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历史农业地理研究的几点思考

20世纪的最后二十年，可以说是中国历史农业地理研究辉煌的二十年。二十年中，以史念海教授为首的陕西师范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的研究人员集中精力对中国历史农业地理进行了全面而系统的研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历史地理学界的其他同仁在专心从事各自领域研究的同时，对中国历史农业地理学的许多方面也进行了非常深入的研究。中国历史农业地理的时空变化过程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清楚。面对新世纪科学发展和国家经济建设的需要，有必要对过去的研究进行总结，对学科今后的发展方向和研究重点作一番探讨。在此，笔者不揣谫陋，想就中国历史农业地理研究的地位、既有的成绩和不足、中国历史农业地理学今后的研究重点等方面提出几点看法，不当之处，请各位专家批评指正。

一 中国历史农业地理研究的重要地位

历史农业地理学是研究历史时期农业生产诸要素的地域分布及其相互间作用、变化、发展规律的科学。从学科结构来说，历史农业地理学应该属于历史经济地理学的一个分支，是历史地理学下属的一个三级分支学科，但它的地位却很重要。

首先，中国历史农业地理的重要地位是由农业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地位决定的。我国自古就是一个以农立国的国家，农业经济在整个社会经济生活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农业的发展不仅关系到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而且直接影响到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安定。早在洪荒时代，炎帝就因教民耕耘而被尊称为神农氏，黄帝作为中华民族的始祖，其功德最为昭彰者也不外乎是“顺四时之宜，播种百谷草木”。纵观我国历史，没有哪一个朝代不是将奖励农桑，发展农业生产放在首要地位；我国的史书，也历来将农田垦殖、水利建设、农作物分布等与农业生产有关的材料作为一个不可缺少的内容加以记载。即使是在工业化程度相当发达的今天，农业在我国的基础地位仍然不可动摇，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不仅关系到广大农村地区人民生活的温饱问题，同时也是制约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一个关键性因素。要发展农业，提高农村经济水平，需要各个学科从不同的侧面进行研究，历史地理学者当然也不能例外，也必须肩负起这个责任，充分发挥历史地理学的特长，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对中国农业的发展历史进行总结，为我国农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合理的意见和建议。

其次，中国历史农业地理研究是中国历史地理其他分支学科研究的基础。华夏传统文明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以农耕为基础的文明，中国历史在很大程度上也可以说是一部农业发展史和农民活动史，中国历史发展的方方面面无一不与农业生产和农民活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要全面而合理地理解中国历史，首先必须深入了解中国农业的发展史和农民活动史。同样，以研究人地关系的发展过程及其规律作为中心内容的历史地理学，无论是中国历史自然地理研究，还是中国历史人文地理研究，都不能无视农业生产和农民活动的地域性差异及其对地理环境的影响。只有在深入了解中国历史农业地理的发展过程和特点的基础上，才能深入了解中国历史地理其他分支学科的发展过程和特点。

再次，中国历史农业地理研究是现实发展的迫切需要。人口、自然、环境问题是当今世界普遍关注的三大主题，由于研究对象的同一性，环境变迁问题已成为历史地理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随着环境问题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环境变迁研究在历史地理研究中的地位将会不断提高。我国自古就是农耕国家，人类活动对环境变迁的影响主要是指农业垦殖活动对环境变迁的影响。因此，要充分认识中国的环境变迁问题，首先要弄清我国古代农业生产对环境的影响，而实际上这也正是中国历史农业地理所要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

基于上述三点认识，笔者认为，对中国历史农业地理的研究，将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

二 既有的成绩和不足

对中国历史农业地理的系统研究应该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地图集·历史农牧业图》的编绘需要。198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开始组织一批学者编绘一部大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历史地图集》，由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先生任主编，内容包括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各个方面。属于人文地理方面的，有疆域政区、农牧业、手工业、矿业、城市分布和规制、民族分布和迁移、人口分布、宗教、人才分布等图组。其中的农牧业图组即由史念海先生为首的陕西师范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承担。为配合图幅的编绘，高质量地完成图幅的编绘任务，史念海先生组织人力按时期分地区对中国历史农业地理进行了全面、系统、详细的研究。[3]在史念海先生的指导下先后有11名硕士研究生以历史农业地理为题完成了硕士毕业论文，15位博士研究生以历史农业地理为题完成了博士学位论文。迄今为止，公开出版的历史农业地理学著作共达13部，分别是郭声波的《四川历史农业地理》（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韩茂莉的《宋代农业地理》（山西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和《辽金农业地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龚胜生的《清代两湖农业地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吴宏岐的《元代农业地理》（西安地图出版社1997年版）、陈国生的《明代云贵川农业地理研究》（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耿占军的《清代陕西农业地理研究》（西北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周宏伟的《清代两广农业地理》（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马雪芹的《明清河南农业地理》（台湾洪叶文化出版公司1998年版）、萧正洪的《环境与技术选择——清代中国西部地区农业技术地理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李心纯的《黄河流域与绿色文明——明代山西河北的农业生态环境》（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王社教的《苏皖浙赣地区明代农业地理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李令福的《明清山东农业地理》（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0年版），其中11部都是在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1部是在硕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仅就出版的著作而言，中国历史地理学恐怕还没有其他分支学科可与之相比。与此同时，广大研究者还分别在《中国历史地理论丛》《中国农史》《历史地理》等学术刊物上发表了数以百计的有关历史农业地理的论文。由此可见，在这近二十年中，中国历史农业地理研究所取得的成就确实是非常巨大的。

从已出版的著作和发表的论文来看，中国历史农业地理研究所涉及的内容非常广泛，诸如农牧区域的变迁、农牧界线的位移、农作物的构成及地域分布、农业生产的区域差异、农业技术与环境之关系、农业生产对环境的影响，等等，都有人进行过探讨。通过这些研究，我们对历史时期农业开发的进程、农牧区域的变迁有了非常清楚的了解，对历史时期农作物的构成及其地域分布、农业生产的区域差异有了比较可靠的认识，对历史时期农业开发与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也有了一定程度的理解。不过，虽然所取得的成绩很大，但与我国历史农业地理研究的目标仍相差较远，存在的不足也非常明显。这些不足主要表现在：

1.研究内容不够全面，轻重失衡。

就研究时段而言，研究者多把注意力集中在宋元明清时期，对唐以前及近代研究不多。以业已出版的著作为例，除了郭声波的《四川历史农业地理》是通论性的著作外，其余12部都是宋元以后的，尤其是明清时期的。以发表的论文来说，1988—1995年所发表的有关历史农业地理文章中，[4]唐以前虽然占有较大比重，但仍不能与宋元明清时期相比，而有关民国时期的文章更属凤毛麟角。其中的原因固然是明清时期资料比较丰富，地位也比较重要，但从历史地理学的学科性质而言，唐以前的情况也必须弄清楚，否则就很难科学地总结中国历史农业地理的演变规律。特别是民国时期，虽然时间很短，但因年代较近，是中国农业生产由古代发展到近代的桥梁，更应重点研究。

在研究地域上，也有失衡的现象。大多数学者将注意力集中在东部地区，对西部内陆地区进行研究的则不是很多。在已出版的历史农业地理著作中，属于西部地区的有郭声波的《四川历史农业地理》、萧正洪的《环境与技术选择——清代中国西部地区农业技术地理研究》、陈国生的《明代云贵川农业地理研究》、耿占军的《清代陕西农业地理研究》，此外韩茂莉的《宋代农业地理》和《辽金农业地理》、吴宏岐的《元代农业地理》作为全国范围内的历史农业地理论著，对西部地区也有论述，从数量上来看几乎与东部地区不差上下，但相对于西部地区广袤的地域和恶劣的生态环境而言则显得不足，尤其是新疆、西藏、青海、内蒙古等广大地区，目前还缺少系统的专门研究。

在研究对象上，偏于土地开发和种植业，对牧业、林业很少涉及，对种植制度、农业技术也较少注意。目前出版的历史农业地理著作大部分都把主要精力放在土地垦殖过程和农作物的构成及其分布上，从农、林、牧、副、渔五业整体角度来探讨历史农业地理的仅有郭声波的《四川历史农业地理》，此外像韩茂莉的《宋代农业地理》和《辽金农业地理》、吴宏岐的《元代农业地理》，对当时的牧业状况虽然也有研究，但显然不是研究的主要方面，其他著作则对此几乎没有涉及。对于种植制度和农业技术的研究，虽然大部分研究者在行文中有所提及，但并未展开论述，只有萧正洪的《环境与技术选择——清代中国西部地区农业技术地理研究》和郭声波的《四川历史农业地理》对此作了详细研究。

2.理论探讨不深入，大多停留在农业地理景观的复原上，对历史时期农业地理景观的差异、变迁及其原因重视不够，缺少有分量的论述，对中国历史农业地理景观的差异、特征缺少探讨。

应该说，大多数研究者对历史农业地理理论还是比较关注的，在考察农业地理景观的变化时也注意分析变化的原因，只是有分量的论述很少，大多重复前人的套话，很少有自己独立的见解，有些结论似乎放在任何时期、任何区域都合适。

3.有些研究水平不高，对既有的相关学科的科研成果重视不够，对有关材料缺少必要的考证和分析，堆砌和罗列材料的现象比较严重。

历史农业地理研究的是历史时期的农业现象，因而对于材料的考证和分析显得尤为重要，对历史材料的正确理解和运用实际上是所得结论正确与否的基本前提，但有些研究者对此似乎并不在意。比如说明清时期的人口和田地数字问题，目前史学界几乎一致的看法是并不全都能反映当时的实际情况，但有些研究者仍然是将这些材料拿来就用，不分析这些材料的真实含义及其与实际情况的关系，其所得结论的可靠性、科学性就很令人怀疑。甚至还有研究者用清代后期乃至民国时期的材料来说明几百年前明代中期的农业生产情况，则是根本不懂得历史研究。

研究历史农业地理不仅要懂得运用历史学和地理学的有关理论和方法，对于农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理论、方法和研究成果也应有清楚的了解。因为农业是一个自然再生产和社会再生产相结合的过程，农业景观的形成，是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但不少研究者在这方面的修养不够，只能堆砌和罗列一些材料，缺少深度分析，缺少理论总结，看起来材料丰富，实际上没有自己的观点。

三 今后努力的方向

21世纪是知识经济的时代，尽管这一提法不一定准确，但在即将到来的这个世纪，作为社会主体的人在人地关系中所处的地位无疑越来越重要，是人地关系系统中的主体方面。对人地关系系统中人这一方面的研究，已成为西方地理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5]作为历史地理学分支的历史农业地理学当然也应该对此多加重视。同时，任何一门学科要获得永久的繁荣，除了自身的理论建设外，还必须时刻坚持为现实服务的宗旨，根据国家经济和文化建设的需要及时调整自己的研究方向和研究重点。基于以上两点，笔者认为，中国历史农业地理研究今后应在以下几个方面多做努力：

1.加强农、林、牧、副、渔各业的综合整体研究。农牧结合、耕织结合是我国农业发展的一个最显著特点，农、林、牧、副、渔在我国农村经济构成中虽然各有轻重，但却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的。在研究我国的历史农业地理时，就不应人为地将其割裂开来，只研究其中的一个方面，忽视其他各业的存在，而应将其放在一起整体地进行系统研究，对农、林、牧、副、渔各业在整个农村经济结构中的演变及其影响进行探讨。只有这样，才能全面准确地理解我国历史农业地理发展的真正规律，避免以偏概全、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错误，为我国农业的全面发展提供参考。

2.积极开展对西部内陆地区，尤其是环境脆弱地带农业生产特征及其影响的研究，寻求一种既能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又能保持生态平衡的农业经营模式。中国西部地区地域广大，环境问题比较严重，在历史时期，曾经有过多次农牧进退和经济文化的兴衰，人类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影响以及地理环境对人类活动的制约作用比其他地区表现得更为明显，也更具典型性。现在，正逢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如何在西部大开发过程中既能促进当地经济的迅速发展，又能保护当地的自然环境，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如果一味强调开发而忽视生态环境的保护，必然给西部地区带来一次更为严重的生态灾难，最终使西部广大地区更加贫穷落后；而如果片面强调环境保护，不顾西部地区地理环境存在的地域差异，一味强调退耕还林，改农为牧，也必然是对西部地区自然资源的一次巨大浪费，最终影响西部地区的开发进程。历史地理学者应该在这方面有所作为，进一步开展对西部地区经济开发与环境变迁，尤其是土地利用变迁及其对环境影响的研究，探讨西部不同地区特殊地理环境下土地利用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寻求一种既能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又能保持生态平衡的农业经营模式，为西部大开发提供具体的意见和建议。

3.重视区域农民特征和农村社会特征等主体因素在中国历史农业地理演变过程中的作用。中国历史农业地理的演变，可以概括为两大系统的共同作用，一为自然因素系统，一为人文因素系统。因为自然地理现象的变化比较缓慢，而人文地理现象的变化和发展比较迅速，因此在这两大系统之中，人文因素对中国历史农业地理演变的作用更为明显。比如由于农牧民族实力的消长，会导致农牧界线的明显进退；国家经济政策的调整，会导致不同地区农业发展进程的缓慢，各种农作物种植区域的变化；种植技术的改进和推广，会导致不同地区农业生产景观的差异；人们饮食和文化心理的不同，会影响各地农业种植结构的差异；等等。可以说社会人文因素的任何一个方面，包括国家的政治、经济政策，农民的知识水平和心理特征，农村社会的组织结构等，都对中国历史农业地理有着深刻的影响。过去的研究对这些影响虽然有一定的认识，但研究得不够深入，今后不仅要加强这方面的宏观研究，还要对具体地区作具体的分析，正确评价各种人文因素在中国历史农业地理演变过程中的作用，为力图从根本上改变人在人地关系发展过程中的被动状态，充分发挥人类社会的主体能动角色，为我国农业经济的持续永久发展提供借鉴。

4.注意中国历史农业地理演变规律的总结和研究成果的推广和运用。中国历史农业地理研究的最终目的是要总结中国历史地理演变的规律，为我国农业生产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和建议。但过去对这两方面的研究却远远不够，尤其是研究成果的运用方面，虽然所取得的成就很大，但还仅仅是停留在学术研究方面，并没有受到有关政府决策部门的重视，产生出应有的社会效果，更不用说将研究成果转化为知识灌输到农业生产的直接责任者——广大农民的头脑中去，使之变成自觉的行动。建议以后多加强对研究成果的宣传，加强与政府决策部门的联系，根据政府决策部门的实际需要开展研究，多出一些既有较高的理论水平、又有较强的可读性的研究成果。

（原文发表于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编《面向新世纪的中国历史地理学——2000年国际中国历史地理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齐鲁书社200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