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农业：日趋失重的历史进程
20世纪20年代，吕瑞庭提出《农业立国意见书》。这部篇幅不大的小册子，内容可大致概括为绪论、本论和结论三个部分。在本论部分，作者列出了农业立国的（历史、地理、政治、经济、财政、统计、军事、风俗、卫生、人口等）十大理由。民国初立，政局变动，国家根基不稳，未来方向不明。关于国家政策及其立国方向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问题在于，为什么“农业立国”成为一个问题，值得如此提出并引发一波又一波的论争？其后二三十年代农村复兴思潮、救济农村主张以及乡村建设运动的兴起，30年代之后农村社会性质论战等等，都与这一思想动向相关。然而在此之前，这不成其为问题。
传统中国的基本国策就是“以农立国”，“以农立国者垂五千年，劝课农事，溯源极古。后世因袭，莫敢或轻”。[1]随着商鞅耕战政策的推行，特别是秦汉统一帝国建立后，农业被摆放到安邦治国的突出地位，商业或商人渐次沦落而被轻贱。此后两千年间，“重农抑商”政策一直为历代统治者奉为国策，“古之王者，宰治重教，既视农为本业而末置工商”。直到晚清之际，在内忧外患的双重逼迫之下终成“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遂使这一“立国之策”发生了历史性逆转。
在19世纪60年代之初，曾国藩在洋务运动中就形成了“商鞅以耕战，泰西以商战”的认识。从19世纪60—70年代形成，在80年代得到充分发展的“工商立国”的商本思潮，便是近代社会生活和社会结构变动的观念表现，它是对传统“农本”结构及其社会地位的一种反叛。由“商末”变为“商本”的历史过程，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从洋务运动揭开序幕。“我国机器工业，肇始于同光，建设于清季”。[2]以大机器为生产手段的近代工业的出现，不仅仅意味着新的生产方式的出现，而且为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明示了历史趋向。“洋机器于耕织、刷印、陶埴诸器，皆能制造，有裨民生日用，原不专为军火而设”。[3]
1903年，一变而为“工商立国”。清朝中央一改“重农抑商”之传统，发布上谕：“通商惠工，为古今经国之要政。清朝正式成立闻以贝子载振为尚书、以徐世昌、唐文治为左右侍郎的商部，成为“中国史上数千年来未有之创制。”亦即，20世纪初年，开始实施“工商立国”之策。
晚清民国政权变动，并未逆转这一历史演进的基本态势。北洋、民国时期，尽管政局动荡，但工业化进程并未中断。“抗日战争前的半个世纪，中国经历了一个工业化过程。中国经济取得的进步，无论在规模还是在影响上，与包括日本在内的其他几个增长速度很快的国家相类似。经济学家们的研究表明，1912—1936年，中国工业年增长率9.4%。仅就工业化或者现代化建设成就而言，“在抗战前达到了旧中国经济史上的最高峰”[4]。
新中国成立后，工业化目标仍然是国家建设的基本导向。这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报告中已经十分明确指出，在革命胜利以后的任务是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同一天的发言中，就工业化问题，任弼时强调说，我们在政治上、军事上取得了独立自主，“还必须在经济上取得独立自主，才能算完全的独立自主”。他认为，新中国要逐步转向社会主义，工业的比重至少要达到30%以上[5]。
1954年1月，毛泽东就关于召开七届四中全会指示，大概是三个五年计划，即十五年左右，可以打下一个基础。“我们要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大概要经过五十年即十个五年计划，就差不多了，就像个样子了，就同现在大不一样了。”现在状况，“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6]。显然，向工业社会转型仍然是新中国建设的主要目标。在这一时期，中国用了近30年的时间，初步构造起了独立、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工业化进程也由起步阶段逐步进入了工业化的阶段。
“一五”计划的基本建设投资总额安排为427.4亿元，占国家对经济事业和文化教育事业总支出的55.8%，超过财政支出总额的1/3。5年共投资400多亿元，它超过了中国近百年现代化过程中形成的固定资产的总和（到1949年，工业固定资产总额为128亿元）。可知，在国家整个建设投资取向上，工业是重点，农业只占7.6%。[7]新中国经济建设的启动实质上就是工业建设进程的启动，也就是工业城市化和城市工业化进程的启动。“我国城市建设只能而且必须采取重点建设的方针。”[8]尤其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这期间，全国总人口年平均增长2%，而城市人口年平均增长7%。”[9]1949年全国仅有城镇人口5700多万，占全国总人口的10.6%，到1952年时全国共有157座城市，城市人口7000多万，城市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重上升到12.5%。在“一五”计划建设推动下，工业化建设进程中一部分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骨干工业就业投入国家建设，这期间全国城镇人口增加了2786万，至1957年达9949万人，城市人口占全国人口的15.4%。“一五”计划期间，农村每年平均净迁移300万人口到大中城市[10]。
1979年后30年现代化的快速推进，仍然是工业化进程的接续性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其间虽有顿挫、有曲折，但不能说断裂。2002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跃上10万亿元的新台阶，经济总量位居世界第六位；工业增加值为45935亿元，占GDP的比重达到44.9%。作为比较，新中国成立之初的1949年，工业净产值仅为45亿元，所占比重只有12.6%。这一数据对比背后，隐含着一个建立在农业国家基础上，拥有13亿人口同时进入工业化进程的历史演进。
今天中国正处于工业化中期。这是中国社科院发布的《中国工业化进程报告》对中国的工业化水平所做的评价。该报告指出，2005年中国工业化水平综合指数达到50。这一指数是评价一个国家工业化水平的指标，指标数在0—33时表示一个国家工业化处于初期，33—66时表示工业化中期，66—100则表示工业化后期了，而当这个指数大于100，则表示已进入后工业化阶段。如果再考虑两年的增长，到2012年年末中国工业化水平综合指数达到72左右，中国进入工业化的最后阶段是没有疑问的。
百年历史演进的大格局是：中国农业从传统“重农抑商”演变为“重商轻农”，再变为“重工轻农”。其间，面对工农业严重失衡问题时虽然时有调适，也只是补救一时之困，并未影响历史演进大势。1979后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加速发展，农业持续处于失重态势，而且这一趋势未来一定时间内没有可能改变。《中国工业化进程报告》预测，中国将在2015年至2018年完成工业化，最晚将在2021年完成工业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