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五　谢三宾与钱谦益

《续甬上诗》八十《谢三宾传》：“三宾为牧斋门下士，甚相得，已而与牧斋争柳姬，遂成仇隙。家居后，牧斋以贫故，不无借于三宾，乃以松习手批《汉书》从之质千金，于是复通往还。其桑海间事，师生大略相同。牧斋以黄介祉事上变而反遭囚絷，三宾以华嘿农事上变而亦反遭囚絷，尤为符合。惟是牧斋虽不得志于大都，尚邀学士之命，而三宾筐篚元黄之忱，再迎降，三告密，终老牖下，是则其殁而犹视者也。”

此文嬉笑怒骂，形容钱、谢，极淋漓之致，盖谢山之恶牧斋，仅略逊于三宾而已，集中随处可见，然牧斋为世诟病，已成公论，吾不欲多加批评。惟就谢山所言三事，一曰争柳姬问题，二曰宋版《汉书》问题，三曰谦益上变问题，略加考辨，以见牧斋与三宾关系云尔。

（一）争柳姬问题

《鲒埼亭集外编》二十九《题视师纪略》云：“三宾知嘉定时，以贽列钱受之门下。其后与受之争柳氏，遂成贸首之仇。南都时，受之复起，且大拜，三宾称门下如故，其反覆如此。”

又《鲒埼亭诗集》一《鸥波道人汉书叹》注云：“谢与钱争柳妓，几于操刀。”按谢山诗文中言钱、谢争柳事，至是凡三见。牧斋之纳柳如是，野史小说言之详矣。《如虞山柳枝词》等书，于牧斋备极讥刺，然不及谢三宾。而辑柳如是事者亦不知谢山有此语，则此诚一有趣问题也。吾今欲置争柳之事，而先论钱、谢之师生关系。

谢山言三宾为牧斋门下士，又谓知嘉定时以贽列钱门下，似三宾知嘉定前与钱无师生关系。其执贽也，似依附牧斋以取声势。牧斋门下杂流并进，牧斋又好为人师，如钱忠介、顾亭林者，牧斋欲揽之而不果，固有例可援矣，而不知非事实也。牧斋天启元年主浙江乡试以钱千秋首场文“一朝平步上青天”句，分置七义结尾，为给事中顾其仁举发，牧斋先疏劾伪作关节者，终至夺俸。三宾以天启元年中举，是三宾为牧斋所取士，毫无疑义，岂待知嘉定时始列门下哉。夫人贵自立耳，牧斋弟子中有谢三宾，不足为牧斋辱，正如牧斋弟子中有瞿式耜，不足为牧斋荣。且《续甬上诗》三宾诗中明称牧斋曰座师，谢山岂不知之，必如此云云者，恶之深不觉言之过耳。

牧斋之识柳如是，在崇祯十三年冬，其纳柳在次年六月，是时柳年二十四，钱已六十，谢亦五十余矣。惟三宾自平登莱，家富资雄，为牧斋所不及。然钱在吴，谢在鄞，争何由起。

顾苓《河东君传》云：“既度岁，与为西湖之游，君至湖上遂别去，过期不至，宗伯使客购之，乃出。”顾氏所言，十四年春间事也，过期不至，购之乃出，则事有可疑者矣，然与谢三宾何涉。三宾《和万履安山居杂诗》有云：“钱塘重到泪潸然，惨淡风烟九月天。马蹴锦城庐舍尽，绳牵春色道途怜。数椽已作将军第，万卷都为饮酒篇。惟有西湖寒夜月，一轮清景似当年。”此乙酉以后诗，可证三宾在杭州有寓庐且有藏书也。吾阅《祁忠敏公日记》，崇祯十一年至十七年间，彪佳每至杭州，辄访三宾，则三宾常住杭州可知。既有寓庐，又身在湖上，牧斋与柳姬至西湖，安得不周旋左右，以作东道，则争柳之事，容或有之。以事在钱塘，吴中或不悉知，故未见于记载，谢山乡邦旧闻，当有所据也。

丁传靖《明事杂咏》：“西铭湖市赏初春，卧子秋潭醉锦茵。几复党魁都入幕，不堪著个谢三宾。”注云：“柳如是在湖市，最先赏之者为张天如、陈卧子，卧子《秋潭曲》为柳作也，人谓卧子以女弟帖拒之，殊不确。谢三宾鄞人，为牧翁门人，为争娶柳如是而割席。牧翁附马、阮，谢复亲之。大兵入浙，谢已投诚，屡谋害浙东义士，后又为鲁王大学士，见《陈卧子集》、钮玉樵《河东君传》、《全谢山集》诸书。”此赞成谢山之说者也。惟公云谢已投诚，屡谋害浙东义士，后又为鲁王大学士，不知为鲁王大学士实在谋害诸义士之前也。

金鹤冲《钱牧斋年谱》附录云：“河东择婿，非三宾所能争，牧翁以宋本《汉书》归三宾，在河东归虞山后二年，谢山贸首之仇云云，殊不足信。”此反对谢山之说者也。然谓河东择婿，非三宾所能争，此则未免重视河东，小视三宾矣。不知三宾诗文足用，功业卓著，在当时固亦风流倜傥非常之士，又挟其资以与牧斋角，亦正旗鼓相当。然牧斋先与韩敬争状元不得，后与温体仁争枚卜，又不得，惟与谢三宾争柳如是，终归绛云楼中，此则牧斋晚年得意事，存此佳话，不亦善乎，何必为牧斋辟谣也。

（二）宋版《汉书》问题

《初学集》八五《跋前后汉书》云：“赵文敏家藏前后《汉书》为宋椠本之冠，前有文敏公小像，太仓王司寇得之吴中陆太宰家。余以千金从徽人赎出，藏弆二十余年，今年鬻之于明谢象三。床头黄金尽，生平第一杀风景事也。此书去我之日，殊难为怀，李后主去国，听教坊离曲，挥泪对宫娥，一段凄凉景色，约略相似。癸未中秋日书于半野堂。”

此崇祯十六年事，谢山谓“牧斋以贫故，不无借于三宾，于是复通往还”者，即指此也。书归谢氏后，即遭国变，牧斋以迎降故，声价顿落。三宾以仇害诸义士故，为乡人所不齿，藏书亦不能守，十余年间，书又易主。

《有学集》四六《书旧藏宋雕两汉书后》曰：“赵吴兴家藏宋椠《两汉书》，王弇州先生鬻一庄得之陆水邨太宰家，后归于新安富人，余以千二百金从黄尚宝购之。崇祯癸未，损二百金售诸四明谢氏。庚寅之冬，吾家藏书尽为六丁下取，此书却仍在人间，然其流落不偶，殊可念也。今年游武林，坦公司马携以见示，咨访真赝，予从臾劝亟取之，司马家插架万签，居然为压库物矣。呜呼！甲申之乱，古今书史图籍一大劫也，庚寅之火，江左书史图籍一小劫也。今吴中一二藏书家，零星捃拾，不足当吾家一毛片羽，司马得此十箧，乃今时书库中宝玉大弓，当令吴儿见之，头目眩晕，舌吐而不能收。不独此书得其所归，亦差足为绛云老人开颜吐气也。劫灰之后，归心空门，尔时重见此书，始知佛言‘昔年奇物，经历年岁，忽然复睹，记忆宛然’皆是藏识变现，良非虚语，司马深知佛理，并以斯言验之。”

此跋集无年月，《天禄琳琅书目》二记云：“岁在戊戌孟夏二十一日，虞山蒙叟钱谦益重跋于武林之报恩院。”又附评语曰：“谦益人品不足称，而长于鉴古，故于是书三致意。跋中所称谢象三、黄尚宝、坦公司马诸人均无考，惟卷中有黄正宾印，每用钱谦益印钤盖其上，正宾当即官尚宝，售此书于谦益者。”按戊戌顺治十五年，黄正宾歙人，官尚宝少卿，《明史》二三三附《罗大传》，谢象三即谢三宾，安得云无考。若坦公司马则诚有一考之必要。

周容《春酒堂文存》三《宋刻两汉书记》：“戊戌春，张新乡招钱虞山先生集藩司署斋，出宋刻两《汉书》问虞山曰：‘闻是书向属先生藏弆，然否？’先生曰：‘然，是书原赵吴兴物，故上存吴兴画像，凡十箧，王凤洲司寇鬻一庄得之陆太宰家，后归余绛云楼。癸未，质千金于四明谢氏，今竟属公耶？’因共展玩，果见吴兴画像，撮笠而缦缨，虞山为作文题其后。皈诸佛教，欲以忘得失也。此如目前事，不数年新乡以文字中孽死塞外，不知是书所归矣。”

《鲒埼亭诗集》一《鸥波道人汉书叹》解题云：“牧斋宋本《汉书》有鸥波道人小影在其上，后以兼金归吾鄞之谢氏，鄮山征士作记，谓道人不应以元装加之《汉书》，盖有所讽。”又注云：“此书后归张坦公侍郎，以贡内府，不可复见矣。”

据以上二说，知坦公张姓，新乡人，惟牧斋称曰司马，谢山称曰侍郎，是其异耳。《有学集》五有《赠张坦公》诗二首：“中书行省古杭都，曾有尚书曳履无。暂惜顾厅居左辖，且抛手版领西湖。”又“中朝九伐勒殊勋，父老牵车拜使君。借草定追苏白咏，浇花应酹岳于坟”云云。

《有学集》三五有顺治戊子撰《新乡张府君合葬神道碑》：“生四子，叔即司马公缙彦也。司马忠诚纯孝，蕴义生风，为人臣子，可以无憾”云。考《浙江通志》一二一《职官表》：“承宣布政使张缙彦，字坦公，河南新乡人，前辛未进士，顺治十一年任。”乾隆《新乡志》三十三《文苑·张缙彦传》：“字濂源，号坦公。”乃知所谓坦公司马者，即《贰臣传》十二明兵部尚书，降李闯，事福王，而又降清之张缙彦也。牧斋与缙彦同传，阿谀之言，遂忘颜汗耳。

《贰臣传》云：“缙彦顺治十一年迁浙江布政使，十五年擢工部右侍郎。”谢山称曰侍郎，指其清朝官，牧斋称曰司马，指其明朝官，周鄮山称曰新乡，指其籍贯也。惟《清史稿·张缙彦传》作河南新郑人。《史稿》将《贰臣传》人物分置列传，已失褒贬意义，乃传中史料，全据《贰臣传》，任意删削，不得要领。《贰臣传》不书字，《史稿》于他传或补字，《张缙彦传》独无字，又误新乡为新郑，皆苟且省事之证。

缙彦以顺治十五年离浙，得宋版《汉书》，必在杭州，是否三宾本人出售不可知。甬东谢氏天赐园藏书本富，谢山《杨诚斋易传》，即得诸其家，后人因恶三宾，遂不愿齿及之耳。三宾书籍之在杭者，乱后散失，时见于诗。其《感怀诗》云：“春水湖边小隐居，十年于此蠹残书，遗编散失兵戈后，古木离披搜牢余。”又《和万履安山居杂诗》自注云：“藏书为兵抢去。”则宋版《汉书》或即此时散失也。

缙彦之书，谢山谓贡入内府，书由谁贡不可知，然缙彦家产被籍没，距得《汉书》时才两年耳。《贰臣传》云：“十七年六月，左都御史魏裔介劾大学士刘正宗罪恶，言缙彦与为莫逆友，序其诗，称以将相之才，词诡谲而心叵测，均革职逮讯。御史萧震复疏劾缙彦曰：‘明之亡也，始于士大夫之朋党，终于奸臣之卖国。缙彦仕明为尚书，在籍时即交通闯贼，至京开门纳款，犹曰事在前朝，已邀恩赦宥。乃自归诚后，仍不见洗心涤虑，官浙江时编刊《无声戏》二集，自称不死英雄，有吊死在朝房，为隔壁人救活云云，冀以假死涂饰其献城之罪，又以不死神奇其未死之身。臣未闻有身为大臣，拥戴逆贼，盗鬻宗社之英雄，且当日抗贼殉难者有人，阖门俱死者有人，岂以未有隔壁人救活，逊彼英雄，虽病狂丧心，亦不敢出此语，缙彦乃笔之于书，欲使乱臣贼子相慕效乎。是其在明季则倾覆天下以利身家，在本朝则煽惑人心，为害风俗。假令已死，尚当鞭戮其尸，示戒将来，岂容生存漏网。请敕明正典刑，以肃纲常于万世。’疏并下王大臣察议，以缙彦诡词惑众，及责讯时，又巧辩欺饰，拟斩决，上贳缙彦死，褫其职，追夺诰命，籍没家产，流徙宁古塔，寻死。”《新乡志》言“以文获谴，左迁徽宁道佥事，旋徙宁古塔，十载卒”。《顺治实录》：“十七年二月壬子，降补工部右侍郎张缙彦为江南按察使司佥事分巡徽宁道。”盖降官在魏裔介弹劾之先，县志合并书之也。《春酒堂文存》所云“以文字中孽死塞外”，即指此。

坦公司马既知其为张缙彦，则宋版《汉书》之收藏家次序，为赵孟頫、钱谦益、谢三宾、张缙彦。此四人者，出处之节同，以人品论，赵、钱占一格，谢、张又占一格。以谢、张比赵、钱，赵、钱犹有可取，以钱比赵，松雪又似胜一筹。若以张比谢，则龌龊狼藉，初不相让。最奇者，三宾乡贤祠神主为谢山投诸池，而张缙彦神主先已为万斯大所碎。《续甬上诗》七七《斯大传》：“尝游杭之玉龙山，见有张缙彦神主，击而碎之，庙祝惊怖。先生谓曰：‘此故明兵部尚书降流贼，今为浙中方伯者也，如有问者，但言我实为之。’”此事《思复堂集·明遗民所知传》亦载之，颇有异同。传云：“尝游阳明书院，见旁庑主列张某，怒，立投之地，举足折之，大声顾守者，官府问谁折此主，可曰四明万斯大也。环观者皆愕，指曰：‘此明朝大司马为闯贼官，后为此间方伯者也。’”一云在庙，一云在书院，自以在庙为是，岂有阳明书院而祀张缙彦者乎？郑寒村《五丁集》二，为斯大撰《跛翁传》云：“尝游杭州玉龙山，入勋贤祠，谒拜阳明像前，见东庑有张缙彦神位，立击碎之。”此谢山所据史料，最得其实。张、谢生则并时，遭遇作为，约略相同，所谓物以类聚，后来居上，此人事之可悲，亦《汉书》之不幸，无怪周鄮山感慨无穷也。

《春酒堂文存》三《记宋刻汉书》云：“嗟乎！吴兴以前，系宋谁氏，当吴峰立马，江沙列营，其时虽龙楼宝玺，秘府图册，非北荡为辇路之尘，即南流为蜃宫之沫。而此独克保无恙以入于赵，阅三百年，以及谢氏之数家者，定际文明，华甲第，风流博雅，号称赏鉴，以棐几牙签，袭于湘函芸笥，岂非书之遭遇哉。然吾特不解吴兴何意画像其上，其自以为面目无愧于汉者，而欲附书以不朽耶！不然，岂代为陵律存遗制于《汉书》耶！又或知撮笠缦缨，运有未已，故留己像于《汉书》，以为之先兆欤！不然，何以《汉书》之中有威仪而非汉宫者乎！夫天纲解，地轴折，人当其时，复何聊赖，况已见麦之渐渐，复见黍之离离乎！人固有幸而寿，亦有寿而不幸者，乃不意书亦有然也。然而书固已自为吴兴矣，虞山绛云楼书，悉宋刻也，庚寅之冬，一旦化为烈焰飞灰，而两《汉书》独以出质谢氏获全，今乃飘零失所，以至此极，似书之不随绛云而烬也，皆吴兴之像为之也。书之幸欤，书之不幸欤？呜呼！虞山往矣，使虞山而在，予将就虞山焚香。设茗，作文以奠绛云之余烬而慰之，当西台之如意也。”

鄮山此文，责松雪者独严，乃知其非责松雪也，责松雪，则钱也、谢也、张也均在其中矣，惟其言之委婉，愈觉其意之沉痛耳！至谢山《鸥波道人汉书叹》，则阐明其意曰“绛云楼中十万卷，鸥波道人《汉书》最称奇。晚以兼金归甬上，拟之江南国主挥泪别故姬。周郎展卷三嗟咨，《汉书》卷首何无汉官仪？周郎斯言岂独悼鸥波，身世百感盖纷披。一归海虞再甬上，名节递降难言之。平康故院争柳妓，晚来卖国同符契。新乡侍郎亦其类，不独衣冠惭司隶。周郎掩卷刲羊祭，何不补写平陵之歌吊翟义”云云。新乡侍郎句，据《句余土音》加，郑刻本《诗集》无此诗，《丛刊》本《诗集》无此句，补注本《土音》亦无此句也。

《分甘余话》二，言“宋椠《汉书》后归张司马坦公，康熙中有人携至京师，索价甚高，真定梁苍岩大司马酬以五百金不售，后不知归谁何”云。梁清标，康熙初兵部尚书，与钱谦益、张缙彦同为《贰臣传》人物，假定此书曾归梁清标，则真定《尚书》亦其类也，惜无由考其入宫之经过耳。然宋刻《汉书》入清宫后，至嘉庆二年乾清宫灾，延及昭仁殿，此书为六丁取去，一段《汉书》收藏公案，遂告结束。鄮山、谢山有知，不知应作如何感想。

（三）谦益上变问题

谢三宾之上变，卷四已详之。牧斋以黄介祉事入狱，谢山即谓牧斋上变，其意欲证明师生为一路人耳。牧斋为人，虽亏大节，非无心肝，谢山之说，未免深文罗织，故不惮烦絮，略考其事。

黄介祉，名毓祺，江阴贡生，《明史》附二七七《侯峒曾传》，言其“好学，有盛名，精释氏学。与门人徐趋举兵行塘，以应城内兵，及城陷，两人逸去。明年冬，趋侦江阴无备，率壮士十四人袭之。不克，皆死。毓祺既逸去江北，其子大湛、大洪被收，兄弟方争死，而毓祺以敕印事发，逮系江宁狱。将刑，其门人告之期，命取袭衣自敛，趺坐而逝”。

《明史》此传殊略，惟叙次在阎应元守江阴之后，则所云明年徐趋袭江阴，当在丙戌之冬，《小腆纪年》是役系之三年十二月丁酉，是也。毓祺入狱始末，诸书记载纷歧，先当研究者，首告毓祺为何人。

一、毓祺之友江纯一，《明季南略》九：“毓祺字介子，为学有盛名。其门人徐趋亦以气节著。江阴城守，毓祺与趋起兵行塘以应，鲁监国遥授以兵部尚书，赐敕印。城破，亡命淮南。明年冬，侦城中无备，率王春等十四人来袭，不克，趋被获，丁亥正月八日杀之。捕同谋者，毓祺速逸，收其二子。毓祺在泰州，寄书所善江纯一，犹用故时印，纯一之客持之。纯一惧，遂告变。毓祺见执，入江宁。狱成将刑，门人邓大临告之期，取袭衣自敛，趺坐而逝，戮其尸。大临号泣，赎之归葬。”按此说《明末忠烈纪实》十六亦主之，惟于“毓祺在泰州”上加“戊子”二字，于“狱成”上加“己丑三月”四字，时间较明确。《南天痕》十七即根据《忠烈纪实》也。

二、江一小，《弘光实录钞》：“毓祺亡命海陵，寓书其所善江一小者，用故时主上所给官印识之，而为一小之客所得。江甚惧祸，遂告变，捕毓祺入狱。”

三、徐摩之友江某，《明季南略》九附记云：“介子居江阴月成桥，与常熟武举许彦达善，彦达与南通州监生薛继周第四子称莫逆。薛子亦诸生，家资三万，受隆武制，佩浙直军门印，得私署官属。伪为卜者游通州，与彦达主于薛，薛生改称周相公。时江阴有徐摩者，亦寄食焉。毓祺居久之，凡游击参将自海上来者，虽满装，及入谒，俱青衣垂手，众莫之知，既而毓祺作一联，人颇疑之。将起义，遣徐摩往常熟钱谦益处提银五千，用巡抚印，摩又与徽州江某善，江嗜赌而贪利，素与清兵往还，知毓祺事，谓摩返必挟重资，发之可得厚利。及至常熟，钱谦益心知事不密，必败，遂却之，摩持空函还。江某诣营告变，遂执毓祺及薛生一门，解于南京部院，悉杀之。钱谦益以答书左袒得免，然已用賄三十万矣。”按江某殆即江纯一，惟《南略》此文有语病，受隆武制佩军门印上当加“毓祺”二字。

四、毓祺部曲张纯一、张士俊及武弁战名儒，祝纯嘏《孤忠后录》：“顺治四年丁亥正月，毓祺纠合师徒，自舟山进发，常熟钱谦益命其妻艳妓柳如是至海上犒师。适飓风大作，海艘多飘没，毓祺溺于海，赖勇士石负之，始得登岸。毓祺事既不就，而志不稍衰，逃名潜窜，至淮，索居僧舍。一日，僧应薛从周家礼忏，周闻知祺，延而馆之。祺有部曲张纯一、张士俊二人，向所亲信。二人从武弁战名儒转输，实无所措，谋于名儒，将以祺为奇货，名儒故与薛有隙，得此为一网打尽计，于是首者首，捕者捕，祸起仓卒矣。”按张纯一即江纯一音异，战名儒《贰臣传·钱谦益传》作盛名儒，则形近而异。

五、博徒千三，《雪交亭正气录》四《黄毓祺传》：“公间行之淮安，淮人薛继周留之。千三者博徒也，素与公交，迹得之，来谒。当是时，六安义兵起，假称史阁部，从民望也。三为公言，可往从以图再举，须得饷数千金为资，公亦以史尚在许之。公素与钱谦益厚，谦益虽降清，公知其心，尚可与言，欲乞以饷，为书往。三往至，谦益谬为恭敬，延之密室，厚款之，私作书，言三不可信状。次日，谬为答书，许以期赍至，实乘间易以诈书矣。三归，公览毕，即火其书。及期而饷不至，三频询公，公屡却以他辞，三乃以公背己，遂首之。”

由上五说观之，歧互颇多，前四说为一源，第五说为一源。大抵传闻之辞，难得确实，然未闻有以牧斋告密者。谢山因三宾告密入狱，便谓牧斋入狱亦由告密，安足以服牧斋。且牧斋人品较三宾绰有余裕，牧斋虽以迎降失众望，当时遗民犹谅其心，仍与往还。清室自乾隆以后，对牧斋倍加痛恶，禁毁其书，贬斥其人。此固牧斋集中诋毁之语太多，亦由牧斋平时议论，不忘故国。故如黄介子者，以为尚可与言，时相过从，岂谢三宾所可同日而语哉！

余尝考牧斋入狱时间，与黄介子被逮经过，亦有异说。介子被逮之时，《雪交亭正气录》以为丙戌二月十三日，丙戌顺治三年，黄、徐袭江阴，在三年之冬，则二月十三介子安得被逮，其误显然。《孤忠后录》谓“戊子春执毓祺见廉使夏一鹗，四月，下海陵狱”，最可据。

《贰臣传》十《钱谦益传》：“顺治五年四月，凤阳巡抚陈之龙擒江阴人黄毓祺于通州法宝寺，搜出伪总督印，及悖逆诗词。以谦益曾留黄毓祺宿其家，且许助资招兵，入奏。诏总督马国柱逮讯，谦益至江宁诉辩，前此供职内院，邀沐恩荣，图报不遑，况年已七十，奄奄余息，动履借人扶掖，岂有他念，哀吁向官，乞开脱。会首告谦益从逆之盛名儒逃匿不赴质，毓祺病死狱中，乃以谦益与毓祺素不相识定谳。马国柱因疏言谦益以内院大臣，归老山林，子侄三人，新列科目，荣幸已极，必不丧心负恩，于是得释归。”

《顺治实录》：“五年四月辛卯，凤阳巡抚陈之龙奏：自金逆之叛，沿海一带与舟山之寇，止隔一水，故密差中军各将稽察奸细。擒到伪总督黄毓祺并家人袁五，搜获铜铸伪总督关防一颗，及诗一本，供出江北窝党薛继周等，江南王觉生、钱谦益、许念元等，见在密咨拿缉。疏入，得旨，黄毓祺著正法，其江北窝贼薛继周等，江南逆贼王觉生、钱谦益、许念元等著马国柱严饬该管官访拿，袁五著一并究拟。”

《实录》与《贰臣传》详略互异，惟为五年四月事则同。如《实录》所言，牧斋入狱当在介子被获之后，然《有学集》一《和东坡西台诗韵》六首，题云：“丁亥三月晦日，晨兴礼佛，忽被急征，锒铛拖曳，命在漏刻。河东夫人冒死从行，慷慨首涂，无剌剌可怜之语。余亦赖以自壮焉。生还之后，寻绎遗忘，尚存六章。值君三十设帨之辰，长筵初启，以满放歌，以博如皋之一笑，并以传视同声，求属和焉。”柳如是崇祯十四年辛巳二十四，三十设帨，当在顺治四年丁亥。

《有学集》十三《病榻消寒杂咏》亦有《记丁亥羁囚事》一首。谢三宾诗，有《丁亥冬被诬在狱，时座师钱公亦自刑部回，以诗寄示，依韵和之》一首。《启祯记闻录》七“钱牧斋有妾柳氏，宠嬖非常，人意其或以颜貌，或以技能擅长耳。乃丁亥牧老被逮，柳氏即束装挈重贿北上，先入燕京，行贿于权要，曲为斡旋，然后钱老徐到，竟得释放，生还里门，始知此妇人有才智，故缓急有赖”云。则钱之被释，在丁亥之冬也。

《有学集》二十《新安方氏伯仲诗序》：“戊子岁，余羁囚金陵，乳山道士林茂之偻行相慰问，桐皖间遗民盛集陶、何寤明亦时过从，相与循故宫踏落叶，悲歌相和，既而相泣，忘其身为楚囚也。”《有学集》十七《赖古堂文选序》：“己丑之春，余释南囚归里，尽发本朝藏书，裒辑史乘，得数百帙。”

牧斋既以丁亥之冬释归，何以戊子在狱，己丑被释。盖牧斋丁亥、戊子两次入狱，丁亥入北京狱，戊子入南京狱。据顾苓《钱公别传》云：“北军挟之去，以前资浮沉数月，自免归，送公归者，起兵山东，被获，因得公手书，并逮公，锒铛三匝，至北乃解。戊子五月，为人牵引，有江宁之逮，讼系逾年复解。”顾氏所言戊子入狱，自缘黄介子一案，丁亥入狱，则以山东起兵，判然两事，勘之钱氏自记，无不合者。金氏《牧斋年谱》乃以丁亥、戊子两次被捕为一事，而以毓祺戊子下狱之说为误。又据陈贞慧《山阳录》有“戊子九月闻黄子死，不死又何以为黄子”之语，便云《孤忠录》、《南天痕》、《南疆逸史》等己丑狱成之说为误，所谓以不误为误也。然此误亦不自金氏始，国学扶轮社排印《钱牧斋晚年文》附彭城退士撰《钱牧翁年谱》已有此误。《国粹学报》六十五期载葛万里撰《牧翁年谱》仅记牧翁丁亥、戊子在狱，不及黄介子事，较为审慎。因论牧斋入狱，连类及之。

徐秉义《明末忠烈纪实》凡例云：“妄人干分，大言欺众，而故宫不忘旧服，书生间惑新闻，未免与之通饮食，留笔迹，不幸告讦决裂，相随入狱，此为不智，非曰能忠。”秉义所指之人，呼之欲出，非谓牧斋而何。秉义虽斥牧斋，亦仅讥其不智而已。至谢山乃加牧斋以上变之罪，皆由谢三宾累之也。然则牧斋门弟子中有谢三宾，又诚牧斋之不幸也已。

至谢山谓牧斋尚邀新朝学士之命，三宾终老牖下，殁而犹视。此在当时，三宾或作此想，以今日观之，使牧斋不邀学士之命，当不致名列贰臣。三宾在清幸未得官，后人遂忽其姓名，《天禄琳琅书目》竟至谓为无考。邵懿辰《明季国初进士履历跋》于天启乙丑进士末路改节者，仅举项煜、宋权、党崇雅、李建泰，而不举谢三宾，此正三宾不得官之福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