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居住

20世纪20年代后期，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北京不再是首都，城市的功能渐渐发生变化，北京开始向一个以文化教育功能为主的消费城市转变。七七事变以后，政府机关和国立文教单位南迁，北京进一步走向萧条。抗战胜利后，政府单位与大学复员，北京的社会发展和教育有所恢复，到1949年，北京人口约200万。

虽然，20世纪前50年中国的政治经历了几次根本性的变化，而北京以市民为主体的城市文化，如语言、信仰、生活态度、人际交往等，大体维持了晚清以来的传统。北京人的生活形态，中等家庭一般以一家居住一所四合院为多（有家庭拥有两所院子，出租一所；也有家庭将院中少部房屋租出以取得收入）。抗战胜利后，政府单位回迁北京，工作机会增多，外来工人也增多，他们多租住四合院内之一间。北京解放，政府接收了不少公私房屋，分配给政府机关及所属单位为宿舍住房，这些房屋多是临解放逃离者的财产，条件较好。新中国成立后北京工业发展，工人人口进一步增多，外来工人仍多以租住四合院平方的某一间来解决，政府较少为民房投资建设。但人口增长渐渐加快，住房矛盾也渐渐突出。

“文化大革命”初期，所有私房被迫交公，房管局遂将大量住房拥挤的住户及无房户立即安排进入原为独门独户的四合院私房，使四合院的住民结构大大改变，居住文化自然也随之发生变化。1976年地震引发的兴建地震棚，本来多是临时搭建屋，但很快就发展为院内新盖小房的流行，不可收拾，这使得昔日的四合院的“院落”空间全然为新建小房所占据，四合院的内部面貌已经不复可见，名存实亡。到20世纪80年代，四合院大都已变为大杂院，生活空间的挤压严重扭曲了居民的心理和行为，以往的市民文化大大变质。

50年代中期北京开始建筑楼房小区作为政府机关宿舍，这是北京城市建设的新形态，后来的小区建设模式都是从此而来。50—60年代，各级政府机关兴建宿舍楼，规模不等，小者二三栋，大者几十栋，自成系统。这些宿舍较少在老式胡同居民区建设，多在“城外”即今二环路以外建设。例如西城区复兴门外，西至木须地，北至动物园，中经三里河、甘家口、百万庄，建设了成片的国家机关宿舍楼房小区，这是北京历史上所没有的。与旧式四合院平房相比，这些宿舍楼居住条件改变很大，虽然居住的空间不大，每家没有独立的院落，人均面积不如四合院独户家居；但卫生设备先进，燃气使用方便，上下水道基础设施良好。宿舍楼区的居住者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与其子女，综合素质较高，完全没有旧城小市民的庸俗习气，其居住方式也代表了新北京居住文化的一个方向。不过，就整个城市来说，50—70年代新区宿舍与旧城胡同差不多是“两张皮”，相互间影响不大，更无融合。特别是，当时新区在城外自成一体，其人口数量也远少于旧城内的居民，很难真正影响旧城文化。然而，70年代以后，随着北京市的建设向三环、四环的推展，旧城人口的转移、新增人口与外来人口的安置、商品住宅的开发，都是以楼房小区为模式，已经渐渐成为当下以及未来北京居住的主要模式。四合院及其生活在当代的北京市已经沦为少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