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童年的儿童：关于现代时期的弃儿
让－皮埃尔·巴尔代 奥利维耶·法龙
一名弃婴。9月28日，星期天，人们在梅兹大教堂前的皮埃尔圣像教堂里发现一名约三周大的婴儿，有一张字条说明婴儿已受洗，他的名字叫做蒂里翁（Thirion），婴儿被放在十字架圣坛前。晚饭后一位农夫向修道院院长请求收养这个孩子，院长应允了。（菲利普·德·维涅勒（Philippe de Vigneulles），《编年史》（Chronique）［梅兹地方志］，第三卷，第320页［16世纪初］）
孩子生于3月11日早晨6时，已受洗，受洗名为热纳维耶夫（Genneviève），姓默尼埃（Meunié）。请人代为照看。孩子的父母只求孩子得到细心照顾。收养人无须财产证明，亦无须任何仪式。日后将领回孩子，并支付食宿费用。唯求孩子衣食无忧，不出事故。如蒙照看，必有重谢。（一张留存下来的关于一名巴黎弃儿的字条，时间为1750年3月11日）
两份文件，两个时代，但却是同一种做法。从15世纪末到19世纪中期，无数记录极为详细的关于弃婴的故事似乎都是按照单一不变的模版而创造，没有任何新奇之处。这种固定不变的抛弃婴儿的仪式必然值得我们作出评述。但是，尽管我们发现在多个世纪之中，这些记录都非常奇怪地保持不变，但弃儿的数量随着时间而有变动，他们的命运的悲惨程度也不同。无论如何，有一件事实非常清晰：相比于那些婚生的、留在父母家中而且寿命期望比较高的儿童，我们对于这些常常很快就夭折的儿童的了解程度要深得多。
弃儿的历史有着丰富的资料记载。档案资料来源既丰富又分散。早期的资料证据质量较高，例如菲利普·德·维涅勒的《编年史》以及许多和弃儿或重新被找回的儿童有关的记录。最初照料年幼弃儿的成本引起了行政当局的注意。因此，关于弃儿的奇闻逸事般的记载逐渐转变为对弃儿数量以及照顾他们的成本的账目记录。这些被抛弃在道路旁的无辜的生命应当由公共机构出资抚养。后来负责照料这些无辜婴儿的机构便制定了制度体系，它们将儿童被抛弃的调查记录以及与抚养他们有关的账目都记录下来。最早的相关信息来自意大利。同样还是在意大利，从15世纪开始，专门照顾弃儿的机构逐渐普及开来。1445年建成的佛罗伦萨圣母玛利亚济贫院被视为维持城市政治和社会平衡的重要机构，依据当时的格言，它也被看作“支撑伟大的共和国及其自由的坚实支柱之一”。1在法国，负责收容弃儿的机构直到两个世纪之后才开始普及。无论在哪里，这些收留弃儿的济贫院都促使档案不断积累下来。弃儿的历史也毫无疑问成为我们所能书写的最古老的社会史。
这是一部可以进行具体分析的历史，但也是一部令人痛心又含糊不清的历史。每个孩子都可以在《小拇指》（Petit Poucet）中找到自己的影子，或从《无家可归》（Sans famille）的雷米身上产生共鸣。他们的身份来源如同神话一般难以理清。这些儿童之所以令人着迷，因为他们没有过去，他们似乎掌握着自己的未来。俄狄浦斯（Œdipe）、雷穆斯（Remus）和罗慕路斯（Romulus）以及从巴黎圣母院附近的圣让·勒龙修道院台阶上被捡回的达朗贝尔都在关于弃儿的编年史和小说中被不断提及。但我们不应被这些描述了辉煌成就的老生常谈所迷惑，因为被抛弃的婴儿一般在被收养的日子里夭折，极少数幸存下来的也都过着悲惨的生活。然而，在欧洲范围内，采用这种悲剧般的解决方法的密集程度却有着很大不同。
1.空间与时间
19世纪，收容弃儿的工作通常是在各国或至少在一片较大区域内进行。法兰西第一帝国时期的各旧省尤其如此，尽管1811年1月19日颁布的规定各个区都要设立带有“转柜”的济贫院的法令并没有受到热烈欢迎，但几乎在所有省却也都有这样的济贫院存在。早在拿破仑一世的规章之前，1801年7月那不勒斯王国实行的“通令”、1809—1810年间利古里亚大区和帕尔马大区的各省所实施的法律已经表明，弃儿收容制度化和弃儿数量激增之间有着密切联系。2 对1811年之后的情形进行分析可以让我们绘制出一幅收容机构在欧洲的分布图。某些收容机构是在强制规定下才设立的，当地民众对其并不了解，所以很快就关闭。相反，在1789年以前，收容机构在不同市镇的广泛分布却是大趋势。弃儿常常被收容在一些被城市或宗教当局根据各种各样的规章制度所安排的宅院中。在大革命之前，只有一个国家拥有一套建立在统一皇家法律体系基础上的针对弃儿救助的严密体系，那就是葡萄牙。3
18世纪末对比鲜明的不同地域
旧制度末期是各种档案资料最为齐全的时期；不幸的是，许多济贫院档案收藏都始终尘封，无人研究。尽管如此，根据现阶段所了解的内容，我们认为依据在弃儿问题上的表现之不同，欧洲可以分为两大区域。这种初步提出的概况有可能进行细微调整，但不会有大的变更。
在从荷兰到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从英国到德国的范围内，除了英国、叶卡捷琳娜二世时期的俄罗斯、奥地利、波西米亚、汉堡等某些特定的时期和地点外，将儿童抛弃在收容机构的行为很少，甚至没有。南欧，即拉丁语和天主教占主导的欧洲地区才是弃儿分布最多的地区。在法国或伊比利亚半岛，当然还有意大利，弃婴行为很常见。
在法国的历史文献中，每部城市专志都或多或少提到弃儿史以及弃儿数量逐年增加的现象。巴黎的弃儿数量的变化几乎是最独特的，因为1773年和1779年的两道皇家法令限制了接收外省儿童的数量，4这种特殊情况导致弃儿数量曲线呈下降趋势。我们还要提到的是，在近期所有关于法国城市的研究中都强调了抛弃儿童这一做法的大规模性，尤其在1750年后：卡昂（J-C.佩罗）、格拉斯（M.波莱）、利摩日（J.-C.佩罗内）、里昂（M.加登）、马赛（M.泰里斯）、讷韦尔（G.弗洛朗蒂）、雷恩（S.富士田）、鲁昂（J.-P.巴尔代）。意大利的弃儿同样引起了历史学家的注意。在关于亚平宁半岛的著作中，我们可以列举出卡塔尼亚（S.拉斐尔）、佛罗伦萨（C.科尔西尼）、米兰（V.胡内克）、那不勒斯（G.达穆林）、佩鲁贾（L.蒂塔雷里）、罗马（C.斯基亚沃尼）、圣吉米尼亚诺（L.山德里）、锡耶纳（L.维涅）、托迪（O.比西尼）、都灵（S.卡瓦罗）、乌迪内（L.科达林·米阿尼）、维罗纳（G.F.维维亚尼）、维泰博（A.兰杰洛蒂、C.M.特拉瓦利尼）等。许多专志也涉及伊比利亚半岛：我们可以列举的研究涉及巴达霍斯（F.科尔特斯·科尔特斯）、毕尔巴鄂（P.温达·马尔科拉）、马德里（C.拉尔基）、穆尔西亚（F.沙松·希门尼斯）、潘普洛纳（L.瓦尔韦德）、萨拉曼卡（M.费尔南德斯）、塞维利亚（L.C.阿尔瓦雷斯·桑塔罗）、波尔图（I.道斯·吉马雷斯·萨）等。
关于拉丁语国家弃儿情况的著作不断增多，但这并非来自于研究人员的某种特殊痴迷，或极为丰富的档案，它所阐述的是一种事实，是对社会推脱抚养弃儿的责任的坦承。虽然北欧的历史学家完全没有提到这一点，但这并非由于缺少研究，而只是因为他们没有获得任何文献资料。如此明显的地域分割必然会导致疑问。是否应当通过宗教的有色眼镜来解释这种对立的局面？参考韦伯的解释模型（或者从文化角度）是否能够给出满意的答案？也就是说新教徒严格的道德标准或者北方国家的人际关系准则或许能够解释人们所观察到的地域分化。某些研究，尤其是一些关于边境地区的研究似乎可以巩固这种假设。因此，依据语言学标准，我们可以在特伦特地区的人口之中发现一种很有意义的对比反差。说德语的妇女要比讲意大利语的妇女更容易接受非婚生子女。5另外，我们了解到在说德语的居民之中，新教徒夫妇的子女的死亡率要低于天主教家庭。将弃婴行为的低发率和儿童的低死亡率联系起来似乎是一种很自然的想法，但却过于简单化。反例并不少见，而且也同样颇具说服力。我们需要注意到德国天主教徒抛弃婴儿的比率并没有比路德教徒或加尔文派教徒更高。我们现在将目光转向新教英国：1756—1760年间，英国不设任何限制地创办了一家育婴堂，6伦敦的妇女将数以千计的儿童抛弃在那里。依据新教徒个人道德解释说，这是一种本不该发生的奇怪现象！那么是否应当从最为普通的制度角度进行解释呢？
从这种角度进行解读同样也有风险，也有反对之声。然而，我们已经证实收容机构的便利性促使人们将儿童寄养在这些机构中。在19世纪的伯尔尼，抛弃儿童要被判处苦役。但这也没有阻止人们做出这种行为：数量众多的瑞士儿童被偷偷送往诺瓦拉的育婴堂。7缺少为弃儿提供服务的机构也反映出从道德角度对这种做法的排斥，因此其他方法也相伴而生，例如地方救济，或者能够被弃儿母亲及其家庭所接受的个人解决方法。在15世纪的处于两种不同的文化世界之间的瑞士阿尔卑斯山区，儿童被抛弃的现象依旧存在，但他们都被个人所抚养。8
抛弃儿童的行为可能有着一些不易被发现的形式，这些形式值得进一步研究，但如今对这一方面提出假设有太多风险。我们所能够分析衡量的大量资料都由一些机构提供，而这些资料也仅仅是欧洲弃儿史的一部分。这一点切莫忘记。
弃儿现象的长期趋势和波动变化
我们不能夸大所掌握的数据的准确程度。对变化的衡量取决于信息的质量，以及不同机构的行政效率。它也与资料文献的保存程度和研究程度有联系。无论如何，在若干年之内，不断增加的著作已经可以让我们对重要的起伏波动进行估计，但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统计尚不可能。
意大利的弃儿现象曲线最长，没有人会对此感到震惊。普拉托（Prato）是佛罗伦萨门户地区的一个工业小镇。在这个托斯卡纳大区的中心地带，人们发现了大量欧洲最古老的文献资料，这些文献的时间跨度从14世纪末一直到19世纪。这一极长的时间跨度需要我们特别强调。文献中出现了两次高峰期和两个很长的周期。第一次高峰开始于中世纪末期，1650年左右达到顶点，然后回落；第二次高峰与1750—1870年间的持续高位重合，一直到19世纪最后三十年间才重新回落。有人会说这只是对局部地区的观察结果。它所反映的只是一个托斯卡纳小镇的特殊事实呢，还是可以推而广之的现象？
对佛罗伦萨的现象描述要稍晚一些，但情形很相似。第一个周期幅度不大，出现在1591—1740年。第二个周期的反差明显，时间从1740年持续到1870年。
米兰的文献记录从1650年才开始：虽然在时间轴上，米兰的情形看起来与托斯卡纳稍有不同，但归根到底还是相似的。弃儿数量曲线显示出从1650年到1710年是一个增长阶段，随后的稳定期一直持续到18世纪中期。1750年之后，弃儿数量逐年增长，这一难以阻挡的趋势伴随着波动，一直到1870年。
这种一百多年的持续增长趋势也是18世纪热那亚共和国的一些类似帕玛托纳（Pammatone）的小镇的特点，9从1730年起，这些地区的弃儿数量不断增加，甚至连乔瓦娜·达穆林（Giovanna Da Molin）所分析的普利亚地区的三个省（巴里省10、奥特朗托省11和卡皮塔纳塔省12）那样的农业区也是一样。
在意大利的档案中能够重新发现时间跨度如此之长的资料实属罕见。在亚平宁半岛以外的地区，所能发现的年代变化要比意大利跨度短、时间晚。在法国，对弃儿情况的记录很少能够追溯至1670年，而且1700年以后才呈持续稳定状态。这种滞后并非由于17世纪档案保管员的能力有限，而是收容机构设立得较晚。仔细探寻弃儿收容机构的架构逐渐建立的过程大有裨益，但我们现在就可以确定地指出普通济贫院的设立开始于1662年。在整个18世纪的法国，弃儿的数量都在不断增加。在卡昂、巴黎、雷恩，甚至格拉斯，增长趋势从18世纪初就开始显现，并且一直持续到19世纪。只有一个例外，就是上文提到的巴黎，但1773年的暂缓增长是政令原因造成的。而且，即使在禁止接受外省弃儿期间增长曲线放缓，但不应当忽视的是曲线所描绘的只是巴黎儿童被抛弃的情况，而且每年的弃儿数目还在6000以上。13
和法国一样，伊比利亚半岛的可用数据信息不足以让我们作长时间段的分析。尽管如此，我们依旧可以发现几次变化。17世纪的马德里14和巴达霍斯15、1695年到1720年间的穆尔西亚16以及整个18世纪期间的波尔图17的弃儿数量都呈现增长趋势。
从这些只涉及欧洲拉丁语国家的并不一致的观察中可以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呢？如果能对我们绘图中所使用的初步统计数据进行细化是再好不过的。无论如何，弃儿数量最明显的增长发生在人口普遍增长的阶段，在考虑有可能被抛弃的人口的数量变动时，我们无法忽视基本数据加权的重要性。这种对人口基数进行了解的统计需求很难，甚至不可能实现。不仅需要对婴儿被抛弃的地点和收容院所在的城市的人口进行估测，还要确定负责收容的机构的地理影响范围：它们只接收城市儿童，还是如同弗朗索瓦·勒布兰所指出的那样，也接受来自其他地区、其他城市或附近村庄的儿童？18我们需要再次提到巴黎育婴堂。随着时间流转，它接收了法国近三分之一的弃儿，这种影响范围与巴黎最高法院的管辖范围相对应。1772年，在巴黎的7676名弃儿中，有3071名从某种意义上来自外地。相反，在18世纪70年代的政令颁布之后，它所接纳的弃儿数量就少了很多。被迫接收来自外地的弃儿的现象在法国几乎所有的济贫院中都存在，我们无法真正对其进行详细分析：母亲们总是会忘记告知她们来自何处，因为她们害怕收容机构所在的城市拒绝接收那些在其公民和慈善职责范围以外出生的弃儿。
不管怎样，大部分的结果都趋于得出同一个简单的结论：在18世纪和19世纪上半叶，整个欧洲拉丁语国家的弃儿数量增长速度要高于人口增长。弃儿数量猛增的开端在地区和地区之间、国家和国家之间，甚至城市和城市之间都有所不同，但最终都呈现出相同的局面。这种现象在法国尤其严重。
这种情形在法国的城市中颇为明显。意大利各地的做法各有不同，但总体保持一致，虽然还有类似于威内托大区这样的范例：18世纪的前六十年间，那里的人口数量在增长，但弃儿数量却在下降。19在佛罗伦萨，1611年到1620年间，弃儿的数量占到城市受洗儿童的13.7%，1791年到1800年间占到了36.8%。20在库内奥21，弃儿数量的比例一直到1730年都比较低，不到城市出生人口数量的1%，随后就猛增至城市出生人口数量的10.9%。西班牙的情形类似，弃儿在新生儿数量中占的比重非常高：从17世纪下半叶开始占到马德里出生人口数量的12%。22
于是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这种增长是否是唯一合理的产物。考虑到收容机构的分散情况以及我们对其中许多机构尚不了解，对整体进行量化总结似乎不可能实现。我们大胆提出在1789年左右法国每年有2万名弃儿，但在1700年时却只有寥寥数千名。在意大利，早期记录的弃儿现象就比较普遍，因此18世纪的增长所产生的反差也就不那么夸张，虽然现在对全国范围进行精确衡量尚不可能。18世纪的伊比利亚半岛的情形也与其相似。
最后这种地理和时间上的跨越提出了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在于南欧和北欧之间的差别：我们已经强调了找到这个谜底是多么困难。另一个问题还与年代演变有联系：18世纪中弃儿数量猛烈且普遍增长的原因是什么？我们不应被表象所蒙蔽：相对同时发生的长期变动并不一定对应同一种现象。坦率地说，要想了解弃儿现象大规模出现的原因，还是要了解抛弃者和弃儿所处的社会阶层。社会学研究方法能否提供一些可以了解相关动机和情况的答案呢？
2.社会机构与社会行为
收容机构
公开抛弃婴儿的国家与没有收容机构的国家之间形成的反差提出了一个真正的问题。这种对比是文明的分水岭，还是无法照料的儿童这个单一问题的不同解决方法？
在行政管理方面有三种不同的模式。首先是意大利模式。我们已经了解到这里的收容机构出现得非常早。维罗纳济贫院是最早的济贫院之一，它修建于黑死病刚刚过去的1426年，我们需要注意的是这是一种非宗教的公证人联合会所发起的举措。23虽然维罗纳济贫院的名称和机构几经变化，但它却持续运作了很久。这家收容机构的名称先后为：1416—1808年为“神圣仁慈之所”，1801—1836年为“弃儿之家”，1836—1879年为“弃儿中心机构”，1879—1925年为“弃儿收容所”，1925—1942年成为维罗纳省的“孤儿院”，最后被称为“地方孤儿救助所”。很明显，每次名称变更都伴随着规章制度的更改。除了这些后来发生的变化之外，人们应当研究的是“无家可归者”收容工作的完好连续性。
意大利的这些在严格意义上独立于机构范畴之外的收容所的雏形大大影响了儿童被抛弃的形式。最初，儿童被抛弃在祭祀场所或随意丢弃在道路旁，后来人们习惯于将他们丢弃在一种加高的圣水缸中，意大利语称之为“皮拉”（pila），因为它是一种位于收容所前的圆柱。这种圆柱逐渐演变成为转柜。这种转门可以让丢弃者（由于母亲常常尚在产褥期，所以一般是由接生婆24来将婴儿丢弃，而非母亲）将婴儿放在这个可以移动的圆柱体的空腔内；将成为家里的累赘的婴儿放好之后，只需要敲一下钟就可以通知看门的修女；看门修女（或护卫）只要转动一下机关，便将婴儿从外面转入室内，对婴儿的抚养就从家庭转入收容机构。这隔绝了弃婴者和收容所之间的一切接触。还有什么方法比这更能保护弃婴者的匿名性呢？这样做的目的非常明显：这种抛弃方法迫使母亲必须将婴儿彻底放弃。这种方式在19世纪成为人们激烈争论的话题；但在此之前的两三个世纪中，转柜出现之时却没有引起这么多道德质疑。所以，转柜在当时几乎遍布意大利，伊莫拉在1550年设立转柜，米兰则是1689年，锡耶纳为1775年（很多地方的转柜无法确定其最初设立时间）。可以肯定的一件事是：在法国或伊比利亚半岛，他们设立转柜不如意大利这样成体系，而且总体来看，时间也更晚。
很明显，转柜这种方式体现了保护母亲隐私的意愿，也是我们试图破解的象征含义的载体。在16世纪，沃尔泰拉收容所甚至拒绝接受转柜途径之外的弃婴。25在某些情况下，收容所甚至会设置两个转柜。一个与外界接触，另一个则具有内部功能，将修道院长或守卫的男性一方与乳母和修女的女性一方区分开来。26 这些做法可以让我们稍微了解到转柜的神圣化功能。在那不勒斯，弃婴通过转柜进入收容所就具有了某种宗教和世俗的豁免：从此他被视为某种特别恩典的受益者，并且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玛多娜的）圣母玛利亚的孩子，通过傅油圣事*而享受宗教庇护；而从社会角度来看，他获得了社会的细心监护，并可获得收容所长期救助的权利。人们认为许多父母竭尽全力让他们的孩子获得这样一种优待，某些父母甚至会往四五岁的孩子身上抹油，以把他们硬塞进这个专为新生儿设立的孔洞中。27
在巴黎也存在着同样的神圣解读，在圣文森特·德·保罗（Saint Vincent de Paul）的影响下，28整个社会发现弃婴的命运类似于出生在马槽的幼年耶稣的命运，即贫穷而且被剥夺了一切；与幼年耶稣不同的是，弃婴身上仍有原罪的印记，但这并不重要，慰藉弃儿痛楚的男女基督教徒就是在服侍耶稣本尊。在某种程度上，天主教改革的狂热与收容弃婴的慈善机构的发展可以联系起来，至少在法国如此。不过，被视为唯一能满足强烈社会需求的工具的慈善机构也在不断发生改变。慈善收容机构逐渐从少量收容发展为大批收容。
但这并不意味着某种慈善行为，即天主教改革的做法可以解释弃儿数量的增长。相反，某些事实也说明对收容机构的需求到处都有，但却并没有得到相应的满足。伦敦就是其中一例。1756年6月之前，每年只有一百多名儿童被收容，但从6月开始，育婴堂（Foundling Hospital）的大门毫无限制地对出生不足两个月的新生儿敞开。在接下来的大规模收容的两年里，每年涌入的弃婴数量猛增至数千。随后对弃婴收容的严格管制似乎遏止了伦敦人抛弃婴儿的现象。这种案例比比皆是。在美因茨（Mayence），设立转柜之前仅有30起弃婴事件，但1811年11月到1815年3月转柜设立不足五年的时间里就有516名弃婴登记在册；转柜关闭之后，弃婴事件发生频率重新降至每年1起。29
需求有时与供给并不匹配。叶卡捷琳娜二世时期的俄罗斯即是如此。30 1763年，人们建立了一所旨在实现一项受启蒙运动影响的理想城市规划的教育学校，这更多地是以卢梭式的课桌教育理念为出发点，而非出于对收容的需求。为了将顾客吸引到他们的教育学校中去，倡导者甚至要去说服贫农将他们的子女遗弃在这所教育乐园中。结果令这些乌托邦主义者大失所望，但后来圣彼得堡收容所和莫斯科济贫院却挤满了不幸的婴儿，人们把婴儿放在这些高大的建筑物中，但他们却在这里大批夭折。
收容机构可能如同意大利或西班牙的机构一样古老，或者像18世纪的葡萄牙一样成体系，或者像法国一样是根据经验逐渐相伴发展起来的。18世纪末甚至19世纪初，关于收容机构的作用和副作用的争论愈演愈烈。我们应当注意到的是，拿破仑时代对欧洲的统一（导致1811年政令的出台）或许使得讨论主题逐渐趋同，但辩论开始的时间更早。
第一项职责就是受益人对收容机构的滥用。也就是说穷人享受救济的同时还另有所图。19世纪，相信马尔萨斯主义的资产阶级甚至指责弃婴者在生育控制方面无能。18世纪法国收容机构管理人员在行政信函中指责有些母亲滥用收容机构，将孩子抛弃，由收容所出钱代其抚养。管理者对于那些揭露出欺骗行为的不当请求并非充耳不闻。他们到处掀起社会舆论，将这些滥用行为压制下去，给更多的儿童以生存机会。在意大利，为了满足更深层次的救助需求，人们很早就设立了两类收容机构：一类针对以后可以被父母接回的婚生婴儿，另一类则是针对与亲属断绝联系的真正的弃儿。18世纪，在法国的里昂或鲁昂，31人们设立了母亲救助金这种尚不够成熟的家庭补助机制，目的在于说服母亲将孩子留在身边，甚至亲自哺乳。在鲁昂，这些补助金的设立目的很明显是为了防止弃婴现象的发生，次要目的则是促进母乳喂养，因为18世纪的详细的济贫院章程规定将新生儿留在身边的贫困妇女也可以享受补助，就算孩子被托付给雇佣的乳母也一样。我们同样可以发现，在鲁昂，补助金只针对婚生儿。管理者们的目的已经达到，在这座诺曼底大区的首府，很少有婚生儿被抛弃。或许同样的管理者对未婚母亲看管孩子的能力有所怀疑，因为他们并未打算对其进行救助。后来这成为19世纪中社会思想家们所辩论的主题之一。
还有另一个可以肯定的事实，至少在18世纪的法国情况如此：设立弃儿收容机构只是权宜之计，因为其目的在于避免不这么做可能引起的危害。这些风险并非总是被清楚地表述出来，只有官方来往信函中含蓄提到了一些：人们担心的不是避孕和堕胎（这些方法在当时依旧存在），而是杀婴行为的增加。相反，随意抛弃婴儿的自由会导致弃婴数量增加的想法直到19世纪才得以发展，这种观点引发了一场关于转柜问题的无休止的论战，这场论战最后演变成揭示关于道德、集体和个人价值的思想意识领域的冲突。
整个18世纪中，在市政管理部门的许可和宗教当局的庇护下，收容机构逐渐发展，不断网络化或区域化。人们必然会试图强调基督教慈善的传统理念，例如圣文森特·德·保罗的理念与18世纪某位慈善机构总管所阐述的慈善理念之间的区别。前者试图拯救灵魂，后者关心人口问题。但是这种区分过于笼统，因为收容机构在毋庸置疑的持续过程中不断发展，也在满足不断增长的社会救助需求。
无论如何，人们都应当对这种不加管理的儿童收容所产生的后果进行思考。这种宽容是否纵容了弃儿数量的增长，或者只是将本有可能被遮掩、被埋没因而变得危险的弃婴事实公之于众？在这个问题之中，人们还可以重新发现对曾经作为辩论中心的自由堕胎的思考。一些事实让人们认为抛弃的自由只是让实际情况明朗化的原因而已。我们首先发现在意大利，至少在初期，转柜的普及似乎并未引起弃婴人数的大幅变动。32相反，在极短时间内就有无数儿童被抛弃的英国，人们很难相信弃儿问题凭空出现，然后又随着育婴堂的关闭而停止。人们应当思考的是如果没有收容机构，这些没人要或者难以抚养的儿童的未来会如何。实际上，社会救助的缺陷会强化某些诸如“婴儿养殖”（baby farming）之类的做法，虽然人们很难确定其扩散范围。33 我们知道所谓“婴儿养殖”就是将一个儿童托付给一个承诺在几个月内对其进行抚养的妇女，在很多情况中，甚至是一直抚养下去，因此父母常常只需支付一笔极少的费用就可以“忘记”他们的子女。法国常见的做法是在固定期限内将子女托付给乳母，很显然这种做法在其他地区不常见。与其相反的是，婴儿养殖所带来的费用几乎是最终确定的，一次性付清所有费用，而法国的乳母则是按月或按季度收到报酬。从英国的这种做法中，我们所发现的难道不是一种变相的抛弃儿童的方法吗？这种方法因为没有管理而非常危险。
某些观察家指出，在19世纪的除英国以外的新教国家中，缺少济贫院促使贫困的母亲将孩子托付给一些不太合格的乳母，这导致婴儿死亡率高得可怕。34在另外一些地区，在没有其他机制的情况下，个人救助或许能够成为抚养儿童的有效方式。因此，在中世纪的瑞士，各种形式的救助不断出现。35 对于那些表面上没有弃婴现象的地区，我们应当绕过这种空白，这样才能重新构建出承受着无家可归之命运的儿童的人生轨迹。缺少弃婴记录可能会导致人们低估弃婴现象的发生频率。反之，当收容机构存在时，冗长而啰嗦的文献资料会使某些历史学家过度夸大这一现象。
弃婴行为随着时间有所变化，在18世纪中，它的主要特点就是弃婴数量的持续增长，这一点我们已经能够理解。确认了这种变化之后，我们可以直接触及家庭史这种不断变化的历史的核心。
父母是谁？
弃婴行为很少是心血来潮的冲动。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种不断重复的习俗。行为各方都很清楚自己扮演的角色，仿佛他们一直都那么做或有人教过他们相关仪式一样。这样的习俗包含诸多细节。我们对这些行为很感兴趣，因为它们部分揭示了人们弃婴的动机及其造成的后果。或许这还可以揭开弃婴现象的谜底。
收容机构的记录人员在做笔录时如实抄录了父母别在弃婴衣服上的小字条的内容，这些微不足道的信息可以让我们整理出一份弃婴借口或原因的汇编，许多内容都是千篇一律的疾病、死亡、贫困、私奔或逃婚等。当让—雅克·卢梭解释自己为何遗弃自己所有孩子时，他所用的逻辑也只有他那样狡猾的人才可以编造出来：“长期以来我都有这样一种想法，我发现那些生活在令人羡慕的家庭的孩子非常幸福。……因而我的决定非常果断，没有任何迟疑。……经过深思熟虑，我为孩子们选择最好或我认为最好的命运……”36 这是最典型的弃婴说辞。但我们是否应该认为巴黎已经世风日下到只能通过唯一的社会惯例或城市居民的越来越自私来解释弃儿数量的增长？总体上来看，我们很难认为抛弃新生儿是一种普通的弃儿形式，这与18世纪以来所创立的后来被称为育儿法的所有言论相矛盾。
但相反的是，发现的各种各样的字条和标记的数量及其内容却证明家长对他们所抛弃的孩子非常关心，充满感情。37这种现象至少在表面上体现出一种强烈的父母与子女的关系，以及将这些联系保持下来的真诚愿望。我们另外再举一个普通的例子，即弃婴人没有留任何字条（或许因为他们不会写字，或害怕被人发现，或缺乏远见？），只是在孩子的襁褓里塞进一个用于相认的标记物，例如一枚钱币或撕成两半的纸牌，日后重新找回孩子时，这些物品可以作为一种证据。准备这些用于识别的标记或印记多少具有一些象征意义，它说明弃婴人渴望在未来与被抛弃在济贫院的孩子相认。总的来说，重新相认是可能的，虽然有时模糊不清的标记属于某种魔法，或出于希望孩子避免厄运的意愿，38例如在孩子脖子上套的盐袋就是为了带来好运。39
弃婴行为的第一个原因就是贫困，一种令人丧失希望的贫困，这一点在许多纸条中已经提出，并且不断被当时的民众当做借口。我们每个人都会很自然地想到法国作家夏尔·佩罗（Charles Perrault）的童话《小拇指》（Le Petit Poucet）。我们还需要核实弃婴数量曲线和经济危机指数（小麦价格、破产倒闭等）的曲线之间的相关性。事实上，我们很容易发现一些具有解释性和时机性的吻合情况。许多作者都曾经发现这一点，例如在17世纪的法国，17世纪和18世纪的米兰或17世纪的马德里。每次粮食危机都可以解释弃婴现象的加剧。在锡耶纳地区，1764—1767年的农业危机不仅引发严重粮食短缺和斑疹伤寒的大流行，同样还导致弃儿数量的猛增。40弃儿年龄的增长便可以说明危机的后果。在正常年份，弃儿中的新生儿数量众多；在困难年份，人们可以发现许多年龄较大的儿童，有时甚至几乎是青少年，他们所能够讲述的自己的经历很明显都与疾病、死亡或父母的极度贫困有关。一些深入的分析，例如雷恩的圣伊夫济贫院所做的分析，41可以指出，事实上，被遗弃的新生儿大部分都是单身母亲无力抚养的非婚生儿，而年龄更大的儿童则常常是婚生儿；因此，大龄儿童被抛弃与危机现象相符合，而且发生在家庭生命周期的不同时刻。
这种因贫困导致的抛弃在艰难的17世纪尤为突出；至少在18世纪的法国，当弃儿数量大幅增长时，除了利穆赞或布列塔尼等最为贫困的省份以外，谷物价格的浮动效应更难察觉。42 很明显，直接从经济角度进行解释已经有些牵强，至少这种解释难以令人满意。还有许多其他因果机制也牵涉其中。
确认弃儿父母的社会身份，以及对弃儿家庭状况的清楚了解能够让我们更好地勾勒出真正的社会背景的轮廓。在这一领域，文献资料的不可靠性让研究人员做了许多无用功。所得到的也只能是过于简单的结果。
法国弃儿现象的主要原因似乎是非婚生，至少在18世纪的大城市是这样；在意大利，婚生儿被抛弃的现象则更为常见。然而，许多因素逐渐模糊了婚生弃儿和非婚生弃儿之间的区分意义。转柜将这两种儿童混杂在一起，记录员就算知道弃儿的社会归属，也会常常忘记将其记录下来。法国雷恩的圣伊夫济贫院的做法则是例外，其管理人员能够说服几乎所有抛弃者道出自己的身份。但是，即便是在这片贫困的布列塔尼地区，非婚生弃儿的数量依旧是婚生弃儿的两倍。在经济更发达的地区，非婚生弃儿的比例甚至更高。
在意大利，家庭群体所能提供的保护水平或隐藏在匿名之后的亲属的态度要比儿童的家庭地位更重要。43某些教士会写下“父母未知”这样的批注来掩盖非婚生的情况。44转柜本身并不能阻止父母与孩子之间保持联系。45
在法国，收容机构很少关心弃儿的身份，他们对所有弃儿一视同仁，仿佛抛弃婴儿是控制出生率的一种正常形式。另外，从1750年到1850年的百年间，正是在避孕的大背景下，抛弃婴儿才成为大规模的集体现象。在当时所有的城市中，生育率在下降的同时，人们却在抛弃越来越多的婚生儿和非婚生儿，抛弃不想要的孩子仿佛是对简陋的避孕方法失败的弥补。实际上，这是另外一种拒绝孩子的方式。我们认为在弃儿数量增加的基础上，非婚生儿数量的增加反映的是一种拒绝孩子的形式，一种来自于父方的拒绝：在那些悲惨的爱情故事中，母亲只能独自承担父亲拒绝承认孩子所带来的后果。法国的弃儿现象就出现在这样一种对生育持反对态度的背景下。
1700年左右，弃儿行为还是一种被制止的轻罪，但到18世纪后70年间，它已经不再是诉讼的对象。当时的鲁昂总督甚至冒着被谴责的风险认为抛弃儿童可以有利于母亲远离“对人性有害的危险境地”。赞成人口增长的罗伯斯庇尔并没有错。他在阿拉斯学院做过一次关于私生子权利和处境的长篇演讲，他强调问题核心并不是抛弃儿童，而在于“社会所哀叹的是那些从未出生的儿童，并非那些已经出生的非婚生儿”。为了“阻止这种放荡行为”，罗伯斯庇尔提出各种解决方案来鼓励婚姻，或者至少更大程度上收容那些弃儿。46
收容机构的管理者认为大量接收弃儿可以使其避免被杀死，与子女分离的抛弃者表示想让孩子摆脱贫困的处境；但这些刚出生的婴儿所面临的常常是悲惨的命运：感冒或肠道感染会让他们很快夭折。某些历史学家47认为在这些随后死亡的弃婴案例中，人们可以发现的已不仅仅是随便的摆脱负担的意愿，这也是一种变相的杀婴方式。最热衷于为这一观点辩护的人认为可以将这种现象描述成大屠杀，是父母自愿、社会接受的一种屠杀。这种结论属于某种不现实的错觉，哪怕研究水平仅仅超出地区档案的人员也很清楚医生和行政人员很晚才开始衡量弃婴行为的代价，自从这种道德观念觉醒之后，他们使用了一切手段来拯救这些孩子。此外，我们是否可以认真断定别在婴儿襁褓上的字条上的对孩子未来的担忧只是一种约定俗成的方式而已？
3.弃儿的悲惨命运
收容
我们来设想一下一个被遗弃的新生儿的典型的人生路线。婴儿一般在出生两三天后被遗弃，最常见的情况则是婴儿在经过洗礼和取过教名之后被遗弃（字条和健康证明可以说明这一点），这样至少可以保证在天主教地区出生的婴儿可以获得灵魂的救赎，至少天主教地区部分被收容的婴儿是这样。尽管如此，弃婴几乎都要在一定条件下重新受洗。在意大利，儿童都要重新起一个说明其来源的姓。这个姓可以是“因诺森”（Innocent，无辜者），“埃斯珀西多”（Esposito，希望），或者在有一只白鸽作为装饰的米兰济贫院，则是哥伦布（Colombo，白鸽）。在法国，人们只会给他们取一些名字，不同的济贫院有不同的方式。
弃婴进入济贫院就意味着某种最终的断裂，不仅因为大量婴儿在此夭折—下文将再次提到这一现象—还因为该机构常常就意味着被社会排除在外：弃婴在这里彻底成为一个特别的儿童。从1704年开始，普鲁士的弃儿的脚上就被画上记号，48并纹上一个无法模仿的双十字架。49在锡耶纳，他们会被纹上一个象征济贫院的阶梯符号，被迫穿着带有这种符号的衣服。50在法国，人们常常为弃婴套上一个封闭的项圈，以便识别他们，防止任何调包风险。
在18世纪前三十年间，穿着极其简陋的、通常只用烂旧破布拼成的衣服（但有的弃婴的服装也很得体，济贫院的记录员对此有详细描述），身上装有字条或者至少能够辨认的某种记号的弃婴被随意丢弃在大街上的情况越来越少。无论是通过转柜，还是通过雇请一个接生婆将孩子放在一个敞开的窗口处，弃婴一旦被济贫院接受，就会给济贫院管理部门带来严重的食品供应问题：在一个时期内，一位妇女的乳汁只能够维持一位婴儿的生命。在许多济贫院中，会有一些固定的乳母负责喂养新来的弃婴。但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方式：有的地方求助于一些刚刚在医院生过小孩的妇女来哺乳，另外一些地方则可能雇用附近城市的家庭拮据的年轻母亲定时来为被收养的弃婴哺乳。令人比较担忧而且越来越常见的是，在18世纪弃婴数量越来越多时，在弃婴等待被送至城市乳母家或者绝大部分弃婴在等待被送往农村乳母家的这段时间里，有人可能会用糖水或掺水的动物奶来喂养婴儿。这一时期，很少有人将弃儿放在济贫院中抚养，雷恩在很长时期内都是如此，但这种似乎比较过时的做法最终被当地政府所放弃。在鲁昂或巴黎，一些大型济贫院的工作人员常常不关心或干脆拒绝照料那些垂死或病重的婴儿。这些婴儿之中很少有能幸存下来的。
我们不能认为那些接纳健康弃婴的乳母是随机分布在农村地区的。她们经常都属于一个组织有善的网络。几乎在所有地区中，济贫院都会和若干负责哺乳的村庄形成一种特殊联系。例如弃儿常常被安置在济贫院地产比较集中的地区，比如托迪地区。51济贫院的佃户和有关堂区的神甫在寻找乳母的过程中起着中介的作用。52有时，儿童被抛弃的地区（城市济贫院也接受农村弃儿）、乳母雇用地区53，甚至生活在济贫院的女孩们的未来丈夫所在的区域54会相互重叠。这种地理上的必然联系令人震惊，甚至令人怀疑。在城乡之间的微妙关系中，雇用乳母使得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之间的交往迅速增加。55此外，将儿童接受哺乳的区域绘制成地图，并将其与确定城市网络的经济区域相比较，这不仅是可能的，而且也大有益处。在18世纪的法国，儿童由乳母哺乳是一种很常见的做法，人们甚至可以画出一幅雇用哺乳的分布地图，同时还可以根据婴儿的社会归属描绘出济贫院或收容所集中的区域。很明显，弃婴集中在最偏远和最贫穷的村庄。18世纪中，巴黎的弃儿都被抛弃在距离巴黎一百多公里的农村，这些弃儿在农村与最平凡的巴黎人的婚生子女一起成长，他们之所以被抛弃在这里是因为距离首都较近的村庄里都是出身比他们好的孩子。在自然资源不甚丰富的地区，人们尤其注重如何赚钱。某些贫困的地区，例如卡迈里诺（Camerino）地区有许多人从事乳母这一行当。56同样，法国诺曼底地区的维农（Vernon）附近的塞纳河畔的贫困村庄专门以接纳弃儿为生。19世纪的莫尔旺（Morvan）地区代替了北方省份，此时的北方省份已经具有工业或拥有专门供应城市市场的农业，因而对提供哺乳服务的兴趣大减。在其他地区，接收婴儿还必须服从其他外界要求，必须承认的是威内托大区就是这样的特殊典范，57它的典范之处似乎源自于神职人员的仁慈指令。
抚养儿童是一项将许多参与者汇集在一起的复杂操作过程。花费钱财、母乳、提供服务、为儿童提供医疗看护是达成交易的最基本条件。这通常是男人之间的交易，一家之主替妻子决定这些事情。58这种交易的中间人通常都是有头脑的生意人。巴黎的小孩就这样由“乳母猎头”负责照管，后者负责寻找乳母，为其发工资，中间还要收取回扣。某些“乳母猎头”的传记，例如诺曼底的勒卡庞捷·德·加莱家族，可以让人们发现一些小资本家家族的出现，对他们而言，提供并监督乳母是不可忽视的收入来源，但在业务多样化到令人震惊的企业内部却并非唯一财路。在意大利，人们也可以发现一些在公共场合叫卖的商贩，他们在周边各个村庄寻找可以被雇用的乳母。59
由此可知，一种服从于供求关系的乳母市场确实是存在的。付给乳母的报酬根据总体人口和弃儿数量的变化，以及雇用哺乳人的做法的行情而进行调整。1400年，鼠疫重创了佛罗伦萨的乳母行业，幸免于难的乳母的报酬也因此创下新高。60在这种情况下，乳母的工资不再少得可怜：在14世纪末的佛罗伦萨，这份工资可以维持两到三个人的生活。61但这也只是特殊情况。通常来说，这一行几乎无利可图，只有很少人以此为业。在法国，济贫院支付给乳母的报酬被定得非常低，所以这个行业几乎没有吸引力。有偿聘用乳母的私人慈善机构也参与到这一市场的竞争中来，他们只能将弃婴托付给那些没有被富人雇走的妇女。随着弃儿居住的时间越来越久，乳母的收入也会变化：能够让弃婴存活下来的乳母会获得奖励，但随后乳母及其丈夫所获得的报酬就会减少，因为他们开始让这些儿童干一些不太繁重的活，例如看管牲口，从中获取利益。
接收婴儿符合乳母们最直接的期待，这是一份工资来源的保障。在桑德拉·卡瓦罗（Sandra Cavallo）做过详细分析调查的都灵地区，乳母行业为留在家中的妇女带来一些收益，而她们的丈夫迫于人口压力不得不暂时远走他乡，寻找工作；62在这项调查中，桑德拉·卡瓦罗指出共同居住的年轻夫妇可以通过收养弃婴而获得一些收入。63我们同样可以发现乳母夫妇所面临的挑战并不单一，64这些挑战根据社会阶层而有所不同。对于最贫穷的人和短工而言，接收弃婴具有一项重要的功能，那就是从母乳这种重要的商品65中获取利益，必要时，他们甚至会找婴儿替换本应被照料但却夭折的婴儿。但还是依据桑德拉·卡瓦罗的调查，意大利北部的某些乳母家庭还有别的意图，主动使用早期避孕措施并不能解释小地主家庭中的妇女异常低下的生育力，但众所周知的延长哺乳期可以起到闭经作用的方法或许是重要原因。弃儿会被故意在乳母夫妇的孩子断奶时接进这些家庭之中，目的就是延迟下一个孩子的出生。66这种假设或许有些牵强，但只要考虑到以下两种目的，它就变得更加可信：一个目的是多挣点钱，另一个目的是避免子女过多，这两种目的在农村文化中往往趋同。
婴儿的大量死亡
弃婴的死亡率特别高。在1770—1789年的雷恩，有1948名新生儿被接收，其中1387名在第一个月中夭折，174名死于第二个月。因此幸存率只有20%。1772年和1778年，在巴黎主宫医院出生的婴儿83%没有活过第一个月。在1783—1789年的鲁昂，70%的婴儿不到一个月就夭折，17%的婴儿第一周就死去。
在其他欧洲地区，婴儿的死亡与在法国同样残酷。在1749—1908年的卡迈里诺，69%的弃儿不到1岁就夭折。在16—17世纪的罗马，70%的婴儿不足1岁就死去。在17世纪的西班牙，巴达若兹的弃儿中有3/4都活不到5岁。在同一时期，马德里2/3的弃婴和81%的安达卢西亚的儿童也承受着同样的命运。我们可以无穷无尽地列举这一令人哀伤的历史中的细节，依据不同的时期和地点，我们还可以对其进行具体细分，这种令人悲痛的记录到处都有。任何地方的弃儿收容机构似乎都无力让这些孩子幸存下来：难道我们就不能将都灵的收容所称为不值得向往的“小型墓地”一般的教堂吗？67什么原因使大量儿童遭受这种普遍的、无法躲过的死亡命运？
其实，弃儿的各个人生阶段都逃不过死亡的威胁。在被送进收容所之前，弃儿的生存状况就取决于被遗弃的环境。婴儿往往来自于偏远地区。这些致命的长途跋涉将儿童从托斯卡纳的狭长沿海地带尤其是玛莱姆（Maremme）一直带到锡耶纳的济贫院。这些行程一般需要3—4天，冬季可能需要8—9天。68如果锡耶纳城门夜晚关闭，这些婴儿就被遗弃在城门前。69 如同我们前面所述，巴黎的许多儿童都来自非常遥远的省份，他们被迫经历许多天的长途跋涉，以求得一个能够为他们提供住宿的乳母。在这两种不同的旅途中，在又脏又破而且无人维护的收容机构停留期间会有极高的风险，有时使用动物奶作为食物更给这些致命的过程雪上加霜。
遗弃、收容、送往乳母家这三个最初的人生旅程发生在短短数天之内，但实际上不是所有的儿童能够成功熬过这些阶段。在这个过程中，流传着许多黑色传说，悲剧接连发生。比如那位来自圣吉米亚诺的儿童，他被“不同的人转手”，不知道“自己的父母是谁”70；有的婴儿在被转移的过程中被喂食大量鸦片；还有的婴儿被抛弃在树林中，被野狗吞食。71 在18世纪的罗马地区，某些新生儿甚至被一些赶车人所利用，帮助他们藏匿违禁物品。72过于相信这些残酷的现实或许过于草率，这些情况毫无疑问是一些特例。由于花在路上的时间很久，所以在前往位于农村的乳母家的道路上同样危机四伏，至少对来自大城市的婴儿如此。来自巴黎的婴儿无论是走陆路还是水路，都需要好几天才能到达最终目的地，而且使用的仅是农村质量最差的敞篷小推车，还要受冻挨饿。就算没有遭到故意虐待，许多孩子在被抛弃数天之前就开始了长途旅行，但在旅程结束之前，他们就已死于寒冷、劳累或脱水。从如此痛苦的旅程中幸存下来的儿童最终到达农村的茅草屋时，身体状况已经非常糟糕。
然而，我们仍需要注意的是这种高死亡率可能会发生变化。城市的规模对死亡率有很大影响。在滨海阿尔卑斯省的格拉斯（Grasse），弃儿的死亡率远低于巴黎弃儿的死亡率。这其中有多种原因：一方面，弃儿的悲剧只发生在格拉斯很小的范围内，弃婴需要等待的时间更短，可以很快被托付给乳母；另一方面，乳母的数量足够多，可以满足当地收容所有限的需求，因而这些收容所最后很少会收留婴儿。
另外，启蒙运动时期的弃儿死亡比率似乎在增长，这与儿童死亡率的总体变化情况相反。从18世纪开始到结束，鲁昂的不到1岁的婴儿的死亡率从58%上升到95%，卡昂从54%上升到72%，巴黎则从60%上升至84%。相反的是，19世纪的弃儿死亡率的变化更加乐观一些，例如在纳韦尔（Nevers），1780年不到1岁的婴儿的死亡率为74%，1830年时则下降到48%。不管怎样，这些悲剧性的死亡率都要高于其他儿童群体。很明显，弃儿的生存环境对这一比例有着很大影响，例如在萨拉芒克（Salamanque），1706年设立的转柜让许多儿童直接被济贫院接纳，避免了被抛弃在潮湿又危险的街道上。在这些具体的案例中，通过转柜进入济贫院可以降低死亡率。在雷恩，当婴儿不再交由圣伊夫济贫院暂管而直接送到乳母家时，其死亡率会降低。这充分说明死亡率与环境条件之间关系密切。
我们接下来看一下18世纪巴黎的救济收容登记册。在1000名弃婴中，有650个孩子存活了很长一段时间才被托付给乳母，另外350个孩子在济贫院或在路上就已经夭折；许多幸存下来的儿童在韦农附近的村庄死去，这些村庄同样接收父母寄养的婚生儿。有时候，一户家庭会连续接收婚生儿和弃儿。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同时接收好几个婴儿的家庭绝对是特殊情况；73同样需要注意的是绝大多数乳母在同意接收济贫院的婴儿时有能力进行哺乳。一项非常具体的研究表明，弃婴超高的死亡率一方面是由于他们在出生后几天就夭折，另一方面是旅行中的条件，或者济贫院的管理人员无力为暂管的婴儿提供必要的饮食。从第二个月开始，婴儿死亡率就与其他儿童持平。这就使得人们对乳母的严格评判产生质疑，因为她们常常是一些忠实诚恳的妇女，而并非某些历史学家所轻描淡写的没有任何感情的泼妇。
在经历了一系列与死亡作斗争的努力后，有些儿童重新回到父母身边。与弃儿的数量相比，他们所占的比例微不足道；但如果考虑到幸存下来的儿童，而非所有弃儿的数量的话，那就是另一种情况了：虽然重新回家的儿童所占比例很小，尤其是在现代时期（占西班牙穆尔西亚弃儿数量的1.5%，在17世纪的那不勒斯则不到5%），但这些数字应当被予以纠正。某些弃儿同样会得到收容他们的机构的帮助，例如罗马济贫院就如同父亲般捍卫弃儿们的权利，这种情况甚至持续到他们结婚以后。74 有时弃儿们还参与到某项重要的工作中。17世纪中叶，位于西维塔维基亚（Civitavecchia）内陆地区的蒙特罗马诺村的重建工作就由一群弃儿所负责。75
只有在极个别的情况下，他们的命运才被视为成功的同义词，例如那些入赘到没有男孩的富裕人家的弃儿，他们甚至使用了妻子的姓氏。76
在弃儿群体之中，有多少儿童最终能够进入成人世界？很少，人们可以猜到这个答案。我们举一个时间稍晚但信息完整的1811年巴黎的案例。77我们所要了解的是1314名弃儿的命运，这些儿童中的男女比例大致相同，1173名为新生儿，999人为非婚生儿，绝大部分都是刚出生几天。在这1314名儿童中，有124人死于济贫院，734人死于乳母家中，幸存到15岁的只有71人。这些死里逃生的儿童大部分都属于极少数的被遗弃时年龄超过一个月的弃儿，他们有足够的勇气逃过了种种灾难。
这一令人悲痛的记录所表明的并非巴黎独有的特点，如同我们了解到的，弃儿的死亡率通常是灾难性的。我们可以进一步推测，在路易十六统治末期的法国，每年有两万名弃儿，到他们20岁时，能幸存下来的不超过两千人。实际上，这些个人命运都很悲惨的弃儿的死亡数量对于国家人口的比例没有什么大的影响。埃尔维·勒布拉（Hervé Le Bras）曾经指出，这些无辜儿童的幸存不会改变有关地区的人口发展情况，因为在类似法国的国家的全国范围内，每出生1000个婴儿中只有20个会被遗弃。78
但是这种计算方法非常令人厌恶，虽然它可以让人们衡量某件令舆论担忧并引发讨论的社会事件的具体影响。18世纪的社会舆论的作用不如17世纪明显，但从启蒙运动开始，许多行政官员、医生和哲学家已经意识到弃儿群体中骇人的死亡率，并努力寻找解决这种令人担忧的大规模死亡现象的方法。于是医学界和人口专家围绕儿童健康和生存问题进行了广泛商讨。全社会各阶层所提出的一些恰当或不恰当的建议即可佐证；79这也体现在某些收容弃儿的济贫院的某些管理者的实际行动中。在这一方面，我们要研究玛丽—弗朗斯·莫雷尔（Marie-France Morel）关于巴黎弃儿的调查。80 18世纪末，为了拯救婴儿，人们决定将他们安置在首都附近的皇家医学协会所成立的示范诊所中进行抚养。这种人工哺乳的尝试的目的在于淘汰那些被视为虐待子女的后母的雇用乳母，但是尽管采取了大量预防措施，这种尝试所造成的婴儿死亡率甚至比送到农村的婴儿的死亡率还要高。在尝试的过程中，医生系统地发现了弃儿易患的疾病，并取得了某些进步，后来被称为育儿法。我们不禁认为这些济贫院中不幸的孤儿所受到的待遇如同实验用的豚鼠一般。
实际上，18世纪的先进思想家所探讨的不仅仅是人文主义，他们同样提出了一些具有实用性的规划，来减少自己对于随着时间推移而不断加剧的人口减少的恐慌，同样也是为了让用于济贫院运营成本的投资获得收益。作家和教士笔下所诞生的令人吃惊的计划便由此而来。81例如，夏尔·皮亚荣·德·夏穆塞（Charles Piarron de Chamousset）曾经设想让这些儿童移民至法属圭亚那或让他们参军入伍。许多作家都援引过他的想法，仿佛这些想法真的具有实施的可能性一样。我们知道，拿破仑曾经组建过一个由孤儿构成的皇家卫队，这些战斗力极其低下的部队由来自于整个欧洲的贫困儿童组成，他们无论身体还是心理都过于脆弱，根本无法参加任何战斗；在19世纪中，人们曾经派遣某些大城市的不幸的弃儿去占领并殖民阿尔及利亚。
坦率来讲，这些规划以并不清晰的方式阐述了两种意图：让弃儿融入社会的渴望，以及对其实施剥削的意愿。对于这两种情况，我们不难发现，计划的制定者并没有提出具体的解决方法，他们的言论主要在于理论层面，与现实联系并不紧密。至少一直到19世纪，弃儿融入社会的问题依旧被人忽视，因为其幸存者很少。我们可以举一个1811年的例子：当时弃儿的命运众所周知，在这些以不可思议的方式存活下来的儿童中，16个被父母领回，42个得到安置。虽然将孩子领回的例子非常少见，但人们必须考虑到重新认领时依旧存活的儿童的数量。被认领的儿童约占巴黎弃儿的10%，这个比例不容忽视。至于其他儿童，济贫院试图让他们留在农村的时间越来越长，而且很容易就把他们永远托付给养父养母。济贫院的文献资料提供了许多要求领养的申请书。通过对一定数量的乳母所在的村庄进行研究，82我们发现那些留在农村的儿童已经接受了自己的命运，融入了当地生活：女孩们成为乳母，男孩们成为这些女孩的丈夫。对于其他回到巴黎的儿童，他们被安排成为学徒。对这些学徒工的研究表明他们经常生病，生活并不稳定，常常离家出走。18世纪的作家们没有在自己针对儿童利用的宏伟规划中意识到另一种实际情况，那就是幸存者的数量以及他们慌乱不安的状态。实际上，学者群体无力控制弃儿数量的迅速增长，后来才意识到的令人震惊的弃儿高死亡率让他们惊慌失措。他们并没有了解其中原因，也没有找到解决这一难题的良药，最终只能被这一难题所困扰。
在D.I.凯尔泽（D.I.Kertzer）最近出版的引人注目的著作中，他最后研究了对欧洲天主教地区的弃儿数量猛增的若干解释。在探讨了经济、人口和文化方面的解释之后，他断定简单而机械的解释模式毫无效果。他所提出的多层面解释更具说服力，女性名誉、家庭保护、教堂的角色和国家的作用等因素都汇集在这种解释中。83在寻找答案的同时，我们已经提及以上因素；很显然没有任何一个因素可以单独解释所有问题，但综合在一起或许可以解释为何天主教地区会设立有弃儿收容机构。或许人们还需要特别强调各种不同的情形，一个地区的原因可能是贫穷，另一个地区则可能是非婚生子数量的增加。人们还需要考虑的是保护家庭后代的世俗忧虑和崇尚婚姻自由组合的教会意愿之间的分歧，这一点在法国尤其明显。最后还要将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这段时间的历史演变进行综合考虑，这个过程至少包括了情感历史和性别发展史的三个阶段。
（申华明 译）
注 释
1. R.C.特雷克斯勒（R.C.Trexler），《文艺复兴时期的家庭和权威》（Famiglia e potere nel Rinascimento，Rome：Treccani，1990年），第3页和第37页。
2. G. 达穆林，“17—19世纪意大利的私生子和弃婴”，（Illegittimi ed esposti in Italia dal Seicento all’Ottocento），载于《意大利城市人口历史统计学》，Bologne，CLUEB，1982年，第526页。
3. C. B.布勒泰尔（C. B. Bretell）和R.费若（R. Feijo），“19世纪葡萄牙的弃儿：公共福利和家庭策略”，载于《19—20世纪欧洲的弃儿与社会》（Enfance abandonnée et Société en Europe，XIX-XXe siècle，Rome：École française de Rome，1991年），第273—300页。
4. 德拉塞勒（C. Delasselle），《18世纪巴黎的弃儿》（ Les enfants abandonnés de Paris au XVIIIe siècle），《ESC年鉴》（Annales ESC），Paris，1975年，第1期，第187—218页。
5. J.安德莱（J. Anderle），“19世纪特伦蒂诺的未婚母亲与弃婴现象：拉斯特的三一修会”（ Maternità illegitima ed esposizione infantile nel Trentino dell’800：il triplice istituto delle Laste），载于《特伦蒂诺历史研究》（Studi trentini di scienze storiche） ，Trente，1981年，第144页。
6. 威尔逊（A. Wilson），“18世纪中叶伦敦私生子及其影响：弃婴医院的证据”，在有关《19—20世纪欧洲的弃儿与社会》研讨会上未发表过的公告，前引著作。
7. 马提南戈（A. Martinengo），《诺瓦拉之轮》（La ruota di Novara，Novare：Tipografia S. Benedetto，1978年），第129页。
8. P.杜比（P. Dubuis），“14—15世纪在阿尔卑斯西部地区遭到拒绝的儿童”，《19—20世纪欧洲的弃儿与社会》，前引著作，第573—590页。
9. 加蒂（C. Gatti）《18世纪一座乡镇上的母亲和孩子》（Madri e fîgli in una comunità rurale del’700，Milan：Giuffrè，1983年），第15页。
10. G.达穆林给出的例证是1780年以来科拉托的一个小村庄： G.达穆林，“当代那不勒斯王国私生子的出生和遗弃，人口统计学上的来源和评估”，《巴里历史政治科学研究所文献》，Bari，1981年，第2期，第187页。
11. 同上书，第188页。
12. G. 达穆林，“17—19世纪意大利的私生子和弃婴”。
13. 沙里奥（E. Chariot）和杜巴基耶，“1670—1821年巴黎市居民年度变化”（Mouvement annuel de la population de la ville de Paris de 1670 à 1821），《历史人口年鉴》，Paris，1967年，第512—515页。
14. C.拉尔基耶（C. Larquié）“17世纪马德里的弃婴：进展和展望”，见沙松（F. Chacon）主编，《15—19世纪地中海西部地区的家庭和社会》（Familia y sociedad en el Mediterraneo occidental Siglos XV-XlX，Murcie：Université de Murcie，1987年），第72页。
15. F.科尔特斯·科尔特斯（F. Cortes Cortes），“17世纪巴达霍斯弃婴的死亡率”，参阅《19—20世纪欧洲的弃儿与社会》，前引著作，第439—455页。
16. 弗雷斯内达·科拉多（R. Fresneda Collado）和埃尔加里斯塔·多梅克（R. Elgarrista Domeque），“家庭身份的研究方法：穆尔西亚省弃婴的遗弃和接收（1601—1721年）”，参阅F.沙松主编《15—19世纪地中海西部地区的家庭和社会》，前引著作，第96页。
17. 道斯·吉马雷斯（I. dos Guimaraes Sa），“系在身上的小物件：18世纪弃婴的接收和再抛弃”，参阅《19—20世纪欧洲的弃儿与社会》，前引著作，第539—572页。
18. 勒布伦，“18世纪在安茹省私生子的出生和遗弃”，《ESC年鉴》，1972年，第4—5期，第1183—1189页。
19. C.波沃洛（C. Povolo），“新时代前几个世纪威尼托省的弃婴：围绕社会史主题所获的初步结论和思考”，参阅《意大利城市历史人口统计学》，前引著作，第651页。
20. G. 达穆林，“17—19世纪意大利的私生子和弃婴”，第497—564页。
21. N.德克雷申齐奥（N. De Crescenzio）《儿童之家和弃婴：提交给那波里政府王室圣母之家的报告》（I brefotrofi e la esposizione dei bambini. Relazione presentata al Governo della R. Santa Casa dell’Annuziata di Napoli，Naples：Tipografia F. Gian-nini，1873年）。
22. C.拉尔基耶“17世纪马德里的弃婴”，前引文章，第71页。
23. G. F.维维亚尼（G. F. Viviani），《维罗纳省对“弃婴”的救助（1426—1969年）》（L’assistenza agli‘esposti’nella provincia di Verona （1426—1969），Vérone：Amministrazione provinciale （STEI），1969年），第8页。
24. 在法国，人们指定的接生婆缺少培训。当18世纪行政当局要求对专科接生员进行培训时，人们称她们为“助产士”。
25. L.山德里（L. Sandri），《15世纪圣吉米尼亚诺的圣玛丽亚医院：对弃婴做出的历史贡献》（L’ospedale di S. Maria della Scala di S. Gimignano nel Quattrocento. Contributo alla storia dell’infanzia abbandonata，Castel Fiorentino：Società storica délia Valdelsa，1982年），第80页。
26. C.斯基亚沃尼（C. Schiavoni），“罗马1700—1824年桑托斯皮里托育婴堂‘转柜’中的弃婴”，参见《意大利城市人口历史统计学》，前引著作，第664页。
27. G.达穆林，“17世纪那不勒斯弃婴的方式和特点”，见《19—20世纪欧洲的弃儿与社会》，前引著作，第457—502页。
28. P.阿拉贡（P. Aragon）“圣文森特·德·保罗和遗弃”，见《19—20世纪欧洲的弃儿与社会》，前引著作，第151—165页。
29. V.胡内克（V. Hunecke），“弃儿：18—19世纪欧洲整体背景和米兰的具体案例”，《现代和近代史杂志》，Paris，第32卷，1985年，第14页。
30. 贝雷洛维奇（W. Bérélowitch），“俄罗斯的弃婴收容所（1763—1914年）”，见《19—20世纪欧洲的弃儿与社会》，前引著作，第167—217页； 兰塞尔（D. A. Ransel），《悲伤的母亲：俄罗斯被遗弃的婴儿》（Mothers of Misery. Child Abandonment in Russia，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8年）。
31. M. 加登《18世纪的里昂和里昂人》（Lyon et les Lyonnais au XVIIIe siècle，Paris：Les Belles Lettres，1970年），第125及下页；J.-P.巴尔代“17世纪和18世纪的鲁昂：社会空间的突变”，Paris：SEDES，1983年，第290及下页。
32. F.雷贾尼（F. Reggiani）和E.帕拉迪西（E. Paradisi），“17世纪和18世纪米兰的弃婴：机构作用”，见《19—20世纪欧洲的弃儿与社会》，前引著作，第957页。
33. P.夏萨涅（P.Chassaigne），“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弃婴不为人知的一面：农村的孩子”，《历史人口年鉴》，Paris，1992年，第187—197页。
34. A.阿戈斯蒂尼（A. Agostini），“德国的弃婴和妇产院：回忆和思考”，Annali universali di medicina，vol. CXVII，Milan，1871年。 A. 阿戈斯蒂尼当时是米兰妇产院和弃婴研究所所长。
35. P.杜比，“在阿尔卑斯西部地区遭到拒绝的小孩”。
36. J.-J.卢梭《忏悔录》（Les Confessions），参阅《全集》（Œuvres comp-lètes）卷1，Paris：Gallimard，“七星诗社丛书”，1959年，第7卷，第344—345页；第8卷，第357—358页。
37. 尽管17世纪在穆尔西亚省只有15%的弃婴身上有可辨认的记号，这一数字18世纪在都灵已经达到50%，那不勒斯在17世纪时达到65%。在法国，使用便条的形式十分流行。
38. A. M.马切利（A. M. Maccelli），“19世纪普拉托的弃婴：作为丢弃或重新赎回婴儿证据的‘暗号’”，见《19—20世纪欧洲的弃儿与社会》，前引著作，第821页。
39. L.山德里，《15世纪圣吉米尼亚诺的圣玛丽亚医院》，前引著作，第1008页。
40. L.维涅（L. Vigni），“锡耶纳圣母玛丽亚医院附近的弃婴（1763—1768年）”，《锡耶纳农村史公报》，1985年，第198—234页。
41. S.富士田（S. Fujita），《旧制度结束时（1770—1789年）法国雷恩地区新生儿的不幸：私生子、被遗弃、交给乳母》（Les Malheurs de la première enfance en pays rennais à la fin de l’Ancien Régime （1770—1789），illégitimité，abandon，mise en nourrice），博士论文，Université de Rennes II，1982年。
42. S.富士田，“旧制度结束时，雷恩地区被遗弃的私生子”，《历史、经济和社会》（Histoire，Économie et Société），6e année，1987年，第332页。
43. 雷贾尼和帕拉迪西，“17世纪和18世纪米兰的弃婴”，第967页。
44. L. 维涅，“18世纪弃婴在锡耶纳的迁移现象和圣母玛丽亚医院里的弃婴”，见《意大利城市人口历史统计学》，前引著作，第684页。
45. 雷贾尼和帕拉迪西，“17世纪和18世纪米兰的弃婴”，第945页。
46. M.罗伯斯庇尔，“有关私生子权利和状况以及立法解决的意见”，由L.-N.贝尔特（L.-N.Berthe）和M. 朗格尔（M. de Langre）出版，《马克西米连·罗伯斯庇尔：私生子的权利和状况。拉扎尔·卡尔诺：习惯的力量》（Maximilien Robespierre，Les Droits et l’État des bâtards. Lazare Carnot，Le Pouvoir de l’habitude，Arras，Académie des Sciences，Lettres et Arts，1971年）。
47. M.拉希韦（M. Lachiver），“旧制度结束时弃儿的命运，芒多瓦地区四个村庄的例子”，摘自J.-P. 巴尔代和F. 勒布伦主编《衡量和理解：送给雅克·杜巴基耶的合集》（Mesurer et Comprendre. Mélanges offerts à Jacques Dupâquier，Paris：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1993年），第291—306页。
48. L.蒂塔雷利（L. Tittarelli），“佩鲁贾地区圣母玛丽亚医院17—19世纪的抱怨”，Bollettino della Deputazione di Storia patria per l’Umbria，卷LXXXII，1985年，第76页。
49. C.斯基亚沃尼，“罗马桑托斯皮里托育婴堂中的500号—800号弃儿：编号、接收、培养和命运”，摘自《19—20世纪欧洲的弃儿与社会》，前引著作，第1036页。
50. L.维涅，“18世纪弃婴在锡耶纳的迁移现象和圣母玛丽亚医院里的弃婴”，前引文章，第234页。
51. O.比西尼 （O. Bussini），“托迪地区慈善医院18—19世纪弃儿的特点和命运”，摘自《19—20世纪欧洲的弃儿与社会》，前引著作，第321页。
52. L.维涅，“18世纪弃婴在锡耶纳的迁移现象和圣母玛丽亚医院里的弃婴”，前引文章，第219页。
53. 仅举其中一例：雷贾尼和帕拉迪西，“17世纪和18世纪米兰的弃婴”，第977页。
54. C.斯基亚沃尼，“罗马桑托斯皮里托育婴堂中的500号—800号弃儿”，前引文章，第1036页。
55. 雷贾尼和帕拉迪西，“17世纪和18世纪米兰的弃婴”，前引著作。
56. O.比西尼，“托迪地区慈善医院18—19世纪弃儿的特点和命运”，第598页。
57. C.波沃洛，“新时代前几个世纪威尼托省的弃婴”，第656页。
58. C.克拉皮什—祖贝尔（Klapisch-Zuber），“亲生父母、哺乳父母：由乳母抚养在佛罗伦萨（1300—1530年）”，《人口历史统计学年鉴》，1983年，第44—45页。
59. L. 山德里，《15世纪圣吉米尼亚诺的圣玛丽亚医院》，前引著作，第138页。
60. G.平托（G. Pinto），“佛罗伦萨双桑加罗医院人员、护士和雇员（1395—1406年），中世纪城市雇员史摘录”，《历史研究》，1974年11—12月，第129页。
6l. 同上书，第152页。
62. S.卡瓦罗，“围绕乳母的政治和家庭的策略：17—18世纪意大利卡拉韦塞地区弃儿的专有权”，《历史季刊》（Quaderni storici），第53期，1983年8月，第405页。
63. 同上书，第410页。
64. 同上书，第410—411页。
65. 部分人士利用和滥用母乳来达到治疗的目的，如同管理小教堂的神甫平托所述，“佛罗伦萨双桑加罗医院人员、护士和雇员”，前引文章，第131页。
66. S. 卡瓦罗，“围绕乳母的政治和家庭的策略”，第410页。
67. G.达穆林，“18世纪和19世纪意大利城市的弃儿”，《历史人口年鉴》，1983年，第116页。
68. L. 维涅，“18世纪弃婴在锡耶纳的迁移现象和圣母玛丽亚医院里的弃婴”，第687页。对应的卡片在第691页。
69. 同上书，第684页。
70. L.山德里，《15世纪圣吉米尼亚诺的圣玛丽亚医院》，前引著作，第76页。
71. G.德罗莎（G. De Rosa），“卡拉布里亚地区18世纪弃婴的问题被社会边缘化”，《宗教社会史研究》（Ricerche di storia sociale e religiosa），Rome，7e année，第13期，1978年1—6月，第15—17页。
72. L.卡亚尼（L. Cajani），“700个弃儿在部分教会省份（帕特里莫利亚、奥尔维耶特、佩鲁贾、翁布里亚、萨比尼、滨海山脉、坎帕尼亚）的分布和重组”，摘自第十次翁布里亚研讨会报告，Pérouse：Faculté des lettres et de philosophie de l’université de Pérouse，1978年，第255—272页。
73. 此外，很明显的是，很少有照料许多幼童的妇女同时接收濒死的幼童。她们往往都是上了年纪的老人，她们有胆量和勇气陪伴这些濒死孩子的最后时光。在这些悲剧中，不存在屠杀的问题。
74. L.维涅，“18世纪弃婴在锡耶纳的迁移现象和圣母玛丽亚医院里的弃婴”，第232页。
75. C. A.科尔西尼（C. A. Corsini），“弃婴：人口统计学差异的说明”，《历史人口年鉴》，1983年，第100页。
76. S. 卡瓦罗，“围绕乳母的政治和家庭的策略”，引用文章，第413页。
77. 亚列克西·德迈斯特（Alexis de Maistre），《1811年巴黎的弃婴》（Les Abandonnés de Paris en 1811），硕士论文，Paris-Sorbonne，1986—1987年。
78. 埃尔韦·勒布拉（Hervé Le Bras），“他们亲身经历过吗？”在“19—20世纪欧洲弃儿与社会”学术研讨会期间未公开发表的报告。
79. 事实上，能够倾听这些意见的是一些能够阅读哲学与医学著作的精英阶层的父母。很显然，新的说法对大众阶级没有产生丝毫影响，然而却得益于分娩方法的进步：参见斯卡莱特·博瓦莱（Scarlett Beauvalet）在巴黎索邦大学罗兰—穆尼耶中心所做的有关分娩医学普及的报告。
80. 玛丽—弗朗斯·莫雷尔，“弃婴有什么用？法国18世纪的医生和弃婴问题”，摘自《18世纪弃婴在锡耶纳的迁移现象和圣母玛丽亚医院里的弃婴》，前引著作，第837—858页。
81. 有关这一主题，参见1987年特刊第3期，“历史、经济和社会”，该特刊主要讲述“被遗弃的孩子”；菲利浦·阿拉贡“启蒙运动时代的弃儿”，第387—398页；以及穆里耶尔·乔治（Muriel Jeorger）“弃儿—儿童客体”，第373—386页。
82. 在巴黎索邦大学罗兰—穆尼耶中心正在进行的调查：研究的地区扩展到整个弗农小城。
83. D. I. 凯尔泽，《为荣誉而牺牲：意大利的弃婴和生育控制政策》（Sacrified for Honor：Italian Infant Abandonment and the Politics of Reproductive Control，Boston：Beacon Press，199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