指原为华侨但取得侨居国国籍者。

其中，除了《中文大辞典》以外，其他四部都有华人是中国人或“中国人”的简称的说法；除了《汉语大词典》和《中文大词典》以外，其余三部都有华人也指原为华侨但取得侨居国国籍者的释义。

对新马华人，尤其是新加坡华人而言，《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辞海》和《国语活用辞典》“华人”词条下的第二项释义，是比较符合语用情况的，争议不大。说比较符合，是因为它只说对了一半—在新马华语的语用实际中，“华人”不仅是指那些原为华侨但取得侨居国国籍者，也包括他们的后裔。

令人困惑的是第一项释义，就是“华人”能不能被诠释为“中国人”的简称。

在中国大陆、台湾、香港和澳门，以“华人”作为“中国人”的简称，问题也许不大，但是在此以外的地区，尤其是东南亚，以“华人”作为“中国人”的简称，就大有问题，而且是高度敏感的政治问题。道理很简单，如果新马华人接受这样的定义，那么“新加坡华人、马来西亚华人、菲律宾华人、印尼华人”等短语，都可以还原为“新加坡中国人、马来西亚中国人、菲律宾中国人、印尼中国人”。

综上所述，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看，中国大陆和台湾的权威辞书虽然把“华人”定义为“‘中国人’的简称”，但是在新加坡华语中，这个定义并不适用。说得夸张一点，这简直就是一个语言禁忌（Linguistic Taboo）。

下面，笔者将从词义的演变过程来探讨在现代汉语中，“华人”能不能诠释为“‘中国人’的简称”。

“华人”是由“华”和“人”这两个语素构成的名词，在构词法上属于偏正结构。由于语素“人”受到语素“华”的制约，要分析“华人”的词义，首先得弄清楚语素“华”在“华人”这个词中的含义究竟是什么。

根据《汉语大词典》的解释，“华”字有四个读音，共有22条释义。在这22条释义中，只有“我国古称华夏，今称中华。省称‘华’”这一条释义，符合语素“华”在“华人”中的含义。根据这项释义，把“华人”训为“‘中国人’的简称”显然是合情合理的，相信这也就是为什么大陆和台湾的权威辞书都把“华人”的第一个义项定为“‘中国人’的简称”的原因了。

问题是，词义是会演变的。无论是“华”还是“中国”，它们在现代汉语中的词义，已经和它们在古汉语中的词义大不相同了。

“华”原本是指华夏族，也指华夏族所居住的中原地区。《左传·定公十年》中的“裔不谋夏，夷不乱华”，指的就是这个意思。后来，汉高祖斩白蛇起义，为四百余年之汉家天下奠定基础，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繁荣昌盛的中央集权大帝国。自汉朝以后，以华夏族为主的中原部族集团皆自称汉人，久而久之就演变成为今日的汉族。由于汉族的主要组成部族是古代之华夏族，因此汉族人也叫华人。我相信，《汉语大词典》的编纂者就是有见于此，而在“华人”词目下列出“汉族古称为华”此一解释的。

“华人”作为汉族别称的古义，自有文献可考的南朝谢灵运首先使用以来，沿用了一千多年，直到清代才有了变化。清初的满汉对立关系固然紧张，但经过康雍乾三帝的“恩威并施”后，汉族以满族为针对目标的“华夷之辨”和“夷夏之防”观念已经很淡薄了。鸦片战争后，西方帝国主义者不仅给中国人带来了鸦片，西方传教士也给中国人带来了“精神鸦片”—基督教。而基督教在当时是很不受欢迎的，尤其是深受儒家文化熏陶的汉族士大夫，更是视之为洪水猛兽。这也是为什么曾国藩在《讨粤匪檄》中高呼“士不能诵孔子之经，而别有所谓耶稣之说、《新约》之书，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九泉，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也”（邓立勋，1998:350）之后,绝大部分汉族知识分子随即群起响应的缘故。

在汉族知识分子看来，“华夷之辨”的主要内容已经不是满汉民族矛盾，而是满汉共同维护的汉文化和西方文化之间的“文明冲突”。反映在语言上面，“华人”作为“洋人”的反义词，其内涵也就不仅仅是指汉族，而是指以维护汉文化为己任的满汉民族共同体，亦可引申为由满汉民族（也许还可以加上和满族关系密切的蒙古族）组成的中国人。笔者认为，这就是“华人”这个词的近代义，而《汉语大词典》“华人”词目下的引例“〔《恨海》第七回〕定睛看时，五个是洋人，两个是华人”和《中文大词典》的引例“〔《周礼政要·矿政》〕西人之论，咸谓华人采法不精”中的“华人”，所指的就是这个意思。

在清末使用“华人”这个词的人，当然不止《恨海》的作者吴研人和《周礼政要》的作者孙诒让。当时，拓殖东马沙捞越诗巫（Sibu, Sarawak, East Malaysia）的先驱人物黄乃裳（1849—1924）在新加坡《日新报》担任主笔期间（1899.9—1900.8），曾经写过不少评论文章，其中有好几篇都用到“华人”这个名词，例如：

昨报论开商会以联南洋华人为首务，诚以我华人于近百年来之新学，未能考究，识见浅陋，无论出外之不能联络一气，互为关顾，相与有成，即在本国，省与省有畛域之见存，府与府有畛域之见存，甚至邑与邑、乡与乡、族与族，匪不各有其畛域之见存。（黄乃裳《广南洋华人宜大私以自保说》，新加坡《日新报》1899年11月9日，见叶钟玲《黄乃裳与南洋华人》附录一《黄乃裳南游佚文》，第54页）

威海卫英水陆师中所言，其大旨谓：华兵易教，由于华人喜于为兵。华人喜于为兵，由于衣食粮饷之可靠。夫华人为华兵则不易教，及为英兵则易教。华人不喜为中国之兵，而反喜为英国之兵，此情理以外之事，必非无故而然也。（黄乃裳《论本报所载华人善兵事》，新加坡《日新报》1899年11月10日，见叶钟玲《黄乃裳与南洋华人》附录一《黄乃裳南游佚文》，第67—68页）

海峡华人作家陈省堂1888年至1911年在《叻报》和《星报》上发表的多篇作品中，也广泛使用了“华人”这个词：

盖法人之治越也，其政令则愈久愈严，其税饷则越久越重。如设公所、举帮长，量身材、点指痕等事，其存心用意，虽谓欲杜渐防微，实是重征厚敛，剥蚀子民脂膏，刻薄善良为务。……又有不能已于言者，旅越华人之尸位素餐者，究亦难辞其咎。（《重游越南记》，叶钟玲《陈省堂文集》，新加坡亚洲研究会，1994年，第36页）

夫华人之儿孙，何其不幸，一变而为交趾，再变而为法兰西。大抵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从兹习俗相沿，恐已无法可治。当局者以为极妙之新法，由余观之，徒令祖宗绝嗣，同类贻羞已耳。是虽家训之不严，亦由政教之不正也。（《越南风俗论》，叶钟玲《陈省堂文集》，新加坡亚洲研究会，1994年，第61页）

由此可见，早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交替之际，新加坡华文报章已经采用了“华人”这个词，而其词义显然是符合“‘华人’是‘中国人’的简称”这个释义的。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就是清末人士在使用“华人”这个词时，都是和“洋人”“夷人”“西人”等词对举的。这也许是汉语修辞中的独特现象，就是讲究词与词之间的对偶关系。

进入民国以后，“华人”在中国本土和南洋的语用情况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由于中华民国是中国人建立的第一个具有西方政治学上的民族国家（Nation）意义的民族国家，国号简称中国，因此中华民国的国民就开始自觉地自称“中国人”，而不说自己是“华人”了。与此同时，民国以后的文献在称呼外国人时，也极少使用“西人”“欧人”“美人”“日人”“洋人”“夷人”等字眼，而改称“西方人”“欧洲人”“美国人”“日本人”；“洋人”偶尔还用之，“夷人”则几乎完全不用了。

民初之人较少采用或几乎不用“华人”这个词，在梁启超的著作中，可以找到例证。民国八年（1919年），梁启超到欧洲走了一趟，回国不久就出版了轰动一时的《欧游心影录》。书中有一章是专门叙述他在途经南洋时的感想的：

新加坡槟榔屿一带，除了一面英国国旗外，简直和广东福建的热闹城镇，毫无差别。开大矿的么，中国人。种大橡皮园的么，中国人。大行号么，中国人。杂货小贩么，中国人。乞丐么，中国人。计英属海峡殖民地三州，中国人约二十六七万，欧洲各国白人合计，不过六千八百。再就南洋华侨全体约计，英属（殖民地三州，保护地四州合计）二百万，荷属三百万，暹罗安南等处三百五十万。总数八百五十万。（梁启超《欧游心影录》，香港三达出版公司，第76—77页）

从这段文字看，在民初流行使用的国语词汇中，或至少是在梁启超的词汇中，“华人”已经不是“中国人的简称”了。否则，他怎会不采用呢？众所周知，梁任公的新闻体语言对民国初年国语的发展产生过极大的影响，因此从任公著作的遣词用字中，也可管窥民初国语词汇使用情况之一斑。

此外，从民国年间编纂的几部辞书，如中华书局香港分局1947年出版的旧版《辞海》、上海商务印书馆1939年出版的《辞源正续编合订本》、香港华通公司1948年出版的《辞渊》及中华民国教育部从1931年开始编纂的《国语辞典》，都没有收录“华人”，也可看出民国人士是不使用或较少使用这个词的。

与此同时，作为“‘中国人’的简称”的“华人”这个词，也几乎从南洋华人社会的语言中消失掉。从民国肇建到抗战期间，甚至50年代初期，南洋华人几乎都自称华侨，或干脆说自己是中国人。因为他们的效忠对象不是当地的殖民地政府，英国、法国、荷兰等殖民地宗主国也不承认他们是英法荷的公民，因此他们只能选择效忠中国政府，以中国为祖国。

就在大多数华侨青年不惜为心目中的“祖国”抛头颅、洒热血的同时，一些头脑比较冷静的年轻知识分子则开始思考本族群的属性问题。

1941年，黄望青用李秋这个笔名，在新加坡《南洋商报》发表了《论马华民族属性问题》一文。作者在文中指出：“马来亚华人在此地定居已有长久的历史，他们应被称为‘马华’（即马来亚华人），马华在马来亚人口中占了巨大的比例；马华在政治觉悟与文化水平较当地各民族进步；马华在政治经济方面，其接近于马来亚其他民族的程度，较之接近于中国更直接与密切。……这完全是个现实的问题，客观地存在我们意识之外，而不是我们大家喜欢不喜欢的问题。”26不过，他也强调马来亚华人无论是在经济与政治生活上，还是在语言文化传统上，还不能完全脱离中国而独立存在，因此马华“已形成一支特殊的派生队伍……，它一方面是中华民族一个特殊的支脉，同时又是当地一个重要的基干民族”27。

从这两段文字的行文逻辑中，我们可以看出黄望青在使用“华人”这个词时，并不是把它当成“‘中国人’的简称”来用的。按照他自己所下的定义，“华人”是“中华民族一个特殊的支脉，同时又是当地一个重要的基干民族”。笔者认为，黄望青的这个定义，应可算是“华人”的现代义的滥觞。

20世纪50年代后，东南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缅甸、越南、印尼、新加坡、马来西亚等殖民地纷纷摆脱宗主国的殖民统治，成为独立自主的民族国家。这时，当地的华侨社会就面临了要以谁作为效忠对象的问题—他们必须在侨居国和中国之间进行抉择，不能鱼与熊掌兼得。中国政府也意识到了这个发展趋势，因此周恩来总理便趁着1955年赴印尼出席万隆会议之便，正式宣布中国放弃双重国籍政策的决定，不再把东南亚的华人视为中国的海外公民。

自此之后，东南亚的华人也不再自称华侨，当然更不会说自己是中国人了。他们在放弃了华侨和中国人的身份后，总得给自己的族群找个名称，结果便开始自称“华人”了。于是乎，原先的“新马华侨、越南华侨、印尼华侨、菲律宾华侨”等词语，就摇身一变，成为“新马华人、越南华人、印尼华人、菲律宾华人”了。

当时新加坡华文报章的遣词用字，忠实地反映了华侨转变成华人的历史过程。新加坡国立大学学者王慷鼎在其著作《新加坡华文日报社论研究：1945—1959》中，比较了“国字头辞汇”“侨字头辞汇”及“华字头辞汇”在1945年至1959年的《南洋商报》《星洲日报》《南侨日报》和《中兴日报》的12,094篇社论标题中的分布情况后，得出以下结论：“战后不久，新马出现了独立自主运动;1949年中国大陆又出现了共产党领导的新政权。这两项政治发展，直接影响华侨的切身利益和政治态度，迫使华侨必须在中国人与新加坡人或马来亚人之间，作一个取舍选择。四大日报支持当地公民资格的争取，是这种取舍选择的一个例证。《南洋商报》《星洲日报》和《中兴日报》社论内容，在1949年及1950年之交，出现重大转变，有关中国问题的社论数量，急遽减少;相反地，有关当地问题的社论数量，大量增加，也是反映这种取舍转变的另一个例证。此外，这三家日报具有强烈中国意识或侨民心态的社论（国庆社论、国父诞辰社论及国父忌辰社论）和词汇（‘祖国’‘我国’‘华侨’‘侨校’等）在1949年及1950年之交，开始消失，也一再显示：华文报章的政治意识，有了转变。当然，这种转变速度的快慢、程度的深浅，各报之间或许有些差别，但是转变的迹象与事实是确定的。”（王慷鼎，1995:262）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中国自从进入民国以后，基本上已不用“华人”这个词，而东南亚的华人社会，特别是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华人当中，却仍然在使用它，并在50年代赋予它新的含义，给予这个古老的词新的生命，并且至今还在广泛地使用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