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宏观研究的特点和动向

本节讨论的宏观研究主要指对语言进行多学科的综合研究。近二十五年来，西方学者在社会语言学、心理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等方面都做了不少工作。本节不作全面论述，仅就某几个方面考察其发展动向。

3.1 心理语言学（psycholinguistics）和神经语言学（neurolinguistics）

60年代，心理语言学最大的进展是目的明确： 研究言语发生和理解的过程。这主要是受乔姆斯基的影响（Sebeok, 1974, 1072）。乔姆斯基在《句法结构》（Syntactic Structures, 1957，以下简称SS）中反对用“马尔科夫过程”（Markov process）描写语言结构，他强调语言的创造性。这使得心理语言学获得了一种新的观点：语言运用不只是从记忆中检索结构成分，而是在大脑中对结构成分进行组合和分解，有如计算机中的运算（computation）。心理语言学50—60年代经历了由行为主义转向认知理论（cognitive theory）的巨变。行为主义把语言看成是“刺激-反应链”（stimulus-response chain），即语言是一种习惯的行为；而认知理论把语言看成是受规则支配的行为。所谓“语言能力”也就是人类固有的语言规则的知识。在SS的影响下，心理语言学家也认为复杂句来自简单句（即SS中的“核心句”），理解句子要理解深层结构（即找出转换规则）。

60—70年代，心理语言学中母语的语言习得研究（language acquisition） 数量大增。有关的专家研究儿童如何发现规则。一些研究表明，儿童语言接近深层结构，儿童掌握转换规则较少。一些学者还对TG的一些概念（如深层结构、转换，等等）进行了心理学的研究。美国心理语言学家密勒（G. A. Miller）提出了“编码假说”（coding hypothesis, Miller, 1962）。根据这种假说，深层结构和转换规则是分别储存在大脑里的。因此，在进行回忆试验时（指让被试回忆测验的句子）可能出现有关深层结构或转换规则两类不同性质的错误（Sebeok, 1974）。

值得指出的是，近20年来人们越来越对探索大脑的语言机制感到兴趣和重视。涉及神经学、语言学、心理学、言语病理学和神经外科学等多种学科的神经语言学在心理语言学中成了一门独立的分支。与此有关的是认知语言学的兴起。人们从认知的角度探索语言的功能。这都与大脑的机制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一发展趋势是十分值得人们重视的。

3.2 语言教学中的认知法

语言教学属应用语言学。20世纪50年代前后，尤其在美国，建立在行为主义和结构主义基础上的“听说法”（audiolingual method）盛行一时。这种教学法的实质是把语言看成是通过一系列“刺激-反应”形成的习惯的行为。在“听、说、读、写”的四种技能中，以“说”为主。在具体教学中采用“听说领先”和“句型教学”，进行机械式的训练。这种教学法到了60年代随着理性主义的抬头日益受到人们的怀疑和批评。从我们接触到的文献来看，现在提出来的新的教学法已有十多种。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认知法”（cognitive approach）。这种方法（以及一些名称虽然不同实质却一样的方法）主要建立在认知心理学的基础上。认知心理学把语言看成是运用智力进行的一种创造性的活动。人之所以具有独特的语言能力是因为人具有独特的大脑机制。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这种教学法在很大程度上受了乔姆斯基语言学说的影响，也就是说，语言是受规则支配的行为。在语言习得和语言学习中，这一派语言学家正致力于认知知觉过程的研究。在教学实践中，他们重视听和阅读，即信息的接收和理解方面。此外，现代语言教学中有一种跟微观研究相同的趋势：重视语言的实际运用（如communicative approach“交际法”）。

3.3 计算机应用中的语言学问题

应用语言学中另一个重要的方面是计算机和语言学的结合。语言学家一方面利用计算机为语言研究工作，另一方面语言学家也为发展计算机的能力做出自己的贡献。

现在，语言学家正在研究利用计算机作翻译工作（机器翻译），作情报检索，进行言语识别和言语合成。同时，语言学家跟其他学科有关的专家一起也在为计算机模拟人的智力活动（即人工智能）进行研究。在上述各项工作中，普遍遇到的最突出的问题是语义问题。因为计算机在工作中要求对语言符号及其结构形式化和规则化，而在语言符号的形、音、义以及语言结构的语音、语法和语义中，摆在人们面前的难点是语义的形式化和规则化。这涉及人们智力活动中语义信息的接收和加工。目前在语义分析的工作中，人们比较多地运用现代逻辑的形式分析。逻辑是人们思维中的推理活动。为了解决语义的形式分析，人们有必要深入研究大脑机制在这方面的活动。这也是促使形成认知语言学的动力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