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本书讲述的故事涵盖了350多年的历史。在这样一段历史中，人类经济活动的主体从使用铁犁的农民变成了使用电脑的白领；人类对外层空间的观测工具，从伽利略手工制造的2英寸望远镜变成了直径10米的成对的凯克天文望远镜（Keck Telescope），观测能力也从尚不能清晰辨认土星的光环，提升到能够探测距地球120亿光年的太空；人类的信息传播速度也从马车的速度提高到了光速。因此，这是一部波澜壮阔、跨越巨大时间尺度的历史，因此，其内容必然只能涉及伟大人物、宏大主题和世界强国（great powers）。

经典政治学给世界强国或世界强权所下的定义为：“其利益必须被其他国家考虑的国家或主体。”这就是为什么处于经济困境中的俄罗斯依然是一个世界强国的原因，没有人胆敢不考虑一个军火库中存有千百万核武器的国家的利益。但是，如果我们进一步探究世界强权是否必须是一个国家，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中世纪的罗马教会肯定是一个世界强权，尽管它只控制相对较少的领土和人口。的确，教会的“王国”固然是宗教性质的，但其影响绝不仅限于此。同样，早在1818年，当法国不得不向银行举债来偿还战争欠款时，路易十八的首辅大臣黎塞留公爵感叹道：“在欧洲有六大强国：英格兰、法兰西、普鲁士、奥地利、沙皇俄国，以及巴林兄弟银行。”他说的并不是一句戏言。

如今，金钱的威力远比其在19世纪初期时强大，而国家控制世界经济，也就是控制金钱的能力却被大大削弱，所以，不要怀疑华尔街已成为一个可与世界强国比肩而立的金融帝国。虽然在地理上它并不占有多大的面积，仅仅是位于“一块墓地和一条河流之间”的6个狭长街区，但长期以来，作为纽约金融市场的代名词，“华尔街”一直是独一无二的。当人类迈进第三个千年时，这个市场已经成为世界经济跳动的心脏。在今天的世界上，所有的国家，所有的市场，乃至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密切关注华尔街，否则必然会遭受损失。

然而，这条其貌不扬的小街是如何成长为这样一个强大金融帝国的象征的？而纽约——这个一直默默无闻（除了18世纪末期一段短暂的时间）、未能成为美国首都，甚至未能成为纽约州首府的城市，又是怎样在世界金融体系中占据了如同太阳系中太阳一般的地位的呢？回答这些问题，正是本书的目的所在。

纽约的崛起缘于它众多的天然优势。它拥有北大西洋最优良的海港，也秉承了荷兰移民一心经商与和平共存（Live and let live）的传统，但成为金融中心却并非天生注定。历史总是充满侥幸——威灵顿公爵曾说，滑铁卢战役的胜负仅在“毫厘之间”，而华尔街的历史也不例外。如果在1812年詹姆斯·麦迪逊总统关于续签合众国第一银行特许状的投票陷入僵局时，时任副总统乔治·克林顿持赞同意见而不是反对的话，那么如今的电视主持人在播报晚间财经新闻时就可能会说：“今天在切斯纳特街（Chestnut Street）上……”如果他的侄子德·威特·克林顿州长没有力排众议说服立法机构通过修建伊利运河的议案，今天的纽约也可能只是美国东海岸的几个主要城市之一，而不会成为西半球最伟大的城市。

华尔街之所以成为华尔街，还因为美国很幸运。它建国于亚当·斯密《国富论》出版的同一年，而《国富论》是人类历史上一部开创性的、系统性的经济学研究著作。作为一个新生国家，美国不存在那些历史悠久的社会中根深蒂固的、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特权。有人曾经估算过，在大革命爆发前的法国，如果一个人要从鲁昂横跨整个国家运货到马赛（尽管在现实中，那时绝对不会有人愿意这样做），他将不得不缴纳多达50种以上的税赋。这些征税权是由王室分别授予各地贵族和领主的。而美国立国后不久，就在1787年的立宪大会提出禁止对货物的跨州流通征收任何税赋或设置其他限制。这使得美国有机会成为一个巨大的共同市场，而后来它也确实做到了这一点。

不仅如此，正如工业革命为西方文明的进步提供了经济基础，亚当·斯密的伟大著作也为政府减少对经济干预的理念提供了思想基础，从而使得美国经济和华尔街的发展受益于政客们最低程度的干扰。在现实生活中，政客和资本家差不多，都非常自私。

然而，金融业之所以成为华尔街的主业，华尔街之所以成为世界金融中心，并不只是靠运气。

在数学意义上，准确地说，一个自由市场就是一个博弈场，而每一种博弈——从扑克游戏到世界大战——都有参与者、博弈策略和计分规则。但是与扑克游戏不同的是，自由市场的博弈并不是一个零和游戏。在扑克游戏中，之所以有赢家，在某种程度上，只是因为有输家。而在自由市场的博弈中，如果参与者是完全理性的，并拥有完备的信息，那么博弈的结果有可能是所有参与者都是赢家。当然，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完全理性的人，信息完备的理想状态也只能接近，却永远无法达到。不过，这对于历史学家们来说可能是一种幸运，因为，在一个完美的世界中，一切都可以完全预测，可以想象那将会多么沉闷和令人窒息。但是，现实世界的不完美意味着，在自由市场中也总会有输家。

尽管如此，长期来看，一个自由市场中参与者获得的利益总和将远远超过损失的总和，这在资本市场上是再明显不过的事情。资本，这个曾一度被称为“罪恶之源”的东西，实际上和劳动力、资源、技术一样，是任何国民经济中不可或缺的要素。没有工人或原材料就不可能造出汽车，没有工厂同样也不可能造出汽车，而工厂、原材料、工人的薪水和一个成功的经济活动所必需的无数其他要素，都需要有资本才能获得。

但是，请注意前面这段中的第一句话里的“长期来看”这个短语。时间恰恰是一个自由市场最缺乏的。因为，如果一个自由市场完全依靠自我运行，它往往会很快趋于崩溃。原因很简单：市场是由谋求自身利益的人组成的。事实上，亚当·斯密早就认识到了这个问题。他在《国富论》中写道：“同行是冤家，他们甚少相聚，即使是为了娱乐或消遣。但如果他们聚首，交谈的结果往往也是合谋损害公众利益，或者设法哄抬价格。”也就是说，自由市场的正常运作需要游戏规则，需要裁判监督，并需要这些规则被强制执行，否则，市场参与者们就会自己毁掉这个市场，正如一句广为人知的格言所说：“如果社会主义的问题是机制上尚存缺陷的话，那么资本主义的问题就是资本家（的贪得无厌）。”

但在华尔街发展的一个关键阶段，规则和裁判恰恰是它最缺乏的——早期的华尔街市场如此之小，小到维持游戏的公平只需要舆论监督的压力，就像左邻右舍玩扑克游戏时一样。但是，南北战争使得华尔街突然成为地球上第二大资本市场，每天有数十亿美元的资金在交易，原先陈旧的、非正式的体系迅速崩溃，但一时还没有新的体系取而代之。在19世纪60年代，人们还没有认识到，联邦政府应该在市场监管方面有所作为，而当时的纽约州政府和市政府都深陷腐败的泥潭，大部分官员都被金钱买通。

在那一段时间里，那些只关心下一次获取暴利机会的投机者可以为所欲为。人性使然，他们也是这样做的。但是，经纪人队伍的利益有赖于市场长期的稳定，随后他们开始主导市场，制定并执行抑制投机者投机的规则，华尔街逐步成为一个可以长期运行的资本市场。

从结果看，我们可能很难找到一个比华尔街更能证明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发挥作用的例证了。华尔街的经纪人只是在寻求他们自己的利益，而这有赖于资本市场的稳定和公正，他们在寻求自己利益的同时，客观上为美国经济的工业化提供了一个稳定的融资渠道，而美国也借此很快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实力最强的经济体。在这一过程中，华尔街获得了巨大的繁荣，而美国经济收获了更大的繁荣，并使得“美国世纪”成为可能。

在这个美国世纪中，经纪人的利益和投资者（请注意不要与投机者相混淆）的利益又渐渐发生冲突，因此需要进一步的改革。正如75年前投机者抵制经纪人推动的改革一样，这一次，经纪人起初也抵制这些改革，所以，这一次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政府的推动才获得成功的。1929年的股灾及1934年美国证监会的成立，使得华尔街第一次被纳入联邦政府的监管体系之中。在其永恒不变的追逐自身利益的过程中，华尔街将证券投资引入了美国中产阶级家庭，再一次彻底改变了美国经济的面貌，并使得千家万户走向富足。

历史上，美国的普通民众几乎很难涉足华尔街，然而，计算机这一新技术的出现，使一切都不一样了。它带来的经济革命至少不亚于早年的蒸汽机。这一技术的主要成果之一就是使华尔街的影响力迅速拓展至全球各个角落。

所以，我下面要讲的是一个金融帝国、一个特殊的“世界强国”崛起的故事。正如2 500年以前的罗马帝国一样，华尔街刚出世时非常弱小，微不足道，完全不为世界列强所注意，但是地理条件、政治格局、技术进步，还有纯粹的运气——运气往往是所有伟大事物必不可少的特质——都促使其成长，使其超越了左邻右舍，成功地，当然也常常是痛苦地，应对其内部的冲突，最终成为世界舞台上的一个金融帝国，并使得所有其他世界强国无法藐视它的存在，否则只会给它们自己带来麻烦。

当然，也同罗马的故事一样，华尔街的故事是一段值得向人们讲述的传奇。因为，正如罗马人一样，在华尔街这个伟大的博弈场中的博弈者，过去是，现在还是，既伟大又渺小，既高贵又卑贱，既聪慧又愚蠢，既自私又慷慨——他们都是，也永远是普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