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投融资决策是企业财务活动的两大部分,并因此受到公司财务界的长期关注。作为企业资金运动过程中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投融资决策应该是相互影响,共生互动的。然而,相当长的时间内,投融资决策都被单独处理。虽然,在长期反思和探讨的基础上,学者们业已形成了有关于投融资相互关系的初步认识,但是人们更多的是关注企业融资对投资决策单信道影响。另一方面,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微观主体,企业不仅反映的是少数人的利益诉求,同时也承载着社会和谐与进步的宏观使命,其发展的好坏或发展的方向深深地影响着我国诸多重要社会目标的实现。作为直接影响企业盈利能力、持续能力和发展方向的关键变量,投融资行为的优化将无疑为这些企业社会目标的实现提供有力的财务支持。有鉴于此,本书将对投融资互动关系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并对投融资互动优化下企业可能实现的信贷违约风险改善和就业增加进行研究,最终对我国上市公司进行检验,为我国企业投融资互动优化下财务绩效与社会效益的和谐共生提出对策措施。本书的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利用实物期权方法,对企业投融资互动决策机制进行了理论分析。分析表明:①受税收利益和破产成本的影响,较低的负债融资会刺激企业的投资决策,较高负债融资则会产生抑制作用;在负债代理冲突下,股东会更加注重负债的税收利益而对破产成本予以轻视,因而会产生过度投资,过度投资会反过来减少负债融资。②资本折旧会因为折旧税盾刺激企业投资,但会对负债税盾产生替代效应,从而对负债融资产生抑制,并因此减少股东的过度投资。③历史投资会因为收入效应降低企业的破产成本,从而有利于负债融资增加,存量负债会通过破产成本抑制企业投资,并通过税收利益促进企业投资;在负债代理冲突下,若存量破产风险为零,投资后破产风险增加,此时负债会导致股东由过度投资转为投资不足;若存量破产风险非零,负债会导致股东由投资不足转为过度投资;投资不足会为企业负债融资增加创造条件,过度投资会抑制企业负债融资。④若短期负债偿还时企业无破产风险,短期负债会促进企业投资,若存在破产风险,短期负债会抑制企业投资动力;负债代理冲突下,如果企业无负债融资,股东会过度投资,但随着负债融资增加,股东过度投资会得以抑制甚至会逐渐转为投资不足。
第二,在实物期权框架下,对企业投融资互动决策下社会效益的实现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①新增负债融资会促进信贷违约风险的产生,而劳动力雇佣会随新增负债先增后减,而投资临界值与信贷违约风险负相关,但与劳动力雇佣正相关。②股东过度投资会进一步刺激信贷违约风险,并导致劳动力过度雇佣,投资不足会降低信贷违约风险,并导致劳动力雇佣不足。③折旧总体上会刺激就业水平,但在较低新增负债下,折旧会抑制信贷违约风险,而较高新增负债则相反。④存量负债会提高信贷违约风险,而劳动力雇佣水平随存量负债的变化按照投资前后企业破产风险不同而表现出不一样的特征,而在较低新增负债下,存量负债会因为股东从过度投资转为投资不足而对信贷违约风险的促进作用由强变弱,若新增负债比较高,情况则相反;历史投资会抑制信贷违约风险,但在较低新增负债下,历史投资会因为股东由投资不足转为过度投资而对信贷违约风险的抑制作用由强变弱,若新增负债比较高,情况则相反;如果投资前企业存在破产风险,较低新增负债下劳动力雇佣会与历史投资负相关,在较高新增负债下则相反,如果企业在投资后由无破产风险转为有风险,劳动力雇佣会随历史投资正相关。⑤若企业存在短期负债,长期负债比例会降低信贷违约风险和企业就业人数;而若短期负债偿还时企业不存在破产风险,在较低长期负债区间,长期负债会因为股东由过度投资转为投资不足再变为过度投资而对信贷违约风险的抑制作用由弱至强再到弱,企业也会由劳动力过度雇佣转为雇佣不足最后再到过度雇佣;在较高长期负债区间,长期负债会因为股东过度投资而对信贷违约风险的抑制作用变弱,而劳动力雇佣问题会变得越来越严重;若短期负债偿还时企业存在破产风险,长期负债比例会因为股东由投资不足变为过度投资而对信贷违约风险的抑制作用会由强而弱,而劳动力雇佣在较低长期负债比例下会表现为不足,在较高长期负债下则反之。
第三,实证检验了投融资决策同期互动机制。结果发现:①负债融资对投资支出具有正向作用,企业投资也会促进负债融资,而在高负债水平下这种促进作用会弱化,并且在折旧税盾替代效应下,投资在高折旧下对负债融资促进作用也会下降;短期负债会促进投资支出,但在较高破产风险下这种促进作用并未减弱。②由于负债代理冲突,若投资后破产风险上升,负债融资对投资支出具有更大的促进作用,并在股权集中背景下这种促进作用更为强烈,也就是说股东会存在过度投资问题,而折旧会抑制股东的过度投资热情,短期负债融资也会对过度投资产生抑制;过度投资会降低企业的负债融资,但在股权集中企业过度投资降低企业负债融资的现象会变弱;若投资后破产风险下降,企业会投资不足,并且股权集中型企业投资不足更明显,在投资不足情形下,投资支出对负债融资正向关系并没有变强反而变得更弱,说明投资不足并不会促进企业负债融资。
第四,实证检验了投融资决策跨期互动机制。结果发现:①历史投资支出会通过有效税率对低财务约束企业负债融资形成促进作用,但对高财务约束企业产生抑制作用。②历史投资会通过对破产风险的促进作用而对负债融资产生约束。在高成长企业,历史投资并没有借由收入效应显著降低其风险,对于低成长企业,历史投资在股权集中情形下反而会对风险形成促进作用,在其他情形下也没有形成显著的风险抑制。③存量负债会显著地降低有效税率从而对投资支出形成促进作用。④存量负债会显著增加企业破产风险,从而在总体上对企业投资形成约束;而由于低成长企业过度投资问题,破产风险对投资支出的抑制作用会下降;由于高成长企业不存在投资不足,所以破产风险不会对投资支出形成更强抑制,而股权集中型企业有可能存在投资不足,所以破产风险对企业的投资动力的抑制作用会相对减少,但破产风险对投资支出的总体作用效果依然为正。
第五,实证检验了企业投融资互动决策对信贷违约风险的影响机理。结果发现:①在总体上,新增投资和历史投资都会对信贷违约风险产生促进作用,新增负债对信贷违约风险具有抑制作用,但存量负债对信贷违约风险具有促进作用。②在股权集中企业里由于过度投资问题,企业投资支出对信贷违约风险的促进作用会变得更强,而过度投资的企业将存在较低的最优负债。③资本折旧与信贷违约风险正相关,折旧并不会降低企业信贷违约风险。④整体上,短期负债比例与信贷违约风险正相关。⑤若企业新增负债比较少,则在较低存量负债下,企业会因为过度投资而表现出更高的信贷违约风险,在较高存量负债下,企业会因为投资不足而出现较低的信贷违约风险。⑥上市公司信贷违约风险与区域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正相关,说明通过适当的投融资互动决策并降低企业信贷违约风险能对区域金融发展产生溢出效应。
第六,实证检验了投融资决策互动机制下企业就业水平的变化。结果发现:①总体样本下,历史投资和新增投资都会促进就业人数增加,存量负债会减少企业就业,新增负债不会对就业产生显著影响,但在较高新增负债下,负债融资会对就业产生抑制,股权集中型企业会因为过度投资而产生劳动力过度雇佣。②折旧会提高企业就业人数,同时对股权集中型企业劳动力过度雇佣产生抑制。③较高短期负债融资对企业就业存在促进作用。④若投资后破产风险较低,较高短期负债比例的企业会存在劳动力过度雇佣,而较低短期负债比例的企业会劳动力雇佣不足。⑤若投资前无破产风险,存量负债不会显著抑制企业就业人数,相反存量负债会显著地降低企业的就业水平;在负债代理冲突下,若投资前存量负债比较低,较低新增负债会降低企业就业人数,若投资前存量负债比较高,较低新增负债会减少企业就业人数。⑥在高历史投资且投资前破产风险较低的企业,历史投资会促进就业增加,若历史投资比较低且投资前破产风险比较高,历史投资都会促进企业就业;在负债代理冲突下,若历史投资比较低,较低新增负债企业可能产生劳动力雇佣不足,而在较高新增负债下企业会表现出劳动力过度雇佣,若历史投资比较高,无论新增负债高低企业都会进行更高的劳动力雇佣,但并无证据表明企业存在劳动力过度雇佣或雇佣不足。⑦上市公司劳动力雇佣与区域就业水平正相关,说明通过适当的投融资互动决策并提高企业就业人数对区域社会就业产生溢出效应。
第七,相关政策建议。
本书的研究工作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批准号:10XGL004)“企业投融资互动决策及其社会效益的实现研究”的支撑;本书的编写和出版得到四川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重庆市重点人文社科研究基地“国别经济与国际商务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此外,本书在研究、写作过程中参考了大量文献,由于篇幅所限,不能一一罗列,这里特向未被罗列的作者表示歉意,并向所有的作者表示诚挚的谢意。
由于时间仓促及作者水平有限,本书错误之处在所难免,敬望读者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