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编 文化发展战略与国家形象建构

建构传统与当代相互兼容的国家文化形象

贾磊磊

【摘要】 在国家文化形象的建构过程中，传统与当代是两个不可缺失的参照系。我们在此所说的传统是一种在时间维度上延续了过去某种特质的社会存在方式；所说的当代则是一种在时间序列上建立了某种相关性的文化特质。它们之间的相互兼容是由现实与历史的“在场性和一致性”所共同构成的文化特征。为此，对历史传统的继承与对当代精神的弘扬并不是一个单向度的命题，而是一个将历史与现实相互通约、相互整合的复合性命题。

一个国家文化形象的形成，不会像生物那样是一个自然生长的过程，而是一个被创造、被建构、被传播的历史过程。特别是在社会剧烈变化的历史时代，国家的文化形态更会呈现为一种纵横交错、多向重合的复杂特征——正如在巨流奔涌、风云激荡的当代中国，我们的文化在空间维度上汇聚东方与西方的不同特质，在时间维度上整合了古代与现代的诸种元素，在这种多元化的历史语境中，国家形象的建构面临着更加复杂的文化选择。

一

现在，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既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典型标志，也有当代流行文化的众多形式，它们共同构成了当今中国国家文化形象的生成基础。然而，对于正在迈向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来说，我们对国家形象的文化建构显然面临着多种可能性，这就是说，我们在国家形象的历史建构过程中，面临着不尽相同的文化取向，会出现并非一致的历史路径，特别是在价值取向上，所涉及的问题就更为复杂，也更为深远，其中关于传统性与当代性的问题更是不能不引起我们的特别关注。

我们在此所说的当代性，并不是泛指时间的当下状态，而是指在时间序列上所建立的相关性（correlation）文化特质。就像赫胥黎·瑟玛思所说的，当代性的重要特征是时代的相关性。1可见，当代性不只是一个单向的时间标志，而且是在当下与过去之间所建构的一种内在关联。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讲，它是由现实与历史的“在场性和一致性”所共同构成的文化特征。这就是说，我们所建构的传统性与当代性相互兼容的国家形象，将是一种建立在中国历史传统根基之上，融汇了当今时代风貌的总体形象。只是传统文化与当代文化的交汇与融合并不像两江汇流那样一目了然，它时常是以重叠、交错的方式融汇在我们的精神世界中。因此，对于历史传统的继承与对于当代精神的弘扬并不是一个单向命题，而是一个将历史与现实相互通约、相互整合的复合命题。

二

我们在此所说的“传统性”，也并不是一个单向度的面对“过去”的文化表述，实际上它是指“文化中那些能使人发现这个民族独特特性的、与其过去血脉相连的方面，涉及民族独特的哲学、宗教、语言、民情风俗、审美惯例和神话等”2。或者说，传统性是一种在时间维度上延续了过去时期某种特质的社会文化形式，比如保留至今的民族传统节庆活动，传统歌舞艺术演出，以及出版的中国古代经典著作。它们的载体虽然并不再是传统的形态，但仍然留存着过去时代特定的传统内容。这些都是我们建构当代国家文化形象不能忽略的重要领域。

对传统的承传不仅是对历史过程的确认，还喻示着对社会未来发展的积极引领。无论是民族发展的历史，还是国家形成的过程，都会有正确与错误之分，错误即是在某一个历史时期内走向发生了偏差，导致了国家的畸形发展，这已是被许多国家证实了的史实。可是，我们不能够因为我们在历史中曾经犯过某种错误，就将传统划分为正确与错误两个不同范畴。好像存在着一个正确传统的同时，还存在着一个错误的传统。这是我们一直以来对传统存在着的一种错误的认知。首先，站在人类历史发展的视域上看，任何一个朝代、一个时期、一个阶段的历史并不能称之为传统，单个时代的历史没有取得命名为传统的资格，至少它不能够替代传统。只有那些代代相继、绵延不绝的历史才称得上是传统。可见，传统是由不同历史时期的相同元素构成的。其次，文化本来就没有是非对错之分，我们不能说西方文化是一种错误的文化，中国文化是一种正确的文化，反之亦然。文化是一个生成、演进、变化的历史过程，它只存在着气质的差异、风貌的变迁、路径的分野，却并不存在是非对错的界碑。建立在这样一种文化差异之上的传统，又怎么能够划分为对与错两种不同的价值体系呢？即使中国古代儒学中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负面观点，尽管中国传统文化里包含着这样或那样的过时内容，我们也不能就因此放弃对中国儒学的承传，就否定对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坚守。因为传统并不只是一种习俗、一种仪式，它还是一种精神、一种信仰。况且，在这个世界上从来就没有百分之百正确的历史，更没有亘古不变绝对正确的学说。我们之所以不能将文化传统分割为正确与错误两个对立的选项，是由于传统一旦形成就必然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如果将传统划分为两个不同的价值范畴，无异于肢解了自己的躯体。这种划分最严重的后果是：我们将失去以它对未来进行引导的资格。所以，对传统的认知只有秉承一种整体正确的原则，才能够真正完成对文化传统的正确承传。

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尊老爱幼的表达方式可能与古代有所不同，今天也不会再去遵守“父母在，不远游”的习俗，可是，正是因为传统始终是被建构的，孝敬父母的文化传统，并不会因为这种习俗的改变而改变，只是表达方式更符合现代人的行为习惯。我们在迈向文化强国的历史进程中，其实特别需要将一种能够与当代文化进行对接的传统内容“植入”到当代现实生活、当代文化产品与文化表达方式之中，而不是将传统文化的承传仅仅表现为吟诵古诗、练习书法，甚至是看京剧、放鞭炮。这种缺少当代文化参照的工具性承传，由于没有嵌入到当代文化产业的肌体之中，没有与人们的现实生活发生内在联系，有时反而容易造成对文化传统的疏离。所以，对传统的建构需要将历史之血与现实之脉相互贯通，让两者融为一体，而不是将历史与现实分隔开来，你是你，我是我，两者之间应当形成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存在形态。

三

现在之所以强调传统文化与当代文化的相互兼容，是因为我们赖以生存的文化市场，需要那些具有竞争实力的文化产品与其他国家的同类产品抗衡。有些传统文化遗产只能够作为珍品予以收藏，而并不能进入文化流通市场进行推广，而这样的文化产品，无论它过去怎样辉煌，都不能够承担当代中国文化形象建构的时代使命。

事实证明，不论是文化形象的建构还是文化价值的推广，最有效的路径是市场，采用商业的方式来进行。特别是文化价值的传播时常是通过文化产品的贸易、文化活动的交流来实现的。我们不能够指望在市场化的路径之外还有一个更有效、更通畅的建构文化形象、体现文化精神、传播文化价值的渠道。事实证明，单向度的宣传策略不仅难于实现预期的意识形态诉求，也无法承担文化传播的时代使命。所以，我们不能够放弃在文化产业领域里对当代国家文化形象建构的责任，也不能够舍弃在大众流行文化中对文化价值的植入，更不能够忽视对新型媒体巨大传播效应的利用。通过商业化的方式传播我们的文化价值观，并不意味着把所有的文化产品不加区分地推向商业市场，而是应当根据文化产品的不同类型、不同内容，进行不同方式的推广与扶助，使它们能够在市场化的历史境遇中获得合理的生存空间与传播平台。总而言之，市场之手有时是有形的，有时是无形的，但市场毕竟是要靠产品来说话的地方，所以，如何使优秀的艺术作品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并且立于不败之地，不仅对于扩大文化产品市场占有率，同时对于传播我们的文化价值观，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都具有重要意义。

显然，我们需要的是一系列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当代文化产品。这些产品不仅能够满足中国文化市场的消费需求，而且能够逐步适应海外文化市场的商业流通。尽管海外市场的培育与形成并不是一个短时间内能够实现的目标，但中国文化形象的当代性建构必定有赖于海外市场对我们文化产品的认可，我们的电影、电视剧、流行音乐、歌舞演出只有通过商业的方式进入他国的文化市场，中国的国家文化软实力才能够在海外得到有效的提升。文化的力量不是靠自我命名、自我确认来实现的，我们的文化只有得到他者的认同、赢得他者的肯定，才能够兑现我们文化的价值、实现我们的文化影响力。

在文化交流活动中寻找一种能够被他人认知、理解的表达方式，是广泛、有效地传播文化价值观的重要条件。尽管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但我们不能因此就自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资源会自然而然地转变为文化软实力，更不能够指望他者会理所当然地接受我们的文化价值观。我们古代的文化资源，如果不经过现代性的转化，不采取国际化的表达方式，它们永远只会是一种传统，而非转化成一种力量。

中国在迈向文化强国的历史进程中，需要将一种符合当代中国发展现实的文化形象“植入”到我们的文化产品与文化表达方式之中。我们不能再以封建社会旧中国的文化遗产、民国时代旧社会的文化符号作为当代国家的文化标志。我们现在需要建构与传播的是能够体现我们这个时代特征的文化形象，而不仅是那些深藏在禁宫里的文物，静卧在博物馆里的古董，沉睡在古籍中的文字。它们能够作为文化遗产得到保护，能够作为文化传统得到承传，但不能够作为这个时代的文化标志获得推广。进而言之，当代中国期望别人认同的并不只是光辉灿烂的传统文化，更重要的还是那些能够体现我们时代特征的、绚丽多姿的当代文化。为此，我们应当按照当代文化的市场需求来配置文化产品的构成元素，根据流行文化的交流方式来搭建文化产业的交易平台，根据当代中国的现实地位来铸造我们的文化形象，根据国家发展的未来需求来传播我们的文化价值观。

在目前这种多样性的文化语境中，特别是面对美国电影的强势进入，我们应当采取的对策不是把美国电影视为洪水猛兽，将它们妖魔化，这种文化立场不仅无助于改变中国电影被美国电影挤压的市场困境，还会将我们的电影置于一种孤立的境地。我们的当务之急是提高中国电影的核心竞争力，通过优质的电影作品增加本土电影的市场占有率，扩大中国电影的文化影响力，使我们的电影观众逐步认识到受商业逻辑支配的好莱坞电影奉行的是“金钱至上”的制片策略、“技术至上”的影像美学和“美国至上”的价值观念。与此同时，我们要有选择地汲取好莱坞电影的叙事策略和商业运作方式，使中国电影摆脱艺术创作理念单一的窠臼，成为一种具有当代性竞争实力的流行文化产品，进入到当代市场竞争的历史进程之中。

四

毫无疑问，中国是一个传统文化资源极为丰富的国家。可是，我们并不是一个文化软实力强国。相对于我们国家的经济实力，我们的文化实力远远没有释放出应有的能量。这就是说，不论就我们的文化资源而言，还是就经济地位而言，文化都没有达到与之相匹配的地位和发挥相匹配的作用。在许多西方国家的历史认知模式中，当代中国处于一种缺失状态。他们只知道古代中国的艺术作品和历史人物，而对于现代特别是当代中国的现实所知甚少。其实，比这些认知的缺失更为严重的是在他们的文化认知模式中还存在许多误解。这些都是需要我们通过长期的文化建构与传播才能够改变的事实。

一个国家的文化力量与其经济力量的增长虽然具有不同的路径与方式，但却有着相同的增长规律。这就是说，如果人们不能改变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方式，单靠经济财富的积累，并不能为国家的经济带来持续的增长。兰德斯在他的《国富国穷》里对国家财富增长的观点，不仅破解了一个经济学长久以来的迷思，对于我们理解文化软实力的增长也具有启示意义：他认为，国家的财富并不是国库里的金银财宝，而是国民的生产方式。因为国家财富的增加乃是生产本身的增加，而不单是财富的不断积累。国民所掌握的独特生产方式，才是经济不断增长的实质意义之所在。至于经济增长的来源，经济学家认为：仅资源增加（譬如土地、人口）造成的经济增长是靠不住的，它无法摆脱所谓的“马尔萨斯陷阱”。长期持续的经济增长要靠技术进步，要不断提升生产力。这就是兰德斯及其他西方经济史学家如此看重英国工业革命的根本原因。因为工业革命是西方世界通过技术进步催生经济增长最突出的标志。这种看法在历史上得到了无可辩驳的事实验证。早期从事航海探索的西班牙人、葡萄牙人虽然能从新大陆带回大量的金银，占领了广大殖民地，但是在现代生产技术出现之后，英国率先发起了工业革命，之后很快就超越其他原先较为富有的欧洲国家，包括那些传统的海盗国家而建立了大英帝国的版图。在相同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文化力量的提升，不在于拥有多少传统的资源，而在于能否对文化进行创造性的开发与能量转化。

现在，只是单方面地提倡“大力弘扬和传播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使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伴随着诗歌、戏剧、曲艺、武术、书籍、书法、绘画、工艺、服饰、礼仪、中医、饮食、民俗文化等的发展而走向世界”。3其实并不能够完成文化走向世界的历史使命。所有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只有和现代的传播媒介相互整合、相互并联，才能够行使其文化意义的承载与传播职能。即传统文化只有在获得了当代的存在方式之后，才能够得到真正的承传与弘扬。虽然我们的传统文化遗产有长城、十三陵、故宫、颐和园，但我们当代文化的典范也有国家大剧院、国家博物馆、国家数字化影视制作基地；我们的传统艺术形式有京剧、昆曲及琵琶、古琴的演奏，我们当代文化形式同样有流行音乐、3D电影、网络游戏。我们的国产影片曾经屡次超过好莱坞进口影片夺取年度单片票房冠军；尽管我们有些品牌性电视节目的创意取自欧美电视市场，但是现在反过来却在节目形态上影响到海外同类电视节目的设计；我们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莫言创作出了令世人瞩目的小说，我们的流行音乐组合还登上了欢迎外国政要的晚会；我们的表演艺术团体（残疾人艺术团）曾经作为联合国的和平特使出访世界各国……这些都是能够体现当代中国软实力的文化产品，在某种意义上它们都能够作为当代中国的文化代言人。假如我们总是年复一年地让外国游客登长城、游故宫、看陵墓、听京剧，就不仅会强化他们对一个旧中国的历史记忆，而且还有可能会消解他们对当代中国的现实印象。

在我们的文化传播理念中，反复强调的是“中国精神、中国气派、中国风格”，这些都是无可非议的国家文化形象的核心内容。但是，我们在这些核心内容后面设置的是“中国表达”——为什么我们不能够对中国精神、中国气派、中国风格采取国际表达的方式与策略呢？至少我们不应当将文化传播方式局限在自己的文化形态内。现在，好莱坞都开始了对中国传统文化资源进行的现代性开采，他们拍了《花木兰》《功夫熊猫》，还要筹拍《宝玉》，而我们难道还要将自己的传统文化资源捆绑在舞台上、禁锢在文字里吗？即便在过去，我们的前辈对传统文化艺术也没有采取单一的中国表达模式。在20世纪20年代，梅兰芳、周信芳、程砚秋等戏剧大师受时代思潮的激荡，积极改革传统戏曲，促进京剧剧目的现代转型。梅兰芳的《嫦娥奔月》《天女散花》《一缕麻》等歌舞戏、时装新戏都是将传统京剧艺术向流行艺术升级换代的创新。尽管在戏曲界对这些翻新也不乏微词，但他们毕竟代表了一个时代中国传统艺术表达方式的历史性（当代性）变革。

当今世界“跨文化接触在不断深化，所以必须把握形成和确立文化认同的新维度和新条件，而历史思考在其中的地位举足轻重。它不仅有利于我们理解异于我们的陌生世界，也有利于解释我们自己的世界，尤其是当我们对既有差异性又有共性的不同文化进行研究时，历史思考能够增进我们的理解”。4目前，令人忧虑的是，我们甚至已经习惯于躺在自己丰富的文化遗产上自得其乐了，误以为我们所承传、所理解的文化价值观，就是他人能够接受、乐于认同的，进而误以为丰富的文化资源就是我们强大的文化软实力，而并没有考虑到他者对中国文化究竟是作为一种奇观来欣赏，还是作为一种文化价值来认同。这两者之间其实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具体地讲，我们不要以为他们对中国京剧的喜好就是接受了我们的传统文化理念，也不要以为他们对中国武术的赞许就是认同了我们止戈为武的价值观，就是理解了我们禅武合一的武学精神；也不要以为他们在电影中越来越多地加入中国文化的元素，就是对中国文化的首肯、对中国文化的敬畏。其实，这种对中国文化因素的“植入”不过是好莱坞力图占据中国电影市场所采取的一种“在地化”策略而已，这是我们在跨文化交流中尤其要注重的问题。

 

（贾磊磊，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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