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人性堕落的大阴沟”（1653—1789年）

－译者题注－

作为世界金融中心的纽约，起初只是北美殖民地一个小小的贸易窗口，依靠其独一无二的地理优势，在当地荷兰裔移民商业精神的催化下，逐步成长为一个繁荣的都市。华尔街也正是从这里起步，走向世界舞台的。然而，在美国开国元勋杰斐逊的眼里，纽约却一直是“人性堕落的大阴沟”。

－译者导读－

• 你也许不会想到，纽约最终成为一座世界性的商业都市和金融中心，竟然与17世纪荷兰的“郁金香泡沫”有着无法分割的必然联系。

• 作为人类历史记载中最早的投机活动，荷兰的“郁金香泡沫”包含了此后人类社会一切投机活动，尤其是金融投机活动中的各种主要要素和环节：资产价格的迅速上涨引发了公众对财富的狂热追求，资产价格被进一步推高，令更多的人越发疯狂地投入，直至理性的完全丧失和泡沫的最终破灭，千百万人倾家荡产，流离失所。此后的人类历史不断上演金融危机大戏，循环往复，无休无止。可以说，一部金融史，也是一部投机史和金融危机史。

• 但是，人们往往只看到“郁金香泡沫”投机狂热的破坏性，却忽视了荷兰人可贵的商业精神。当和其他欧洲人一起漂洋过海来到北美洲这片新大陆时，荷兰人将他们的商业精神带到了纽约——那时它的名字叫作新阿姆斯特丹。在新大陆的各个殖民地中，纽约最好地继承了荷兰人的商业精神，包括他们的投机文化。除了纽约自身的地理条件外，大街小巷无处不在的商业精神，或许是成就纽约，推动其逐渐发展成为世界最大的都市和金融中心的最重要因素。

• 荷兰人在“郁金香泡沫”时练就的投机技术，很快就被运用到了北美新大陆。发生在这块处女地的第一次金融投机活动是针对当时的原始货币——贝壳串珠进行的投机。这次金融投机揭开了北美350年的金融史——同时也是350年的金融投机史的序幕。这些投机技术在以后的历史中被反复应用，投机者们沉溺其中，乐此不疲。

• 18世纪下半叶，两位历史人物开始登场，他们不同的理念和他们之间的斗争对美国这个当时还处于襁褓中的新生国家的发展路径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也影响了华尔街的未来。他们同是美国的开国元勋，一位是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另一位是托马斯·杰斐逊，他们开启了美国随后200多年的党争。汉密尔顿推崇市场的作用，扶持和鼓励商业活动，主张政府要在建立金融体系和维护经济秩序中发挥积极作用。而杰斐逊则憎恶任何投机活动，他把充斥着各种投机行为的纽约称为“一条人性堕落的大阴沟”。在此后数百年的北美金融史中，几乎在每一个重大事件里，你都会依稀看到汉密尔顿和杰斐逊的影子，看到他们各自的追随者一直在捍卫着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理念。

 

纽约有许多鲜明的特色，其中一个与众不同的地方是，它是美国唯一曾经被围墙包围起来的大城市。

17世纪50年代，建成尚不足30年的新阿姆斯特丹的港口已经非常繁荣。它是世界上最大的也是最优良的天然海港之一，同时也是荷兰人对外贸易的窗口，其繁荣使得在新英格兰地区的英国殖民者都对它垂涎三尺，1652年爆发的首次英荷大战更是威胁着新阿姆斯特丹的未来。

这块殖民地的荷兰统治者彼得·斯特文森市长曾经是一名军人，并习惯以军人的方式思考问题，由于担心新英格兰会从陆路进攻，斯特文森决定在城市的北部建立一道防御城墙。他从当地商人的手中借了6 000荷兰盾，并命令每一个有劳动能力的人都要帮助建造城墙。墙用圆木建成，每根圆木长约16英尺（约5米，3英尺约合1米），其中1/4埋于地下，顶部被削尖。该墙东起当时临海的珍珠街，西至今天的三一教堂，全长2 340英尺（约713米）。教堂的西侧邻近哈德逊河畔陡峭的悬崖，是一道天然的屏障。城墙设有两个大门，一个建在东河口，是船只卸货的地方；另一个建在与百老汇街的交会口，是向北的主要陆地通道。

当斯特文森将修筑城墙的预算单呈给刚刚成立的市政委员会（成立于1653年2月2日）要求其拨款时，委员会犹豫不决。那些刚被任命的自以为是的委员认为，筑墙的费用应由该殖民地的所有者荷兰西印度公司（Dutch West India Company）负担，而不应由市政委员会支付。直到斯特文森同意上缴酒税作为补偿后，委员会才批准了市长筑墙的预算。

但斯特文森犯了一个常见的军事错误，他的新阿姆斯特丹防御方案忽略了海上的威胁。1664年，一支英国舰队从南边驶向这个港口，将全城置于炮火之下，从火力上完全压倒了港口处的新阿姆斯特丹守军，斯特文森所担心和防范的陆路入侵最终也没有发生。

斯特文森丝毫不为所动，准备誓死守城。但是城里的商人，包括他自己的儿子，却不是这样想的。他们联名写了一份请愿书，恳求市长开门投降，以免城堡和他们的财富都在炮火中毁于一旦。斯特文森最终被迫同意了他们的请愿。第二天，他所深爱着的新阿姆斯特丹被命名为新约克郡（New York，简称纽约），作为生日礼物献给了约克公爵（英王查理二世的弟弟及继承人）。

斯特文森留在了纽约，一直生活在远离城市的北方庄园里，直到1672年去世。他的庄园南北贯穿今天的第5街到第17街，东西横跨公园大道到东河，这个巨大的庄园足以使他的后裔到19世纪依然富有。

那道城墙此时已毫无意义，它很快就荒废了，并于1698年被拆除。这一年，最早的三一教堂（Trinity Church）开始修建，它就建于该墙的西端。如果到此为止的话，那道墙也不过是历史中一个微不足道的脚注。但是紧接着墙后的一块30米长的空地被保留下来，以用于军队调动，因此那里当时不允许建任何建筑。随着交通发展逐步成为曼哈顿的一个难题（直到今天，纽约的交通依然是个难题），这块空地不可避免地很快被改建成一个十字路口，而紧挨围墙的这条街也顺其自然地被命名为“墙街”，也就是华尔街。这条小小的街道，得益于一个与荷兰有关的传统，并将从这里起步，最终发展成为世界上最著名的街道之一。

这个传统就是纽约继承自荷兰人的商业精神。早在17世纪初期，荷兰人就发明了现代资本主义制度。尽管资本主义制度的许多基本概念最早出现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但荷兰人，尤其是阿姆斯特丹市民，才是现代资本主义制度的真正创造者。他们将银行、证券交易所、信用、保险和有限责任公司有机地统一成一个相互贯通的金融和商业体系。由此带来爆炸式的财富增长，使荷兰这个小国短暂地跻身欧洲一流强国。

荷兰人发明了最早的操纵股市的技术，例如卖空（short-selling，指卖出自己并不拥有的股票，希望在股价下跌后购回以赚取差价）、空头袭击（bear raid，指内部人合谋卖空股票，直到其他股票拥有者恐慌并全部卖出自己的股票导致股价下跌，内部人得以低价购回股票以平仓来获利）、对敲（syndicate，指一群合谋者在他们之间对倒股票来操纵股价），以及操纵市场（corner，也称杀空或坐庄某一只股票，或囤积某一种商品，指个人或集团秘密买断某种股票或商品的全部流通供应量，逼迫任何需要购买这种股票或商品的其他买家不得不在被操纵的价位上购买）。

同样也是在荷兰，曾经爆发了“郁金香泡沫”（Tulip mania），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有记载的金融泡沫。16世纪中期，郁金香被从土耳其引入西欧，迅速引发了人们的狂热追捧。到17世纪初期，一些郁金香珍品被卖到了不同寻常的高价，而富人们也竞相在他们的花园中展示最新鲜和最稀有的品种。到17世纪30年代初期，这一时尚导致了一场经典的投机狂热。人们购买郁金香已经不再是为了其内在的价值或作为观赏之用，而是期望其价格能无限上涨并因此获利（这种总是期望有人愿意出价更高的想法，长期以来被称为投资的博傻理论）。

1635年，一种叫Childer的郁金香品种的单株卖到了1 615弗罗林（florins，荷兰货币单位）。为让读者对17世纪初期荷兰的物价水平有大致了解，不妨举两个例子：17世纪早期，在荷兰4头公牛只要480弗罗林就能买到，1 000磅（约454千克）奶酪也只需120弗罗林。可是，郁金香的价格还是继续上涨，第二年，一株稀有品种的郁金香（当时的荷兰全境只有两株）以4 600弗罗林的价格售出，而购买者还需要额外支付一辆崭新的马车、两匹灰马和一套完整的马具。

但顾名思义，所有的金融泡沫都极为脆弱。当人们意识到这种投机并不能创造财富，而只能转移财富时，总有人会清醒过来，这个时候，郁金香泡沫就该破灭了。当某个时刻的某个无名小卒卖出郁金香——或者更有勇气一些，卖空郁金香时，如果有其他人跟从，卖出的狂热将很快与此前购买的狂热不相上下。于是，郁金香的价格崩溃了，成千上万的人在这个万劫不复的大崩溃中倾家荡产。

而北美洲哈德逊河口这块小小殖民地的创建者，正是当年演绎如此空前局面的一群人。从一开始，这块殖民地就有别于那个时期在北美洲东海岸建立起来的其他殖民地。新英格兰的清教徒（Puritan）、宾夕法尼亚的教友派教徒（Quakers）和马里兰的天主教徒（Catholics），都是为获得宗教自由而来到这个新大陆的。对于这些殖民者来说，他们每到一地所能想到的，也是首先要做的，就是修筑金碧辉煌的教堂和城市，建立一个其虔诚和美德为别人所追随的首善之区。

可是，当荷兰人在他们全新的殖民地开始经营的时候，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赚钱。他们如此全神贯注地追逐财富，以至于在17年内都没有建造一座合乎体统的教堂。当最终修建了一座教堂时，他们将它命名为圣尼古拉斯（St. Nicholas）教堂，从此圣诞老人就成了纽约不太为人所关注的守护神。

纽约这种独特的文化渊源和气质，使得它一开始就与其他殖民领地的关系很紧张。即使随后纽约向北的扩张止于市政公园旁的圣保罗教堂，极其憎恶纽约的托马斯·杰斐逊也还是把纽约称作“人性堕落的大阴沟”。这种紧张关系即使到了今天也依稀存在。对美国的其他地方而言，纽约经常是邪恶与危险的象征。而对纽约人来说，这个国家的其他地方充斥着自命不凡的卫道士，最重要的是，他们都装模作样，非常无聊。

刚开始，荷兰人非常成功。许多新的殖民地是由专门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即现代企业的前身）建立的，但很快这些公司都破产了，他们建立的殖民地也被王室接管。而荷兰西印度公司却通过蔗糖和奴隶贸易大发横财，已经站稳了脚跟。公司只花了2万荷兰盾就建立了新阿姆斯特丹这块殖民地，而从新阿姆斯特丹运回的第一船毛皮就价值4.5万荷兰盾，投资回报率是125%。

荷兰西印度公司的暴利时代并没有持续多久，这主要归功于往往表现得很无能的政府——纽约从它的荷兰祖先那里继承下来的一个不够幸运的遗产，但是殖民地的居民却比该公司的命运好得多。新阿姆斯特丹，这块由已经学会一心经商与和平共处（live and let live）的荷兰人建立起来的纯商业领地，很快就具备了一个世界性都市的特质。当彼德·斯特文森市长——一个荷兰改革教会（Dutch Reform Church）的虔诚会员试图将定居在新阿姆斯特丹的犹太人和教友派信徒驱逐出境的时候，西印度公司直截了当地告诉他不要多管闲事，好让犹太人和教友派信徒好好做自己的营生。17世纪40年代，一个法国牧师来到这个人口不到1 000人的小镇，发现街上的人说着18种以上的语言，他们到这里来的目的只有一个——赚钱。很快，除了毛皮，各种各样的物品，例如面粉、奴隶、木材和无数其他商品，都开始在曼哈顿进行交易。而这里的商人已经和欧洲的市场密不可分了。很快，他们又开始在地中海、西印度群岛甚至印度洋等更大的范围内寻找低买高卖的机会。

因此，当该城市被英国人接管时，纽约的市民仍旧保持着他们那种一贯只对金钱感兴趣的传统，也就很快适应了英国的统治和法律。到了今天，除了一些荷兰语地名，比如布鲁克林（Brooklyn），一些荷兰语单词，比如小甜饼（cookie），以及一些荷兰语人名，如罗斯福以外，荷兰人在哈德逊河畔40年的历史似乎没有留下什么痕迹。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因为他们留下了荷兰人的商业精神。

今天，在纽约这个超级大都市的深处，那个小小的、吵吵嚷嚷的、每个人都忙着做生意的新阿姆斯特丹的影子仍无处不在，正如在每个人身上都可以依稀看到他的孩提时代一样。而赚钱本身，不论是正大光明地，还是不择手段地，依然是这个城市的至爱。

* * *

这种商业精神早在1666年就已经非常明显了。那是在英国人取得控制后的第二年，弗雷德里克·菲利普斯通过囤积贝壳串珠（北美印第安人用作货币和装饰品），策划了北美洲历史上第一起金融操纵案。

菲利普斯1626年出生于荷兰，1647年随其父迁到新阿姆斯特丹，曾是木工学徒的他参与过建造斯特文森下令修建的城墙。但是菲利普斯从事木匠工作的时间并不长，相反，他选择了一条通向财富的捷径：和一个有钱的寡妇结婚。用妻子的财力武装自己的菲利普斯开始和当地的印第安人、西印度群岛人以及荷兰人交易各种各样的商品，他很快就表现出了敏锐的市场嗅觉。

那时印第安人生产的毛皮是当地殖民地经济中最赚钱的商品，但他们不愿意毛皮的购买者付给他们金币或银币。尽管这些金币或银币被欧洲人视为至宝，但印第安人对它们一无所知，认为它们一钱不值，因此在交易中，印第安人要求欧洲人用“真正的钱”——贝壳串珠来支付。贝壳串珠的原材料取自北美东部河流和湖泊中盛产的一种淡水蚌，制作时取出里面的小珠，用复杂的手法将其编成串状。

1650年，6颗白色珠子或者3颗黑色珠子值1个斯图弗（Stuiver，荷兰货币单位，1斯图弗等于1/20荷兰盾，大约相当于5美分）。对荷兰商人来说，不幸的是，通货膨胀开始了，到1659年16颗白色珠子才值1斯图弗。不仅毛皮的价格因为通货膨胀而一路飙升，而且这也搅乱了殖民者和印第安人以贝壳串珠为介质的日常交易，严重破坏了当地的经济。斯特文森试图用政府通常采用的方法——价格控制来解决这个问题，而他也得到了这种方法通常得到的结果：市场无视这种价格控制。这时候，菲利普斯开始买进贝壳串珠，并囤积起来。他把贝壳串珠装在桶里埋在地下，以减少贝壳串珠的流通量。几周之内，他就控制了串珠市场，成功地抬高了串珠的价格。1666年，3颗白色珠子就相当于1斯图弗。

中央银行的概念直到17世纪末期才形成［英格兰银行（Bank of England）于1694年建立］。可是菲利普斯早在此前30多年就通过囤积贝壳串珠而像中央银行那样实现了对货币供应量的控制，并借此为自己获得了不菲的利润。之后，他又和第二位有钱的寡妇结了婚，以此成为纽约最富有的人，从事贸易的范围远达东印度群岛和马达加斯加。

至于贝壳串珠，一直到美国独立战争前还被当成一种常用货币。后来，有一种可以廉价仿制贝壳串珠的机器被发明出来，将贝壳串珠的价值彻底摧毁。

这种一心经商与和平共处的生活态度并没有让纽约变得易于管理，过去如此，现在也如此。纽约的市民一向爱闹事，他们甚至曾经绞死过州长雅各布·雷斯勒，这在北美殖民地绝无仅有。1651年首次通过的《航海条例》（The Navigation Acts）是北美殖民地完全为英国利益服务的保证——条例禁止在北美发展大部分制造业，并要求外来商品必须经由英国控制的港口运输（因此也必须缴纳英国关税）。但是这个法案被执行的力度从一开始就强弱不一，在实际生活中，人们通过行贿，抑或通过偷偷在纽约港无数的小港湾和出海口卸货来逃避关税。于是，这块殖民地日渐繁荣起来。

到斯特文森的城墙被拆除的时候，曼哈顿人口已达4 937人（根据北美洲的首次人口普查结果）。大部分人居住在该岛的南端，华尔街那时还是曼哈顿的北城。随着在宽街和华尔街交界处建立起三一教堂和在1700年建立起第二座市政大厅，曼哈顿岛的西端成了一个时尚住宅区。

那时，只有在华尔街的东端，靠近珍珠街的岸边，才是华尔街的商业区。首先在这里定期进行的大规模商业活动是奴隶贸易。纽约州是唯一一个有大量奴隶的北方殖民地（1698年，奴隶占曼哈顿人口的14%），同时也是一个奴隶贸易中心，奴隶从这里被运往南方的弗吉尼亚和北卡罗来纳。

殖民者发现小麦能在哈德逊河流域生长，于是谷物与毛皮、奴隶一样也成了纽约的经济支柱。大部分谷物被加工成面粉和饼干，出口到西印度群岛以换取糖浆和朗姆酒。纽约市的市徽上不只有一只海狸，还有一个面粉桶，面粉对于这座城市的重要性可见一斑。纽约也出口鲸鱼油和烟草到英格兰，以换取在殖民地不能生产的商品。

纽约成为一个繁忙的港口一点儿都不奇怪。纽约港拥有无与伦比的自然条件，它有长达数英里的海岸线，水位很深，船只很容易通过纳罗斯海峡进入广阔的外海。此外，新泽西的两条河拉里坦河和哈肯赛克河、纽约的哈德逊河和长岛海峡像漏斗一样将无数船只汇向纽约。1699年，英国驻美总督贝雷蒙特爵士将纽约称为“美洲发展最快的城市”，不过这种说法多少有一点儿夸张。在17世纪和18世纪，出海的船只仍然很小，它们可以利用纽约地区其他很多小海港，如长岛上的牡蛎湾和南安普敦港，还有哈德逊河上的小镇，如彼克斯基（Peekskill），这些小镇如今已经没有人再把它们当港口了。

此外，费城在1680年建立后没多久，就拥有了比纽约更多的人口，并且成为富庶的宾夕法尼亚领地唯一的港口。同时，波士顿是人口稠密的新英格兰地区的港口，查尔斯顿港口也靠出口大量的大米和靛蓝（一种染料）而繁荣。因此到殖民时代的后期，纽约人尽管在商业上野心勃勃，但其在殖民地所有的港口中只排名第四。1770年，费城进口商品4.7万吨，波士顿进口了3.8万吨，查尔斯顿进口了2.7万吨，而纽约那一年仅仅进口了2.5万吨商品。

尽管此时纽约已经成为一个商业逐渐繁荣的活跃港口，但它还不是一个金融中心。在18世纪，北美殖民地经济呈现跨越式发展（因而英国政府极欲对其征税，随后引发了一系列事件并最终引爆了美国独立战争），其生铁出口占世界总量的1/7，并拥有世界上第二大商业船队，仅次于英国。但是，从很多方面看，它还是一个较为原始的经济体。例如，受英国政府的禁令所限，此时的殖民地还没有银行，自然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货币供应，只有贝壳串珠在一些地区作为货币流通。

在殖民地很难见到英格兰银行发行的纸币，也很少有任何英国的铸币流通。此时殖民地所谓的货币供应实际上是一个大杂烩，包括其他国家的硬币、殖民政府发行的纸币，以及一些临时被用作货币的东西，例如烟草公司的收条——这在殖民地南部地区被广泛使用。最常见的铸币是西班牙的里亚尔银币（Spanish real），它经常被切成2块、4块、8块来找零钱。这就是为什么直到今天，美元25美分（a quarter）被叫作2个12.5美分（two bits），纽约证券交易所还是以1美元的1/8为最小单位来报价，而不是1/10。然而，美国独立战争摧毁了纽约作为主要港口和商业中心的地位。在战争期间，纽约是唯一被敌军占领长达7年之久的城市（在现代战争史上，的确还没有什么别的城市被敌军占领这么长的时间）。那些爱国商人没有别的选择，只能抛家舍业离开纽约。而那些留下来继续和英国人做生意的亲英商人，则在1783年11月25日（该日随后成为纽约一个主要节日）美国人重新收复纽约时被逐出了纽约。

纽约城市面貌的损毁与其商业实力上的损失同样惨重。在英军占领期间，两场大火席卷了纽约城。第一场发生在1776年9月21日，大火从宽街的东端烧起，毫无阻拦地燃烧到曼哈顿岛的西端，将大约1/3的繁华地区烧成一片废墟。无数的商业建筑被烧毁，同时被毁的还有493幢房子和第一座三一教堂，其在此后的15年内都是一片黑色的废墟。第二场大火发生于1778年8月3日，克鲁格斯码头（东河边繁华的商业区）烧毁的大楼比第一次还多64幢。总的来看，在独立战争的动荡中，纽约的人口减少了一大半，国内生产总值（尽管那时还没有这个统计概念）也至少缩水了一半。但战争刚一结束，英国人离开后，纽约就以令人吃惊的速度迅速恢复。随着老居民重归家园，其宽容、重商的社会氛围也吸引了很多新居民。其中就包括来自德国莱茵兰华尔道夫（Waldorf）地区、年仅21岁的约翰·雅克布·阿斯特，其于1784年到达纽约。仅仅用了4年的时间，纽约的人口就恢复到了战前的水平。新英格兰地区的人们也离开他们的小镇，源源不断地迁徙到开放的纽约，而不是乏味、自满的波士顿。1790年，首次全美范围的人口普查表明，纽约的人口已经超过了费城。

这些新迁徙来的人继承了纽约作为一个移民城市的传统，这一传统延续至今。但是18世纪纽约移民中最著名的人物已于1772年先一步来到了纽约，他就是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他对纽约后来成为商业和金融的中心产生了最深远的影响。

* * *

在美国的开国元勋中，汉密尔顿在许多方面是独一无二的。他在英属西印度群岛的内维斯岛出生，是唯一一个不在美国本土出生的开国元勋。而且，除了那时已经备受世人尊敬的本杰明·富兰克林外，他是另外一个出生于平民之家的显要人物。事实上，用约翰·亚当斯也许并不完全准确却令人难忘的话来说，汉密尔顿是个“苏格兰小贩的私生子”。

汉密尔顿确实是一个私生子，但他的父亲并不是一个小贩，而是一个平庸的商人，而且是凯布斯克斯领主的小儿子。因此，汉密尔顿的家族比亚当斯的家族还要久远和显赫得多。但是汉密尔顿的父亲很快就遗弃了他的情妇和她的两个儿子，汉密尔顿的母亲只好在圣克罗伊（当时属于丹麦维尔京群岛的一部分）开了一个小店养家糊口。

汉密尔顿在9岁的时候就开始为一个叫尼古拉斯·克鲁格的纽约商人工作，后者在圣克罗伊经营了一家商栈。汉密尔顿极高的天分和远大的理想给克鲁格留下了异常深刻的印象。当克鲁格因为健康原因返回纽约时，他让年仅13岁的汉密尔顿管理他的商栈。两年后，他资助汉密尔顿前往纽约，汉密尔顿的余生都将在此度过。

汉密尔顿在国王学院（现在的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法律，并在独立战争期间成为乔治·华盛顿的幕僚。当华盛顿成为美国总统时，他请汉密尔顿担任财政部部长，处理新联邦政府最紧迫的问题：混乱的财政和金融状况。汉密尔顿不仅做到了，且用时之短令人惊叹。

当时大陆会议能从法国和荷兰借款，并从这些国家购买武器，但它却不能在国内发行足够的国债来筹资以支援战争。他们没有办法，只有求助于硬性贷款，签发借据强制征用各种物资，并发行法币，也就是所谓的“大陆币”。法币之所以成为钱仅仅是因为政府说它是钱而已，像所有的法币一样，大陆币也引发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在短短的几年内，国会不得不将以前发行的纸币重新定值（只有原有面值的2.5%）。在之后的100多年里，美国人都习惯用“一个大陆币都不值”来形容毫无价值的事物。

即使在战争期间（那时纽约仍被英军占领），在纽约也存在对国债、借据以及大陆币的投机活动。投机商在咖啡屋（这种地方曾产生过许多金融机构，包括伦敦证券交易所和劳合社）拍卖各种证券，但这些活动只是零星和非正式的，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但是当汉密尔顿按照新的《宪法》重塑国家的金融架构时，如何监管证券投机活动就成了当时美国重大的政治问题之一。

汉密尔顿试图做三件事情：第一，他寻求建立一个完善的联邦税收体系，以保证国家有一个稳定的财政来源（在此前的联邦体制下，联邦政府没有征税的权力，只能被迫向各个州要钱）；第二，他想用美国政府信用作为担保，以优厚的条件发行新的债券，去偿还旧的国债（包括国内的和国外的），以及战争期间几个州的债务；最后，他想按照英格兰银行的模式建立中央银行，以代表政府管理金融并监管国家的货币供应。

但是，一批政治家追随他们著名的领袖杰斐逊，极力反对汉密尔顿，他们被称为“杰斐逊主义者”。杰斐逊主义者认为，那些以低价买进旧债券和其他票据的人都是投机者，不能允许他们兑换新券来获利，只有初始的债券拥有者才应该获得盈利。但这在实际中是不可操作的，因为确定这些债券最初的持有者会耗费大量的时间，而且通常是不可能的。

汉密尔顿这一偿债法案最终在国会得以通过，但是也经过了一番激烈的讨价还价，例如，为了让杰斐逊主义者接受偿还国债的方案，汉密尔顿不得不做出让步，从而使纽约失去了成为新联邦首都的机会（当然我们无法知道，如果纽约不仅是这个国家的商业、文化和金融中心，而且也是这个国家的政治中心的话，那么历史将如何演进。但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如果纽约成为首都，那么纽约本身乃至整个美国，都会和今天完全不同）。

汉密尔顿的计划开始实施后，便对新生美国的经济产生了非凡而迅速的影响，而其政治对手对他的敌意对美国发展格局的影响也延续至今。事实上，整个美国政治史基本上可以被看作汉密尔顿主义者和杰斐逊主义者之间一场旷日持久的斗争。由于华尔街成为美国的金融中心，在很大程度上，华尔街一直被杰斐逊主义者及其后来的追随者（从安德鲁·杰克逊、威廉·詹宁斯·布赖恩到拉尔夫·纳德）认为是美国所有丑恶一面的标志。

不过那是后来的事情了。对18世纪90年代的美国来说，重要的是，汉密尔顿的计划直接带来了美国经济的繁荣。18世纪80年代的美国处于金融混乱之中，有点儿像20世纪90年代的俄罗斯，但是到了1794年，美国已经在欧洲市场获得了最高的信用等级，它的债券能够以10%的溢价出售。塔列朗（他很快就将成为法兰西的外交部部长，但此刻正在北美流亡）解释了这一现象。他说，这些新债券“安全且不会下跌。它们以非常稳健的方式在市场发行，而这个国家的经济正在以一日千里的速度发展，没有人会怀疑它的偿付能力”。

到18世纪90年代，尽管费城的发展速度远远低于纽约，但它依然是那时美国的金融中心。美国的第一家银行北美银行（Bank of North America）是在费城成立的；1790年费城证券交易所（Philadelphia Stock Exchange）成立，成为美国的第一家证券交易所。而且由于华盛顿尚在建设之中，费城按计划仍将暂代美国首都十年，汉密尔顿的中央银行合众国第一银行（Bank of the United States）也于1791年花落费城。

但在汉密尔顿的计划实施之后，纽约的各种金融活动也大大活跃起来，而且，纽约成为金融中心的各种要素已经具备。纽约的商业迅速发展，人口也急剧增长。整个国家和纽约地区的经济都蒸蒸日上，商人们对信贷、保险和其他金融服务的需求日渐增长。汉密尔顿在1784年成立了纽约第一家银行——纽约银行（Bank of New York）。按照汉密尔顿的计划，美国建立起了一个信誉良好的、统一的货币供应体系，币值不再像以前那样变化无常。那些熟悉金融和风险的市场投机者及经纪人开始跃跃欲试，寻求赚钱的机会。这些人已经准备好了，他们愿意也能够为一个金融市场的繁荣提供必需的流动性。从他们的荷兰先人那里传承下来的各种投机技巧，则为那些最大胆和最狡诈的纽约人做好了大发横财的一切准备。于是，一座城市、一条街道和它们注定的命运走到了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