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第一节引《世说新语·言语》“高坐道人不作汉语”条，并录《注》引《高坐别传》，除此之外，《注》还引了《塔寺记》：

尸黎密冢曰高坐，在石子冈。

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的《校文》说：

注“冢曰”，景宋本作“宋曰”者是。“宋曰”犹云“汉曰”“晋曰”，谓以中国语译西域语也。沈本作“家曰”，亦非。

这个解释是对的。第二节所说的“汉语”以及对“汉语”的称述，如“魏云、吴言、晋语”等等，概括起来，笼统地说，就都是中国语。

然而我们进行汉语词汇史研究，就不能满足于“中国语”这种笼统的说法。因此需要对语言史实做一番周密的调查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做出合乎历史实际的分析。

无论“汉曰、晋曰、宋曰”，还是“魏云、隋云、唐云”，都是一般的称述。这类词语的构成方式，就已经表明是一般的称述。比如“汉曰”是一个临时的自由组合，不是一个凝固的格式，当然不是一个名词，更不是一个名称。而“汉语”不同，它是一个凝固的格式，所以是一个名词，是一个名称。

“称述”跟泛指不一样，“称述”是有定的，泛指是无定的。一个两可的“称述”，一个两可的“名称”，虽然不是泛指，可也有混淆的可能。比如“魏云”就是一个两可的“称述”，它既可以指曹魏，又可以指元魏（后魏）。如果离开语境，就无法判断它指的是哪一个。上面引了余嘉锡对“冢曰”的校勘和解释，现在再引徐 震《世说新语校笺》对这两个字的校勘和解释：

“冢”沈校本作“家”，影宋本作“宋”。案“冢曰高坐”，义不可通，作“家”亦非，当作“宋”字。“宋”以代中土，盖谓尸黎密以汉语译之，则为“高坐”之义，“宋曰”犹云“秦言”。

这“秦言”的“秦”，是汉代以前的，还是汉代以后的？人们无从得知，虽然不管汉前汉后，反正指的都是中国语。尽管如此，限定性也还是有的，因为“魏”只能指魏，不能指晋，“秦”只能指秦，不能指汉。同样，离开语境，单说“宋曰”或“宋言”，也是两可的，可以是刘宋，也可以是赵宋。

“秦言”，也是称述，郑奠先生说：“译语里也有称‘秦言’的，‘言’字可作动词解，义微别。”“言”既可作动词解，就证明它是一种临时的自由组合，不是一个名词，更不是一种名称。由此类推，“吴言、晋言、宋言”等，也同样是一种称述。

“秦语”，可以说是一个名词，也可以说是一个名称。它指汉代前的秦时秦地的中国语，也指汉代后的前秦、后秦的中国语。“宋语”也是如此，可以两指。

“吴语”，是一个名词，也是一个名称。郑奠先生说：“既是指朝代（三国吴）名称，又兼有地方的意义。”东晋南朝时期的“吴语”，已是一个跟“北语”相对待的方言名称了。《南齐书》二十六《王敬则传》：

敬则名位虽达，不以富贵自遇，危拱傍遑，略不尝坐，接士庶皆吴语，而殷勤周悉。

《世说新语·排调》：

刘真长始见王丞相，时盛暑之月，丞相以腹熨弹棊局，日：“何乃渹？”刘既出，人问：“见王公云何？”刘曰：“末见他异，唯闻作吴语耳！”

“吴语”沿用至今，已专用作方言的名称。

“晋语”是晋时晋地的中国语的名称；“晋文”也是这样，不过表示“晋语”是有文字的罢了。《国语》是一部分国记载西周末年至春秋时期史事的书。据专家们研究，记述重在“语”，所以叫作《国语》。其中有《晋语》九卷，记晋国的史事。记载历史的书名《晋语》，跟指语言的“晋语”不同，二者是同音同形体的词而已。

“汉语”是一个语言的名称，它既可以指汉朝即汉时和汉地的语言，又可以指汉民族的语言，沿用至今，它还成了一个学术名称。跟这个学术名称并行的一个通俗名称是“华语”。“华语”这个名称的历史也很长，今天仍在使用。例如1985年6月14日《人民日报》第一版：

仪仗队持枪向赵总理致敬，军乐队奏起了中国国歌。然后，仪仗队队长正步走到检阅台前，用华语报告：……

这里的“华语”，可以换成“汉语”。一般情况下，“汉语”能换成“华语”，但是有时候不能换成“华语”，例如“跟汉语同系的语言比较研究”这句话里的“汉语”，就不能换成“华语”。凡是能用“华语”的地方，都可以换用“汉语”；凡是能用“汉语”的地方，不一定都能换用“华语”。由此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汉语”和“华语”同为汉民族语言的名称，这是相同的；不同的是，“汉语”可以用作学术名称，而“华语”不能用作学术名称，是一个通俗名称。

（选自《语言教学与研究》1985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