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序言
文学地理学的学术方法，如今已经逐渐成为古今文学研究的当家重头戏之一。它开拓了大量的地方的、民间的和民族的资源，与书面文献构成广泛的对话关系，从而使我们的文学研究敞开了新的知识视境，激活了许多看似冷冰冰的材料所蕴含的生命活力，这些都是我在十几年前开始提倡“重绘中国文学地图”时想象不到的。大概新世纪降临伊始的时候，我曾经在北京香山的一次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提出了一个新的命题：“我本人有一个梦想，就是希望画出一幅比较完整的中华民族的文化或文学的地图。这个地图是在对汉族文学、五十多个少数民族文学以及它们的相互关系，进行系统、深入研究的基础上精心绘制的。这样的地图相当直观地、赏心悦目地展示中华民族文学的整体性、多样性和博大精深的形态，展示中华民族文学的性格、要素、源流和它的生命过程。”我当时做了一个判断：如此绘制的文学地图，应该成为中华民族与当代世界进行平等的、深度的文化对话的身份证。此后的努力，就是2003年在英国剑桥大学当客座教授时，第一次作了“重绘中国文学地图与文学地理学、民族学问题”的讲演，同年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重绘中国文学地图》的讲演集，以及发表了本书收录的系列论文了。
其实，我的文学地理学的情结，早就有所呈露，这一点也被学界的朋友指认出来了。不少同行认为，我的《中国现代小说史》除了采用文化学、鉴赏学的视角之外，文学地理学的情结也很值得注意。情结也许有吧，但其时尚没有自觉的文学地理学意识，只不过我做学问总是从文献着手，在1980年代读过大量的现代文学原始书刊，做了几十本笔记，要把这些材料转化成井然有序的文学史著作，就必须遵循其内在的逻辑和潜在的结构，自然而然地也就聚合成京派、海派、东北流亡者作家群、四川乡土作家群、华南作家群，上海孤岛、香港、台湾，大后方、解放区、战区，连左翼文学也细分出上海、南京、北平，沦陷区分述东北、华北等地域区分和作家群分。
也许由于有这么一个学术的底子和它产生的后坐力吧，进入古代文学和文化研究不久，我的文学地理学的情结就逐渐走向自觉。比如研究古代小说时，探讨《穆天子传》的三晋因素和魏国信仰；研究《楚辞》时，注意它与黄河文明不同的长江文明特征；研究李白、杜甫时，致力于揭示他们身上分别出现的长江文明、西域胡地文明、中原文明的因素。特别是《中国古典文学图志》一书，加上“宋、辽、金、西夏、回鹘、吐蕃、大理国、元代卷”的副题，突出了文学地理学、民族学的维度。兼治少数民族文学后，文学地理学的方法就得到更充分施展的机会，提出了“边缘活力”的原理，以及黄河文明与长江文明之间的“太极推移”与中华文明生命力的关系，“太极推移”中巴蜀与三吴为两个“太极眼”，格萨尔属于江河源文明，南中国海与中国近代文明的发生等一系列重要的命题。这些命题在本书各篇中，都有比较认真的论证。这些命题的揭示和论证，旨在从真实、全面而深刻的层面上，提供一种历史文化哲学，从而对中华文明生命力千古不绝，中华民族由众多的具体民族融合出一个总体民族的文化根据，中华文明的文化动力学系统，给出一个坚实、深入而生动的说明。
先秦诸子还原研究的一些进展，也得益于文学地理学维度的展开。在对诸子发生学的考察中，这个维度的重要性，几乎等同于历史编年学、职官和姓氏制度、民俗民间口头传统、考古简帛材料，以及文本生命分析，它们各司其责，不可或缺。缺了哪一项，就仿佛瘸腿的螳螂，爬得愈远，跟目标的偏离就可能愈大。为何在先秦诸子书中，唯有《老子》书中存在母性生殖崇拜？离开老子故里的母性生殖崇拜遗风，离开陈楚边缘之地的氏族活动状态，而是只从汉人整理过的典籍中强说老子在庄子之后，就无法激活史籍留下的材料片段，在生命过程的缀合中对老子这种“坤乾文化”、而非《周易》的“乾坤文化”，进行发生学的追踪。庄子既然是宋国蒙地一个穷愁潦倒的卑微的“漆园吏”，在贵族教育盛行的当时，他“于学无所不窥”的知识从何而来？他有何等身份，可以支撑他与王侯将相的傲慢对话？作为一流大国的统治者的楚威王为何派大夫迎聘庄子，准备委以重任，而庄子似乎要逃避杀身之祸，不愿当牺牲用的牛，而甘为“曳尾于涂”的乌龟？这些都仅仅是寓言吗，超出真实身份的底线无端编造自己的身世经历，岂非有骗子之嫌？因此离开对庄子从大国流亡出来的疏远贵族后裔身份的考证，就无法通解以上“四大疑案”，更无从解释庄子为何写楚国故事都神奇，写宋人多笨拙，甚至卑劣，无从解释宋国任其废置为漆园吏，而蒙泽湿地却造就他对草木虫鱼充满童心的想象。又比如，《孙子兵法》是如何发生的，为何《左传》和当时其他官方史籍没有记载孙武，盛年孙武写“十三篇”之前并无战争历练，这部兵法中与孙膑传的记载有不谋而合之处，难道《孙子兵法》是孙膑所著？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竹简同穴出土《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自然使此类臆测不攻自破了。其实这些问题的破解，必须从人文地理学、家族姓氏制度入手，从孙武所属的齐国田氏巨族之庶支的将门家学出发，发现《孙子兵法》的家学渊源，包括其祖辈战场指挥的艺术；进而考察军事世家对近百年与齐国相关的重要战役，齐、晋、楚争霸的战争较量的评议，才能对一位年轻的兵法奇才，一下笔就写成“千古兵家圣典”和旷世智慧书的历史可能性，作出有理有据的阐释。由于文学地理学等学术方法的介入，对诸子研究的视角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诸子使学术下行至民间，从山泽川流的精魂、民间口传传统、民俗仪式事象中体验天地之道、人伦真谛、战争智慧和政治拯救原理。他们的知识来源发生了实质性的转移和巨大的拓展，我们不应将他们汲取民间口传传统中的黄帝、尧舜禹传说看成“伪托”，也不会重复“诸子出于王官”的说法，实际上他们在本质上是反王官之学的。
最后，想提一提“现代大国的文化解释能力”的命题，这是我们文化自觉的根本性命题。一个现代大国应该激活和培育自主的原创能力，当然要开拓现代世界视野，但也大可不必在思想理论上任凭外国人提供说法，我们只需鹦鹉学舌。我们应该提升对自身典籍、巨匠、文化特质、历史过程的解释能力，应该有这样的文化自觉：需要“碎片化”的是那些陈陈相因或拾人牙慧的理论框架，而不是我们民族的文化根柢。使自身文化的根系和大树“空心化”的民族，是可悲的。我们应该以现代性意识和创新性方法，激活数千年文化遗产内蕴的活力，使之可以生气勃勃地感动现代人的心灵，使之成为我们与当代世界进行对话的浑厚精深的文化底气。这种文化解释能力，实际上也是现代大国能力的体现。
2012年8月12日