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立迈向世界文化强国的新文化观

花 建

【摘要】 我们要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五位一体的发展战略全局出发，总结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丰富的实践成果和各国的有益经验，形成迈向文化强国的新文化观，提出富有操作性的对策：具有自觉的文化体系设计能力，树立社会共同体的核心价值观念，形成创造文化魅力的巨大活力，发挥创新驱动的强大能量，壮大推动文化交流和国际文化贸易的实力。

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伟大目标，提出要增强我国整体文化实力和竞争力。这既是一个重大的理论命题，又是一个亟待拓展的实践领域。需要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五位一体、和谐发展的战略全局把握这一重大任务，提出富有针对性和操作性的对策，需要我们根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三位一体的要求，提炼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丰富的实践成果和各国的有益经验，形成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新文化观。

一、文化强国具有自觉的文化体系设计能力

从国家综合竞争力的角度看，文化软实力是一种通过影响获得广泛认同的软性力量。它是一种基于核心价值观念并且通过文化创造、文化生产、文化贸易、文化交流、文化服务而实现的感召力、吸引力、影响力体系。它既源于广大国民的巨大创造力，又依赖于先进的国家治理体系。

大量事实说明，一个大国所拥有的经济资源、人力资源和文化资源是不能自然而然地转化为国家实力的，历史传承的物质财富和文化遗产也不可能长久造福子孙，它必须通过富有远见的国家战略、先进的体制政策和强有力的治理能力，才能把这些资源凝聚成为包括文化软实力在内的国家综合实力。

诺贝尔奖获得者西蒙（Herbert Simon）在谈到“人造科学”时说：1.社会系统是设计出来的，而非自然命定的；2.设计过程比结果更重要，因为我们可以在过程中不断改变将要实现的目标；3.良好的设计往往鼓励看问题的新鲜角度，追求更加有价值的理想和更加睿智的路径1。这也就是说：一个大国国力系统的设计者和建设者所拥有的远见卓识和胆略睿智，能够使其以历史的前瞻性视野，主动设计和实施超越前人的模型图和路线图，从而推动国家克服各种不利因素成为世界强国。这为我们分析大国崛起的战略和路径提供了富有启发的视角。

许多有识之士指出，世界性大国的竞争，归根结底就是发展模式的竞争：“在整个人类历史上，大国会在保障自身安全与利益的基础上积极扩大其对整个世界的影响。国家间在各方面展开竞争，失败者要被迫接受胜利者带来成功的模式。”2在人类历史上多次出现过跨洲和全球性的霸权国家，包括古罗马帝国、13—17世纪的大蒙古帝国、19世纪的大英帝国、20世纪中叶的苏联，它们拥有广阔的国土和殖民地，掌握了当时主要的资源和商品市场，拥有全球最大规模的武装力量3。但是历史的经验已经证明：庞大的帝国仅仅依靠对跨洲资源的巨大掠夺和消费，而缺乏核心的价值观念和长远的文化自觉，再加上滥用庞大帝国的开支，必然会使帝国的制度日趋僵化，国力严重消耗亏空，从而最终被历史的浪潮冲刷而去。一个缺乏优良的制度设计、人文精神和文化活力的国家，无论如何庞大，都将被内部的腐败和外部的挑战所压垮。面对着21世纪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科技创新引领产业转型、全球秩序不断重组的大趋势，许多有识之士提出了“大国之问”：那就是“当时建立起的经济和社会体系以及国家精英所具有的相应政治特质越来越明显地阻碍国家在当代世界赢得主导地位。当前所面临的重要问题是：什么可以让大国在当代世界保证发展和具有竞争力”4。

大国兴衰的实践证明：唯有一个大国自身保持不断创新的活力，才能培育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强有力地捍卫自己的国家利益，在世界范围内显示自己的影响，率先提出和实践全球性的议题，而所有这些需要的是一个富有创造性和远见卓识的大战略。这一个大战略并非一脉相承的陈旧套路，而是体现国家使命和人类福祉、历史规定性和主动创造性相统一的愿景、制度、路径和步骤的总和，是历史视野、科学头脑、实践理性、操作智慧的高度统一，也就是文化软实力的精髓。国家之间的文化软实力之争，从动力的意义上来说，就是国家之间的文化创新制度设计和文化创新能力的竞争。

中国政府庄严地向全球宣布：中国迈向世界强国之路，是一条和平发展的道路。这与历史上出现过的罗马帝国、大英帝国、蒙古帝国等强国，以工业、科技和军事的优势建立跨区域乃至全球霸权，获得超级资源和财富的道路都不相同，也与源于基督教、希腊—罗马文明的西方国家的文化主流理念不同。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既有“中国特色”，又有“世界意义”，既突出了自主的改革与创新，又强调了各国的和平发展与合作共赢，既传承了五千年中华文明所积淀的深刻智慧，又吸取了近代以来大国兴衰的历史教训。它的伟大战略意义在于中国及其他非西方大国的整体和平崛起，可以不同于传统西方大国的和平崛起模式，而超越传统的不同社会制度和价值观的差异。因此，中国的大国崛起之路，就需要有更坚定的文化自觉性、制度设计的引领性、引人入胜的感染力，才能在全球范围内获得更广泛的认同，而为全人类带来更大的发展机遇。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要求完善文化管理体制、建立健全现代文化市场体系、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近年来，中央政府、有关部委和地方政府先后颁布了全国第一部《文化产业振兴规划》和《关于金融支持文化产业振兴和发展繁荣的指导意见》等一系列政策，逐步建立了国家文化软实力的体系框架，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鼓励金融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源相结合”的要求，和完善文化管理体制、建立健全现代文化市场体系、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重点任务，有效地释放出制度创新之“红利”。实践证明：中国崛起，决胜于文化自觉；强国之路，决定于文化实力！

二、文化强国要树立社会共同体的核心价值观

文化强国的软实力，体现在强大的思想力量和价值观念，这样才能把亿万国民凝聚成为一个坚强的社会共同体。它的核心价值观念，是指引国民沿着“什么是有价值的”和“怎样实现这种价值”的道路，去追求理想的目标，也是凝聚民心、民智和民力，引领国家强盛的核心要素。这种强大的思想力量之产生，不但要依赖国家的战略、制度和动员，而且将经历一个国家层面和非政府层面、企业、组织、社会团体及个人，贡献多种资源，共同创造、友好互动和分享的过程；文化建设在本质上是以人为本、以人文内涵为核心的，是全体企业、机构和人民共同创造的结果。离开了广大国民普遍认同的软实力，必将是外强中干而充满危机的。

在历史上后起大国追赶先发达国家的竞争中，文化软实力是不可替代的内在加速器。1888年恩格斯第一次访问美国后感慨地写道：“美国是一个新世界，新不仅是就发现它的时间而言，而且是就它的一切制度而言；这个新世界由于藐视一切继承的和传统的东西而远远超过了我们这些旧式的、沉睡的欧洲人。”5新生的美国在短短一百多年间迅速超过老牌欧洲强国的关键之一就是以追求自由和繁荣、平等和竞争为核心的“美国梦”，而且这种美国价值观深刻地渗透到美国的制度设计、金融体系、经济结构、移民政策、大众文化等各个方面。以自由、民主、公民权利、三权分立、政教分离、以私有财产不可侵犯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宪法至上等，成为美国社会成员普遍接受的文化观念。就连遇害身亡的美国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的著名演讲《我有一个梦想》，结尾就是：“上帝的所有儿女，黑人和白人，犹太教徒和非犹太教徒，耶稣教徒和天主教徒，都将手携手，合唱一首古老的黑人灵歌：‘终于自由啦！终于自由啦！感谢全能天父，我们终于自由啦！’”它表明：美国人对世界事务的认知在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观的基础上趋于一致。这使得美国领导集团和精英可以通过国内民主运作使国家的“软实力”实现最大化，并且在全球范围争取自己的盟友，从而比那些仅仅以经济利益组合在一起的地区同盟更为强势，这是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和借鉴的经验之一。

中国古人云：“与其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当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之际，中国新一代领导人提出“中国梦”，明确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系，正是要激发全体中华儿女仰望星空，创建理想目标和精神家园的巨大热情和智慧。习近平主席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说：“实现中国梦必须弘扬中国精神。这就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这种精神是凝心聚力的兴国之魂、强国之魂。爱国主义始终是把中华民族坚强团结在一起的精神力量。”这种价值观念的形成，不仅仅需要决策管理者和知识精英的设计，更需要千百万国民的共同探索和多样化实践，正如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强调的“加强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唯有这样，才能树立起对中国现代化的理想动力，对中国转型发展的智慧推动，对亿万国民的精神引领。

这样一个伟大的历史任务，目前还远远没有完成。当2010年的中国以5.879万亿元的GDP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时（根据日本内阁发布的2010年全年经济数据），中国还难以创造出为各国人士向往的理想家园、崇拜偶像、人文梦想，还没有塑造出为全世界所尊重、所向往的优秀国民、理想社会和世界强国之形象。当全人类面对着一系列政治、经济、生态、环境方面的巨大挑战时，中国所创造的文化内容还无法在科技创新、信息化社会、战争与和平、全球治理、金融危机、宗教冲突、生态平衡等全球性主题上，给国民和各国以强大的引领性，为人类特别是青年一代提供走向未来的思想制高点和理想之光。龙永图先生曾经引用澳大利亚报纸对中国未来提出的三个疑问：1.什么时候才能使全球大多数国家的精英都愿意把自己的孩子送到中国来留学？2.什么时候才能使全球大多数人特别是年轻人更多地看中国电影，听中国的音乐，阅读中国的书籍？3.什么时候全球的消费者选购产品时，更多选择中国的品牌？6这可以说是一个涉及中国文化贡献力的“世界之问”。

要回答这样的“世界之问”，需要中国人焕发出强大的思想创造力量，需要在文化领域共同参与、多样包容、广泛创造、社会共享、平等竞争，让各级政府、各阶层人士、企业、社会团队，勇于探索无知的领域，敢于面对现实的挑战，善于提出创新的理念和路径，让各种文化创造的主体充分贡献，让一切文化财富充分涌流；因为文化的核心是对人的人文理想、智慧和创造力的集中表达，是彼此间心灵的对话与感动。文化的活力正从这种官民一体、多元参与、应对挑战的格局中澎湃而出。

三、文化强国要形成创造文化魅力的巨大活力

文化强国所具有的文化软实力包含了核心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但是又超越了政治、伦理和意识形态，在更高的意义上创造了美。它不仅仅表达了一种对真理、伦理和科学的追求，也包含了对美的想象力和表达力，它不但要建设核心意识形态，而且要创造丰富多彩的文化内容和艺术形式。文化生产所贡献的核心内容，与意识形态的政治价值、商品生产的实用价值等有相融的部分，更有与之不同的特殊价值。中国学者向勇指出文化的魅力集中体现在三大价值：膜拜价值、梦幻价值、体验价值。膜拜价值是经由文化产品的原真性、在地性和距离性所带来的“光韵体验”；展示价值是经由文化产品的复制性、在场性和介入性带来的“震撼体验”；体验价值是经由文化产品的娱乐性、互动性和时尚性带来的“交感体验”。7这是对人类生命活力的巨大激发和身心感官的全面激活，也是人类生活中具有很高价值的丰富体验。

美国学者约瑟夫·奈强调：“软实力说到底，就是一种叙事的能力。在当今的世界局势下，我们更多考虑的不是谁的军队捷报频传，而是谁讲的故事引人入胜。而中国政府现在显然在努力成为讲故事的高手。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都是非常精彩的好故事。”8英语中的“故事（Story）”不是“事实(Fact)”，所谓的“讲故事”指在认识事实的基础上进行精神创造的能力，它具有创意、想象、充满情感和亲和力的特色，具有“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感染力。一个国家的核心意识形态未必让各国民众都广泛认同，但是灿烂的文化艺术精品会成为全人类共享的财富，也就是这个国家向全人类提供优良文化财富和公共文化产品的能力很强。所以，一个国家善于“讲故事”的核心是提炼广泛认同的文化价值观和文化艺术魅力的能力，成为文化凝聚力之核心所在。

文化强国的软实力，体现在拥有强大的文化产业，能够提供大量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对全球文化生产的产业链、文化研发的价值链、文化资源的供应链、文化服务的品牌链起到重要的引领作用。目前在中国文化整体实力中，较为薄弱的恰恰是文化内容和精品的创造能力。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文化产品的物质形态有了巨大的增长。从大量统计数据看，中国文化产业的产品短缺时代已经结束，缺少的是体现全民族的共同理想和人文追求，提炼中国和人类丰富的遗产，展示“中国梦”的魅力，产生广泛影响的文化精品力作。中国文化产业经历了十多年的产能扩张，正在逐步进入一个重要的拐点，那就是逐步告别生产粗放型、资源消耗型的发展模式，转型进入一个追求科技和创新推动、注重内容质量、追求综合效益的发展阶段。

中国急需的不是扩大文化货品的产能，而是提炼和创造文化内容的精华。中国作为人类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没有中断其文明的国家，拥有五千年的悠久文化传统和丰富资源，从春秋战国时代的孔子、庄子、墨子、老子等诸子百家开始，直到秦皇汉武、魏晋风骨、唐宋文采、康乾盛世。所以英国学者马丁·雅克断言：“在成为民族国家之前，中国首先是一个文明实体。”9“中国人之所以与众不同，有强烈的自豪感，其根源并不在于近代中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的经历，而在于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古国所拥有的悠久历史。”10但是这些巨大的资源还没有在当代中国人的提炼下转化成大量的文化精品和文化新品。比如：中国缺少以10种以上语言在全球发行1亿册以上的单部文学作品，缺少在全球票房超过3亿美元的电影和动画电影，缺少连续演出超过10年的优秀演出剧目，缺少在全球具有偶像意义的音乐、电影和演艺明星。在全球具有标志性的20多个文化奖项和文化评选，如诺贝尔奖、普利策奖、艾美奖、奥斯卡奖、金球奖、普利兹克建筑奖等方面，中国所占的比重与经济大国的地位不相符，有许多空白。罗兰贝格管理咨询公司在2012 年末发布的《全球文化产业50大企业评选》中，美国沃尔特·迪士尼以年营业收入380亿美元（2011年）名列第一，新闻集团以及时代华纳分列第二和第三位，日、法、德、英等国知名企业皆有上榜。中国入选的两家企业为万达（第37名）、腾讯（第46名）。

中国初步形成了文化生产体系，但是该体系中缺乏科技含量高、创意含量高、商业模式新颖的核心技术、核心产品、核心品牌，也缺乏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大量核心内容。而这恰恰是阐发“中国梦”的文化内涵，表达具有凝聚力和吸引力的核心价值观，形成全民族的文化共同体，吸引和团结国际盟友的核心文化力量。有鉴于此，中国迈向文化强国之路的重点之一，就是突出文化内容的创造，加强文化精品的生产，提升文化生产的品位，以质量取胜，以品位占优，以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和自主品牌为骨干，实现从“文化产能大国”向“文化创造强国”的转变，只有这样，中国才是一个完整意义上、在全球产生巨大影响力的先进国家。近年来，中国各地的文化企业正在采取多种措施，包括加大原创内容和品牌开发，在不断变化的技术与商业格局中寻觅新的机会，启动相应的项目并重新配置资源，壮大企业的总体创新能力。2013年末《光明日报》评选的第五届中国文化企业30强、总的主营收入首次超过2000亿元大关，达到2047亿元，涌现出万达、腾讯、华强、盛大、宋城等一批拥有强大科技研发能力和自主品牌的优秀文化企业和集团，显示了中国文化生产力主体迅速壮大的良好势头。

四、文化强国要发挥创新驱动的强大能量

迈向文化强国的软实力建设要顺应中国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顺应全球范围内产业转型的深刻变化，发挥创新驱动的强大能量。自从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创造的物质财富比之前数千年创造的财富总和还要多，而进入数字化、网络化、信息化时代以来，人类创造和分享财富的能力又是工业化时代难以比拟的。一个更加富于活力的全球创新环境正在形成，创新已经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驱动力，也成为文化强国巨大能量的主要来源。

文化成果的根本价值就在于创新，是突破前人的水平而贡献新理念、内容、产品、形式的能力。国家文化整体实力中的创新力，包含了创意、创新、创造。在全球化、信息化时代，各个国家和城市都被深浅不一地连接到了一个巨大的网络中。只有文化创新力，才是全球公认和喜爱的文化硬通货。所有具有全球权威的影视、音乐、动漫、新闻、游戏、视觉艺术、工业、时尚、建筑和包装设计等奖项，都是以创新作为首要标准的。诚如英国学者查尔斯·兰德利所说：“在崭新的城市构架下，创意是主要的通货之一。”他用一个五重奏公式来评价创新文化作为世界硬通货的特点：“好奇心（curiosity）、想象力（imagination）、创意（creativity）、创新（innovation）与发明（invention）这五个关键词，构成了无懈可击的五重奏。”11

在文化软实力视野中的创新，首先是文化创造与科技进步的有效融合。在人类历史上，每一次科技进步带来的成果，从电气、电影到无线电技术，都深刻地改变了人类文化生产要素的组合方式。今天，城市文化的潮流又一次沐浴在科技太阳升起的灿烂霞光中，哪一座城市能够及时抓住文化科技融合创新的机遇，她就有可能在全球舞台上扮演一个引领潮流的明星城市角色。

2012年2月，美国物理学家马克·P. 米尔斯（Mark P. Mills）、工程与应用专家朱勒·M.奥迪诺（Julio M. Ottino）在《华尔街日报》发表名为“科技变革将引领新的经济繁荣”的文章，指出1912年前后出现的新技术——电气化、电话、汽车、不锈钢和无线电深刻地改变了人类与自然界的关系，而在一百年后的2012年，三场伟大技术变革即大数据、智能制造、移动网络革命与六大技术即信息和通信技术、计算机技术、仿真技术、视听技术、新材料技术、节能环保技术，将会给人类社会带来更加深刻的变革，给文化领域的感知方式、创造方式、传输方式、消费方式带来前所未有的广阔空间，涌现出3D电影、电脑仿真、数字游戏、人机互动、网络音乐、数字出版等一系列新型文化艺术生产方式和表现样式，也促成文化产业链、文化资源供应链和文化服务品牌链的重组。

比如，从1980年世界上第一部绘图电脑在美国诞生，3D数字技术就给电影产业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科技启发艺术，艺术引领科技”，这是一个你拉动我，我启迪你的互动型马拉松比赛。1986年三位想把艺术和科技结合的“造梦人”——企业家史蒂夫·乔布斯、艺术天才约翰·拉赛特、科学家爱德·卡特穆尔合作，成立了历史上第一家3D动画公司——皮克斯动画工作室。他们创造出传统电影难以企及的震撼性视听效果，成为全球电影特效的新标准配置，并且以电脑动画软件技术团队的身份首次获得2000年奥斯卡大奖。他们出品的世界第一部电脑动画长片《玩具总动员》在全球票房超过3.5亿美元，使得全球电影界同行相信：电脑动画与合成技术将是未来电影技术的颠覆性洪流。基于电脑特技的3D动画电影以一种全新的创作能力和审美形态从传统的2D电影中崛起，成为了风靡全世界的强大艺术潮流。

“栽下梧桐树，引得凤凰来。”从当年皮克斯的建立，到今天3D动画电影在全球的汹涌澎湃，人们更加关注到这些创新型企业的建立之地：美国西海岸的硅谷—旧金山湾区，这里毗邻斯坦福大学，面对着广阔的太平洋，各路人才荟萃，生态环境优良，高度重视知识产权保护，汇聚了一大批科研机构、金融机构和研发基地，成为英特尔、甲骨文、Facebook、苹果、皮克斯等一系列科技型领军企业的发祥之地。硅谷面积为4700平方公里，人口300万，2013年贡献的GDP高达2580亿美元。硅谷前10名的公司，个个富可敌国。这里的孵化奇迹，给中国城市的文化建设者提出了意味深长的思考题：中国能否再现硅谷的传奇？

面对这一个“硅谷之问”，答案就是：一座城市要推动文化和科技的融合创新，不但需要敏锐把握市场的机遇和先行先试的勇气，而且需要建设者和管理者具有高度文化自觉，推动创意、技术和资金的深度交融，形成有利于创新型企业成长的优良制度和环境，此外还有一个更深刻的要求，就是把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科技研发与艺术创意、现代企业运营更深入地融合在一起。中国古人云：“何意百炼钢，化为绕指柔。”技术、艺术和管理的深刻差异，必须在这座城市中奇迹般地融为一体。科学技术追求的是客观真理，管理追求的是质量、成本管控和产出效益，而文化创意追求的是多元创造的活力；科学技术强调建立在事实基础上的严格证伪和逐步积累，现代企业管理强调在信息化和全球化基础上的互联互通，以迎接实践和市场的严酷竞争，而文化创意强调自由想象和灵光一闪；推崇天马行空，甚至带有波希米亚人式的非主流文化倾向，创造出让人耳目一新的文化新品。它们仿佛是火焰与海水、黄金与翠玉，在性质和个性上是天壤之别，但是一旦融合在一起，就如同“金镶玉”般成为价值连城的珍品。

目前，中国还少有像硅谷这样的科技、金融和创意有效结合、高度密集的创新基地。它们应该是在鼓励创新、鼓励社会资源投入、保护知识产权等方面的领先城市。大量实践证明，中国城市要在全球范围内吸引最富于创造活力的文化创造主体，必须在鼓励原创内容和保护知识产权等核心利益方面做出更大努力；要进一步推动文化与科技的融合，必须有强大的制度保障和执行能力，把科学精神、技术理性、人文理想、创意活力、文化多元等，更好地包容在一起。文化强国的创新活力，必须在一个宽松自由、和谐开放、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制度下才能实现，必须在包容多元文化，鼓励和而不同的环境中才能实现，必须在科学精神和人文素养、基础设施和充沛投入的交融汇流中才能形成。作为一个后来居上的世界性大国，中国必须不断进行文化体制改革，发扬学术民主和艺术民主，才能释放全民族的文化创造之活力。

五、文化强国要壮大推动文化交流和国际文化贸易的实力

中国所要建设的文化强国，不仅体现在传承民族遗产，凝聚文化认同，激励无数中华儿女创造活力的“中国梦”，而且与包容多样文化，建设和谐世界的“世界潮”相通，能够承担起建立全球文化贸易新格局的重大责任。

一个世界文化强国，必然是一个全球文化贸易大国，更要首先建立起自己对于世界的伟大想象力。自古以来，人类生而具有想象力，而世界性的想象力，却是在进入工业革命之后才逐步萌生的一种改造世界的巨大力量。一个缺乏自信、萎缩胆怯、闭关锁国、与邻为敌的国家，难以想象人类可以共享一个多元共存、环球通融、和谐相处的世界。而倡导多元文化，理解各国人民的多样文化理想和发展模式，正是一个世界大国构建多种利益共同体，推动全球秩序向平等、和谐、共享方向发展的必要前提。正如200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所指出的，文化多样性是人类共同遗产和智慧密码：“正如生物多样性对自然界来说是必需的一样，文化的多样性对人类也是必需的。”12中国是全球文化多样性的支持者和推动者，中华民族对自身和世界的理解力和想象力，正在经历着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跨越，最简要地说，就是从“文明古国”走向“同一世界”，从“东亚之光”走向“蓝色星球”，从“东方明珠”走向“世界中国”！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发展道路多样性，尊重和维护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中国倡导的文化多样性，正符合了全人类的共同理想和世界性的潮流。中国文化本身是多元文化的综合体，又在积极推动世界文化的多样化发展。

文化强国推动全球文化交流的能力，不仅仅在于满足一国的国民之需，更体现在设计和维护全球文化贸易规则，向全球提供大量文化贸易产品和公共文化服务产品方面。文化货品/服务贸易是采用商业形态的文化传播，公共文化产品是采用非营利模式的文化服务，两者是相辅相成的两个层面，寻求文化软实力并且发挥其在国际竞争中的作用，不但要依赖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战略规划和组织能力，更需要顺应全球化和多样化的世界潮流，让更多的社会组织和社会成员共享这种权力的建立和应用。这恰恰是文化发展更为深刻的意义，也是它更加符合人文精神的表现。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虽然世界贸易市场遭受猛烈冲击，但是全球文化贸易的规模仍然不断扩大，特别是国际文化服务贸易的增长幅度明显超过国际文化产品贸易，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领域。NCTAD 数据库的资料显示，2002—2010 年，国际文化商品贸易出口总额从1982.4 亿美元增长到 3832.1亿美元，年均增速为 8.6%；国际文化服务出口总额从495.9亿美元增长到 1450.3亿美元，年均增速为14.4%，在全球贸易各门类的增长中表现突出。

目前，在全球文化贸易市场的格局中，传统西方大国仍然占有较大的份额，然而增长最快的是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印度尼西亚等一批新兴大国和区域大国。它们的对外文化贸易受到本国发展战略、经济增长、人口和资源、市场扩大，以及地缘条件的影响，正在推动着全球文化贸易的增长从长期以来的西方大国为主，向西方国家和新兴大国多极推动的局面发展。2011年，日本官方和民间代表联合提出一份重要提议案《酷日本官民有识之士会议提议案》，指出在全球有19个文化产业增长最快，占有份额最大的国家和地区，其规模总量年均复合增长率将达到7%，其中增长最快的中国、印度、巴西、印尼、沙特阿拉伯、泰国文化产业规模年均复合增长率分别达到11%、11%、10%、10%、8%、8%，预计2020年世界文化产业的市场规模将达到900兆日元以上13。按照日本朝野共同关注的“酷日本战略”，日本2009年主要文化产业规模为2.3兆日元，而在2020年将努力达到8—11兆日元，而日本对策的重中之重是“把内需产业的文化产业转换为外需产业”，把重点从开发国内文化消费市场转移到国外文化消费市场。

这样一个稳步增长、潜力巨大，能够对各国产生政治、经济、文化多重效应的全球文化贸易市场，必然是全球大国竞相争夺的广阔“蓝海”市场，也必然是中国发挥文化软实力，把国内文化产业的规模转化成对外文化贸易的优势，显示“中国梦”与“世界潮”相通，体现中国特色现代化理论、制度、道路之影响力的重要领域。有鉴于此，有英国学者敏锐地提出：中国是近年来对外文化贸易发展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成为全球文化贸易大国指日可待。那么，中国在推动文化贸易方面如何建立文化贸易利益相关者的理想互动团队，包括中国客户、英国代理和目标消费者，从而形成共享利益链呢？14这是又一个针对中国的“文化贸易之问”。

根据党的十八大关于建设文化强国的部署，我国建设对外文化贸易强国应该形成如下战略目标：分两个阶段稳步推进，到建党100周年基本建成体现对外文化贸易强国的框架，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周年全面形成对外文化贸易强国的实力，使得中国文化贸易进出口总额位居世界前三强，保持并且不断提高中国对外文化贸易的总体顺差。要实现上述的战略目标，必然要推进中国对外文化贸易的体系建设：

鲜明地提出建设互惠开放型文化贸易体系的“中国主张”，推动其成为广泛的“世界共识”：强调文化贸易是全球开放型贸易体系的组成部分和人民共享的福祉，各国要在文化贸易的竞争中合作，在互惠中共赢，在追求本国文化贸易时兼顾别国利益，在寻求自身文化发展时惠及别国发展，建立发展创新、互惠联动、开放共享的国际文化贸易新格局。

壮大中国对外文化贸易的市场主体，是在全球文化贸易的主要领域，如数字内容、电影音像、创意设计、新媒体、音乐视听、艺术品等，拥有200家以上的跨国公司和骨干企业，在世界500强中的文化企业中，在全球最大的20家视听企业等方面，在全球依托数字科技所快速发展的新媒体、文化新业态、新兴产业中拥有一大批外向型的龙头企业和产业集群。

形成中国对外文化贸易的空间布局，结合对内和对外两个大局，依托中国国土辽阔、人口众多、文化多样的国情，依托京津唐、长三角、珠三角三大城市群和全国10个大城市圈，建立东中西部各有侧重、沿海与内陆相互呼应、城市与乡镇各有优势的中国对外文化贸易功能区和产业集群。

确立中国对外文化贸易的目标市场，2012年中国与美、日、德、中国香港和英国等五大贸易伙伴的文化进出口额之和占中国核心文化产品进出口总额的53.5%，这反映出中国对金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等文化贸易市场开发不够15。要结合中国的国际战略，形成面向亚太和欧洲地区，面向亚太、欧洲、东北亚、东南亚、南亚、中亚、西亚等主要战略方向的目标市场国家和地区，建立辐射周边和全球主要国家的对外文化贸易辐射圈，在与中国战略利益攸关的地区形成中国对外文化贸易的优势。

优化对外文化贸易的空间布局，在三大城市群和10大城市圈，建立50个以上推动对外文化贸易的产业服务平台，建立一批国家级和省市级的对外文化贸易基地、产业园区和文化艺术保税仓库，并且与国家的对外自由贸易园区、保税区、出口加工基地、对外贸易基地等相互呼应，形成一个专业提供文化贸易的法律、外贸、财税、投融资、专业鉴定等方面的服务机构体系。

创新对外文化贸易的制度和机制，通过渐进改革和探索创新的方式，逐步在鼓励出口、通关便利、财税扶持、保税租赁、出口退税、人员进出、外汇结算、建立海外基地等方面形成有效的制度和机制，释放改革创新带来的中国对外文化贸易的“制度红利”，鼓励更多的社会资源投入到中国对外文化贸易领域，使得中国成为全球范围内鼓励对外文化贸易最为有效、最为便利的国家之一。

提高文化双向开放的质量和水平。把对内和对外两个大局结合起来，在逐步放宽对外资进入国内文化产业领域限制的同时，鼓励中国的外向型文化企业，充分利用国际文化资源，创新文化外贸产品和服务，既善于推动“中国内容，世界表达”，又善于体现“世界潮流，中国表达”，提高中国文化产品在国际上的亲和力和传播力，让中国文化软实力的增长惠及各国人民。

 

（花 建，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文化产业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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