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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孩子所处的环境就是课堂

不久之前,在康涅狄格州纽黑文市的卡尔文·希尔日托中心(Calvin Hill Day Care Center),我和一个名叫艾比的5岁小女孩进行了一次很特别的对话,对话的内容是关于食肉鸟的。她当时已经被一本纪实性图画书深深吸引,书中配有大幅彩色照片,还有大量孩子们喜欢阅读的信息。我一方面惊讶于书中竟然包含了如此多的能够启发孩子想象力的深奥知识,另一方面则惊讶于孩子竟然能记住它们。我们谈到了秃鹰、茶隼和游隼,还聊到了为什么猫头鹰猎食时脖子可以灵活旋转但眼珠却不会转动。

我了解到,艾比对这个主题已经有了一定的细致研究,并且对鸟的影子相当在行,因为她经常用她的儿童望远镜透过教室的窗户观察各种鸟的影子。我看着她画了一只鹰,出乎意料地逼真。她是用深灰色的蜡笔画的,她解释说:“这是车道上的灰色影子,不过有时你抬头看向天空,可以看到鹰的全身。”然后,艾比领着我去参观了摆放在一张桌子上的一组鸟巢,都是孩子们收集的,他们在研究了自然手册上的鸟巢图片之后,鉴别了收集来的鸟巢,还贴上了手写的标签。这些从后院里找来的形态各异的鸟巢着实让我吃了一惊,而且,我似乎还在其中一个鸟巢上看到了一点点碎羽毛,又好像是一段线头。但艾比对这些似乎一点也不感到意外,她只是滔滔不绝地跟我讲着她对鸟的认识,就像一名鸟类学教授在给一个傻瓜上课一样。无知的我被她说的那些关于鸟的细节弄得晕头转向,直到后来一脸兴奋的艾比被什么内容难住而需要我的帮助。

她注意到,书的每一页最下面都有一幅漫画,其中一幅图让她无法理解。与漂亮又生动的照片不同,每一幅漫画都描绘一个由现实生活延伸出来的可笑场景。在那幅让艾比困惑的漫画中,一只正准备吃掉一条蛇的鸟正拿着一个小盐瓶往它的猎物上撒盐,就像是餐厅顾客在给他的食物加调料一样。艾比一直凝视着这幅奇怪的漫画,与此同时我却在努力抑制自己对那个画面的厌恶。然后她紧张兮兮地笑了起来,大概也感觉到了其中的怪异。

她问我:“这只鸟在干什么?”

我回答她:“很有意思,是不是?”然后用一种夸张的语调强调:“依我看,这只鸟在往它准备吃掉的那条蛇身上撒盐。”然而,我可以看出,她依然很困惑。我指着小盐瓶问她:“你知道这是什么吗?”接着说道:“那是盐瓶,用来往食物上撒盐的。瓶子上面有很多小孔,你只要像这样晃一晃,盐就出来了。”

“哦,是的!”艾比说:“我们家有和这个一模一样的东西。”

她目不转睛地盯着那幅图。

“这幅图看起来很可笑,是吧,一只鸟怎么会使用盐瓶?”我说道,说到“鸟”这个字时还特意加重了语气。

“是啊,但那是真的吗?”艾比怀疑地问。

“好吧,我想这只鸟只是在假装像人一样吃东西。你不觉得吗?它是学着人的样子往食物上加盐。”

“那不是真的,是吧?只是一幅漫画。”她继续问。

“不是真的,我想制作这本书的人只是想开个小小的玩笑,假装这只鸟会像人一样吃东西。但鹰实际上是不会往它的食物上撒盐的,是不是?那太可笑了!”我继续用夸张的声音说道。

“是的,是这样,”她咯咯地笑着说,“它从哪里得到的盐呢?”她问得相当仔细。

“我知道了!它是不是飞到了某家人的厨房里,然后从厨房的桌子上拿到了盐?”我笑着说。

“是的,有这种可能。‘你好!能给我些盐吗?’‘好吧!好吧!这里有盐!’唰,唰,唰。”艾比笑着说,手里比划着撒盐的动作。

艾比是个聪明的孩子,她在她的“最佳学习区域”内做得很好。在那段对话之前,她已经有很多运用她的智慧的机会——各种书、望远镜、蜡笔、真正的鸟巢、她的“研究”等。但是,尽管艾比有着令人印象深刻的推断能力,在那样的特殊时刻,能够有一位感兴趣的成年人在她身旁,对她来说也是一件幸运的事。在这个被教育工作者称为“搭建脚手架”的过程中,我提供了恰当的支持,使得孩子的知识水平能够再上一个台阶。

当艾比努力去理解严肃与趣味、现实与伪装的交集时,她已经站在了她可用智力能力范围的最边缘。但在那之前,她面前已经竖起一道概念墙,如果没有他人的帮助,她自己是无法像对话中那样把两种不同的概念联系在一起的。在每一步中,我都在推着她去多理解一些东西,其中采用的方法包括:下定义,对定义进行重述,提醒她想起一些她已经知道的东西,以及夸大一些关键用语和想法。事实证明,通过激活我自己已获得的知识和经验,去理解一个刚认识的孩子的视角,以及她与我分享的有趣内容,我同时也在我的最佳学习区域内进行了学习。

在今天的美国,早期教育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太多时候,幼小的孩子们(尤其是上学前与家里的成年人没有太多交谈的孩子)没有像这样的延伸学习的机会,因此,他们也就无法让自己的认知或疑惑上升到一个新的层面,即儿童发展先驱让·皮亚杰(Jean Piaget)所说的“失衡”与“顺应”的循环。

艾比的故事还告诉我们:用明显的界线来区分“聪明的”孩子和“反应慢的”孩子的做法是错误的。就像大多其他事情一样,这么做实际上忽略了智力的自然变化。而且,绝大多数幼儿可以被培养得很好。其实很简单:幼儿需要知识,也需要理解。为此,他们需要一种学习生境,让他们能够与真正理解他们的人建立起联系。

这次交流的性质、其周围的学习生境、所有可用的工具(书、鸟巢及绘画材料等)、艾比课堂安排中可利用的自由活动时间(所以我们才能有这样一段对话),尤其是两个人之间产生的一种神奇的感应(让我们之间能够建立起一种联系),所有这些都是专家所谓的高品质学前教育环境的主要特征,而我们会看到这样的早期学习经历会给生活带来怎样的实际变化。

成了学校的幼儿园

孩子们天生具备从人与人的应答互动中学习的能力,这是一种巧妙的技能,不用花一分钱。然而,因为各种原因,太多有着各种能力和性格的孩子觉得学校里的学习是件难事。这种情况,我在从事早期教育的生涯中见识得太多了,我认为,这往往是因为我们没有帮助他们找到专属于他们的最佳学习区域。课堂这个分区,即便再温暖再吸引人,也有很多局限性——太乏味、太令人困惑,太简单又太难,太多激励,也太让人疲惫。大众文化常常提到让孩子失去快乐的小学或中学教育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我却认为,这种失望的根源可以追溯到更深层次,直指服务于这么多美国学龄前儿童及幼儿园孩子的教育和保育体系。

据我观察,挫败感几乎随处可见。孩子们的期望和经历有时会得到赞美,但太多时候都被随意用沉默对待了。

在今天的幼儿园中,这样的不关心甚至愈加明显。这些幼儿园甚至连借口都不要了,不再宣称自己是通往“真正的”学校的门户,他们自己实际上已经成为了学校。“我想,很多家庭不会把幼儿园当作正式教育的起点,”密西西比州一位学校领导对记者解释说,“如果孩子们已经落后了,那就很难让他们追赶上。”幼儿园的管理人员抱怨,许多小孩逃课太多,或者把迟到当作家常便饭;他们指责这些家庭不把近来幼儿园的严格制度当回事儿。按照这种观点,幼儿园显然在施行一种更严格的行为准则,比很多成年劳动力所遵从的还要严格。在密西西比州,大约10%的小逃课者因此升不了一年级。

未说明的是,在对每况愈下的幼儿园出勤率及破坏学习潜能的上课时间表示绝望的背后,事实是,在大多数学区,公立学校的经费直接与缺勤率挂钩。不管出于什么原因,一个5岁的孩子在祖母家待上一天就等于是在浪费学区经费。说我愤世嫉俗好了,但我相信,幼儿园之所以不再是一座通往正式学校的平缓桥梁,不再允许小朋友们多睡一会儿或者偶尔逃逃课,这种经费结构是隐含的原因之一。其实,不管谁出现、谁不出现,学校的运营都要消耗一定的沉没成本,因此,我觉得这是一种有问题的运营之道,不必要地放大了过失。这有点像被放在轮子上的仓鼠一样,处于焦虑状态中的孩子和家长被不停地告诫要向前追赶。我只能想到,这无疑会促使他们更想要远离学校,进而让每个人更加觉得这些小孩已经远远落后。

在这样一个对该年龄段的孩子极为重视的年代,在升学压力下,在大多数幼儿园已经摒弃了能够让5岁的孩子了解生活的传统道具和日常活动(例如,用道具服装和积木扮家家酒,在课间休息时间惬意地假装举办下午茶聚会)的情况下,只有非凡的老师们才能在任何情况下都能从更深的角度去了解他们照料的孩子。

当今学前教育的其他特性同样阻碍了老师与幼儿之间建立真正的关系。早期教育界有一个令人沮丧的趋势,即从中小学高年级到幼儿园的“连排式”向下推行。这种实践要求五六岁的孩子每天都要离开教室去上不同学科老师的课,如此一来,幼儿教师们更难很好地了解孩子们并满足他们的需求。

逃离课堂

有些孩子在应对失望的过程中彰显了十足的独创性:

我认识一个6岁的孩子,名叫康纳,是一名活泼的一年级学生,他对野生动植物有一种傻里傻气的兴趣。一天早晨,康纳哭着醒来,一边哭一边喊疼,连走到卫生间都办不到。他的父母大惊,赶紧带着他去了急诊室。一位儿科医生诊断出他患了暂时性滑膜炎——典型的由髋关节内层炎症引起的暂时性跛行及疼痛。医生建议他卧床休息一到两天,直到能够再次正常走路。但是一周之后,康纳还是卧床不起,仍然喊痛。他只能踉踉跄跄地走到浴室,当父母鼓励他来回走走时,他总是满眼含泪,并显得很焦虑。这种情况持续了几天,直到他的父母脑海中慢慢生出一丝怀疑。他们觉得康纳的情况可能并没有他们最初担心的那样可怕。首先,康纳对这种病弱状态表现出了非同寻常的高昂情绪;再者,他们开始注意他的疼痛,通常都是一大早最痛,然后在接下来的一天中慢慢消散。

事实上,康复期内的康纳显示出惊人的思维活力。在这一周里,他把他的双层床变成了他的塑料动物模型的一个生态栖息地,把它们按照进化树安排得有条有理。首先,他把脊椎动物从无脊椎动物中分离出来,然后又把哺乳动物从爬行动物、鸟类、鱼类及两栖动物中分离出来。他还把哺乳动物分了类:食肉类、啮齿类及鲸类。他为他的灵长类动物们做了一棵树,当作它们的栖息地;为有蹄类动物做了几片草原;还为小海豹做了一个海草林;他找来了纸巾筒和钓鱼线,为熊猫做了好多竹子。

每过一天,这些动物的栖息地就会变得更精致,而他的病痛借口也变得更夸张怪异。10天之后,他的父母越来越迫切地需要时间去处理他们自己的事情,他们的怀疑也在加剧。无奈之下,他们约了一家大型教学医院的骨科专家。被吓唬了一下之后,康纳终于全盘托出了他的骗局:他髋部的疼痛并不严重,在第二天就已经全好了。康纳是个非常善于观察的孩子,他曾经仔细地观察了急诊室医生做检查时的情形,并且学会模仿这种病的体征和症状,为的就是能够装病在家待着。他说他想要为自己创造一个比学校更迷人的环境。

为什么一个健康又活泼的一年级学生,会选择花一周多的时间在床上装病?

像康纳这样的故事,我们可以有多种解读方法,但我更喜欢比较乐观的一种。一方面,一个充满好奇并且顽皮的孩子,要靠装病这种欺骗性伎俩来逃避一年级的课堂,这让人觉得很可怜,我们应该停下来思考一下。与此同时,有一点很重要,那就是不要太过沉湎于对康纳的经历的同情中,我猜想,他非常享受这个过程——事实上,这个小男孩非常有活力。康纳适当的调皮和顺应凸显了他的失望。他无疑是个幸运的孩子,有父母或看护人照料,比那些不那么幸运的孩子更容易跨过童年道路上的坎坷。但是,我从康纳的恶作剧中看到了非常积极的东西,我们可以把它们应用到所有存在类似情况的孩子们身上。

事实是,康纳会好好的。之所以这么说,并不是只凭直觉,而是因为我很多年前就已经认识康纳了,他大学一年级时,我们还进行过一次交谈。他告诉我,在他十几岁之前,学校充其量就是一个沉闷且令人厌烦的地方。“简直无法形容我有多讨厌学校。”康纳说。他觉得大多数家庭作业“无聊且完全是在浪费人的精力”,他觉得他与“每件事都不同步”。但是,关于康纳,一个有趣的问题是,冗长而乏味的学习轨道对他的“摧残”怎么如此之少。

我问他,他能够带着几乎完整的成为科学家的梦想直到上大学的原因是什么,他解释说:他一直都知道他的大脑在学习,尽管这种学习与他那些并不足以成为典范的成绩和学校行为并不相配。显然,他采纳了一条建议(通常被认为是马克·吐温给出):“我从来没让我的学校教育干扰过我的教育。”最后,康纳解释说:“我之所以能成为一名好学生,是因为我从少数关键人物那里收到了他们从不怀疑我的学习能力的信息。”

如果说这里有什么可以传授的经验,那可能是:幼小的孩子们能够在各种环境中实现各种程度的学习,但在这些供他们学习的环境中,我们唯一能百分百地确定的只有一处,那就是,他们大脑中的某个隐秘处。

孩子所处的环境就是课堂

我们有一种笃定到令人吃惊但却错误的观念——我们所谓的学习必须来自孩子自身以外的地方,由有资格的成年人给予或限制。然而,每个幼儿的大脑中都存在学习的基础。无论什么地方,只要有孩子在,我们就能找到可供其学习的课程。

如果说年幼的孩子能够在各种环境中进行学习,那就意味着,即便失去了接受学前教育的机会,或生活在一个缺乏安全的室外玩耍环境的街区,孩子也能从某个地方找到学习机会。这一点很重要,那些常年忍受戒尺打手的惩罚或长时间像成年人一样做苦力的孩子们,可能正是因此而得到了很多安慰。如果说狄更斯笔下那些在城市环境中长大的孩子中,没有一人能够找到某种方法来弥补他们经历的糟糕的学校教育,我们怎么可能相信。

我们可以再往深处想一想:如果学龄前儿童具有无限的、在各种环境中学习的能力,那么,我们又何必要勉强他们去实现那些无趣的目标呢?比如,就像我们在那么多早期教育环境中所看到的那样:识别三角形和正方形、记住颜色和季节的名称等。当然,除了那些毫无价值的目标,我们可以设定更高的目标,并要求学前班课堂能够以对发展过程的更深刻的理解为基础,而这种理解只与幼儿大脑发育的范围有关,与监管人员备忘录上所列的下学期到来前应完成的事项无关。

我们应该留意孩子所处的所有能够提供学习机会的环境,而不只是关注学校限定的那些环境。事实上,学前班可能或多或少对幼儿的发展起到一定的重要作用,但要视具体情况而定。研究表明,学前班对课外没有太多有利学习条件的孩子产生的影响最大,比如来自经济水平偏低或父母关系不稳定的家庭的孩子;而且,低质量学前班教育的积极影响极小,甚至没有积极影响。一个来自贫困家庭或有一个每天一睁眼就疲于赚钱养家的单身妈妈的孩子,可能会从强有力的学前教育课程中学到惊人数量的东西;而一个来自富裕家庭的孩子,可能就无法从目前更为普遍的普通质量的学前教育课程中获益多少。

学习机会似乎随处可见,有时候又似乎无迹可寻,这种认知迫使我们想要在孩子所在的每一个地方都创造一种支持性环境。我们不能再不假思索地责备某些父母,也不能再因为觉得某些机构和家庭环境必定不足以支持孩子的学习而不理会它们,因为事实是,孩子们能够且总可以从一切环境中学到东西。另外,我们也不能把问题归咎于孩子本身,那就更苛刻了。

除非承受了最严重的创伤和压力,否则,孩子们几乎不可能学不到任何东西。然而,在调查中,我也从一些学龄前儿童的家长那了解到,他们担心,在今天这个竞争激烈的世界,没有学习压力的传统儿童娱乐活动已经没有了立足之地。我住在一个聚集了很多年轻家庭的街区,每天早上我走路去上班时,沿途总能看到一些父母在送孩子去学前班学校的路上,紧张地考问孩子算术题。驱动这些互动的是一种强迫性的渴望:大人显然觉得他的做法是必要的,虽然并不十分有趣;而孩子,由于渴望取悦他敬爱的父母,则努力去迎合他所以为的、父母对他的期待。然而,一个在认知和情感意义上非常特殊的学习机会就这样错失了,因为大人没有注意到,孩子其实对路边水坑中的油质物质产生的彩虹颜色十分好奇。此外,老师们也在过度担心可衡量的学业成绩,以至于他们会把孩子们的休息时间截留下来,作为学龄前儿童完成“正经”学习任务后的奖励返还给他们,就仿佛在3岁孩子的世界里,学习和玩耍是两个对立的概念一样。

遗憾的是,这些对学习成绩的担心未必毫无根据:很多孩子确实缺乏重要的认知和情绪管理技能,尤其是来自经济条件不太好的家庭的孩子。但是,我们不应该只看这些极端的例子。更多孩子生活在各种条件相当充足的环境中,且生活中也不曾遭遇任何风浪,但在学校中还是无法充分发挥他们的潜力。现在较为普遍的说法是,这样的失败证明了以严格代替快乐、以努力代替玩耍的必要性。于是,关于玩耍优先还是学习技能优先的论战一直都很激烈。尽管如此,事实却更为复杂:那些将学业目标推向更低年龄群体的严格的学校政策,导致并同时掩盖了一个事实——孩子们并没有获得更多技能,相反,他们学到的技能更少了。

“消失的孩子”

在与孩子父母、教育工作者及政策制定者的交谈中,我从未发现他们中任何人对孩子关心得不够。当然,有时候,我确实也能感觉到孩子的优先权被忽视了,但我从未听过任何人公开或私下表明不想把最好的东西给孩子。换言之,现在早期教育的状态不是仅用资源不足或道德方向不对就能解释得了的,导致这种状态的真正原因是缺乏对孩子的实际成长和学习方式的了解。

我们在错失一些东西。诚然,与历史上任何时期相比,从各个方面看,现在的孩子的童年都健康得多,也安全得多。然而,还是有惊人的证据表明幼儿问题正在越来越严重:在刚刚告别了纸尿裤的孩子中,学前班的退学率急剧上升;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ADHD)等心理疾病的诊断案例也在激增;人们发明了“新型认知障碍”这种东西来解释幻想和笨拙等“问题”;传染性考试焦虑;富裕家庭的父母主张让孩子晚一年进入幼儿园,以避免如毒药般的压力。早期教育方面的变化得到了充分的印证,但也具有反复性:有些幼儿园老师每年要花上近百个小时对孩子进行测验,而音乐、美术、课外休息及游戏已经从某些幼儿园的课堂上消失。早期教育与正式学校教育之间的差别似乎变得越来越小。

我们并不需要更危言耸听的头条新闻来告诉我们,孩子们正在让他们的父母疲惫不堪。结合儿童保育在质量和实效性方面的双重危机,以及科技对基本人际互动的介入,目前的信息表明,对于社会中这一最小且最脆弱的群体来说,情况并不乐观。

我们被告知,现在的幼儿园实际相当于小学二年级,而与以前相比,学龄前儿童在更早的年纪就开始为将来的学业学习各种准备技能了。然而,他们的老师却说,这些孩子看起来似乎少了点儿好奇心,也不够投入,或者,至少看起来有点儿不像我们曾经认识的孩子那样。这些孩子可能无法从头到尾重述一个简单的故事,或者不会使用基本的连接词和介词,或者也无法将放气的气球和流水的水龙头做一个概念上的类比。

这个领域已经发出了遇难信号,而我们每个人都认为自己对这个难题有一些了解。或许是职场妈妈们的问题?确实,我们的制度始终没有跟上女性走进职场的步伐,但是几乎没有可靠证据表明,父母的工作会对幼儿产生重大消极影响。当然,遇到糟糕的父母一直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但艾尔菲·科恩(Alfie Kohn)等社会评论家发现,很多关于“被宠坏的孩子”胡作非为的断言都极其缺乏确实的资料作证明,这些断言很大程度上出自大众的想象。或许,这些危难信号是我们的人口多样化及与日俱增的不平等性所不可避免的一个特征?人口因素无疑是导致这一难题出现的重要因素,因为贫富差距和社会阶级与教育结果密切相关。但是,没有任何一种解释能够准确地解答这个问题。家庭收入并不能一直作为孩子失败的有力解释,而且很多研究发现,与家庭是否贫困相比,父母的养育方式起着更重要的作用。

老师们常常成为替罪羊,但即便是最棒的老师,对孩子学习效果的影响可能也没有大家普遍认为得那么大,而且,关于理想的教师培养的构成要素,说法总是很混乱。

丧失的学习生境

在著名的“公地悲剧”案例中,村民公有的草地被消耗殆尽,最终所有的牲畜都无草可吃,因为每个村民都不愿意限制自己的牲畜数量,除非其他人也都同意做同样的事。只有当所有村民一起合作(例如制订一个统一的放牧计划),草地才能够得到保护,所有牲畜才都有草可吃,而所有村民也都能从中受益。

在幼儿的学习习惯问题上,我们同样面临着“公地悲剧”——除非我们能够拿出一系列系统的解决方案,家长、幼儿护育者、教师、商业运营者、政府官员或政策制定者才有理由去追求有意义的改变。

之所以采用上面这个比喻,我经过了深思熟虑,因为最佳早期学习区域可以是一个更宽泛的区域,不只是认知空间,我们还可以把它当作一个正在逐渐被侵蚀并陷入危险之中的综合性童年生境。我们需要开始把幼儿当作一个必不可少的顶端群体,需要认识到他们接受的照顾和养育影响着整个社会。丢了幼儿的这片学习生境(包括探索和联系的能力和机会),会真正威胁到我们社会的未来。

就像其他任何生境丧失一样,幼儿期的这场危机来得出其不意,因为它是逐步展现的,而且总是似是而非,极其微妙。在过去的50年中,孩子的物质生活已经越来越舒适,但他们周围也充满了危机。如果我们能看到幼儿身上那些一直被无视的东西,我们的大多数问题都能够得到解决。如果我们能更近距离地看清楚学龄前儿童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那我们就很容易克服在子女抚养和教育方面遇到的各种挑战。而我们的第一步就是要走进教室,然后从孩子的视角看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