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共两党领袖人物与黄帝陵

1937年的清明节，对陕西省黄陵县桥山的黄帝陵来说，是一个很特殊的日子。经历十年内战，共处民族危亡之秋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同时派代表来祭奠血脉祖先。中国共产党方面，以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人民抗日红军总司令朱德名义致祭，祭文是毛泽东撰写的，代表是曾为国民党早期党员的林伯渠。中国国民党方面，则以其中央执行委员会名义致祭，代表是张继、顾祝同。祭文不知何人所写，致祭那天，顾祝同去了茂陵，未曾到场。

两党的祭文，均为四言古体。国民党的祭文32句，除祭文小序“焕发我民族之精神”一语尚有些现实感外，其他都显得很程式化。通篇限于追述黄帝功业，未提团结抗日之事，篇末提到，“追承绩猷，群情罔懈；保我族类，先灵攸赖”，似也点而未透，让人觉得执笔者像是在做例行公文。毛泽东写的祭文56句，用8句概括黄帝的伟业，其余均写中华民族的现实遭遇和中国共产党对时局的看法。全篇昭告明志，一切以国家和民族的现实命运为念，“万里崎岖，为国效命”的情怀更是溢于言表，同时呼吁各党各界，求同存异，同仇敌忾，共御外侮，使赫赫始祖之伟业，如凤凰之再生。此番告祭情怀，可为历代祭文之拔萃者，说其在国民党祭文之上，当不为过。

毛泽东很重视这篇祭文。他在3月下旬即已写好，并于29日寄给曾以《大公报》记者身份到陕北采访过的范长江，希望他“可能时祈为发布”。但不知为什么，这篇祭文没有在国统区的报刊上发表出来。更耐人寻味的是，查国统区当时有影响的报纸，《大公报》4月5日发表了国民党中央的祭文，4月6日的《大公报》、《申报》和天津《益世报》，均报道了张继等祭谒黄帝陵以及其他人祭扫明孝陵的消息，而对毛泽东、朱德派林伯渠致祭黄帝陵一事都只字未提。只有《益世报》很蹊跷地来了一句：“陕甘边区新编军队，亦派代表四人参加，以示尊崇整个民族祖宗之意。”那时国共两党正在谈判，红军尚未纳入国民革命军序列，朱德用的还是“人民抗日红军总司令”的名义，何来“新编军队”一说。此番曲笔，尚待考证。

1937年清明时节，毛泽东、朱德派林伯渠与国民党的代表一起前去祭扫黄帝陵，图为毛泽东亲自撰写的《祭黄帝陵文》，摘自《毛泽东画传》第116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毛泽东的《祭黄帝陵文》，是在延安《新中华报》当年4月6日一篇题为《苏维埃代表林伯渠参加民族扫墓典礼》的报道中披露的。该报是苏维埃中央政府机关报，当时还是蜡版刻写，发行量很少。在这篇祭文前，有几句话点明此次祭祀活动的意义：“苏维埃政府代表苏区内全体公民，为对中华民族之始祖致敬，并表示誓死为抗日救亡之前驱，努力实现民族团结计，特于五日派遣代表前往参加。”

1939年2月7日毛泽东为延安《新中华报》题词，摘自《毛泽东题词手书珍集》第136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

1939年4月毛泽东为延安《新中华报》题词，摘自《毛泽东题词手书珍集》第102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

“誓死为抗日救亡之前驱”，正是毛泽东《祭黄帝陵文》的要旨所在。1937年8月22日，红军改编为八路军一事公开见报。中共中央政治局同时在洛川举行扩大会议，讨论八路军开赴对日作战前线等事宜。洛川离桥山不远，8月25日会议结束后，八路军总指挥朱德、副总指挥彭德怀、政治部主任任弼时一行拜谒了黄帝陵。据《任弼时年谱》记载，此时轩辕庙内的供案上，还陈列着毛泽东手书的《祭黄帝陵文》。他们一边阅读，一边交谈，任弼时说了一句名言：“这是我们开赴前线的《出师表》哩！”说起诸葛亮北伐中原前向蜀汉后主刘禅上书明志的前后《出师表》，人们不难想到其中的一些名句，诸如“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 “当奖帅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 “受命之日，寝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等等，这些同毛泽东《祭黄帝陵文》所言之事虽异，情志却相类。视毛泽东《祭黄帝陵文》为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奔赴抗日前线的《出师表》，也是一个比较恰当的定位。

毛泽东与黄帝陵的故事还没有完。1955年，南洋华侨领袖陈嘉庚赴西北参观，顺谒黄帝陵，10月9日给毛泽东写信反映：陵庙无人看管，庙宇木料多已腐坏，势将倾塌。院中草地，多为农民耕种，陵山附近，私坟如鳞。回忆1940年访延安时，亦曾谒陵，“当时陵庙山树均有专人看管，庭院整扫清洁，古树逢枯补植，鉴今想往，不胜差异”。“窃以为黄帝陵乃我国民族历史遗迹，解放后我人民政府对历史文物及各处寺庙，尚且保护修饰，而黄帝陵庙竟任荒废，或中央主管部门因偏僻未暇顾及。”11月1日，毛泽东读到这封信，批示周恩来阅后交有关部门处理，并说：“我看陈先生的提议是有道理的。”阅读中，毛泽东还在信中“当时陵庙山树均有专人看管，庭院整扫清洁，古树逢枯补植，鉴今想往，不胜差异”诸句旁画了竖道，似对新中国成立后无专人看管清扫有所不满。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周恩来明确批示：“黄陵应明令保护和整修。”1962年，国务院把黄帝陵列为古墓葬第一号，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接着又拨款对黄帝陵庙进行了一次全面整修。

在国民党方面，值得一提的是，辛亥革命前夕，曾有一批同盟会会员到黄帝陵前盟誓，立志“扫除专制政体，建立共和国体”，至今还保存有他们在陵前盟誓的照片。辛亥革命后，孙中山于1912年3月曾委派一个由15人组成的代表团赴黄帝陵致祭，还以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名义，写了篇祭文让代表团在黄帝陵前宣读。文曰：“中华开国五千年，神州轩辕自古传。创造指南车，平定蚩尤乱。世界文明，惟有我先。”这份祭文取名《黄帝赞》，手迹已经遗失。其中“世界文明，惟有我先”一句，体现出强烈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成了孙中山推崇和理解黄帝的名言。

在国民党要人中，于右任先生的黄帝情结也颇让人感佩。他1918年回陕祭陵，返南京即约友人搜集整理先秦以来有关黄帝事迹和传说的记载，花十数年时间，分目编纂，详加考证，辑成一书，取名《黄帝功德纪》，于1935年出版。1942年冬，当时任国民党总裁兼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和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蒋介石，曾题写“黄帝陵”三字，刻成高大石碑，立在黄帝陵。前述陈嘉庚给毛泽东的信中，还说看到“蒋中正题”几个字，建议换下来，后来有关部门接受这个建议，请郭沫若重写了一碑。这也算是一个小插曲吧。黄帝陵如今已恢复了蒋介石的书碑。

这样，在黄陵轩辕庙里，便有四座石碑格外引人注目。西侧二座，前边是毛泽东《祭黄帝陵文》，后边是邓小平在20世纪80年代题写的“炎黄子孙”四个大字。东侧二座，前边是孙中山的《黄帝赞》，后边是蒋介石的“黄帝陵”三个大字。如此安排，确也让人感慨多多。中华儿女之间，不分党派政见，不管居住何地，无论是身处战乱，还是躬逢和平，他们都拥有一个不能割断的精神纽带——被称为人文始祖的炎、黄二帝。

中华儿女自称“炎黄子孙”。有史可考的祭祀黄帝的活动，最早为战国初年的秦灵公。汉初建轩辕庙，唐朝正式把祭祀纳入国祭。对炎帝的祭祀，则始于唐朝，宋初在湖南茶陵县修陵建庙（陵庙所在地后划归酃县，今改名炎陵县），并形成朝廷御祭定例。在民族大融合时期，炎、黄二帝起着“协和百族，揖睦四邻”的整合作用。在国家遭遇外侮或处于低谷的关头，他们又是凝聚民族力量渡过难关的精神动力。在和平发展时期，人们寻根祭陵，也是要发扬光大人文始祖开拓进取、自强不息的精神。

大陆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更为注重炎、黄二陵的修缮和保护。20世纪80年代开始修复炎陵，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在1985年题写了“炎帝神农氏之墓”的墓碑。1987年6月19日，炎陵修复工程指挥部派人请陈云题词，把炎帝陵资料送交于若木时，于若木说：“陈云同志年纪大了，又有病，他一般不肯再题词了。我等他精神好点的时候把材料送给他看，争取为炎帝陵题词。”结果，第二天，陈云就题了“炎黄子孙，不忘始祖”几个字，并说：别的词不再题了，炎帝陵的词是要题的。到90年代，中央领导同志又指示对黄帝陵进行了大规模的整修，面积扩大了许多。1993年4月，江泽民为黄帝陵题词：“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同年9月，又为炎帝陵题写“炎帝陵”陵款，并写了横、直两幅。

与此同时，包括台湾在内的海外同胞，祭祀炎、黄二陵，更是不绝如缕。人们记忆犹新的，自然是台湾的中国国民党和从国民党分裂出来的亲民党、新党三党领导人，在2005年春夏先后率团参访大陆，其意也是寻民族之根，搭两岸之桥。中共陕西省委书记送给国民党主席连战的礼物中，便有一件精美的青铜制品“轩辕圣土簋”，簋中所盛之土，即采自黄帝陵。亲民党主席宋楚瑜在黄帝陵前宣读的祭文中，则有“兄弟扶持成大业，廿一世纪振八荒；炎黄子孙不忘本，两岸和平一家亲”诸句。

显然，炎黄在今天已成为增强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凝聚力，为实现民族复兴团结奋斗的一个象征。题写过“炎黄子孙”的邓小平，便是从这个角度来阐发和运用这四个字的。1983年10月21日，邓小平会见蒋经国早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班同学高理文时，专门询问了蒋经国的近况，并说：你看我们有希望联合起来吗？我带信给台湾的老人，我说我们老一辈来解决这个问题，至少我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是炎黄子孙，这个观念比年轻人更明白，这是我们共同的语言。1988年6月25日，邓小平会见台湾客人时说：实现国家统一是所有炎黄子孙的共同愿望，反对任何导致台湾独立的言论和行动。双方应明确建设现代化，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振兴中华是人民的愿望。一个是政治统一，一个是发展经济，使中华民族立于世界之林。1990年6月11日，邓小平会见香港的包玉刚时说：大陆和台湾要解决统一问题，这样全民族就都发展起来了。许多人不懂得这是炎黄子孙难得遇到的机遇。

如果说，毛泽东的《祭黄帝陵文》，是民族危亡时刻炎黄子孙抗击外侮的《出师表》，那么，邓小平历次所谈所念，则可视为炎黄子孙的“统一歌”和“复兴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