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叙言

明季党争，至烈至久，东林之所必争者，梃击、红丸、移宫三案；复社之所表现者，留都防乱一揭是已。东林非东林仅以党攻党，互相起伏而已，复社诸君则合百四十余人，集会桃叶，飞揭南国，以攻击反对党之个人。此其所为，有类今日攻击一人之宣言，信口雌黄，何求不得，然在当时，则士流一言，社会风从。况揭私攻短，人之常情，而又事足以激众怒，辞足以证罪案。故阮大铖备受众毁，百口难辩，不得已而逃之阳羡山中，而衔恨复社诸君，必欲置之死地，虽复社诸君亦自知其难免焉。南都建国，未及二载，强寇日迫，武夫骄悍。千钧一发之际，不议防江防陆之策，而斤斤于翻案用人之争。驯至上者计议未定，下者攻击骤至，一则借杀戮以泄恨，一则依强镇以自固，南都之亡，固不待清军之渡江矣！读明季史文，每为叹息，然在当时，则各有其历史背景，亦各有其不得已，势不能两存，则两亡耳，正不必以后人眼光计划当世事而曲直之也。窃以诸君多复社钜子，文章豪华，年少蜚声，皆具用世之才，怀救时之志，使胡马缓渡，明社稍延，则诸君者安知非庙堂之器！然其结果，强者身逢大难，断头碎骨以死；即生者亦大半弃妻子，散家产，去乡里，或以僧死，或以隐死。想当时泽畔苦吟，山巅长恸，野店明月，禾黍秋风，朋曹既尽，亲戚已逝，一念故国，声泪俱下，人世凄凉悲惨之境，孰有甚于此者乎！余哀其志而怜其遇，欲述其行事，而诸人事迹，详略悬殊。若二三君子，则人各数传，墓志、墓表、年谱、文集，又无所不有；次者亦不下二三种；又次则同一史材，各书辗转抄录而已；甚者竟无一字之纪，杳不可考。此盖当时地位本有高下，其所表见愈微，则纪载亦愈少。惟私意所至，详者累篇盈牍，弃之不惜，略者片言只字，亦所珍取，其诸书异同，则加订正。至于编次，因事分类，一人数见，格于体例，难载全文，然综合观之，亦可前后一贯。自分浅陋，不足言史，正讹补缺，是所望于博学之君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