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到目前为止，现代城市的矛盾，一是通过人与自然的关系的不断拓展和改变来解决，一是通过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的不断拓展和改变来解决。在历史上，后者主要表现为政治革命与民主化变革，前者则特别显著地表现为从面向大地转换为面向大海，而这正是国家中心城市发展为世界性城市的重要途径。我们不妨先来引证一下法国著名历史学家布罗代尔的有关论述。

布罗代尔在《15—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一书中也指出：资本主义首先兴起于13世纪的意大利城市国家，城市是人类文明的全面体现，它既能够让人的能力得到多方面发挥，也能够多方面地满足人的需要，他也引证说：“城市的气息让人感觉自由”^[4]。城市虽然有一定寄生性，但只有城市才能聚集起巨量的人力、巨大的财富，建构起四通八达的贸易、交通和通讯网络。无须说，城市作为政治和文化的中心，有着对周围地区的主导权和对更远地方的辐射力。在欧洲近代经济发展史上，沿海城市在经济上的作用又远胜于内陆城市。然而，自由也就意味着竞争与流动，所以，从威尼斯，到热那亚，经过里斯本、安特惠普等城市，到阿姆斯特丹，再到后来居上的英格兰，而英格兰的大脑和最大推动器是伦敦，直到世界经济的中心转移到大西洋东海岸的美国，一批新的世界性城市又拔地而起。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布罗代尔举出了三个未能成为世界经济中心的例子：

一是法国及其巴黎。其时作为农业国家的法国，实行的是封建制度，整体上惰性很大，其地理特别是内外交通方便，宜于国家统一。路易14和路易15不仅大搞中央集权，还坚持以农为本。里昂虽然贸易繁荣，但不如热那亚，衰退后也未把经济的领导权交付巴黎，两者陷入结构性的对抗。作为政治中心的巴黎虽然掌握巨量财富，却没有大量地投入制造业和金融，而是极尽奢华之能事，结果使巴黎成为不事生产的消费城市。有产阶级也缺乏胸怀和理想，他们醉心于官职和地产，以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和收益。当然，法国不是单一的法国，它有其精明和开放的一面，只是作为“商业社会”的法国，未能战胜封闭保守的“土地社会”的法国，后者的文化深厚而富有韧性。到1598年，法国还没有国际商业所必须的经济基础，缺少大型交易会和汇兑市场，到1789年大革命之前，也没有完善的民族市场，错过了现代化的良机^[5]。

二是西班牙。西班牙王国于1492年成立，同年哥伦布出海寻找新大陆，开始走向兴盛。16世纪60年代，它对尼德兰的政治和宗教控制导致了该地区的动荡和反抗，持续数年的尼德兰革命，使西班牙的财政消耗殆尽。1580年西班牙征服葡萄牙并建立伊比利亚联盟，使半岛得以统一，也将两个大帝国的全球资源整合到了西班牙国王手中，当年还将国都迁往濒临大海的里斯本，然而三年后又重迁内地的马德里，这等于放弃了控制海外经济的一个重要哨所，犯下荒唐的错误。其后它又试图征服英格兰，结果导致它的无敌舰队在英西战争（公元1585年—1604年）和对法战争（公元1590年—1598年）中覆灭。自16世纪中期开始不断从美洲流入的白银、强大的步兵和从无敌舰队的覆灭中恢复过来的海军，虽然使西班牙保住了在欧洲的主导地位，但是，高涨的通货膨胀、将犹太人和摩尔人驱逐出境造成人才大量流失，以及对黄金、白银日益增长的依赖性，导致政府几次破产并发生数次经济危机。在智障的卡洛斯二世统治期间，西班牙最终失去了在欧洲的领导地位，沦为二流国家。

三是中国的明朝。当明朝基于防御北方少数民族侵扰的需要，把京城从南京迁往沉默、闭塞和内向的北京，布罗代尔认为它就背离了利用大海之便发展经济和扩大影响的“方针”。这已经意味着输了关键的一局，当然它对自己的不利影响很大，影响之一就是更加坚持重农抑商。——一向认为财富来自于大地，且以土地为安身立命之本的中国王朝，怎么会有这样的方针呢？明朝没有这个方针，从东北入关的清朝就更没有了。

布罗代尔以上所论，突出地强调了大海暨海上的竞争对世界性城市的意义，这一意义不仅在于城市人的生存空间的极大扩展，而且在于一种更富有冒险和创业精神的生存方式的形成。因为城市能够背靠大地，面向浩瀚无际波涛汹涌的大海，并通过大海与其他陆地发生经济和文化关系，处于陆地的城市就会经由向大海开放而获得新的动能，增强包容性，提升自由度和自我更新的能力，并促使其等级式金字塔结构的松动。因为远比陆地广阔的大海充满不确定性，而又储藏着几乎是无限的资源，并且，正是大海构成了阻隔或联通地球上各个硕大的陆地即各大洲的纽带，而大海究竟起到的是阻隔还是联通的作用，关键在于人类自己的能力与掌握的技术，只要能够制造出具有远航能力的船只，并且培养锻炼出大量的勇敢和富有探索精神的人，那么，大海就会由屏障转化为人们展示其意志并实现其愿望的舞台。那些既敢于在大海上驰骋而又能够让大海成为自己联通世界的纽带的城市和国家，当然就会在国际竞争中脱颖而出乃至独占鳌头。作为岛国的英国之所以长期成为殖民地遍布世界的“日不落”国，就在于它发展出远超欧洲其他国家的利用海洋的能力：“它如同一个北方的威尼斯，充当着杠杆支点，撬动了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欧陆大部以及后来美洲各地的贸易；又假道好望角，带动了远东的贸易。”^[6]

布罗代尔特别强调了现代国家的作用，他说：现代国家是政治权力也是经济权力，它首先支持并保障本国的商业及信贷自由^[7]。上面提到先后成为经济中心的城市或城市国家，实行的都是共和制或君主立宪制，都支持商业和贸易的发展，在文化和意识形态上也都相当开明。随着现代资本主义体系在城市中的发展和确立，它又“让经济分离出来，成为一个专门的领域，不再嵌于社会、宗教和政治之中。这种分离程序也见于生活的各个主要领域。”^[8]显然，正是社会领域的合理分化与分离，才有各领域、各行业及其各部门的专业化发展，这不仅会大大地提高工作和生产效率，也会推动其走向自主自律，即建立起各自的标准、尺度与价值——而这正是自由的题中应有之义；它们之间互斥互补、良性互动的关系，又成为整个城市与社会发展的机制和动力。而那些经济落后的国家或区域，往往是君权神授和近代组织机构的混合，受社会和守旧势力的掣肘，很难从广阔的世界吸收新鲜空气。

由于自然历史条件的差异，古代中国的社会及城市，与西方中世纪和近代的社会及城市既有类似的地方，又有重大的区别。由于中国自然历史条件的特殊性，尤其是秦朝之后，一面是汪洋大海般的小农，另一面是大一统的皇权专制，这就基本上决定了城市的性质和命运：中国的城市无“自治”可言，更不可能形成“城市国家”。居住在城市的统治者从政治上掌控着广大农村，但这不能理解为城市对农村的主导，而是皇权对城乡一体性的统治。

古代中国城市最初作为从聚落发展而来的建筑群，也是“有城无市”，到后来渐渐“城中有市”，再到市突破城的局限，“有城有市”，也有个别的“有市无城”的情况^[9]。城与市关系的变化，是古代中国社会经济与政治关系变化的一个缩影：最初城的建立，主要考虑的是自然条件和周边环境，一要有利于生产生活，二要有利于安全防卫。夏的都城的建立与迁移，在此基础上重点考虑“收众夏，固邦本”，着眼点显然是政治需要；商的都城的建立与迁移，进一步重视地理与交通的优势^[10]；周兴起并建都于西部的渭水流域，实行“封土建国，以藩屏周”的封建制，其政治目的不言而喻。周室宫殿都城及直接控制之地谓之京畿；诸侯之“国”则是由城墙围筑的防御基地，管辖着上百平方里的封地。《周礼·考工记》说“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纬，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所谓“市朝一夫”，指市场和朝拜的地方各百步见方的面积（以一个农夫有百步之地耕种来形容）。西周的城邑都被纳入王朝体系，上有统属，下有分支，构成金字塔式的层级结构。到了春秋战国，城市的人口越来越多，许多诸侯国也非常重视商贸活动，于是市场的规模与交易的距离也越来越大。

秦统一天下之后的历朝历代，把农业作为自己经济基础的皇权专制政治，实行的一直是重农抑商的国策，自汉建立起来的官工官商和官学的体制，二千年一贯。这不能不限制城市工商业的发展，从而也限制了社会的横向流动与职业转换，阻碍市民阶层的出现。由于朝廷垄断了大部分的手工业和商业，能够无偿地调拨整个国家的资源，京城作为政治的中心，也就成为经济的中心；它对社会上各方面人才的吸引，更使之成为文化艺术的中心和文明的汇聚地。这不能不导致在城市中，官方政治与社会的自发势力，与市民生活之间形成复杂的矛盾关系。而国家越是发展成为政治国家，它就越要把自己的意志——其实就是统治者的意志——贯彻到社会的方方面面。

明朝是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例证。随着数次经济和文化重心南移，到宋元时期，江南的社会经济繁荣，已在全国领先；明成祖朱棣由南京迁都北京，则主要是基于政治和防御游牧民族的考虑。这样一来，一方面造成明政权更趋专制和落后，如黄仁宇所说：明朝以农村中最落后的部门为基础，并以之为全国的标准，使全国看起来像一座大村庄而不像一个国家。政府既不对服务性质的组织与事业感兴趣，也无意于使国民经济多元化。其严格的中央集权及施政方针，不着眼于提倡扶助先进的经济，增益全国财富，而是保护落后的经济，以均衡的姿态维持王朝的安全，全国的工商业活动都受到压制。^[11]但是由于京都北迁，也带来了这个政权对南方控制的递减。明代中后期，南方工商业的发展和工商市镇的数量都远超北方，城镇化水平达到百分之十五左右；民间社团和市民生活也变得空前活跃，如形成了以东林党人为代表的批评专制统治、维护地方利益的政治力量；在明末三大家顾黄王和其他学者那里，出现了针对天子集权的分权主张，成为清末民初主张“地方自治”的一大思想源头。但从总体上看，即使在南方，城市的政治性也远远强于其经济功能，朝廷的主导作用或支配作用远大于民间力量，直到它走向衰败瓦解并被新的王朝取代。

清晚期，随着列强殖民活动和清政府自强运动的展开，中国的城市一度得到迅速发展。1840年以前清朝开放的通商口岸只有广州，但到了清朝被推翻的前夜，朝廷被迫与主动开放的口岸己多达90余个，这些口岸大都属于中国沿海与沿江的城市，另一些则是沿交通网线的内陆城市，它们标志着中国历史进入现代化的全新进程中。以广州、福州、厦门、杭州、宁波、苏州、上海、青岛、天津、大连、南京、汉口、重庆等为代表的口岸城市，新式商店林立，近代工厂云集，金融业和房地产发达；西式医院、新式学校、新式演出、报刊以及出版机构，也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吸引着出身中国农村和小城镇的广大知识青年，从四面八方来到这些城市，谋求在经济、文化和政治等领域的发展。中国上世纪初的大企业家，几乎都是从上述城市中产生出来的。在广州、上海、天津、厦门、汉口等城市的租界中，更是率先出现了按照科学规划建设起来的新式马路、煤气、电灯、电话、自来水、公共交通、垃圾处理系统，加上严密有效的西式的城市管理，使这些城市形成了迥然不同于中国老城的新的面貌，为中国城市的现代化树立了样板，也为整个沉默而又处于动荡瓦解中的传统社会，带来了一股新的空气。^[12]

租界重大的现代思想文化意义，在于对当时华人观念变迁的影响，其中最为显著也最有象征意义的，就是“夷”变为“洋”，“洋人”、“洋货”、“洋场”的称谓，表明华人对西方文化由排斥而欣赏，这同时也是对近代城市生活方式的认同与趋从。而将西方的历法由“洋历”改称为“公历”，将西方人建立的花园由“夷园”改称“公园”，则进一步表明了中国人在“中西”关系问题上平等意识和普遍价值观念的萌生。租界还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如当年的革命党大都曾经将租界作为躲避当时政府盘查镇压，从事政治活动的重要场所，打破了传统的中国城市作为政治一元化堡垒的局面。

在民国时期，上述城市尤其是工商业进一步得到发展，有资料显示，到1933年，除东北、台湾以外的工业最发达的十二个城市中，沿海的上海、天津、青岛、广州、福州、汕头等六个口岸城市，占了工人总数的72%和生产净值的85%；其次是沿江的南京、汉口、重庆等三个口岸城市，占了工人总数的10%和生产净值的5%。同时，沿海沿江口岸也是我国城市成长最快、城市化水平最高的地区。民国时期直属中央的七个特别市和十二个院辖市中，通商口岸城市分别占了86%和83%。从人口规模等级的角度看，1930年代，人口200万以上的全国第一大城市上海是通商口岸，人口100—200万的四个特大城市中三个是通商口岸，人口50—100万的四个大城市都是通商口岸。甚至在人口20—50万和人口10—20万这两个等级的城市中，通商口岸城市也占到67%和52%。口岸城市在中国经济、政治与文化现代化的过程中充当典范，相当有力地说明中国传统的农耕文明与传统农业，已经难以支持中国的发展，它必须借助工商业或转换为工商业，才能获得新的生命；而口岸城市所发挥的带动和引领作用，恰恰表明工商业已经成为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

然而，这些得风气之先的城市，犹如处于风浪冲击之中的山峰与礁石，也要长期承受中西古今之间的矛盾和冲突，特别是随着政治的强化或衰落、开明或保守，直接导致这些城市的发展或停滞。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处于现代化过程中的中国城市不过是一个政治与经济的容器，完全是被动的，近代以来中国的城市正在获得自己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例如，变革之风往往从南方城市中刮起，由南向北引发风气的改变，表明南方的一些大城市已由市场经济赋予了自由平等和理性的品格。当然，中国整体上的经济发展与政治体制，也必定从宏观上支持并制约着这些城市的个性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