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煮商人:各地商人性格特征与经商技巧全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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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上海商人

上海人做生意的目的十分明确,经济利益是惟一准则。

在生意场上,没有利益的事,上海人决不干。

上海人只求得到应得的部分,非分之想不多。

与上海人做生意,常常会因个别小问题争论不休,时间拖得很长,使人们常会感到跟上海人做生意很累,因此,与其做生意时必须要有充分的耐心。

上海人守规矩,一旦签订了合同,如无不可抗拒的外力影响,上海人大多会严格按合同办事,决不含糊。

和上海人做生意,在金融领域的合作容易成功。

1.上海,商家的必争之地

上海,位于我国南北海岸线的中心点,背靠长江三角洲和长江流域广大地区,腹地广阔,辐射力强,曾在历史上与美国的纽约、英国的伦敦、法国的巴黎、德国的柏林并列,被世人称之“世界五大贸易城市”。解放52年来,上海不仅成为我国重要的工业基地,同时也是我国最大的经济中心,是能源、物资和商品的集中消费地和生产基地。金融、保险、对内、对外贸易等服务机构集中发达。改革开放以来,上海更是发挥老口岸的优势,转换机制,外引内联,不断增强中心城市功能,引来万商云集,有效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上海市区人口密度高居全国之首,1990年市中心十个区280平方公里内,居住着706万城市居民,平均每平方公里超过2.5万人,有的街道甚至高达十几万人。

在上个世纪90年代,在新的经济格局下,三次产业的提升与再造,使上海的第三产业的勃然兴起,这座东方大都市的综合功能日益贴近其新的历史定位。截至2000年,上海第三产业的增加值已占GDP的50%以上,而在整个第三产业中,金融业增加值所占比重达到15.1%;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等国内商业的比重接近7%;交通运输和邮电通信的比重达到6.8%;房地产业的比重达到5.3%;旅游和信息咨询等行业也得到较快发展。

目前,在上海,第三产业的发展开辟了“五流汇合”的全新境界,即资金流、商品流、信息流、技术流和人才流的大融合。

上海的商贸一直是很繁荣的。在上海有外滩金融街、大商务区、南京路、淮海路等著名的商业街以及航运、五金、家电等具有专业个性的商业街。

其中,南京路素有“中华商业第一街”称号,改造建设后越发魅力四射。每天客流量达300万人次,六百多家商店比肩而立,各显风姿,不断刷新中国商业街最高营业额的记录。

淮海路商业街刚刚度过了它的一百岁生日。这条老街古典式浮雕,童话般建筑,颇有巴黎街头的韵味。一幢幢气宇轩昂的高级商务楼,勾画出国际化大都市的轮廓线。其间上海国际服装服饰中心以淮海路为依托,联系世界各大时装中心,辐射全国的原创服饰文化,并且成为了名牌零售推广中心、时装发布展示中心、服装技术交易中心、消费新概念创意中心、模特经纪中心,使其逐步具备了巴黎、米兰等国际时尚流行中心的独特功能。

徐家汇是上海近几年迅速崛起的商业圈,原来徐家汇地区比较大的商店只有第六百货,紧跟东方商厦、太平洋百货、新六百和港汇广场后,大型商厦不断涌现,首尾相接,形成了独特的“圈状商业”模式,一跃成为全上海人气最旺的商业区。

20世纪60年代,上海24小时营业的商店只有一家,1978年以前也只16家。现在上海已有300家24小时营业的便利店。这座城市的商贸运作“全天候”。

改革开放前,上海商业中营业面积超过一万平方米的大型商店只有第一百货、华联商厦、时装公司、第一食品4家,而现在已有70家,甚至还有更大的“零售航母”,如港汇百货广场的营业面积高达13万平方米,正大广场面积达19万平方米。目前,上海商业营业总面积已达到了1000万平方米,全市社会商品零售总额1700多亿元。

2000年底,上海连锁网点已达4660家。十年前匆匆起步的上海联华超市公司,其连锁规模接近一千家,从市区到郊区,从郊区到市外,快速扩张令人瞠目,甚至挤走称雄全国十六年之久的上海第一百货,一举摘取全国第一的桂冠,登上了中国零售业“龙头老大”的位置。

商贸业的规模只是一个缩影,其背后蕴涵的真正意义是巨大的商机。

上海,铸造商界精英的大熔炉。在这熔炉里,培养出一大批近代中国的商界精英,尽管他们大都不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但他们发迹上海滩,并从这里杀向全国。上海,商家必争之地,谁能立足上海,谁就意味着拥有财富。

因此,作为一个现代生意人或企业家,不可不重视上海,不可不重视上海的巨大商贸中心的作用。

重视上海的商贸作用,应注意以下几点:

(1)对上海的经济中心,应有足够的认识。

(2)重视其改革开放,向国际化大都市迈进带来的巨大商机。

(3)充分发挥上海的金融优势和转口港的作用。

(4)充分学习上海传统海派商业的优良做法,并注意克服和防止其不良因素。

2.参与竞争

作为中国现代商业的策源地,上海商人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商业手段之繁杂、经营思想之宽阔,给当今的中国商人以有益的启示。中国近代商业精英云集上海,使他们在大上海各展雄才大略,各占“地盘”,从而使得大上海的商战十分残酷。

众所周知,在市场经济刚刚开始繁荣之际,由于各商家都面临着打开市场、抢占地盘的问题,因此,谁先抢占了市场,就意味着抢占了机会,意味着丰厚的利润在招手。因此,各商家在此时都会竭尽全力抢占市场,有时还会采用非理性手段。

上海具有商业竞争的传统。

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市场虽尚不成熟,此时的商业竞争却十分残酷。洋商与洋商之间、上海商人与洋商之间、上海商人之间,竞争都十分激烈。其竞争手段、激烈程度都给人以震撼。

例如,20世纪初,上海的啤酒市场由外商垄断。烟台的醉权啤酒厂成立后,便迅速把上海当做开拓市场的重点来突破。因为当时上海是中国啤酒消费较大的地方,其他地方国人多没有饮啤酒的习惯。为了同外商争夺市场,醉权啤酒厂举办了大规模的促销活动,其中一项活动是“中国啤酒大会”。

这一天,醉权啤酒厂先于上海半淞园中藏中国啤酒一瓶,公开宣布,谁找到啤酒,奖给中国啤酒20箱。当天,上海半淞园内人山人海,人们对这种新奇的促销手段十分感兴趣,也想看看醉权啤酒厂是否会兑现。结果,醉权啤酒声名大振,一下子在上海站住了脚。

洋啤酒见中国啤酒公开挑战,自恃财大气粗,就宣布降低售价,想挤走中国啤酒。醉权酒厂毫不退让,拿出万元巨奖进行有奖销售,而且巧妙地设计了奖项。他们将一些啤酒瓶盖上,分别印上“中国啤酒”四个字,每一个字代表一定的奖款,分别散放于13箱酒瓶中,谁买中印有字的啤酒,就可拿瓶盖兑奖。此举又大获成功,从而形成了中国啤酒在上海畅销不衰的格局。

和洋酒相比,醉权酒厂可谓了解中国人的消费心理,他们利用中国人相信运气的心理,巧妙构思,促销方式极为有效,以至于这些方法至今仍被许多商家沿用。

现在,上海的市场经济已经步入成熟之时,许多商家采取的竞争手段更加多样,五彩缤纷,甚至有些免不了出现非理性竞争。比如过分杀价、相互攻击谩骂等。但是,作为商家要在上海做生意就必须大胆参与,进行竞争。

因此,与上海人做生意的第二要诀是:

(1)积极参与竞争,不要害怕和胆怯,勇于在上海开拓出一片市场。

(2)竞争产品必须以质量取胜;杜绝假冒伪劣。

(3)在竞争中,应多运用广告战,大胆推介自己。

(4)在竞争中,应注意物美价廉,降低价格,多送实惠。

(5)重视营销。

(6)有正确的商家心态和策略,不用不正当行动。

3.看懂上海人的海派性格

在中西文化的交汇、涤荡、融合中,上海生成了中国大陆特有的中西合璧式的文化。在很多中国人眼里,上海是他们认识西方的窗口,而西方人也从上海人身上体验中国,认识中国。

这种中西文化交替、传输的长期磨合,形成了上海人特有的人格特质,这些特质有人归结为“海派”风格,主要有:

(1)商业传统。

中国人传统上是重农抑商的,商人多被冠以“奸商”的帽子。近代的西方是重商的,给商品交换、商品流通以极大的重视,西方列强到处扩张,也是以商业目的为第一目的的。西方商人的行为方式、观念意识,给上海人以深刻的影响,使上海人有了较强的功利意识和经济观念,形成了上海深厚的商业传统。

近代上海人在全国最知名的“海派”形象就是以商业观念作为底色的。这种观念在现在的上海人心中也是很明显的。

(2)精明。

精明这是上海人给人最深刻的印象,这是长期以来商业传统影响的必然产物。

传统的中国人讲求“轻利重义”,讲究大方豪爽;而经商做生意则讲究精打细算,斤斤计较,精明细心。商业传统的磨炼使上海人在传统的中国人之中显得独树一帜。

“太精了!”成为中国生意人对上海人最普遍的评价。

其实,随着经济的发展,功利观念、商品意识的深入人心,中国人都会“精明”起来,而上海人却在此方面先行一步。

(3)公平合理观念。

传统的中国重人治而轻法制,而西方文化似乎更强调自由、平等;传统的中国人视社会等级、特权为平常事,西方文化则强调个人自由、人权。上海人较早地接受了西方的观念,讲求人与人之间的平等,讲求在法律、制度下的平等自由,契约观念强。

(4)西化洋气。

由于特有的地理历史背景,上海人的生活行为方式中融入了太多的西方气息。和外国人做生意,在外国公司里工作,以西方人的行为方式、工作方式工作,以西方人的交往方式、做生意方式做事,凡此种种,使上海人越来越像西方人。长此以往,越来越西化的上海人被人们称之为“半吊子”西方人。

因为上海人毕竟是中国人。但要和西方人做生意、打交道,不得不采用西方的方式,西方的强大使上海人不能采用中国的方式。因此,在商场中上海人的西方商人的做派也较浓。

(5)包容意识。

上海是个中洋杂合之地,而在大上海“发迹”之前,上海在中国只是个很不起眼的居民点。19世纪中叶以来,上海的爆发式的膨胀,使“土著”的上海人在上海人中只占有很小的比例,来自海外的、国内的、各种肤色、各种口音、各种生活习惯的人云集上海,哪一种文化也成不了主流。在这万紫千红、纷繁杂乱的文化背景中,上海形成了典型的杂合文化、混合文化。

因此,上海人敞开胸怀迎接来自各方的人们,上海文化也就融入了天南海北的文化色彩,使得上海不排外,包容性极强。

因此,上海可以融各地文化之长,促进上海的经济、文化迅速发展。

以上的特点,可以说是上海人的人群特征,虽然它的形成是伴随着近现代上海经济的发展形成的,但是,现在的上海人身上仍然表现出这些海派特性。因此,与上海人做生意,必须对其海派性格有充分的了解和认识。

看懂了上海人的海派性格,就可以有的放矢地与他们打交道,做生意了。

4.不讲别的,只讲经济利益

受长期的商业传统影响,上海人形成了以个人本位为核心的价值观念,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出讲求实惠,漠视政治,关心个人和家庭生活。

上海人在长期的工商业历史的影响下,实惠哲学成为上海人根深蒂固的观念。

把这一观念衍化到日常生活之中,表现为上海人对实际的、具体的个人利益的重视,重视事物的实用价值,在形式和功能、审美与实用之间,上海人更倾向于后者,这一点极像美国人。

追求实惠的上海人总是会在各种复杂的情况下,迅速找到自己的最大利益所在,如在职业和就业选择中,上海人比北方人较少地考虑面子、名声等非经济因素,而是明确地将经济利益放在第一位,上海人每年出国人数之多位居全国之首,而上海人出国的最主要目的是追求经济利益。

上海人的这种观念在买卖关系中,买卖双方都把对方看作实现自我目的的手段,自我与他人的关系演绎为目的与手段的关系,得失的计算先于一切,人们总是根据自己的投入多少与实际获利的比较、评判自己行为的效果。上海人做生意,则更把经济利益作为惟一原则和目的,在上海,只要有钱赚,几个素不相识的人可以迅速组成一伙,而一旦经济利益目的达到或这个团体达不到经济目的,这一伙人就迅速解体了。

因此,上海人做生意,有几个这样的特点:

做生意的关键是是否赚钱,因生意而谈判,只有利润是至关重要的。

对上海人来说,生意对手是谁并不重要。

在多数情况下,上海人合作做生意的,双方素昧平生,并不需要相互认识。

因为若能建立起良好的个人关系当然最好,但那往往要花费宝贵的时间。除非对手特别令人讨厌,否则,对手的人品相貌不会对上海人做生意有太大的作用。因此,和上海人做生意,有几点是必须注意的:

(1)上海人做生意的目的十分明确,经济利益是惟一准则。

北方人做生意可能考虑的因素还有人情关系、地位差别等。而在上海,只要能赚钱,几个素不相识的人可以迅速组成一体。

(2)和上海人谈判,只关心利润。

在谈判过程中,对上海人来说,对手的身份背景并不重要,是某著名人物的儿子、亲戚等不是上海人所关心的。

谈判时注重仪表,注重形象。

上海人惯于衣冠楚楚,也把衣饰状况当做衡量一个人素质的标准之一。在与上海人谈判时重视服饰举止,既表现出对对方的尊重与重视,也体现了自身的素养。

(3)在生意场上,没有利益的事,上海人决不干。

双方素昧平生,并不需要相互认识,只要可以合作就干。如果生意做成了,或者看起来有可能再次合作做生意,那么双方也许会决定继续交往,但如果无利可图,那么在生意做成之后合作和其他一切关系就结束。

5.淡化感情,少义气

生意场上的社交是必需的,是生意人买卖活动的一部分。但是,还与生意场上只讲利益一样,上海人在社交中体现出明显的功利色彩,不像传统那样为了增加情感。

与社交目的功利性相一致的是,上海人的社交多有短暂性、局部性、表浅性特点,因为利益的短期性,加之人口流动性大,上海人多倾向于短期内和社交对象保持良好关系,人与人之间交往的程度较浅,不像北方人那样知根知底,为朋友两肋插刀,哥们义气式的人际关系,上海人是少有的。

因此,在外地人尤其在北方人心目中,上海人是不义气的,与上海人的交往多很浅,尤其是和上海的生意人交往,上海人表现出赤裸裸的功利倾向。

因为情感因素的淡化,上海人人际交往的原则——礼尚往来发展到极端层次:等价交换,有赠予也必须有相等的回馈,表现为三个基本原则:

①不无谓地接受人情。

②欠情要还,而且最好不要拖欠。

③还礼和受礼的价格基本相等。

这一原则在上海人之间执行得非常好,如过年送礼,喜事送礼等等,等价交换被严格遵守。

严格地说,近百年来,上海是座商业和金融城市,商品意识和等价交换观念已深入上海人的意识和日常行为中。

因此,在与上海人做生意进行请客送礼时,尤其要把握上海人的交往原则:

(1)礼尚往来。

礼重了上海人吃不消,心理有压力不敢收;礼轻了,上海人不尽力。

(2)不要轻易接受上海人的礼。

因为还礼是再谨慎不过的事,弄不好就会气走上海伙伴。

6.挣钱只得自己的一份

上海人,被称为“门槛精”。

上海人的精明,反映在日常生活中,既包括谋取个人利益的行为,更包括对个人权益、利益的维护,该得到的,他们一分也不让。这使得上海人常常为一点点小利益而斤斤计较。因此,在上海,人们经常看到的一幅画面是:在一个菜场上,衣冠楚楚的男士为几分钱与菜贩子吵得不可开交。

在上海人眼中,该得到的利益必须得到,他们不在乎利益的多少。这主要原因是,在他们的心目中,这种利益应该得到。

在生意场上,上海商人都是行家里手,既识货又明理,又敢于和善于据理力争。上海人的钱不好挣。为此,韩国的一家报刊称“上海人都是经济里手……外国人很难从上海人口袋里掏出钱来”。

因此,外地人在和上海商人打交道时,应该注意:

(1)事先要对双方的要求有大致的估计,只要挣自己应得的就可以了,不要有太高的企图,否则,上海人是决不会干的。

(2)要和上海人做生意,必须注意的,不要企图“宰”上海人。

(3)和上海商人打交道也不必太过小心。

因为知理的上海人不会对你提出过分的要求,上海人只求得到自己应得的部分,非分之想不多。

7.要有耐心

上海人的精明源自商业传统的熏陶。其实,中国南方商人(指岭南商人,江浙商人)的精明也是有口皆碑的。但是,作为区域整体人群的文化心理素质,上海人整体上被人们认为精明之至,精明已经成为上海人人格的组成部分,而不像其他地方的人,精明只是在生意上体现出来。因此,可以说,上海人的精明是骨子里的。

因为太精明,所以上海商人难以合作。

上海商人做生意都十分谨慎小心,他们会注意到太多的细节。在做生意谈判之前,他们多半已事先调查了解好了市场行情、谈判对手情况等。他们的谈判多半是在有了充分的准备之后才进行的。

因此,与上海人做生意,常常会因个别小问题争论不休,时间拖得很长,使人们常会感到跟上海人做生意很累,因此,与其做生意时必须要有充分的耐心。

但是,如果付出耐心,一旦谈判成功,签订了合同,上海人执行起来十分规范、全面,因此,在与上海人做生意时多一些耐心,往往既是很有必要的,又是有成效的。

8.注意遵守商德和法规

上海是我国法制观念最强的城市。解放后,尤其是“文革”期间,全国许多地方各种乱子出得很多,但上海作为全国人口最多、工业最发达的地方,始终保持较为平稳的发展,这也是在计划经济条件下上海一直保持强大经济实力的原因之一。因为计划经济要求秩序和稳定。

即使在旧上海,也很少有欺行霸市之徒。因为当时的商人多是移民,且有外国帝国主义的高压控制。既然大家都是外来的,都没有可依仗的传统势力,那就只好凭自己本事吃饭,大家都应遵循相同的规则。因此,上海商人比较遵守商德、法规。

长此以往,上海人形成了追求合理化、追求平等与规范的观念。上海人的这种观念,使得今天的上海市成为极具理性的城市。上海市管理的特点之一就是热衷于建立各种规章制度、办法措施。如果遇到什么新情况,上海人的倾向是立即制定管理办法,而市民也基本服从管理。

守法守纪,遵守秩序已是上海人的基本观念。

基于上海人的这一特点,和上海人做生意必须遵纪守法。

上海人不做违法的生意,这虽不能说是绝对的,起码说是大多数上海人的共识。在刚刚改革开放的那些年,沿海不少地方走私盛行,黑市猖獗,但上海人参与者并不多。在有些北方人心目中,不违法难赚大钱已成为其做生意的诀窍,造假卖假,偷漏税款等频频发生,但上海人做这种事不多。

因此,从这个角度上讲,上海人是生意场上的“正人君子”,不做偷鸡摸狗之事,甚至连“擦边球”都不打。

因此,与上海人做生意时,应该遵纪守法,按规矩办事,否则你就会失去他们的信任和合作。

9.注意签订合同

上海人是非常理性的,做事要求有理有据。这源自商业传统的熏陶。因为在商业社会中,要维持商业行为的正常进行,参与商业行为的各方必须要有一个共同遵循的规范,这种规范随着时间的推移、交易行为的频繁而日益为人们所共识。

上海现代商业历史长,尤其是西方数百年商业传统对上海深刻影响,使得上海人形成了凡事讲求公平合理、追求合理的心理素质,因此,他们较为重视合同契约。

在做生意时,他们非常看重合同。这源自于上海人的法制观念强和长期与西方人打交道形成的传统。

在与上海人做生意时,签订合同应注意如下的一些方面:

(1)契约意识要强,签订合同是双方合作的法律依据,一般是不能少的。

(2)合同签订必须内容全面,表述精确。特别对双方的责任、义务有清楚的表述。

(3)签订合同时,对可能出现的意外尽可能考虑并有相应的对策条文。

(4)合同的签订必须符合国家、地方(合作双方所在地)的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不能够产生因可预见的主客观原因而使合同不能履行的状况。

(5)必须履行合同。

上海人守规矩,一旦签订了合同,如无不可抗拒的外力影响,上海人大多会严格按合同办事,决不含糊。如果乙方能按合同办事,与上海人的合作是非常顺利的。

10.不要让上海人冒太大风险

上海人的精明有口皆碑。

精明,是百年商业社会给上海人留下的一种生存素质,即上海人会在各种场合之下,各种行为中,最大限度地发挥个人的智力,力争以最小的投入,获取最大的利益。因此,一般来说,精明的上海人不愿去冒太大的风险。

上海人做事不像许多北方人一样走一步说一步,往往是一切要想妥了才开始。这表现在上海人做生意求稳求安,宁可不做,也不愿冒险。

因此,与上海人合作做生意,事先一定要注意如下几个方面:

(1)考虑到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并对各种结果事先做出比较精确的估计,有风险的事情不与上海人合作。

(2)不要给他们虚幻的感觉或冒险的印象。

上海人讲求应该得到的一定要得到,虚幻的、不太实际的利益对他们没有吸引力。北方人做生意时常说的话:“这次生意做成了,我们今后可以长期合作,都是朋友啦。”等等,这些话对上海人没有吸引力。

(3)买卖中,如果存在一定的风险,一定要事先讲得清楚明白,否则上海人可能中途意识到风险将本金退走。

(4)利用优势,抓住商机,在上海开拓风险投资市场。

11.利用新“买办”

买办,即旧上海那些由在华洋商雇佣从事经营管理的新式商人。

旧中国的大上海,由于独特的历史地理环境而成为万商云集之地,成为繁华显赫的十里洋场。洋人要在上海站住脚,必须依靠当地人才能办事。

这些可被依靠的本地人就是买办。他们精明强干,熟悉商情,在洋人与中国商家之间穿针引线,或组织货源,提供出口;或寻找下家,推销外货,他们自己在这些进出口业务之中,除获得薪金之外,还有佣金和分红的收入。有的人年收入可达几万两白银。

在旧中国的大上海,买办俨然为高等华人,跻身于当时的上层社会。据统计,自旧上海开埠至1949年为止,上海的买办已达万人之数。

旧中国的“买办”中不乏精明族。当时大上海的商界精英,多半是从做买办做起,一步步走上成功之路的。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解放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人们总忌谈“海外关系”,“买办资产阶级”的帽子使相当一批人吃尽了苦头。上海人谈“买办”色变,巴不得离“老外”远一点。

改革开放以后,历史仿佛开了个玩笑,突然之间,那些与“海外”沾亲带故的人吃香起来了。

改革开放后,上海特有的投资环境使港资、台资、美资、英资纷纷进军上海滩。在崭新的历史背景下,外商又来了,上海新买办族应运而生。

外商投资者在上海兴办合资企业后,投资者除一年数次到工厂巡视,或与中方召开董事会之类的会议之外,一般来讲,他们不可能在中国耽搁时间太久。精明的外商多会物色自己信得过的亲戚、朋友作为代理。这些代理人只对外商负责,一应报酬也由外商支付,这就是现在的新买办。

例如,杨某原先是上海某高校的处长,自从受聘港商高先生以后,就辞去了处长职务,到教研室任教。因为高校教师不坐班,他有时间为港商四下奔忙做事。

港商高先生在上海郊区投资开办了一家服装厂,产品大部分由高先生外销。杨某的职责就是每个月到工厂去看一次生产情况,并查阅一下当月资金运行账册。如发现问题,如实向高先生汇报。另外,杨某还有一项任务是,当高先生的香港订货单下达到工厂后,他下厂去检查产品质量,直到装箱前夕,他应尽可能仔细地逐一检验产品。这样,产品运抵香港后,高先生不用开箱检查,只要换一下唛头后即可转运客户。

时下,在上海做新“买办”行当的人已为数不少,方式各异。在上海举办交易会时,在场内川流不息的多是新“买办”,他们胸前佩挂的都是外国公司的代表证。听谈话,知道是地道的上海人,但谈起生意来,“买办”的精明程度丝毫不亚于真正的外商。

上海新“买办”的产生应当说是改革开放的必然,至于新买办中会不会像旧买办那样涌现出商界精英来,这只有等时间来验证了。但是,无论怎么讲,“买办”的经历给上海人人格的形成烙下了深刻的印记;其西化、其精明、其开拓精神与契约观念,无不与“买办”有关。因此,要认识上海人,尤其是上海商人,认识“买办”是必不可缺的。

外地的生意人如果要在上海做外贸生意,或与外商厂家、企业洽谈合作最好重视新“买办”,与他先套近乎,这样会获益匪浅。

12.进行期货交易

半个世纪前,上海就以“远东华尔街”的美名享誉世界,股票、期货对上海人来说,早已不是陌生的字眼。改革开放后,上海人如鱼得水,热衷于金融的队伍愈来愈大。

继1998年股票热之后,期货成为上海人万众瞩目的发财目标。

一家家期货交易所在上海开张,一家家期货经纪公司开业。其中,新开市的上海化工交易所,推出了一则富有魅力的广告:

“你想尝试期货交易吗?

化工期货向你招手!”

上海化工交易所主要交易各类化工产品,交易额由最初的500万元/天,上升至1亿元/天。交易日益活跃,成交量直线上升。

上海最大的一家商品期货市场是金属交易所。其开业之时,适逢投资高潮与原材料涨价,日成交量以上亿元迅速上升到十几亿元。在上海,其他交易所,如石油交易所、煤炭交易行、粮油交易、农资交易所等多不胜数。上海的期货市场发展迅速,上海期货市场的成交价格被认同为全国地方市场的导向价格。上海通过期货龙头市场,维持和巩固了自己的中心地位。

现在,上海不仅搞商品期货,也搞起了金融期货,这是期货中的高层次。目前,上海出现了外汇期货,国库券期货粉墨登场,股票指数期货跃跃欲试,上海在金融期货方面走在了全国前列。

期货市场的风险是难以与股票市场相提并论的。热衷于期货更使上海人的胆子变大了,由于股票和期货,上海人的金融意识被唤醒,热衷于金融的上海人队伍愈来愈大。普通上海人的金融意识就很强,不用说上海商人了。

因此,和上海人做生意,在金融领域的合作容易成功。从目前来说,期货交易是上海一个较大较新的商机,与上海人做生意,可以在期货交易上大做一些文章。

另外,无论和上海人做什么生意,都一定要懂得每种金融工具的使用,诸如支票、汇票、各种承兑方式、各种各样的银行信用卡等等。因此,与上海人进行期货交易,更要能做到熟练使用。

13.快捷迅速阐述自己的立场

上海人的自负是众人皆知的。

上海人的自负感,源自上海在全国首屈一指的地位。在“36元万岁”的年代里,上海对全国工业贡献最大,上海的人口最多,上海的人收入最高,尽管多不了几个钱,但那时候的钱值钱,所以全国人民都认为上海人工资高,是有钱人,上海人也以此为傲。

为此,在逢年过节返乡时,上海人总是大包小包的,衣服、食品、玩具、杂七杂八一大堆,分给乡亲们,在小孩欣喜的“爷、叔、阿姨”的叫声中,上海人的感觉好极了。

在这种良好的感觉之中,使上海人越来越看不起外地人。

在上海,上海人对外地人有一个特别的称呼:乡下人。在他们的眼中,上海人是城市人,外地人受到轻视,似乎天经地义。因此在上海,能操一口流利的上海话就等于获得当年租界的领事豁免权,就像今天推行的银行金卡,将会获得众多优惠。这使得上海人以上海人的身份为荣,不愿离开上海,人称“恋沪癖”。

为此,上海的中学生大都选择本市的高校,上海市的职业中学因能保着上海户口而异常“热”。

上海人的自傲是以自信为基础的。改革开放后,上海发展更快,上海有强大的工业技术基础、全国最高的人才素质及富有传统的工商金融文化意识,上海成为中国的一颗“东方明珠”。

因为自信而生的自负,上海人在生意场上,表现为对自己提出的做法坚信不移,认为这是顺应自然,合乎逻辑的,所有的人都应赞同,不愿让步。为此,一位深圳的年轻经理抱怨说:“在其他地方,对方知道我是来做生意的,都很热情。可是在上海,好像我带来的是讨饭碗,个个架子十足,等着我磕头做出祈求。每次做生意,上海人都死命地抠,抠得你无利可图。这种生意谁肯做?”

上海在与外省市的合作中,常自恃技术先进,行业门类齐全,可以自力更生,万事不求人,或者等着你求我。

上海人对外地人的傲慢似乎可以理解,对外国人的傲慢似乎不可思议。

1985年,美国某公司与上海进行了长达两年的艰苦谈判。

最后,终于下定决心放弃上海,将它生产运动鞋的工厂搬到了广州。美国人一向有与生俱来的优越感,在上海人的自负面前,只好别谋他途。

一位某国商人说:“上海人除了有中国人通常在与外国人交往中所有的那种‘泱泱大国’的自大外,还有一种傲慢心理,即他们觉得不需要外国投资者。”

上海人这种自傲自大,招致了外地人对上海人的反感,在生意场上,外地人也不愿意同上海人合作。

基于上海人的这一特性,在与自负的上海人谈生意时,应该做到如下几点:

(1)一定要在他报价之前进行适当的摸底,合理就进行洽谈。如果他的报价太悬乎,干脆死心走人。

(2)在谈判时,首先作好自己一方的开场陈述。

在陈述中,其中对将成为双方争论焦点的问题应予以尽量客观的分析,并体现出对生意对手真诚的理解。

注意还应用一种易为对方接受的方式,阐明自己的立场。

(3)所有这些,应做得快捷迅速。

因为精明而自负的上海人多在谈生意之前,就已做好了思想准备,一旦上海人抢在前面提出报价,这个报价的讨还余地就不大了。

14.多按国际标准进行生意往来

上海对国际社会的心理状态比较平衡,他们在内心没有鄙视过外国人,也不会害怕外国人。对发达的西方的了解,使他们总体上有些崇洋,但气质上却不大媚外。上海人与西方人相对平等地相处,使得真正想干一番事业的西方商人乐意与上海人合作。

上海是近百年来西方经济文化通往中国的据点,也是中国走向世界的窗口,中西文化交汇结合地的特殊位置,深深地影响了上海人,使上海人较深刻地接纳了西方文明。

人们都有这样一种印象,上海人很“洋”。说得书面化一点,就是上海人很像外国人,接受西方文化很地道。在上海人眼中,西方社会不像中国很多地方人眼中那么遥远,他们早已了解并适应了西方文化的冲涤,并在自己的文化中渗入了西方文化的成分。

上海人更多地把外国人作为普通的一个人看待,不会因为他或她的肤色不同而有什么异常的感觉。北方人多把外国人统称为“老外”,而上海人只要知道外国人的国籍,一定会具体地称美国人、英国人、德国人等。正如北方人多不会笼统地将来自福建的商人称为南方人,而称其为福建人一样。上海人与西方人的心理距离很近。也正因此,上海的里弄里,一直居住着不少外国侨民,他们是上海的一分子,邻里关系处得十分自然。

在观念上,上海人的实用主义、合理化倾向、契约意识与法制观念、精明的性格等心理倾向,都是西方人典型的心理品质,它与中国传统的讲义气、重关系、重伦理、等级观念等意识相去甚远。尽管上海人的观念并不等同于西方人的观念,但“距离”不远,却比与中国传统观念的“距离”近。

今天,不管是哪一个阶层,上海人的行为更处处显示出西化倾向。

(1)上海人对子女的第一企盼是出国留学。上海人始终统领“出国热”的潮流。

(2)上海人的婚姻观念也是外向型的。

西化导致上海人看好“洋婚姻”,而“洋婚姻”则更深刻地促进了上海人的“西化”。

(3)西化的上海人对外语的需求旺盛。

上海人的外语水平之高全国罕见。在大街小巷上,路上用熟练的外语与外国人交谈是司空见惯的事情。

在不少上海人的心目中,英语已经成为谋生的最基本的工具之一。上海人谋职有三个基本工具:外语、计算机、驾驶技术。

相近的生活方式,语言的容易交流,使得西方人把上海视为“第二故乡”,更愿意同上海人打交道。

在中国的不少地方,对待西方人很容易走上极端,要么敬若神明,奉为至尊,处处言听计从;要么避之若瘟神,生怕受老外的骗,因而与“老外”们难以合作,在这个开放的时代失去了许多商机。上海人与西方人相对平等地相处,使西方商人感受到自然与适宜,使西方人感觉到与上海人合作是可以真正地干出一番事业的。

由于上海人的西化倾向比较严重,上海人在生意场上也很注重采用西方许多的国际方式,按照国际标准进行规范企业运作,进行公司管理,其做生意时的合作方式也多是西方国际上通行的形式。

因此,要想和上海人做好生意,应注意以下几点:

(1)业务合作的规范程度必须要接近或达到国际水准。

(2)多采取西方通行的方式进行。

(3)商品交换和流通多采用西方通行的方法进行。

(4)合同的履行和违反按国际通例进行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